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学小故事怎么写(推荐10篇)

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里却高举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浙江大学国学说经典励志哲理故事——生命的价值。

面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他问：“谁要这20美元？”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打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准许我做一件事。”他说着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还要？”仍有人举起手来。他又说：“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样呢？”他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碾它。尔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现在谁还要？”还是有人举起手来。

“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你们还是想要它，因为它并没贬值，它依旧值20美元。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我们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他看来，肮脏或洁净，衣着齐整或不齐整，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

然在幼儿园时我就背过《三字经》、《百家姓》，但我总觉得国学很深奥，非常难懂。直到我们学校开设了国学课，才让我对国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让我理解了《论语》、《大学》、《中庸》等部分内容的含义。

寒假的一天，我和姐姐约好了在姥爷家见面，一起去图书馆。可是刚到姥爷家，哥哥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我俩就一起玩了起来。正玩得起劲儿，姐姐来找我了，我才想起了和她约好去图书馆的事。正在我犹豫时，妈妈走过来向我询问了犹豫的原因之后,对我说：“姐姐为了和你去图书馆，都没有去和同学玩。说话一定要讲信用，如果你想玩游戏就自己和姐姐说吧。”这时：“我想起了在《论语》中有一句话：“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想到：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游戏什么时候玩都行，讲信用更重要!给别人留下一个遵守承诺的好印象，那就可能影响一生!于是，我和姐姐一起去了图书馆，渡过了愉快的一天。

谈到国学，我还经常用国学中经典的语句来安慰自己。当得到老师或家长的批评，我就会想到：“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通过对国学内容的学习,我深知这句话既体现了父母、老师身上肩负着教育 我们的艰巨任务，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辛勤付出，所以我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一点儿不记恨他们，反而感激他们给予我的深深爱意。

当我沮丧时，我就会想到《中庸》中的一段：“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激发自己的信心。

当我写作文遇到困难时，国学经典就成了我写作文的好帮手——当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时，会恰当地运用一两句国学经典语句,每每都会得到老师的表扬。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将深深的体会国学经典那文字背后的含义。我和国学的故事还将继续，它将作为我的好朋友伴我一生的成长。

我们诵读过无数的国学经典,但是在生活中又能有几句国学和你发生了故事呢?

我在十二中上艺科学校.每次上语文课的前十五分钟,老师总会让我们背诵十几句国学,并逐句讲解句意.刚开始,我认为背诵这些国学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改变了这个观点.

那天,老师布置了许多的作业.吃完饭,已经六点了.我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桌前,开始奋笔疾书.我估摸着,写完作业应该就到八点半了.我想：我得快点写,因为还有许多课外班的作业,加油.我再抄写三字经的“亲师友,习礼仪”时,弟弟跑了过来,对我说：“姐姐,我有3道题不会,请你教教我.”我一口否决了,着急地想：我的作业都写不完,还帮你?真荒唐!弟弟会溜溜地走了.我又想了想那句三字经的意思,突然觉得自己放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没有“亲师友”,所以立即放下笔,焦急地向弟弟跑去.追到弟弟时,看到他愁眉苦脸,就像他道歉：“小浩,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不帮助你.来,让我看看题!”弟弟开心地笑了.我开始一道一道的给他耐心的讲解.我已经把作业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想着给弟弟讲题,让他明白.

那天,我写完学校的作业时,已是九点了,但我一点也不困.我写完课外班的作业时,已是十点了,我却一点也不乏.那天晚上,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同时我也比其他同学的理解更深刻,令我终身难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刚好抄到了“亲师友,习礼仪”那句国学,就出现了一个巧合的事例.这也许就是我和国学的故事吧!那你呢?

成语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国学经典成语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老汉粘蝉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带着弟子到楚国去，路上经过一个树林，在树林中有个驼背老人正在用竹竿粘知了。他粘知了非常轻松，就像在地上捡知了一样。孔子问：您的动作真是巧啊！有什么门道吗？老人说：我确实有自己的办法，我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在竿头累叠起两个丸子而不会坠落，这样失手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叠起三个丸子而不坠落，这样失手的情况十次也不会超过一次；叠起五个丸子而不坠落，就会像在地上拾取知了一样容易。我立定身子，犹如立着的断木桩，举竿的手臂就像枯木的树枝。虽然天大地大，万物品类繁多，但我一心专注于知了的翅膀，从不思前想后、左顾右盼，绝不因纷繁的万物而改变对蝉翼的注意，这样为什么不能成功呢！最后孔子转过身来对弟子说：“专心致志，本领就可以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驼背老人所说的道理。”

感悟：一个人如果能够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勤学苦练，就可以掌握一门过硬的本领。

书读百遍，其意自见（xiàn）

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人叫董遇，自幼生活贫苦，整天为了生活而奔波。

但是，他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坐下来读书学习，所以知识很渊博。他的哥哥讥笑他，他却不在乎。

天长地久，他写出了两本书，引起了轰动，别人问他读书有什么窍门。

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xiàn）。”

人们很佩服他，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附近的人纷纷前来求教，并问他是如何学习的。

董遇告诉他们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学习要利用三余，也就是三种的空余时间：冬天是一年之余，晚上是一天之余，雨天是平日之余。

人们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要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读书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

感悟：现在有些人总找借口说：“我白天那么忙，工作压力那么大，生活节奏那么紧，哪有时间学习？”其实，只要你自己肯学，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爱因斯坦和鲁迅说过同样一句话：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有个著名的“三八理论”，就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一天应该分为“三个八”：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八小时自由安排时间。前面两个“八”，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并无多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剩下的八小时怎么度过。

黄香温席

古代有个叫黄香的人，以孝出名。他9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他更细心地照顾父亲，一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到了冬天，他害怕父亲着凉，就先钻到冰冷的被窝里，用身体温热被子后，再扶父亲上床睡下。不像现在，可以开电热毯、开暖气，那时候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到了夏天，为了使父亲晚上能很快入睡，他每晚都先把凉席扇凉，再请父亲去睡。黄香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孝心，也使他做人、求学上有所成就，后来他当上了以孝闻名的好官，人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感悟：用孝顺的心对待父母，父母可以得到很好的孝养；用慈悲的心对待众生，众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益。用恭敬孝养父母的心做天下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格外美好。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小时，总是觉得国学就是没用的，古人写的话，我们还需要背，每次老师教给我们时，我总是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体会到了，国学那种独特的美，它就如茶，只要细细地品味，就会品尝出它的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之处也正是其他没有的。

国学是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见证，古人把自己的智慧全部利用书，传授了下来。来到中国，不得不看看长城，体会它的雄伟壮丽，我认为，也不得不读一读国学，国学，是我国所固有的学术，里面包含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这不是如长城一样吗，正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见证。

当然，国学的文章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片文章记得读课外老师讲《孔雀东南飞》一文，文章并不算太长，我们学了一个星期，却一点不感到累。在这一周里我们被故事的内容深深吸引着，古人的文笔是那样的流畅、优美，用词是那样的精辟，凄美的情节让我们为之而动容。

国学的道理清晰，透彻，充满哲理，真令人十分佩服，当然，国学的道理不仅实用于古代，也实用于现代，我相信，国学的道理一定会永远的都实用的。

国学，适用的范围十分大，比如在写作文上，在结尾上写上几句国学，一下子就令文章充满诗意，令整篇文章充满生机，说话时说上几句国学，既可以清晰的表达意思，还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从书包里拿出国学这本书，静静地打开，看着古人智慧的结晶，一丝骄傲涌上心头，不禁，拿起了国学这本书，一边摇头晃脑，有声有调地读开了国学。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脑子里越来越充实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成语结草衔环 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续齐谐记》，比喻感恩报德，誓死不忘。结草，把草结成绳子，搭救恩人。

“结草”的典故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7月，秦桓公出兵伐晋，晋军和秦兵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交战，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相遇，二人厮杀在一起，正难分难解之际，魏颗突然见一个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杜回，使这位堂堂的秦国大力士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魏颗所俘，使得魏颗在这次战役中大败秦师。

晋军获胜收兵后，当天夜里，魏颗在梦中见到那位白天为他结绳绊倒杜回的老人，老人说，我就是你把她嫁走而没有让她为你父亲陪葬的那女子的父亲。我今天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原来，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位没生儿子的爱妾。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魏颗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颗并没有听从父亲病重时把那爱妾杀死陪葬的吩咐，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

“衔环”典故则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注引《续齐谐记》。杨震父亲杨宝9岁时，在华阴山北，见一只黄雀被老鹰所伤，坠落在树下，为蝼蚁所困。杨宝怜悯它，就将它带回家，放在巾箱中，只给它喂饲黄花，百日之后，黄雀羽毛丰满，就飞走了。当夜，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并以白环四枚赠与杨宝，说：“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意思是，它(环)可保佑君的子孙位列三公，为政清廉，处世行事如同这玉环一样洁白无暇。

果如黄衣童子所言，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四代官职都官至太尉，而且都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们的美德为后人所传诵。

后世将“结草”“衔环”合在一起，作为报恩的典故，流传至今。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小时，总是觉得国学就是没用的，古人写的话，咱们还需要背，每次老师教给咱们时，我总是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现在呢，长大了，我现在体会到了，国学那种独特的美，它就如茶，只要细细地品味，就会品尝出它的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之处也正是其他没有的。

国学是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见证，古人把自己的智慧全部利用书，传授了下来。来到中国，不得不看看长城，体会它的雄伟壮丽，我认为，也不得不读一读国学，国学，是我国所固有的学术，里面包含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这不是如长城一样吗，正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见证。

当然，国学的文章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片文章记得读课外老师讲《孔雀东南飞》一文，文章并不算太长，咱们学了一个星期，却一点不感到累。在这一周里咱们被故事的内容深深吸引着，古人的文笔是那样的流畅、优美，用词是那样的精辟，凄美的情节让咱们为之而动容。

国学的道理清晰，透彻，充满哲理，真令人十分佩服，当然，国学的道理不仅实用于古代，也实用于现代，我相信，国学的道理一定会永远的都实用的。

国学，适用的范围十分大，比如在写作文上，在结尾上写上几句国学，一下子就令文章充满诗意，令整篇文章充满生机，说话时说上几句国学，既可以清晰的表达意思，还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从书包里拿出国学这本书，静静地打开，看着古人智慧的结晶，一丝骄傲涌上心头，不禁，拿起了国学这本书，一边摇头晃脑，有声有调地读开了国学。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脑子里越来越充实了.

这个学期，我们新开设了一门《国学》。

我对《国学》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喜爱。刚开始，一看到《国学》里有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古诗词，就让我头疼，就像见到了一条巨蟒一样，一点儿也不想接近它。可是，有一天，老师对大家宣布，要把10—16课全部背会。我顿时慌了神儿。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我想：怎么办啊!《国学》那么难背，别说10--16课了，就连第8课，第9课，我也不会背呀!回到家后，我想，既然有人会背诵，我也一定要完成。那么我就该下功夫了。不是有句话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吗?周六，周日，我抽出时间背《国学》，我可不像别人那样死记硬背。首先，我把译文抄在了每句文言文的下面，如：子曰:“君子不器”。意思就是：君子不像器具那样有固定的用处。渐渐地，我按照这种方式，轻而易举得就把10--16课的内容全部背会了。我不仅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同时，还从《国学》中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每天早晨读书时，《国学》就是我必读的科目，如果哪天没有读《国学》，我就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谈到喜爱《国学》。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高段位的棋手下棋，我取得了胜利，手舞足蹈起来。这时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了，“君子与小人”中的诗句，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句话给我指引了方向，告诫我不要骄傲，因此，我变得不再那么兴奋了。还有一次，电视中出现了四个字：何为君子?我对答如流道：“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再一旁观看的妈妈夸奖我是会学会用的个小学者。另外，在空闲的时候，我经常会拿起《国学》，学者古人的样子，摇着头，读起古诗词来......

这就是，我与《国学》的故事。

国学大师黄侃，虽放浪形骸，却奉母至孝。黄侃自幼丧父，由生母和慈母将他抚养长大。1908年，生母周氏病重，黄侃回到家照顾了六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黄侃大恸，吐血不止。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黄侃被迫逃亡日本，但思母不已，便请好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这幅画成为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对慈母田氏，黄侃也是非常孝顺。他在京鄂间千里来来去去，都是侍母而行，每次奉母出行，必随身携带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其父黄云鹤留给慈母的，本为黄父当年准备自用的，但因棺材太小，就留给了慈母。慈母去世后，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以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全家设供祭祀，伤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