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事：最后的尊重(实用20篇)

孙中山、梁启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开创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历史，他们是革命战士，却分属两条不同战壕。

梁启超说：孙中山这个“农民”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梁启超大6岁，比康有为小8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离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太远。相近的地方同出三大名人，历史也算罕见。

1894年初，孙中山托人给康有为希望与之结交。赶巧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

虽然未曾谋面，梁启超却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提到孙中山：孙某，非哥(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

可以看出，康、梁只把孙看愤嫉时变之流，不太认同他的做法。此时，康梁寄希望于朝廷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也因此作为一大名鼎鼎人物被推向国际舞台。这令梁启超对孙中山刮目相看。

当年章太炎曾经问旬梁启超孙的为人，梁回答：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的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对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可他能把孙中山比作陈胜、吴广，也说明了他对孙中山已经有了非常钦佩的一面。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马卡连柯在教育工作中十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他从来不把失足青少年当作违法者或流浪儿看待，而是看作具有积极因素和发展可能的人。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是教育人的前提；只有从尊重人、信任人出发，才能产生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受过马卡连柯教育的谢苗·卡拉巴林，曾回忆了他在高尔基工学团当学员时，马卡连柯如何尊重他、信任他，使他走上新生的历程。

那是高尔基工学团创办不久的一天，马卡连柯到监狱去领卡拉巴林，当马卡连柯和监狱长一起替卡拉巴林办理出狱手续时，马卡连柯亲切地要他暂时离开办公室。当时，卡拉巴林对此并不理解。过了十年后，当卡拉巴林已经是一名人民教师时，马卡连柯才告诉他说：我当时所以叫你走出监狱长的办公室，是为了使你看不见担保你出去的条子。因为这个手续，可能会侮辱你的人格。卡拉巴林说：马卡连柯注意到我的人格，可是那时，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这是他对我的第一次温暖的、人道的接触。当他俩从监狱去省人民教育厅的路上，卡拉巴林总是走在马卡连柯的前面，以表示自己不打算逃跑，而马卡连柯总是和他并肩而行，同时跟他谈话，使他高兴。所谈的都是关于工学团的事，只字不提监狱的情况和有关他过去的事。

有一次，卡拉巴林这样询问马卡连柯；请您直爽地告诉我，您相信我吗?马卡连柯诚恳地回答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相信我知道你这个人是跟我一样的诚实。马卡连柯还见诸行动，曾接连两次把带枪取巨款的重任委托给卡拉巴林去办理，这使这位学员深受感动。他走出马卡连柯办公室，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来：

高山背后，

飞出一群老鹰，

它们边飞边叫，

寻找着美好的生活。

[马卡连柯尊重信任的故事的600字作文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一个静谧的深夜，窗外有雨在诠释着淅淅沥沥的诗意。这时，我忽然想起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

是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冬春换季的时候，母亲把放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该用得着的生活用品拿了出来，进行整理、归类。母亲意外地发现，女儿去年秋天才买的一双鞋子已经穿着不合脚了，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人可送，怎么办呢?虽然这双鞋子还比较新，也很漂亮，最后也只好决定丢掉。女儿于是自告奋勇地要把鞋子丢进垃圾箱里去。但是母亲却阻止说："别忙。"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这双鞋子，拿出鞋油和鞋刷，细细地擦拭、上油。女儿不解地问："不是要丢掉吗?"

"是的，"母亲头也不抬地回答，"但这是一双还能穿的鞋子，捡垃圾的人或者别的人也许会穿的。我们要把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做是对受施者的尊重。"

鞋子擦好了，亮得几乎让人舍不得丢掉。母亲把鞋子递给女儿："去，现在你可以把鞋放在垃圾桶旁边了。"

"你直接把鞋子送给那个捡垃圾的人不是更好吗?"女儿又问。

"不，"母亲摇摇头，"捡垃圾的人自食其力，他们并不是乞食者。当面给他们东西，会使他们觉得难堪的。放在那里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捡走，才是真正的善行--不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于是女儿照做了。

后来，母女二人在阳台上，隔着透明的玻璃窗，看到那个捡垃圾的人快乐地、小心翼翼地收起那双鞋子，迈着比以前轻快得多的步子踏上归路。也许，他是等不及要把这双又新又漂亮的礼物送给自己疼爱的女儿?他会不会把拿鞋子的手放在背后让女儿猜自己给她带回了什么好东西，然后绘声绘色地给她讲述自己意外得到这件宝贝的经过?母女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心中充满了欢乐。

丢掉一双已经不能穿的鞋子是一件太细小也太寻常的生活琐事，然而，故事中的母亲却把它演绎成了一个如许温馨的故事。而这种转变的产生，只是源于母亲拥有一颗对他人的尊重之心。是的，尊重可以创造奇迹，尽管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浅浅的微笑，一声轻轻的问候。但是对你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意味着生活的美好，以及社会的和谐。这样的氛围，才是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儒家的推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所强调的，是典型的以己推人，但是，它同时又是营造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就好像词里所说的，"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确，只有真正地做到以己度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方能真正意识到应该重视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方能真正地尊重别人，一如爱护自己。所谓"惺惺相惜"，我想，是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的吧。

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事情。文臣蔺相如出使秦国，使得完璧归赵。在渑池会上，他又机智勇敢的使赵王免受秦王的羞辱。于是赵王提拔蔺相如为右上卿，官位在武将廉颇之上。

老将廉颇自认军功了得，总是不服气，扬言如果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给他难堪。蔺相如于是就称病不上朝，以免见到廉颇。外人都以为蔺相如是害怕廉颇，其实不然。蔺相如是为了赵国国家利益，认为将相不和会给秦国可乘之机。廉颇知道真相之后，主动负荆请罪，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蔺相如的友善，不是懦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团结同僚。

在美国，一个颇有名望的富同在路边散步时，遇到一个衣衫褴褛、形同瘦骨的摆地摊卖旧书的年轻人在寒风中啃着发霉的面包。有着同样苦难经历的富商顿生一股怜悯之情，便不假思索地将8美元塞到年轻人的手中，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没走多远，富商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妥，于是连忙返回来，从地摊上捡了两本旧书，并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忘了取书，希望年轻人要介意。最后，富商郑重其事地告诉年轻人说："其实，您和我一样也是商人。"

两年之后，富商应邀参加一个商贾云集的慈善募捐会议时，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书商迎了上来，紧握着他的手不无感激地说："先生，您可能早忘记我了，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只有摆摊乞讨的命运，直到你亲口对我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商人，这才使我树立了自尊和自信，从而创造了今天的业绩......"

富商万万也没有想到，两年前一句普通的话竟能使一个自卑的人树立了自尊心，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找回了自信心，一个自以为一无是处的人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和价值，终于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不难想象，这位富商当初即使给年轻人很多钱，没有那一句尊重鼓励的话，年轻人也断不会出现人生的剧变。这就是尊重的力量啊。

名人尊重别人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极具风度的外交家。在一次会见中，周总理接待了一位从一个国力比中国要强盛得多的国家而来的领导人。在见面时，那位领导人竟然待着手套，主动要求与周总理握手。总理并没有回避，也没有多言，而是应客人的要求，与对方握了手。正当那位领导人得意洋洋地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侮辱了中国的领导人时，周总理则不慌不忙地向身边的随从要了一条洁白的手帕，轻轻地擦拭着刚才握手的那只手，然后，当着那位领导人的面，将手帕丢进了垃圾箱。周围的人，无不为总理这得体而又强有力的回击叫好。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全程陪同了蓬皮杜总统在中国的访问。这既是法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元首应邀访华。它有力地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准备乘法方专机回国，周和部分官员到机场为他们送行。然而天公不作美，在飞机场送行时，下起了大雨。一大批去机场为蓬皮杜送行的群众，他们冒着磅礴的大雨，淋着雨整齐地列队站在那里。在告别时，我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准备送他们上飞机。不过，西装革履的蓬皮杜总统，冒着大雨不打伞。

当时，周的身体很差，一直被病痛所折磨。于是，警卫便想给周打伞。周一把推开雨伞，有些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而且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听了周的这番话，警卫和后面的领导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也都纷纷把伞收了起来。

周在病痛中依然抱病顽强工作，而且非常注意外交礼节，关心、尊重群众，这让所有人都敬佩不已。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

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

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

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

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鲁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认为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尊重和理解孩子，“如果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更大碍于孩子发达。”

曾经有一次，先生在家中宴客，儿子海婴同席。在吃鱼圆时，客人均说新鲜可口。唯海婴说：“妈妈，鱼圆是酸的!”以为孩子胡说乱闹的妈妈便责备了几句，孩子老大不高兴。鲁迅听后，便把海婴咬过的那只鱼圆尝了尝，果然不怎么新鲜，便颇有感慨地说：“孩子说不新鲜，我们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看来我们也得尊重孩子的说的话啊!”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有一座花园，种植着奇花异草。每到春天，百花斗艳吐香，就成了人们观赏流连的好地方。但是，花园的主人围起了高墙，只留着一个门，想观赏的人只能从门进入。

有一个人走到门前，想进花园，他推了推门却推不开，便说：“真是的，一座花园也安上门。”说完，他便很生气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也想进花园。他推了推门也没推开，歪头看看，见门上有一把锁，说：“一个花园还上锁，种花栽草给谁看呢。”叹了口气也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人也来到了花园的门旁，他看到门上的锁，伸手摇了摇，发现锁只是挂在那里，根本没有锁住门。就推了推，也没推开。他无可奈何地说：“这么明媚娇丽的天气，一扇钉死的门把春天也钉死了，真是太遗憾了。”说完，他也叹叹气走了。

这时，花园的主人来了，他走到门前轻轻一拉，门开了。

原来，门根本没有钉死，只要我们向外拉一下，而不是向里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只隔了一扇虚掩的门。可为什么人们之间的交流还有障碍呢?人总是想推开别人的心门，进入人家的领地，但是怎么都推不开，于是就以为无法交流。实际上，心门是需要拉的，你想进入别人的内心，首先要尊重别人，自己退一步，这样才能进一步交往。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三舅退休之前，在怡保一家报社担任总经理。六十岁退休之时，精神矍铄，身子壮硕如牛。他酷爱户外活动，每天定时外出打羽毛球、打壁球、游泳、跑步，精力旺盛得连小伙子也自叹弗如。

他与我的母亲手足情深，不时到新加坡小住，共叙姐弟情。我去探望他，几里之外，都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最喜欢约我那比他年轻了三十岁的弟弟共打羽毛球，几个回合下来，弟弟气喘如牛，他却面不改色，大有“气吞山河”之概。不过，有好几个晚上，大家围在厅里观看电视节目时，他却待在房间里，以药油猛擦背脊。母亲担心他运动过度，伤了身子，劝他稍作收敛，但是，他全然不当一回事，笑嘻嘻地应道：“我呀，可以打老虎呢!”

前年四月，惊闻他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原来他背脊剧痛难当，进入盥洗室时，又不慎跌了一跤，趴地不起，送入医院，X光照片显示，他背部脊椎骨两旁，全都是淤积多时的毒脓。于是，便又以救护车紧急送往吉隆坡医院，开刀治疗，性命虽保，终生瘫痪。

明明是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转瞬之间便寸步难行了呢?莫说当事人，就连我们，都觉得这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

医院，成了他暂时寄居的家。

我偕同家人到吉隆坡医院探望他的那一天，忐忑不安，对于一颗支离破碎的心，我该用什么语言去进行缀补呢?

一踏进病房，便吓了一大跳。留院才半年，他便已苍老得难以辨认。原本旋转在丰腴脸颊上那两个肥圆而饱满的大酒窝，变成了两个凹陷的小黑洞;皱纹呢，“落井下石”地爬满了脸。看到我们，意外的惊喜使他黯淡的眸子像骤然添了炭块的火炉一样，倏地发亮。

全然出乎意料，在我们逗留于病房的那一个多小时里，三舅没有片言只语谈及他的病，更不哀诉他心境的黯淡或是生活的痛苦，反之，他没事人般地与我们闲话家常，语气平静而又平和，只是临别时，他突然说道：“过去，我没理会身体对我发出的警告，才铸成了今日弥补不了的大遗憾。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与你们一起打球了，真可惜呀!”曳在空气里的语音，有些许颤抖。大家鱼贯走出病房后，我转身关门，无意中瞥见他紧紧地咬着下唇，脸上蜿蜒地爬着两道晶亮的泪痕。啊，心境被可怖的病魔啃噬得窟窿处处的三舅，必须持着多大的勇气和耐力，才不在他人面前流露出任何被生活挫败了的悲伤啊!但是，正是这份勇气和耐力，使他支撑着自己，努力站起来。

在医院待了一段日子后，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将他接回家去。

往昔，当拥有健康的体魄时，他活得充实而快乐，生活的格子，每一寸都填得满满的，只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够用;现在，回到这所居住了不知多少年而笑声处处的屋子，他却觉得惊悚不安，啊，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可是，一切的一切，却又是那么陌生。过去，在屋子里铺设大理石，主要是喜欢双脚踏在上面那种凉透心肺的感觉、喜欢那种双足触地滑腻似绸的感觉，可是，现在，一双脚不但彻底失去了感觉，甚至，连基本走动的能力也失去了!他原是老餮，喜欢烹饪而又精于烹饪，过去，厨房是他炫耀能力的天堂，现在，坐在轮椅上，看到那摆设得整整齐齐但由于长久未用而蒙上薄薄尘垢的炊具，心中那股悲酸已极的感觉，便像气压锅里那一大蓬惨白的烟气一样，闷着、憋着，没个去处。他将轮椅推到冰箱前面，手势迟缓地拉开冰箱的门，砭骨寒气扑面而来，冰箱里残存的一点食物，早已变得干干黑黑的，恹恹地粘在碗里，半点生命力也没有。他呆呆地看着、看着，若有所悟。就在这一刻，他决定了，他不要以眼泪去灌浇那棵被病魔蛀得千疮百孔的生命之树，他要逆其道而行，重获第二次生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拼着残存的老命，使出了反抗命运之神的蛮劲，他坚决不要让酒窝消失于干瘪枯瘦的面颊，他要它们旋、他要它们转，而为了让它们旋得更好看、转得更潇洒，他努力加餐饭，让外在的脸和内在的心，齐齐恢复过去丰满的旧貌。这样的努力，看似简单，实际上，他内心深处那种惊涛骇浪似的挣扎与奋战、那种只许向前看不许往后退的坚持与执着，的的确确是需要极端强韧的意志力才能办到的。

绝不言休地努力了一阵子后，终于，在他寄来的照片里，我们又看到了他重生的酒窝，大大的、圆圆的，而且，逐渐饱满。他坐在轮椅上，看书报、养盆栽、听音乐，开始他第二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一回，在信里，他居然还欢天喜地地写道：“我又开始当家庭大厨了呢，坐在轮椅上炒菜，还真舒服哪!炒出来的菜，与过去相较，可一点儿也不逊色，依然色香味俱全呢!你们什么时候来尝尝?”

由于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三舅腿上的伤口一直溃烂难愈，医院无形中成了他的第二个家，进进出出、出出进进。他不抱怨、不投诉，一味地忍。只要病情稍好他可以回家去，他脸上的酒窝便会不断地旋动。

一年半之后，三舅平静地去世，脸上那双永远酣眠的酒窝，盛满了“无愧于生命”的恬然与坦然。

三舅是个真正懂得尊重生命的人。

他是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