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推荐【汇总20篇】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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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出发，为了躲避敌军围追堵截，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偏僻闭塞的贫困山区。如今，在党的好政策的领导下村民们种植的经济林、药材，养牛等各种方式，既保住了青山绿水，又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高宏周是信阳灵山镇王大湾村村民，今年56岁。一家4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地打工，家里剩自己和老伴靠茶叶、板栗和稻谷生活。

走进高宏周家，记者顿时就被这栋四室一厅的“小别墅”震撼，走进里面，房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高宏周说，房子2012年就盖好了，但去年才开始装修。

除了孩子在外面打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门前的那条路，“路修不好，装修起来就不太方便。”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给农村一个美丽的外表，还要提供周到、完善的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实实在在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董桥村村干部介绍说，村委会积极开展古民居改造、古树木保护、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厕所改造，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绿化、美化、净化、亮化。

同时，该村突出特色抓经济，坚持“生态名村，旅游富民”开发思路，大力发展山区生态经济、旅游经济、民营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路修好了，房子也住进去了。如今的老高种着40余棵板栗树、20亩茶叶和4亩稻田，“一颗板栗树就能赚100多块钱，再加上茶叶和稻谷，每年能有1万5千元左右收入。”

老高的好生活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好政策，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今年4月份，河南省政府就出台文件支持信阳、驻马店、南阳等老区打造桐柏—大别山“红绿”休闲农业旅游基地。

其中，在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方面，文件表示要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优化红色旅游线路，构建红色旅游走廊，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发挥红色旅游的教育示范作用，加快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融合开发。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当记者结束采访离开王大湾村时，高宏周指着门口盛开的鸡冠花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就像咱家门口冒起来的这些鸡冠花，美了很。”

尊敬的长征英雄们：

你们好!

孩提时，听爷爷讲有关你们的故事;上学后，朗诵后人为你们书写的美丽篇章;长大后，观看有关你们的种种纪录片。你们的信念，你们的精神已深入我心，也感动了无数中华子女。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说起长征，许多人会想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想到“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也自然会想到“万里长征犹记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二万五千里长征，金沙江上有你们呐喊的声音，泸定桥上有你们留下的脚印，大渡河上有你们英勇的身姿，夹金山上有你们努力的背影。漫漫长征路上，充满了各种磨难。你们有的是未成年的女孩，有的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你们有的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有的是已有妻儿的父亲。但是在革命的面前，你们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长征这条惊险的路。有的人为了不耽误全体的进程，自己即使生病了也不说;有的人为了不影响大家的食物，自己宁愿吃干草也不讲自己为救队友粮食被丢的事实;有的人在困难面前为了不拖累大家而选择了牺牲。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团结友爱，坚持信念的精神，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国共产党开拓了道路;感谢你们用生命为革命的胜利迎来了希望;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下美丽的篇章。你们是我们全中国的英雄，是我们全社会学习的楷模，是我们全人民的骄傲。你们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个故事关于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于不惧艰难，勇往直前;关于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你们是我们中华人民的榜样，是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力量。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再多的诗歌，抒不尽你们的功劳，再多的篇章，赞不尽你们的精神。如今已到了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全国人民无一不为你们事迹而感动;无一不为你们的胜利而雀跃;无一不为你们的精神而自豪。你们带给我们精神会永远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听全国人民在内心深处都在深情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致

敬礼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的夹金山。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

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孩儿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女孩儿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女孩儿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英勇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

很多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那一年，她15岁。

蚂蚁的故事

久以前，有一个人看到了蚂蚁的壮举：

突如其来的水包围了一小块陆地，那一小块陆地有许多的蚂蚁，是蚂蚁的家园。蚂蚁们对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们不会水。天要是要下大雨了，它们总是能够预先知道，于是就能看到它们浩浩荡荡搬家的场面。但是这一次它们无法预先知道，因为这一次是人祸，那个人挖开了沟渠，要浇灌他的菜园子。天灾可以预知，但是对于人祸蚂蚁们就无法预知了。蚂蚁们爬出了洞穴，一阵慌乱后，蚂蚁们秩序了，它们聚拢，聚拢，聚拢成了一个大大的蚂蚁团，这时，水漫了上去，蚂蚁团就漂在了水面，而且在微风的吹动下，蚂蚁团滚动，在水面上向前滚动。没有一只蚂蚁松手，那蚂蚁团好像向前漂得很轻灵。终于，他们抵达了陆地，它们分散开来，它们一定又一次开始重建家园。

那人看得呆了。他在想，假如有蚂蚁不想在最外边，想在里边安全着，还会有那紧密的蚂蚁团吗?假如有更多的蚂蚁这样想，还会有蚂蚁团吗?他的脑海闪现了一个词：团结。这是他因为目睹蚂蚁的壮举而创造的一个词!他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词啊!

他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的子孙，临了总要说一句：“团结啊!”

他的子孙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们的子孙，临了总要说：“这就是团结啊!”

后来蚂蚁的故事传丢了，一代叮嘱一代：“团结啊!”

榜样是人们为人做事的一种楷模和规范。良好的榜样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小面积的播种获得大面积的丰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榜样之所以能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就在于它给出了在某一方面。某一行业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告诉人们你沿着他说经历过的道路脚踏实地的干下去也就等于你找到了一条通向天堂之门的钥匙。但榜样首先要避开排除一些先天性的因素。

即然存在了我们就要正面的去面对。用到现在就是告诉人们找到个人坐标。做适合自己做的事情。盲目。盲从所得的效果终究都是零。榜样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引领你怎么做的步骤而是指导你用什么样的状态以什么样的精神去付诸努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完全和别人做同一件的事情。如学习榜样。你再怎么做无疑还是效仿别人孜孜不倦。刻苦专研的学习态度。而在当今一些大腕。泰斗级人物面前好多学习的就是人文交际等等的了。可能从事的职业和别人大相径庭。但终极目标是相同的。

对于榜样只能取其一部分。留其一部分才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学习榜样的力量。

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红军过雪山时有一名名叫小董的红军女战士。当她过雪山时她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穿一件衣服都热。小董他们看到前面有一座大雪山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想到前面可以凉快些时就浑身是劲。小董他们上了雪山，刚开始天气还是很热，但当他们到了半山腰时一切都变了，天气变凉了，树都枯黄了，再往上走太阳都看不见了。雪花飘飘，满天银白，积雪不知道有多厚，就像到了冬天似的。山上的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一位男战士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去了，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拉出来，当把他拉出来后，大家发现他的脸上和手脚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的了。要到山上了，直觉得头昏眼花，呼吸困难，身子发软，一阵阵恶心想吐，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都不行，一旦做下了就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更大了，把地上的雪都卷起来了，只觉得头重，身子轻，直摇晃。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小董任然走了出去。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夏天，别的动物都在悠闲的生活，只有在田里跑来跑去，搜集小麦和大麦，给自己贮存冬季吃的食物，屎壳郎惊奇的问他为何这么勤劳。当时什么也没有说。

冬天来了，大雨冲掉了牛粪。饥饿的屎壳郎走到那里乞求食物，对他说：“喂，伙计，如果当时在我劳动时，你不是批评我，而是也去做工，现在就不会忍饥挨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尽管风云变化万千，但未雨绸缪的人都能避免灾难。

如果人的一生用四季来表示，那么现在同学们就是处于夏季，你就是那或者屎壳郎，那么究竟你想做还是屎壳郎，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自己清楚地思考一下。

我们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要蹉跎了岁月，徒伤悲！

小猪和小猴是一对好伙伴。一天，小猪到小猴家去玩，玩了一会儿，小猪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它问小猴要吃的，可小猴家里没什么食物可吃。于是它们出去找吃的，它们往山坡走去，走着走着，它们发现了一棵大果树，上面结满了红通通的果子，特别诱人，它俩馋地直流口水。小猴敏捷地爬上树，猛力地摇晃树枝，一个个果子像雨点一般掉了下来。看着满地的果子，小猪说：“我们可以把果子运回村子里，和其它伙伴们开个水果联欢会。”小猴从树上下来说：“我们应该先尝尝果子有没有问题，确保安全了，再给大伙儿吃。”接着它们每人尝了一个果子，觉得味道很不错，甜津津的，很爽口。然后，两个小伙伴兵分两路去召集村子里的小动物们。不一会儿，大树下聚满了小动物，它们齐心协力地把果子运回了村里。

晚上，村子里所有的小动物们围在一起，开始了水果联欢会。它们吃着美味的果子，有说有笑，唱歌|、跳舞，非常热闹。它们说：“这都是小猪和小猴的功劳。”

小猪和小猴真是两个懂事的好孩子，它们懂得与人分享，这种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红军，这个天下无敌的队伍在长征途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好不容易拿到了一袋干粮，却因在过桥时照顾伤员，不慎把自己的干粮掉进了河中。为了不连累大家，让战友有足够的粮食吃，她就偷偷地吃野菜充饥，直到身体虚弱地不行了，被护士长发现，大家才知道她吃野菜的真相。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与红军小兰长征途中的困苦比起来，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像她那样为别人着想，为集体着想，宁可苦着自己也不愿意拖累集体呢?

在家里，每天放学到家，爷爷奶奶总是备下好吃的，我是不是想到请他们也一起吃?是不是想到给辛苦工作还没有下班的爸爸妈妈留点?晚上爷爷奶奶睡觉了，我是不是想到脚步要很轻?

在学校，我们是不是认真听讲，以好成绩回报老师的辛勤教育?看见同学早早地来打扫卫生很辛苦，是不是不往地上扔纸屑?是不是时时刻刻注意以“洁”“齐”“美”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班级争光，为美丽的校园出力?

我想了很多，明白如果心里装着别人、集体，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八十年前，对，八十年前，很遥远很遥远的一天，在若尔盖草原上走过一对人马。

他们衣衫破旧，挎枪的挎枪，拄棍的拄棍，踉踉跄跄地走啊走啊，互相搀扶着的队列里，夹杂着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柳棍儿。他没有枪，也没有马刀，这根柳棍是她从湘西桑植老家的天子山上折下的，跟着他走了好多天了。

小孩子叫侯德明，母亲刘大梅，爸爸侯清芝，全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将军的战士，只不过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刘大梅、侯清芝和侯德明走散了，可是，侯德明没有感到害怕和孤独，因为身边的红军战士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大家都用生命庇护着他的安全。

若尔盖，藏语是“美女的故乡”，可是这片沼泽地见不到一个美女，只有苍鹰盘旋，偶或有草原鼠掠过。这种老鼠呆头呆脑的模样，可是却机灵无比，想捉住它们很不容易。

抓老鼠干什么?吃。

这支队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能吃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甚至连草原鼠都所剩无多。泥泞的草地上，一行行深陷的脚印存着积水，伸向天边，远方真的很远。“走过这片草地就是胜利”，一个大个子叔叔冲小娃娃侯德明说道。

侯徳明点点头，把勉强挤出的微笑献给大个子叔叔。他面黄肌瘦，可是一双眼睛却清澈无比。“叔叔，我饿!”小娃娃告诉大个子叔叔。

前面有几个端坐着的红军，像是一个班的人马，在围着一堆燃成灰烬的炭火休息。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个子叔叔走上前去打招呼，可是，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

大伙走上前去细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灰烬上是半脸盆的野菜汤，灰黑色的菜汤闪着不详的光，“肯定吃了有毒的野菜!”大个子叔叔告诉侯徳明。

疲惫的队伍肃立着，向牺牲的战友们默哀。

小孩子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帽子是爸爸的，戴上去有点大，让他更像一个有趣的大头娃娃。他想哭，不光是因为饿，反正他觉得委屈。这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死亡!

队伍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看到一星微弱的灯光在草原上摇曳，大家加快了脚步。当几头凶猛的藏獒吠叫时，大个子叔叔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不怕狗咬，只怕饿虫!”

黑牦牛毡的帐篷里有人，一对藏族老夫妻。也许是习惯了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走过，老夫妻淡定甚至有几分漠然地注视着大个子叔叔，可是，小孩子侯徳明的出场让他们的目光亮了起来。男主人递过肉干，女主人端出酥油茶。

侯徳明顾不得推开头顶的大号军帽，大口地吃了起来。然后，然后他在温暖的火堆旁沉沉入睡，好香好甜的睡眠，这是七岁的娃娃侯徳明平生最惬意的一次入睡。

头顶上不再是月光和星星，而是一顶黑牦牛毡帐篷。肚子里也不再是虫咬般的饥饿，不是辘辘的肠鸣，所以小娃娃如死亡一般沉睡着，甚至连梦都不曾有。

好像时间停滞了似的，当侯徳明猛然睁开眼时，身边除了藏族老夫妻，一个人也没有了。

“大个子叔叔!”小娃娃惊恐地跑出帐篷，草地上除了渗水的脚印，只有苍鹰和飒飒的风声应和着他的呼喊。侯徳明一下子明白了：他已经留在这座帐篷里，因为他看到老阿妈正冲他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手上是牦牛肉干，还有自己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

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把眼泪用衣袖擦干，侯徳明小鸟一样扑进阿妈那宽大的藏袍里，他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然后小娃娃走出帐篷，把故乡的植物伙伴插入松软的土地，柳树的生命是顽强的，来年春天，这柳棍会生根发芽，而红军的娃娃侯徳明，也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遥远的故乡，漫长的征途，一切的故事都将重新开始。黑牦牛毡帐篷像个故事宝盒，默默收藏起了侯徳明的童年往事，一藏八十年。

在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旅游胜地，如今有一处最著名的景点：红军柳。

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曳，甚至有高原罕见的鸣蝉纵情吟唱。每逢一个藏族老人来为柳树浇水时，蝉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它们知道柳树的来历，也知道这个连汉话都不会说的藏族老人却有一个典型的汉名：侯徳明。

1.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红3军团某连有一个9个人的炊事班，携全连仅有的一个铜锅进入草地。炊事员一个个牺牲，铜锅一次次换肩膀......走出草地后，铜锅已挑在司务长的肩上，炊事班的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红军长征故事--贺龙嚼了3天的牛皮

"为救命，贺龙把他的枣红马都杀掉给战士们吃了。"老红军胡守富回忆说，每到宿营地，贺老总便千方百计地钓鱼，"几条小鱼熬成的汤，把饿晕的军团政委关向应救醒了，而他自己却嚼了3天的牛皮。"

红军长征故事--总理亲自抬棺送葬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红3军团过草地。时任军团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身体也很虚弱，却坚持亲自抬周恩来，走出草地后便累倒了。1954年，杨立三去世，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

红军长征故事--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岁月可以改变山河，但不朽的精神与世长存。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坚定信仰、牢固信念、忠诚人民、敢于担当、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谋福利。”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史宝银在重走完长征路感概地说。

“青丝树叶我的房,青石板上我的床，杀退敌人回山岗，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记者在途中一处称做“红军床”的大石头上看到的。这首由后人刻在石头上的诗句深深表现了，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在极为艰难的年代里坚持斗争，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记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开学第一课开始啦!”昨晚8点整，众多的中小学生和家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开学第一课》，听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开学第一课》主题为“先辈的旗帜”，邀请多位亲历长征、平均年龄逾百岁的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给青少年以价值观的启迪和引导;同时辅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和互动游戏，力争给全国中小学生献上一堂生动而有意义的第一课。从2008年至今，《开学第一课》已经陪伴全国中小学生走过了8年。

“这种形式非常好，充满正能量。”泉州一中校长赖东升介绍，今年刚好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节目中老红军亲自讲述当年的经历，让年轻一辈们能更深切地体会红军长征遇到的艰难险阻。整个节目主题鲜明，形式新颖，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让同学们感到亲切，易于接受，得到教育，加深理解与感悟，效果颇佳。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用长征这个主题非常好，让我这个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看了非常感动。节目教育下一代发扬先辈勇敢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不忘初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培养下一代作出自己的贡献。”晋江市金井镇新市村光华小学教师曾志欣激动地说。

“《开学第一课》从青少年的独特视角，带领大家一起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长征精神，鼓舞我们接过先辈的旗帜，初心永不改，加油向未来!”泉州五中初二(六)班学生曾国磊表示。泉州师院附小四年(一)班学生苏子淇表示：“节目教育我们遇到苦难要勇敢面对，学习长征精神百折不挠，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