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精选：顺姐的“自由恋爱”（实用九篇）

杨绛先生的散文总是记录着生活琐碎的事，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她对生活的真切描述。

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展，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

“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吗?”她不答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我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她说，“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撩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有事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林奶奶指望安顿亲友的另两间房里，住的是与她为仇的“街坊”。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我家。我说：“这天气，皮背心正是穿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皮背心呀!”她气呼呼的含忍了一会儿，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

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蝶是自由，那压抑或囚禁都不是我的爱。失了双翼的蝴蝶，也便多了一份凄凉，失了追逐的梦想，于远方来讲，已是最遥远的回忆。我独爱蝶，却不是爱她的美丽，只是爱她的不受羁绊。身清影淡，倏忽来往，恣意飞翔，正合了天空的格调，一样的高远，恰如一束韵律和谐的短柬。

蝴蝶不语，花可是她的知音?平平静静的厮守，简简单单的情话，蝶与花可是一对恋人?凝神总是深情，年华逝去，还是蝶独守花的闺房。洗净铅华，爱盛开，爱萎败，没有天长地久，蝶与花只有一程。

偎在花的温柔乡，即使短暂，其实这短暂已是地老天荒。有了这片刻平静的安宁，就一如那飘渺云峰里的隐士，恬静、自然，让我这个俗人也免不了为之驻足、为之探身、为之倾倒。滞留在花香的断桥，诌几句自编的诗句，附庸风雅，故弄超逸，那时刻不觉得自己肤浅，阖目合什，自身已超越俗世的羁绊，做了一刻的逍遥游侠。

蝶影迷离，感觉是温柔缱绻的红酥手。这样的蝴蝶，纯洁得让人歆羡，潇洒得让人动情，谁还会想到自己的思想已深陷囹圄呢?

花，可弃可养，蝶却养不得。她是上天的使者，是不能被圈养的。我看不惯人用丝网网蝶，这是对自由的亵渎，是令人生厌的。我喜欢看蝴蝶飞舞，看她憩于一朵花上，回头对我微笑，那荡开空灵的笑靥，足以洗净一切污垢。

爱，在时光的流逝下越发浓郁，谁的转身能让它定格成美丽的童话?朝朝暮暮，我写下一束束短柬，然后将它们投入窗外系着的花篮。一束短柬，就承载了一个梦想，蝶于一个花香的午后衔走了花篮，飞向遥远的远方。倒空的短柬盛开在贫瘠的大地上，大片大片的，像海，像云，也像叹息。匆匆赶路的行人无暇为之止步，相反地，相似的短柬从他们的身上不停的遗落。花篮，可是蝴蝶眼中的梦想?要不她为何如我哭我的短柬一样哭她的花篮?

太阳，已像叶子一样薄了，踩着阳光的经脉，我在大地上放歌。地，是红尘，我，在地上;天空，是远方，蝶，在穹里。蝶不在穹里又能在哪里呢?

蝶，落在指间，化作忧郁，于是花开也寂寞，天空也苍白，但我的忧郁也被蝶带走了，那颗不安分的心也随风飞走了。所以的一切，宛如黄昏里的诗。而蝶，是我的知己么?

蝶，是不容亵渎的，我无法近身，我害怕我的举措，会一不小心让这份只属于蝶的风情无端地凋零。于是祈祷，盘膝而坐，敲木鱼诉佛经，让这一身的垢渍被恢弘的钟声洗净。

美丽的蝴蝶，是我睫毛上的泪珠，不懂哀愁，只懂自由。

这世间，蝶已难觅知己。我们对她大多一知半解甚至杳不知晓。人们足迹所及之处，便有大片大片的鲜花凋谢。蝶，无处安身。

蝶的逃亡是世间最令人心痛的背叛。

我要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寻蝶。我踏着碧波浩渺的洞庭水走来，湖面正摇曳着一轮朝阳喷薄欲出，蝶像是一个浣沙的女子，湖光正拂动着她丰腴的臂膀，虚无缥缈，迷离闪烁;我乘这水阔天空的万里长风离去，夕阳在水天一色的相衔处淬落，蝶又像一个晚浴的佳人，融融的暮霭化作她婀娜的身姿，面罩轻纱，淡妆轻抹。我捧起屈子的《九歌》，回首再望，才看到她点点的泪痕，陆离斑驳。

心如菩提，我的救赎却微不足道。

我不知道，蝶已不再原谅我们，她生活在遥远的云端，那云端上有一朵又一朵花在盛放。是蝶的背叛?还是人的背叛?

茫茫尘世，哪里才是蝶的安身之所?

这个问题太沉重，沉重得无人能作答。忙碌得迷失了自我的人们已无暇思考，可悲的是，人们竟然无知到不知道是自己遗失了自由还是自由舍弃了自己!

此刻，我只想说，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刻我突然就有恸哭的冲动，忍不住想对忙碌的人们说一句：请停一停，停一停!

蝶，曾经是我最真实的友伴，如今却是一见难求，她已经凋败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我渴望她会如种子一样，长出一扇又一扇轻扬的双翼。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怀念石华父散文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①，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①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

一九八五年

果我是只依恋黄土的蜈蚣，那装满液体的酒瓶，就是我的囚牢。

唉!要是勇敢的人不敢碰我那长满小脚的身体，那我就自由了。

如果我是只长在树荫下的真菌，那五颜六色的蘑菇头，就是我致命的缺点。

唉!要是人们没有好奇心而恐惧我的鲜艳和奇特，那我就会自由。

如果我是只翱翔在天空的鸟儿，那森林多出来的树枝，就是我放下翅膀的诱惑。

唉!要是我没有因为渴望看看如何筑巢的同伴，那我就会依然自由。

可惜我只是一个人。

要是那时晋朝不再腐朽黑暗，那追求自由的五柳先生，就会埋没在历史里。

哎!若连元亮兄都觉得自由，那真正自由也就会逐渐消失。

要是城市的角落不再人烟稀少，那在城市迷茫的人们，就会找到自我。哎!若连人们都感到自由，那自由的存在就会更加卑微。要是感到不幸福的人感到幸福，自由是否不再重要?若有一天，无法再忍受疲惫席卷全身，如果摆脱世间的约束，那快乐会随之而来吗?只要身体和心灵得到自由，那幸福就会接踵而至吗?大概，这种问题没有结果。若有一天，得到了身体上的自由，飞出鸟笼，却又依恋徘徊，自由真的就是快乐吗?只要身体得到自由，幸福并不一定被拥有。或许，自由可以先缓缓。若有一天，得到了心灵上的自由，自由自在，却又在意他人，“自由”真的就是自由吗?也许，自由只是心理的贪恋。寻找，是一个过程，一个脚踏实地的过程，要是没有这个过渡，获得自由就会看似容易，少了一步探索，就会少一步乐趣。寻找，是一个动作，一个不断奋斗的动作，要是没有这个动作，获得自由就会缺乏热情，少一分收获感，就会少一分自信。不说，我也知道，自由只是逃避现实的借口，不问，我也会说，寻找只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悄悄地，时间随岁月流去，如果思想自由些，心胸宽广些，是不是自由就已经存在了。轻轻地，花朵随花期凋谢，如果行为自由些，做法特别些，是不是早已经找到自由了。嘘!不要告诉我答案，让它随着记忆毁灭在时间里。因为生活就是探索，让我猜一猜，是我对了，还是你错了。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一幅简单的窗帘却足以将我们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让人生出好奇之心。看看下面的窗帘散文吧。

窗帘散文

人不怕挤，不论怎样挤轧，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一一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一一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起任何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望测度，生出无限兴趣。

光秃秃赤裸裸，当然表示天真朴素。何必这些虚伪，遮遮掩掩的不老实!可是，逢人只说三分话，就不能一见倾心，肝胆相照?开口见喉咙，也未免浅显。有乖巧的人，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沽白素净的帘子，堆登叠着的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经得起人为的漂洗而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假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 )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裸露的身体，或是裸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刻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事实总需要些掩饰，便是赤裸裸的真理，也需要一些衬托装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这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荒凉!

隐约的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迷离、相看一眼，越加添了想望;偶然目逆，给你无限欣喜;每一次试探是冒险，每一个发现是惊奇。伟大，伟大!在陶醉迷恋中，也忘却了自己帘后的狭小与简陋。

这时候，你掀起了窗帘。后面，有什么?赤裸裸的真实!像泰尼生( Tennyson)诗中的夏洛特女郎(Lady of Shalott)，看厌了镜中反映的天地，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外面真实的世界。她的镜子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悄悄地放下窗帘，失望而悲哀。

可是，失去的只是一个迷梦。有时也能换到窗帘后面的安静和休息，不论那间屋子多么简陋狭小。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上帝曾给你自由。是的，你微笑过;幸福过;甚至取得过成功;这我当

然知道。

你应该已有些许知足感了吧?好吧，我现在必须遗憾的告诉你，游戏结

束了，你正处于地狱之中。今后等待你的将是炼狱般的约束，这会使你万

劫不复!

在自由中，你很沉醉，近乎忘我。但却在不觉中卸下了信念、判断、理

想、执着......是你的所有!所有!

别傻了，这一切只是个糖衣炸弹。当你美美地舔完细薄的表皮时，数不

尽的厄运也就离你不远了。

噢!你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

你在恳求我帮助你吗?

好吧，好吧，我想你应该彻底忘却镜花水月般的美好。带着笑容，带着

信仰，去重拾遗失的自由!

出发吧，命运不允许你迟疑了。

快点!请再快一点!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么苗条、那么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么，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

有一天，顺姐忽来向我报喜，她的大女儿转正了，穿上军装了，也升了级，加了工资。我向她贺喜，她却气得淌眼抹泪。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瞒我一个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抚养：孩子只认大太太为“妈妈”，顺姐称为“幺幺”(读如“夭”)，连姨娘都不是。他们心上怎会有什么“幺幺”啊!

不久后，她告诉我，她家大小姐倒运了，那离了婚的丈夫犯下错误，降了级，工资减少了，判定的赡养费也相应打了折扣。大小姐没好气，顺姐难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满面忧虑，又对我说起还债，还给我看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和一份原告的状子。原来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状，说自己现在经济困难，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抚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该每月各出一半工资，偿还她抚养的费用。这位小姐笔头很健，状子写得头头是道。还说自己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处处受压。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将工资之半，津贴姐姐的生活。我仔细看了法院的判决和原告的状子，真想不到会有这等奇事。我问顺姐：

“你的孩子是她抚养的吗?”

顺姐说，大小姐当大学生时期，每年要花家里多少多少钱;毕业后以至结婚后，月月要家里贴多少多少钱，她哪里抚养过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钱，她弟弟妹妹就没份吗?至于顺姐欠的债，确是欠了。她顶缸当地主婆，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脱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经病得很厉害，当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带了小女儿，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妈，把她买下来。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

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出些钱来补贴儿女。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老得还债了。

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

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家珍。

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我也能写状子。”

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