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国父孙中山的故事(20篇)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

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

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

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

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国庆长假中，我读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它让我深受启发。

这个故事讲的是孟子小时候很顽皮，但是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孟子的母亲怕他学坏，为了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前后搬了三次家。

最后一次，孟母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孟母看到孟子和学堂里的学生们一起读书、写字，这才安了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搬过家。

孟子见母亲为了自己的成长接连搬了三次家，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从此便刻苦学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孟子成为了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不已，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和孟母一样，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不让爸爸妈妈失望。

历史的篇章里写满了克服困难最终成功的伤残人士的名字。这些人中，有些是我们熟知的，可能还有一些人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都一样勇往直前。

考考你对这些伟大而无畏的残疾人士了解多少，下面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可以想象，他们很可能也经历过平庸无为的日子，但他们没有抱怨上天不公，让他们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能说出他们什么地方有残疾吗？

残疾部位

1。恺撒大帝_________

2。查尔斯·达尔文_________

3。纳尔逊勋爵_________

4。约翰·济慈_________

5。尤利西斯·S·格兰特_________

6。路德维希·范·贝多芬_________

7。拜伦勋爵_________

8。托马斯·爱迪生_________

9。爱伦·坡_________

10。弥尔顿_________

11。德摩斯梯尼_________

12。查尔斯·斯坦梅茨_________

13。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_________

14。彼得·施托伊弗桑特_________

15。亚历山大·柏蒲_________

16。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_________

17。富兰克林·D·罗斯福_________

这份名单可以继续写下去，一本曼哈顿电话簿可能也写不下。名单中的残障人士残障情况如下：

（1）癫痫；

（2）伤残；

（3）一只眼睛失明；

（4）结核；

（5）咽喉癌；

（6）耳聋；

（7）畸形足；

（8）自童年就有的耳聋；

（9）神经病；

（10）中年时期失明；

（11）口吃，口齿不清；

（12）驼背；

（13）伤残；

（14）假肢；

（15）驼背；

（16）结核；

（17）小儿麻痹。

这是积极生活的人克服残障的典型例子。

关于母爱的感人故事之最伟大的母爱

5月13日下午，都江堰河边一处坍塌的民宅，数十救援人员在奋力挖掘，寻找存活的伤者。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怀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她低着头，上衣向上掀起，已经失去了呼吸，怀里的女婴依然惬意地含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红扑扑的小脸与母亲粘满灰尘的双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救援人员小心地将女婴抱起，离开母亲的乳头时，她立刻哭闹起来，看到女婴的反应，在场者无不掩面。

无法想象，一个死去的妈妈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喂奶，从母亲抱孩子的姿势可以看出，她是很刻意地在保护自己的孩子，或许就是在临死前，她把乳头放进了女儿的嘴里。此时此刻，每个人无法抑制自己悲恸。

当你承受不住外界的种种压力时，母亲为你撑起一片天空，为你遮风挡雨，至死也呵护在孩子们的身旁，这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爱——母爱！

三百多年前，建筑设计师克里斯托·莱伊恩受命设计了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他运用工程力学的知识，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巧妙地设计了只用一跟柱子支撑的大厅天花板。但是一年以后，在进行工程验收时，市政府的权威人士对次提出了质疑，并要求莱伊恩一定要再多加几根柱子。

莱伊恩对自己的设计很有自信，因此他非常苦恼；坚持自己的主张吧，他们肯定会另找人修改设计；不坚持吧，又有违自己为人的准则。矛盾了很长时间，莱伊恩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在大厅里增加了四根柱子，但它们并未与天花板连接，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糊弄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

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秘密始终没有被发现。直到前年两市政府准备修缮天花板时，才发现莱伊恩当年的“弄虚作假”

感悟：作为一个建筑师，莱伊恩也许并不是最出色的，但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无疑非常伟大。这种伟大表现在他始终袼守着自己的原则，给心灵的高贵一个美丽的住所，哪怕是遭遇到最大的阻力，也要想办法抵达胜利。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发现：成功没有秘诀，贵在坚持不懈。任何伟大的事业，成于坚持不懈，毁于半途而废。其实，世间最容易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也是坚持。说它容易，是因为只要愿意，人人都能做到;说它难，是因为能真正坚持下来的，终究只是少数人。巴斯德有句名言"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从事期货行业以来，亦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总被他们的执着和坚持感动。曾在《我的期货梦想》中写道"我喜欢期货的神奇和魔力，经过无数绿肥红瘦的日子，前方的路充满荆棘和考验，坚持不懈才会有梦想和希望。"如今的我，也在努力并坚持着，不过是想一条路走到底而已。

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从"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再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应该坚持，坚持生命的困惑、领悟和真谛。只有如此，在你到暮年的时候，细细回想起来，才会觉得没有虚度曾经美好的年华，才会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充满价值。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宋庆龄故居原主任何大章与我们一同缅怀宋庆龄女士伟大的一生。

宋庆龄为何表明不愿与孙中山合葬?

在谈到宋庆龄为什么没选择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与孙中山一起合葬的问题时，何大章解释说，宋庆龄曾经讲过，紫金山是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言外之意就是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人民的一员。虽然是孙中山的夫人，但她不愿意用这种身份去分享伟人的光辉。所以，她觉得普通人要葬在公墓里。这是宋庆龄为什么不葬在紫金山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家有一个约定，就是活着的时候不管有多少矛盾，死了一定要葬在一起。宋庆龄曾经在一封信里写到，记得我家有八穴地，所谓八穴地就是八个墓穴。这八个穴地就是给她的父亲宋耀如、母亲倪珪贞，以及他们的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八个人要葬在一起，这是早就说好了的。

1931年宋庆龄的母亲去世以后，子女就商量给他们的父母建一个合葬墓。因为她父亲早就去世了，所以做合葬墓之前，宋庆龄和她的小弟弟宋子安去给父亲扫最后一次墓。扫墓的时候他们照了一张照片，在照片背面宋庆龄写了八个大字，“树长万代、叶落归根”，就是说要尊重家族的这种约定，渴望家族团圆。

何大章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庆龄对父母有一种内疚。因为她坚持要嫁给孙中山，这件事伤了她父母的心，她是逃出来的。当时她的父亲就病得很重，她肯定心里很难受。可能她想当时使父母伤心了，死后一定要陪他们。

孙中山、梁启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开创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历史，他们是革命战士，却分属两条不同战壕。

梁启超说：孙中山这个“农民”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梁启超大6岁，比康有为小8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离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太远。相近的地方同出三大名人，历史也算罕见。

1894年初，孙中山托人给康有为希望与之结交。赶巧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

虽然未曾谋面，梁启超却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提到孙中山：孙某，非哥(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

可以看出，康、梁只把孙看愤嫉时变之流，不太认同他的做法。此时，康梁寄希望于朝廷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也因此作为一大名鼎鼎人物被推向国际舞台。这令梁启超对孙中山刮目相看。

当年章太炎曾经问旬梁启超孙的为人，梁回答：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的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对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可他能把孙中山比作陈胜、吴广，也说明了他对孙中山已经有了非常钦佩的一面。

有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在河源市的紫金县中坝镇孙屋排村，在紫金有一个“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虽有争议，但亦为世人所知，而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初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又有了新意。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多是以逸仙为名。后来，革命同志常以“中山”称之。这“中山”本是个典型的日本姓，怎么会变成孙先生的名字呢?这里有一段趣事。孙文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十分仰慕孙文，经过许多周折，两人在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交谈之中，两人深为孙先生的革命热情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孙先生，希望孙先生在日本多留一些时日。为了安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提议孙先生改住他们安排的旅馆，孙先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孙先生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的陪同下，前往新的旅馆。他们一路经过日比谷公园，又经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了名为“对鹤馆”的旅舍。住宿要填写登记表，就由平山周代笔填写。填到姓名栏时，平山周为难了。当时，孙先生正在流亡之中，不能公开使用真姓实名，这可怎么办?平山周急中生智，想起刚才路过的中山侯爵府邸。这“中山”是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正好借来一用。于是，平山周就写下了“中山”二字。有了姓，可是名呢?名怎么填?看着平山周焦急的样子，孙先生接过笔，在登记表上的“中山”后面，写下了一个“樵”字。

事后，有人问孙先生，为什么要以“樵”为名。孙先生说：“现在中国到处是榛莽荆棘，我就是披荆斩棘的开山樵夫啊!”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就以“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进行革命活动。同志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这是日本民族常见的称人方式。因为这样称呼习惯了，革命同志也就不再称他为孙文，而是在日本姓“中山”前面另加了中国姓“孙”，称他为“孙中山”。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称孙文或孙逸仙。就这样，一个日本的姓变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另一个名，而且是最常用的名。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我国放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也以“中山”命名;还出现了“中山”为名的学校、医院、舰艇;而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也被称为“中山装”。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也就有了紫金“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并于1986年由任民革中央代主席、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屈武同志亲笔书名。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大师。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建的江南名楼滕王阁均出自大师的手笔。梁思成毕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早年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回国后定居北平，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且开始潜心撰写《中国建筑史》。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梁思成只得带着夫人和儿子梁从诫南下，在离重庆300多里的里庄落脚。日军的入侵让他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也是日益恶化。由于长期低头伏案画图颈椎受损，他就用花瓶拖着下巴，继续创作。

炮火连天、兵荒马乱，即便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也难得片刻安宁。1944年夏天，抗战形势扭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天，几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们奉盟军司令部之命，前来邀请梁思成商议大事。听明来意，梁思成二话不说立即乘竹筏从水路出发，到达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又弃筏登岸。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时，梁思成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一张军用地图已经摆在面前。盟军正在准备大规模轰炸日军，为了保护敌占区的古建筑不至于毁于炮火，所以专门把他请来请教。

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的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作沉思，忽然说：“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是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富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能擅自做主。

第二年夏天，日军兵败如山倒，却仍在垂死挣扎，拒绝投降。为了打击日军的战争潜力，早日结束战争，盟军在太平洋上集结重兵对日本本土发起了持续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在连连的炮火笼罩之下，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国内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唯有两个城市幸免于难，京都和奈良。盟军最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

硝烟散尽，隆隆的炮声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仍然难以愈合。然而幸运的是京都和奈良躲过了那场浩劫，两座千年古都，依然是生机勃发。时至今日，多处古建筑群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让日本人引以为豪，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观光览胜。当人们漫步古都，徜徉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为人类的智慧而发出由衷的赞叹之时，不会忘了6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学者。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远见和胸襟令人钦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起此事，眼眶湿润的说道：“父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悚然动容。如果说这是两个人的战争，胜负其实早已分晓。

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