高尚品德的名人故事汇编3篇 作文题目经典20篇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文革”一来，他可就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一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可以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老天爷大约总喜欢考验人，他们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做砸了。公司投资录制的单田芳的评书盒带鲜有人问津。投入了一定资金的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觉得公司前景堪忧，于是立即撤股。

单田芳对也入了股份的肖建陆说：“公司就剩我俩了，还有啥突围的好办法吗?”肖建陆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单老，可以将您的传统评书改编成电视剧。”

这可是一种很有前途然而风险也更大的尝试。单田芳负责剧本，肖建陆张罗资金。剧本好办，单田芳的脑子里有的是东西，可资金难求，因为这种投资不是一个小数目。终于有一位是单田芳的“粉丝”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愿意投资300万元。

他们常常日以继夜地连轴转，通过一年多的苦干，先后拍摄出了《风尘豪客》《山河泪》两部电视连续剧。初涉影视圈的他们终究只是门外汉，因“行业壁垒”，片子的销售一时竟成了“老大难”，公司入不敷出。

可单田芳并没有退缩之意。通过苦苦摸索，两三年后，他们的公司终于有了转机。5年后，他们找到了既适合自身也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从2000年开始，公司每年上缴利税多达100多万元。

如今，年逾70的单田芳俨然成了一位财大气粗的阔老板。可他并不满足，他说，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不要忘记对自己“吼一嗓子”，要回归自己的评书事业，要在评书上为中国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自己“吼一嗓子”，是对自己的一种解剖，是对“昨日之非”的一种坚定的告别，展示出的是勇于进取、敢于开拓的精神与风范。

一个总能对自己“吼一嗓子”的人，那种清脆而又激越的吼声会让他青春永驻、前途宽广。

时间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珍贵的。金钱买不到它,地位留不住它。时间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材料。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时间，分享了珍惜时间的名人故事，欢迎欣赏！

洋脚搓木棍读书

有个叫施洋的人，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天很冷，脚冻得难受。他一会站起来跺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吉米.卡特守时的故事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呼唤着人们的守时意识。名人因为惜时，所以守时。

吉米.卡特总统在他担任州长时，有一次，他因公和一位佐治亚州的专员同机外出。早晨七点钟，卡特已在飞机上等候了，只见那位专员正匆匆忙忙地在亚特兰大航空站的跑道上奔跑而来。

这时飞机正好滑行到跑道上，卡特虽然看到了那个人，还是命令驾驶员准时起飞。"他不能按时到达这里，这实在太遗憾了。"他厉声地说道。

邓中夏的五分钟谈话

我国早期的革命家邓中夏先生，他在北大读书时，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为不受人干扰，他干脆写了个"五分钟谈话"的纸条，贴在书桌上，来访的客人看到这字条后，如没重要事情便会马上告辞。有的客人甚至从他那儿得到启迪，也抓紧时间读书，不再虚度年华了。

诸葛亮：喂鸡求学

诸葛亮小的时候，跟着隐居在襄阳城南的水镜先生学习兵法。水镜先生养了一只公鸡，公鸡一到晌午啼叫三声，水镜先生就下课了。诸葛亮听课听得很不过瘾。

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裤子上缝了一个口袋，每天上学的时候就抓几把小米放在口袋里。当晌午快到时，他悄悄地朝窗外撒一把小米。公鸡见有黄灿灿的小米，顾不上啼叫，就啄食起来。刚刚啄完，诸葛亮又撒一把，直到把口袋里面的小米撒完。

等公鸡吃完口袋里的小米再叫时，水镜先生多讲了一个时辰的课，可把师娘饿坏了，时间长了不免抱怨几句："怎么搞到这么晚，晌午过了，也不知道饿!"

"你没听见鸡才叫吗?"水镜先生说。

师娘是个聪明人，知道其中必有奥妙。

第二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她悄悄地来到了院子里， 只见那只花颈公鸡刚要伸长脖子叫唤，就有人从书房窗口撒出一把小米。她走上前，把事情看了个仔细，又悄悄地回家了。

这天水镜先生回来，师娘笑着说："你这个当先生的，还不如小诸葛。"于是她把刚才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水镜先生。

水镜先生听后一愣，又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诸葛亮喂鸡求学，真是聪明过人，将来必定是盖世奇才。

诸葛亮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

李叔同闭门谢客

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一代宗师李叔同，三袭衲衣，一肩梵典，埋名遁世山林，他在青岛讲课期间杜门谢客，当时该市市长沈鸿烈等政要慕名拜访，三请不赴席。

最后只写出一帖交给来人，其中两句是，"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词句委婉恳切，辞却了对方的盛情相邀，显示出不趋名利的品格，令人崇敬。

宋濂冒雪访师

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故事点评：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张良原来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公子，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后，张良也从 贵族变成平民，他变卖了家产，只为报灭国之仇。当时他认识了一个大力士，那个大力士用的是一个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他说服了那个大力士去博浪沙这 个地方刺杀秦始皇，谁知大力士的大锤没打到秦始皇的马车，刺杀失败了，这个大力士自杀了。为了避免被牵连，张良开始逃亡。

张良逃到了下邳，悄悄住了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家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他在那里渐渐出了名，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一天早 上，张良路过一座桥时，看见一个穿着土布长褂的老头子坐在桥头，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上，正一上一下晃着，而脚上的鞋也跟着晃。奇怪的是，那老头看见张良走 了过来，就把脚往里一缩，脚上的鞋就掉到桥下了。老头看了一眼张良说：“小子，你快下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很生气，可看那老头的头发胡子全白了， 满脸皱纹，就不好发火了。于是他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递给老头。但那老头不用手接，而是一伸脚说：“给我穿上。”张良这下愣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啊!不 过他觉得自己已经把鞋捡上来了，不如好人做到底。于是他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给老头穿上了鞋，那老头也不说声“谢谢”，只是捋了捋胡子，慢吞吞站起来，大摇大 摆地走了。

张良盯着那老头的背影，见他走得又快又有劲，知道这老头不简单。于是他也赶紧走下桥，注视着老头的背影。

走了几步之后，老头突然转身回来了：“你小子有出息，我可以指点指点你。”张良很聪明，一听这话，就知道老头有来历，赶紧跪下向他一拜：“弟子张良拜认老师!”老头微微一笑，说：“好!五天之后，天亮的时候，你到桥上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

过了五天，张良一大早就梳洗好，匆匆忙忙往桥赶，谁知他到那里时，那老头已经等着了，一看见张良就生气地说：“小子，你跟老人家有约，就应该早点到，怎么还要叫老人等你?”

张良马上跪下磕头认错。那老头没理会他，挥挥手：“回去吧，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站了一会儿，也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又过了五天，张 良一听见鸡叫就起来，顾不上梳洗就向大桥跑去。他还没跑到桥上，就看见老头已经在上面了，于是他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说：“怎么又晚了!”

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如果愿意，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地在原地站了半天，才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这五天的日子可真是难熬啊，到第四天晚上，张良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了床。刚过了半夜，他就到桥上等着。

不一会儿，那老头慢慢走来了，张良一见，赶紧迎了上去。老头看见张良，笑了一下：“这样才对嘛。”说完，他拿出一部书给张良，并告诉他：“你如 果把这部书好好地读明白了，将来就能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张良小心地接过书，道了谢，然后想请教老头的名字，但那老头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亮后，张良拿出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从此白天晚上都读，直到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十年后，陈胜、吴广起义，张良也在下邳西面与沛公刘邦相遇，并归附了他。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中的道理向刘邦献策，得到了刘邦的赏识，他自己也成为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总统与书

美国一出版商有一批滞销的书久久不能脱手，便给总统送去一本，并三番五次地征求总统的意见，忙于政务的总统没有时间与其纠缠，便随口应了一句：“这本书不错!”出版商如获至宝般地大肆宣传：“现在有总统先生喜欢的书出售。”于是，这些滞销的书不久就被一抢而空了。

不久，这个出版商又有书卖不出去了，他又送给总统一本。总统上了一回当，想奚落他一下，便说：“这本书糟透了。”出版商听后大喜，他打出广告：“现在有总统讨厌的书出售。”结果，不少人出于好奇争相购买，书随之脱销。

出版商第三次将书送给总统的时候，总统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不置可否。出版商却大作广告：“现在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出售!”居然又一次大赚其利。

送2/3地皮给政府的精明商人

美国某城30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一块不毛之地，地皮的主人见地皮搁在那里没用，就把它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新主人灵机一动，跑到当地政府部门说：我有一块地皮，我愿意无偿捐献给政府，但我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因此这块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学。政府如获至宝，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他把地皮的2/3捐给了政府。不久，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就矗立在了这块不毛之地上。聪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1/3的土地上修建了学生公寓、餐厅、商场、酒吧、影剧院等等，形成了大学门前的商业一条街。没多久，地皮的损失就从商业街的赢利中赚了回来。

买我的马戏票免费赠包花生

美国宣传奇才哈利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是每次看戏的人不多，买东西吃的人则更少，尤其是饮料，很少有人问津。

有一天，哈利突发奇想：向每一位买票的观众赠送一包花生，借以吸引观众。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哈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请求老板让他一试，并承诺说，如果赔钱就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如果赢利了，自己只拿一半。老板这才勉强同意。于是，以后每次马戏团的演出场地外就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来看马戏喽!买一张票免费赠送好吃的花生一包!”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几倍。

观众进场后，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来，而绝大多数观众在吃完花生之后觉得口渴都会买上一瓶饮料。这样一场马戏下来，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了十几倍。其实，哈利在炒花生的时候加了少量的盐，这样花生更好吃了，而观众越吃越口渴，饮料的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一批小树拯救旅馆

美国纽约州有一家三流旅馆，生意一直不是很景气，老板无计可施，只等着关门了事。后来，老板的一位朋友指着旅馆后面一块空旷的平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次日，旅馆贴出了一张广告：“亲爱的顾客，您好!本旅馆山后有一块空地专门用于旅客种植纪念树之用。如果您有兴趣，不妨种下10棵树，本店为您拍照留念，树上可留下木牌，刻上您的大名和种植日期。当您再度光临本店的时候，小树定已枝繁叶茂了。本店只收取树苗费200美元。”广告打出后，立即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旅馆应接不暇。

没过多久，后山树木葱郁，旅客漫步林中，十分惬意。那些种植的人更是念念不忘自己亲手所植的小树，经常专程来看望。一批旅客栽下了一批小树，一批小树又带回一批回头客，旅馆自然也就顾客盈门了。

最近，妈妈教我看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这篇文章。

文章中讲述了李嘉诚出生于一和穷人家族，当时，为了躲避战争他们只好来到香港。李嘉诚苦苦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才有人收他当茶馆的伙计。他踏踏实实的工作，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成为了一家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有自己用积蓄7000美元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不久便有人来和李嘉诚合作，而且要求李嘉诚必须要找一位有钱的人为他担保，李嘉诚求遍了所有他认识的人，就是没有人肯为他担保。李嘉诚没有欺骗对方，诚实的告诉了这位外商，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并没有有钱人愿意为他担保。这位外商被他的诚实所打动，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李嘉诚合作。从那以后多有人都知道李嘉诚是个可信的人，都和他做生意，他在30岁时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

我认为，李嘉诚能够成为华人首富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尊贵而是靠他自己的诚实感动了所有人，让人们觉得他可信，都来和他做生意。在想想我们，每天都被一些谎言所迷茫，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没有真实的自我。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够找到真实的自我，向李嘉诚一样，让人们相信你，这样，你才能成功！

威廉·史坦哈已经结婚18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从早上起来，到他要上班的时候，他很少对自己的太太微笑，或对她说上几句话。史坦哈觉得自己是百老汇最闷闷不乐的人。

后来，在史坦哈参加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中，他被要求准备以微笑的经验发表一段谈话，他就决定亲自试一个星期看看。

现在，史坦哈要去上班的时候，就会对大楼的电梯管理员微笑着，说一声“早安”；他以微笑跟大楼门口的警卫打招呼；他对地铁的检票小姐微笑；当他站在交易所时，他对那些以前从没见过自己微笑的人微笑。

史坦哈很快就发现，每一个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他以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满肚子牢骚的人。他一面听着他们的牢骚，一面微笑着，于是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史坦哈发现微笑带给自己了更多的收入，每天都带来更多的钞票。

史坦哈跟另一位经纪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对方的职员之一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史坦哈告诉那位年轻人最近自己最近在微笑方面的体会和收获，并声称自己很为所得到的结果而高兴。那位年轻人承认说：“当我最初跟您共用办公室的时候，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闷闷不乐的人。直到最近，我才改变看法：当您微笑的时候，充满了慈祥。”

人生智慧：你的笑容就是你好意的信使。你的笑容能照亮所有看到它的人。对那些整天都看到皱眉头、愁容满面、视若无睹的人来说，你的笑容就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尤其对那些受到上司、客户、老师、父母或子女的压力的人，一个笑容能帮助他们了解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也就是世界是有欢乐的。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幸福，有一个可以得到幸福的可靠方法，就是以控制你的思想来得到。幸福并不是依靠外在的情况，而是依靠内在的情况。记住：微笑能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微笑，那怎么办呢？那就强迫你自己微笑。如果你是唯独一个人，强迫你自己吹口哨，或哼一曲，表现出你似乎已经很快乐，这就容易使你快乐了。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爱迪生一生留下了2000多项发明成果，而每一项成果的发明过程都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以电灯发明为例，他前后一共做了2000多次实验。

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爱迪生又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中，创造出那么多的发明成果，经历着那么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查阅了有关介绍爱迪生的书籍。最近，在阅读《爱迪生传》一书时，才解开了这个谜团。书中说，从爱迪生的发明来讲，“爱迪生”的称谓，不仅仅是指爱迪生本人，而是他所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就是说，爱迪生的发明，不只是爱迪生一个人的发明，而是爱迪生率领的团队所共有的发明；爱迪生所经历的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也不是爱迪生独立完成的，而是这个团队所共同完成的。

据《爱迪生传》中介绍，爱迪生的个性“像电灯一样，照亮整个房间”，他很善于激发团队中每一位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根据每一位队员的特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所以，团队中的所有队员都乐意跟他一起工作，都乐意为他效力。

施特劳斯高超的指挥才能，凭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指挥的一个团队。1872年，“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来到美国。美国人想创造一个世界之最，请施特劳斯指挥一场由2万人参加演出的音乐会。一个指挥家一次指挥几百人的乐队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何况是2万人？

然而，施特劳斯却成功地指挥了这个由2万人组成的乐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施特劳斯是怎样指挥一个如此庞大的乐队呢？施特·劳斯说，其实他只是指挥了100人。原来，施特劳斯担任的是总指挥，下面有100位助理指挥，他所指挥的，就是这100位助理指挥。2万人的乐队，再由这100位助理指挥去指挥，每位助理指挥分摊下来，也仅仅指挥了200人。

真的没有意外，每个成功的人都是指挥家！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名人故事：绝境中你要做上帝

他从小就钟情于音乐，才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在家里摆了一大堆物品，让他去抓阄，结果他一手就抓到了一个音乐盒。父亲对这个结果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从小着重培养他的音乐特长。

12岁，他师从当时黑龙江最著名的舞蹈大师，学习芭蕾舞和民族舞，后来他跟随老师在香港、澳门和美国进行了多次演出，他出色的舞技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他甚至是被媒体评价为下一代中国的舞蹈天王。

17岁，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报名参加了一场选拔大赛，他以全场满分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

之后，他带着梦想只身来到韩国接受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举目无亲，再加上性格内向。不善交流，他受了很多的苦。三个月后他闻讯父亲得了一场大病，耗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也没有了着落。此时，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回国，要么凭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他流着眼泪给父亲打电话，病床上的父亲并没有想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拖累儿子。他不止一次告诫儿子要坚持，当听到儿子仍然要回来，父亲火了，扔下一句话:你要是回来，从此就不再是我的儿子。挂了电话，他悲痛地跪在了地上。

他开始奔波于各大歌厅，但在韩国他只是一个新人，开始的几天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聘请他。那几天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睡过马路，也吃过别人扔下的馒头，就是这样的绝境，他都没有放弃。一周后。终于有一家歌厅愿意录用他，尽管薪水很低，条件也很苛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白天他接受培训，晚上就到歌厅来唱歌，他是来得最早，也是走得最晚的。很多时候，他只能睡上三个钟头。就要马上起来去接受训练。为了自己的歌唱梦，他咬牙坚持着，这一唱就是五年。2006年，他所在的组合一举拿下了韩流中国十大组合奖，他也声名鹊起。

眼看着自己距离梦想只在一步之遥，他幸福地笑了。然而一场意外顷刻间而至。在一次演出时，他不幸从高空坠下。医生告诉他，他左腿膝盖骨遭到了严重损伤，就算好了也很难再从事剧烈的运动。这对以歌唱为生命的他几乎无法接受。

一个月后，他咬牙强迫自己站起来。很快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后半生很可能将在轮椅上度过。但是他实在不甘心，他的梦想才刚刚开始，怎么能眼睁睁就看着这样夭折呢?他立刻冷静下来，父亲也专程赶来给他打气。他深受感动，他一再告诫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唱下去。他拄着拐杖参加演出和培训。父亲也咨询了很多医生，为他制定了科学的康复训练。

后来，他成功了。凭着成熟而稳重的表现，他所在的团队，囊括了音乐风云榜、腾讯星光大典、第九届CCTV—MTV音乐盛典中的内地最佳组合奖，而他也成功地丢掉了拐杖，再一次生龙活虎地站在了舞台中央。

“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所以我会把人生的每次不幸都当成一次转机，也惟有这样，我才能成为绝境中的上帝而非甘愿被束缚的奴仆。”这是他说的话。他不怕别人嘲笑他的固执，也不怕别人说他傻。因为他知道，在接二连三的绝境来阻碍成功时，命运的大门从来只会青睐迎难而上的智者。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一个人，他在拥有道德的同时也拥有着权利。那么，面临选择时，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坐公交车去姑姑家玩。暑假刚开始，车上的人是真多啊!我们被人流挤到了车的最前面。随着车晃晃悠悠的停下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奶奶从前门上了车。她东倒西歪地抓着把手，很明显，老奶奶已经快站不住了。让过了座的售票员近乎大吼地喊：“有人给老人让座吗?尊老爱幼，大家帮帮忙吧!”然而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坐在老奶奶旁边的年轻人被人们定位为“让座目标”。几乎所有人都在逼年轻人让座，还时不时涌出一些骂声。年轻人实在忍不住了：“我工作累了一天，刚才还有些晕车，怎么让座啊?我没买票吗?凭什么非得让我让座，你们呢?”大家沉默了。我疑惑得看着妈妈，妈妈小声对我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让给别人，当然在少数人身上，他们的道德高过了自利。但人性本就如此，无需疑惑。”

最后，一位二十多岁的姐姐站了起来，为老奶奶让了座。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份羞愧。

到了姑姑家，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首先，大家逼年轻人让座，这与道德绑架无异，肯定是不对的;其次，大家以逼年轻人让座为幌子，来掩盖自己不想让座的心理，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虽不对但也无可厚非。年轻人上了一天班，很累还晕车，不让座并没有错。况且他买了票，有拥有座位的权利。但站在道德角度来看，年轻人的确应该尊老，不让座倒显得有些冷漠无情。面对道德和权利，年轻人选择了维权，而大家则认为年轻人应该选择道德。在我看来，大家和年轻人都有错，也都没有错，无非是站在道德与权利两个方面。但我认为，在权利可有可无的情况下，道德应放在首位。

我希望，当我们面临是维护权利还是坚守道德的选择时，我们能更倾向于后者，因为社会需要大爱，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也有责任为社会做贡献!

男孩出生在纽约皇后区，六七岁时就有个梦想——到NBA打球。虽然这个理想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可它在男孩稚嫩的思想里一点点成长着，一天天壮大着。小时候，男孩曾梦想过牵着父亲的手，跨过青草地去球场嬉戏，做各种动作：腾空，跳跃，疾驰，突破，空投，站在他身后高大的父亲，会欢快地鼓掌，为他加油。

可这一切只能在男孩的梦境里出现——他父亲是个瘾君子，几乎没有照顾过他。男孩走不进父亲的世界，父亲的思想与他完全隔绝，他和父亲就像两条平行延展的生命，没有交集。缺少了父爱，男孩多多少少有些任性，全凭自己的意识行动，不管对与错。当然，这也使男孩变得坚强，把他的意志磨炼得愈加坚韧。在没有父亲搀扶的状况下，男孩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努力做好自己。

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男孩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体谅母亲的辛劳，渐渐成熟起来。可在男孩12岁生日的烛光还没来得及点燃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墙角哭泣，独自去应对未来的风风雨雨。唯一的家庭支柱轰然倒塌，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之后，是外婆收留了男孩。可这位76岁的老人连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无法正常料理，哪里谈得上照顾他？男孩明白，那里是避难所，是暂时的港湾。在这个老少重组的家庭，男孩奇迹般地顽强生活着，他开始接触社会，关注人生的理想，与命运抗争。他明白，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务必努力，一切只能靠自己。

男孩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疯狂地在球场打球，不分昼夜。只有在球场，他才能找到自信，找到快乐，才能迸发出与生俱来的力量。没有父母管教，没有约束，男孩把球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如行云流水。在曲曲折折的打拼路上，上帝最后眷顾男孩——他加入了NBA。但是，在高手如云的NBA里，他如一粒滑向海滩的沙子，迅速被湮没了。别人有经验，有成绩，而他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没有气馁，努力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打球，练球，配合，提升。

可还没等时间来证明一切，噩耗传来——外婆与世长辞，他悲哀欲绝，再一次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也许上天有意作弄，三年后，在他还没从当父亲的喜悦中醒来时，他六个月大的儿子就离他而去，丧子的悲痛使他一度心灰意冷，看不到未来。还有什么比精神重创更可怕的呢？可悲痛远没有结束，儿子的葬礼没过去多久，他在老家附近遭遇歹徒持枪袭击，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没几个月，他又遭遇车祸。在紧之后的那个赛季里，队友们如火如荼地拼抢着，而伤痛却让他成了看客。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他没有放下，总是勇敢地去应对，在挫折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而一般人可能没法挺过这些困难，尤其是在精神上。有的人会把这些事情当成他们放下生活、停止战斗的借口。但是，这么多的困难，并没有将我击倒，因为一旦我倒下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没有成为NBA最好的球员，但是他用心乐观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从容走出阴影的豁达。虽然三十而立的他，已在湖人打了六个赛季，但他至今都未获得一项个人荣誉，不论是“全明星”，还是“最佳第六人”。应对别人友善的批评或不怀好意的指责与抱怨，他总是笑笑：“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我的人生是快乐的。”

他就是湖人队全能前锋拉马尔·奥多姆。2010年6月18日，经过长达9个月的鏖战，奥多姆和队友们奋力拼杀，在总决赛的“抢七大战”中，湖人以83比79击败凯尔特人队，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夺得2009——2010赛季NBA总冠军。

在湖人队，奥多姆没有科比那样光芒四射，没有加索尔那样咄咄逼人，也没有阿泰斯特那样疯狂至极，但他用独特的个性抒写着自己的传奇。有人评价说：因为有了奥多姆，洛杉矶这座城市更加光怪陆离；因为有了奥多姆，湖人这支球队有了更多娱乐元素。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奥多姆自豪地背诵着他们的格言：“即使你被所有人众星捧月，寄予厚望，即使你嘴里含着金汤勺，甚至即便已经戴上了总冠军戒指，你也得每分每秒都拼尽全力。”

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不料进门时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见此情景，笑笑说：“很疼吗？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无独有偶，有人问过苏格拉底：“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三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人人都可以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

大师们提到的“记住低头”和“懂得低头”之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小分子，无疑是渺小的。当我们把奋斗目标看得很高时，更要在人生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轻些，把别人看重些。富兰克林就从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道理，并把它列入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中。

其实，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敢于低头并不断否定自己的人，才能够不断汲取教训，才会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为自己的善解人意而自得，才会在挫折面前心安理得。

当你从困惑中走出来时，你会发现，一次善意的低头，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低头亦是一种能力，它并不是自卑，也不是怯弱，它是清醒中的一种嬗变经营。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走得更精彩。

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就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个性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齐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魏晋名士对浙东山水赞羡不已。流风所及，有唐三百年，无数文人骚客踏歌而来，其中不乏如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贺知章、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诗坛翘楚。他们自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溯剡溪，经嵊州、新昌，至石梁而登天台山，徜徉山水，击节高歌，为后世留下了近两千首唐诗，形成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唐诗之路。

江山无处不风流，为什么唐代诗人独独钟情于浙东山水呢?除却峰隆峻、潭壑镜彻，物产丰厚、足食足兵，佛国香城、仙源道踪诸因素之外，真正吸引唐代诗人流连忘返的是对魏晋名士的追慕情怀。

“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魏晋是士族统治的时代。东晋以后，王、谢、何、庾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浙东一带抢置田业，经营山居，隐逸于斯，待时而出。尤其是王、谢家族位居士族之冠，书法艺术以琅邪王家为优，诗歌文学以陈郡谢家为先。他们纵意丘壑，优游林泉，探究玄理，率性自适，此时，山水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成为思想和情感的寄托。王羲之修兰亭，诗书俱在，名垂青史;谢灵运伐山开径，行吟泽畔，传颂千古……所有这些，足以让大唐才俊接踵而至，寻幽访古，以开拓新的诗歌题材和文学境界。

在杜甫晚年的《壮游》诗中写道：“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唐代诗人之于浙东，不仅是佳山胜水的游赏，而且是对魏晋风度与名士风尚的敬拜与追慕之旅。不管是仕途的失意，还是精神的彷徨，都会在对前人足迹的踏寻和凭吊中，使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丰富和浸润。因此，我们说这是一条承载着诗意和精神求索的文化之路。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那年，有三个人远渡重洋，在日本相遇。由于志同道合，他们成为朋友，租住在同一间房中。每日，三人一起读书、写文章，谈论着时事。这三个人，后来成为民国大家。他们是陈独秀、章士钊和苏曼殊。

三个人在一块儿研究学问，得逢知已，可也有发愁的时候：他们经济拮据。

一次，三个人断了炊，肚子饿得咕咕叫，前胸贴住后背，到处翻找也没找出吃的东西。三人互相望望，从各自身上看到经济来源：天气已渐渐变暖，外衣显得多余。陈独秀认为，可以拿外衣去当钱，换食物吃。

章士钊与苏曼殊听了，全力支持。

他们脱下外衣，一人穿着一套单衣。

谁去当衣服呢?三人商量后，最终一致认为，苏曼殊年龄最小，理应由他去当衣服。苏曼殊答应了。陈独秀和章士钊在屋里又看起书来，肚子虽然咕咕叫，可也不感觉到饿，因为有了希望啊。

两人等啊等，太阳偏西，到了黄昏，也不见苏曼殊回来。

月亮升起来，大地如水银匝地，仍不见苏曼殊回来。

陈独秀认为，苏曼殊当了衣服，一定买了很多好吃的，带起来很费事，所以回来得晚。章士钊摇着头，他认为，苏曼殊很有可能是为了购得很好吃的食物，到处寻找去了，才迟迟不回。

两人越讨论，肚子越饿，越盼望苏曼殊早点回来。

半夜时分，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陈独秀听了，忙跑过去开了门，看见苏曼殊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脸兴奋，却气喘吁吁。原来，苏曼殊当了衣服，拿了钱，经过一个书摊时看见一本自己一直想要看的书，马上拿起书看了起来，一直到晚上，摊主要收摊，他急了，大叫一声：“这本书我买了。”于是，放下钱拿起书就走。

章士钊急了，问他，剩余的钱呢?苏曼殊摇着头说，钱全部给了摊主。而且，他还担心钱不够，怕摊主不卖，扔下钱就跑，一路逃回来的。他得意地对陈独秀与章士钊显摆说：“这本书我遍地寻不着，今天在市上翻着了。”

苏曼殊进屋，依然坐下看书，十分痴迷。陈独秀与章士钊也走过去，一边蹲一个，伸着脑袋看起来。渐渐地，两人也进入书中，忘记饥饿。

那一晚，三人租住的屋子里，灯光亮了一夜。第二天，朋友送来钱，三个人才从书中醒来，发现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浑身发软。

关于名人的读书故事：鲁迅——叫小偷无法下手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早年留学法国，学养厚重，著述译著多部，人称“东方卢梭”。1901年，他54岁时被检出患了咽头癌，医生判断最多只能活“一年半”。他在“只要有一口气，就一定有事可做，也可过得愉快”的信念支持下，开始最后两部著作的写作。

他最终没有活过“一年半”，但气管被割开，“枯瘦得像仙鹤一样”的他，却以超常的毅力，完成了日本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一年有半》《读一年有半》。他在重病期间写的名诗《跌倒时也要笑》，也在日本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跌倒也要笑，是苦中作乐的顽强精神，是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具有这样的可贵品质，早晚会走出低谷，再创辉煌，即便壮志未酬，也会虽败犹荣，虽死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