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飞行员余旭生平简介【合集7篇】

爱因斯坦生于德国乌尔姆一个经营电器作坊的小业主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商人，母亲波林·科克是一位钢琴家。五岁时对袖珍罗盘着迷，六岁开始练习拉小提琴。爱因斯坦出生后的第二年，1880年全家迁居慕尼黑。1894年，又全家迁至意大利米兰。尽管爱因斯坦的语言能力不是很好，但爱因斯坦在就读小学和中学时，是一个顶级水平的学生。随着爱因斯坦的长大，他在数学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

1895年，爱因斯坦来到瑞士苏黎市投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的数学和物理考得很不错，但其他科目没有考好，该校校长赫尔岑推荐他去瑞士的阿劳州立中学学习一年。在阿劳州立中学学习的这段时光中使爱因斯坦感到快乐，这所学校的信念“概念思考是建立在‘直观’之上的。”完全符合他的需求。1896年，爱因斯坦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师范系学习物理学，学校里的物理教授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韦伯(Heinrich Friedrich Weber)很讨厌爱因斯坦，曾对爱因斯坦说：“你很聪明，但有个缺点，你听不进别人的话”，爱因斯坦的女友米列娃·马利奇时常与韦伯教授冲突，她指责他对爱因斯坦不公平，1899年6月，爱因斯坦在实验室引起一场爆炸，手部严重烧伤。1900年毕业，没能如愿留校担任助教，只能靠当“家教”维持生活。1901年取得瑞士国籍。1902年在大学同学格罗斯曼(M. Grossman)的父亲协助下，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科学研究，于1905年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光量子论的提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翌年1月15日，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原名云孙，字天祥，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后，他又改字宋瑞，后号文山。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

文天祥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有《文山先生集》传世。1283年，因不屈服于南侵的元兵诱降，被秘密杀害。

闻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五·四”以后又改名一多。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入私塾启蒙，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十三岁时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后又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同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台湾》三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的理想也都不一样。有的人想当老师，培育出更好的人才；有的人想当医生，去救助那些濒危患者……而我的理想却远远“高”于他们，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优秀的空军，驾驶着“歼十”号战斗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保卫着祖国。

我从小就对“飞”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对天使的翅膀，飞翔在城市上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在2009年祖国六十周年庆的典礼上，有五名飞行员叔叔驾驶着战斗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做出的那一个个高难度动作令我目瞪口呆。从那以后，我幼小的心灵中便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像那些叔叔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我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鹰隼大队”，讲述了几个士兵通过种种测试，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最终成为了优秀的空军战士。这部电视剧不仅让我见识了空军的气派与帅气，也让我知道了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所付出的汗水与辛劳。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虽然当一名空军要付出很多，但这也没能使我放弃成为空军的梦想。从现在开始，我要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要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掌握各种知识，我的理想才能够实现。然后要加强体格锻炼，经常健身，不挑食，要有强健的体魄，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眼睛，不能驼背，为以后的考验与磨难做好充分的准备，要打有准备的仗。

生活好比旅行，理想就是旅行的路线，失去了路线，只好停止前进。我一定要为我的“空军梦”努力奋斗，我一定要驾驶着“歼十”翱翔在祖国湛蓝的天空上，保卫着祖国，保卫着祖国的人民，为我们大家幸福，安宁的生活而战斗！

武则天(624年-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即位)、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

为唐朝功臣武士彟次女，母亲杨氏。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媚娘，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683年12月27日-690年10月16日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后自立为皇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迫使武氏退位，史称神龙革命。

唐中宗复辟，恢复唐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

孟子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简介。名轲。字子舆，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约前372～前289)。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自我介绍《孟子简介》。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最有影响的儒家宗师,从而获得了“亚圣”的称号。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孟子》的注释本，东汉时有赵岐、刘熙两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传至今者仅赵注而已。宋有《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朱熹说，此书出于伪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内容简明精确，是南宋到明清时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焦循《孟子正义》，注释详细，引证丰富，具有学术价值。

早年

爱新觉罗·弘历(1736年-1795年在位)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自幼聪明，五岁就学，过目成诵。

据说康熙年间的一天，康熙帝在圆明园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弘历。弘历当时只有十二岁，一下子就为其祖父康熙帝所喜爱，令养育宫中，亲授书课。雍正元年，雍正手书立储密旨，立弘历为继承人，藏于锦匣，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

雍正十一年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驾崩，内侍取出谕旨，宣布弘历继承皇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设立皇储

弘历即位初年效法汉人立“嫡长子”的做法，在乾隆元年(1736年)，密立嫡出的永琏为皇太子。然而乾隆三年永琏就死了，还不到十岁。后又立皇后生的二儿子永琮为皇太子，不久永琮也死了，才两岁。一年后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途中，弘历十分伤心，遂迁怒于庶出的皇长子，皇长子不久忧惧而死，立储的事让弘历伤透了心，他命令大臣不准再提立储之事。转眼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十三岁的弘历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回避立太子的问题了，这个时候，还活着的皇子只有六人，这六人中，又有两个过继给了兄弟，所以可供选择的就只有四人：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永琰(立为皇太子后乾隆改其名为顒琰其余弟兄均未改名，仍用永)、皇十七子永璘。弘历觉得谁都不是理想的人选，相对而言永琰的缺点最少，于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弘历下定决心，立皇十五子顒琰为太子，按照胤禛定下的规矩“秘密立储”，他书写了立储谕旨，将谕旨藏在一个硬木匣子里，再命人将匣子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完成了立储工作。

传让皇位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1795年10月15日)，圆明园勤政殿，为了不超越自己的祖父康熙大帝的在位时间(61年)，已御极天下60年的乾隆决定禅位于自己的儿子嘉庆，弘历当众开启了密封二十二年的鐍匣，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以第二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仍自称“朕”，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皇帝处理“寻常事件”，如果有重要军国大事以及官员任免，由太上皇亲自指导处理，新授府道以上官员，都要到太上皇前谢恩。太上皇每天还要对皇帝“训谕”。

嘉庆元年的正月初一日(1796年2月9日)，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不靠搀扶，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太和殿宝座的台阶，就皇帝宝座。宝座前地上放着拜垫，宝座东侧案上陈放着传位诏书和皇帝玉玺，皇太子颙琰立在西侧，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广场文武百官按文东武西原则，分班肃立。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庄严、壮观。据说乾隆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这可急坏了几位大学士，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传播天下也有损乾隆帝的形象。于是连哄带劝，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晚年生活

弘历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太子，大事还是我办。”

嘉庆帝对乾隆十分顺从，当时朝鲜使臣向国内报告清朝帝国情况，说嘉庆帝“侍座太上皇，太上皇喜则亦喜，太上皇笑则亦笑。” 随着乾隆太上皇的身体逐渐衰迈，和珅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乾隆刚一退位，湖北、四川多处爆发叛乱，后有数十万人参加，波及川、陕、鄂、豫、甘5省。乾隆立即分兵镇压各路叛军，战局进展很不顺利，白莲教叛军虽遭到一些打击但仍如火如荼。和珅怕影响太上皇的心情和健康，对他往往报喜不报忧。

嘉庆三年十二月，乾隆病重。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时(1799年2月7日晨7~8点)，乾隆太上皇在养心殿病逝，终年八十九岁。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马兰峪之裕陵。

陵墓被盗

1928年，乾隆去世近一百三十年后，军阀孙殿英看准了乾隆帝后及慈禧太后陵墓的珍贵财宝，藉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乾隆帝后及慈禧太后之陵墓。士兵为得棺内珠宝，将乾隆梓棺劈开并大肆搜掠，乾隆帝后遗骸四散在地，情况奇惨;及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派人前往收拾，亦只能找回部份遗骸，勉强砌回主体，并将帝后遗骸合葬一棺，重新行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