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

资本/收入比，即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土地建筑、专业劳动力、产业及金融资本之和减去负债)和国民收入之比，现状如何?虽然在中国缺乏确切的数值，但是过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会让人相信，认为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目前在中国也存在。

目前在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因此来看，腐败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因为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少数人手中，因此将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有必要的。不过，若是以为腐败是导致财富不平等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则过于简单了。因为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度的强大推动力。

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 ，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

累进税制的理想形式是对所有收入和资产征税，没有免除或例外，收人和资产水平越高，税率就越高。在我看来，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首先，它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确保知识、技能和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顺。除了为福利国家筹资，累进税制还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必要的话可对占有最多资源和财富的人征收重税。累进税制的最后一重作用一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一一就是使收人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

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我认为也可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而且公布相应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数量的停滞一一特别是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一一会使过去累积的资产在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税务部门可每年公布 100 万-500 万元、 500 万-1000 万元、 1000 万-5000万元、 5000 万-1 亿元、 1 亿元以上(以此类推)各个等级的数目及金额的变化，年收入也如此。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生动描绘出 1790~1830 年英国和法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两位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各自所在社会阶层的财富层级，他们抓住了财富隐藏的轮廓，及其对男性和女性生活必然的影响，包括对于婚姻的态度、个人的期许和失望。他们和其他小说家用逼真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相比的。

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首先考虑促进趋同(即促进不平等的减少)的机制。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供需法则和这一法则的变体——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通常会促进财富与收入的趋同，但其影响力没有知识和技能的扩散那么大，并且它的含义经常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它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很明显，缺乏足够的培训投入会使整个社会群体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受惠增长可以在惠及一些群体的同时伤害其他人(近期中国劳动者取代更发达国家劳动者就是最好的证明)。简而言之，趋同的主要力量(即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只是部分自然和自发的，它同样很大程度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

3月18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深入探讨《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胡钧，教育部国家社科委副主任顾海良，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骏出席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十余家媒体记者与会。

会议伊始，与会专家集体回顾了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6月19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和基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非常重要。他要求我们发扬光荣传统，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问题，并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刘伟校长指出，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我校《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的莫大鼓舞和鞭策，也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莫大鼓舞和鞭策。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与开拓者，是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历来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拥有目前国内最为完整和具有重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有的、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的《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家，引领着国内研究的前沿，为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新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中国人民大学真正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强阵地。

“今天我们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社150周年，就是表明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意志，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意志。”刘伟说。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在书中他对很多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诞生那天起，这本艰深的著作即让众多读者望而却步。《修炼宝典》一书，由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卫•史密斯和漫画家菲尔•伊万斯合作，通过轻松的笔调和有趣的插图，为读者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完成的科学巨著，在书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中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诞生的那天起，这本艰深的巨著就让很多希望读懂它的人望而却步。现在，学者大卫•史密斯和漫画家菲尔•伊万斯通过轻松的笔调和有趣的插图，打破了这本革命性的经典之作很难为大众所理解的“困难神话”。通过200页漫画书，认识230万字《资本论》，这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

投资虽然仍是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但形势绝不像数据看上去那么靓丽。相比2016年四季度，2017年1-2月仅基建投资增长加快，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名义增速都明显下滑。

另外，2月PPI同比增长率已接近8%，比2016年四季度涨幅高出了4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前投资的名义增速中有很大一块是价格吹出来的“虚胖”。如果用PPI来折算投资的真实增长率，那么总投资及各主要分项投资的真实增速都处在近些年来的低位。

2017年1-2月，投资资金来源的名义同比增长率大幅下滑到-8%，与投资名义增速之间拉开了超过15个百分点的差距。在2014、2015两年中，正是投资资金来源增速长期低于投资增速，才导致投资增长连续放缓，经济增长持续走弱。而从资金来源状况来看，当前投资面临着十年来最为严峻的资金瓶颈。

2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长接近300%，成为不少人看多投资前景的依据。但只要把挖掘机销售数据看细一些，就能发现这种乐观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只要把挖掘机销量数据与投资增速做一个简单对比，就能发现挖掘机销量既不是总投资，也不是各个主要分项投资的领先指标。恰恰相反，挖掘机增速明显受地产投资的带动，是地产投资的滞后指标。

挖掘机销售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每年3月或4月是挖掘机的传统销售旺季。2月高得令人吃惊的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速是季节因素错位带来的短期现象，旺季单月销量一般是其他月销量的两倍以上。

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原材料分项指数在近几月的明显上升来看，PPI的上扬确实带动了一波补库存行为。2017年挖掘机销售旺季的提前可被看成挖掘机用户们的补库存行为。这种补库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是过去几个月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助力。不过，此番PPI大幅上涨不具有可持续性。建立在它之上的补库存行为也已接近尾声。在地产投资真实增速已经走低的情况下，挖掘机销量前景难言乐观。

在经济总需求改善有限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在采矿业利润大增的同时，中游的水电气行业利润增速已滑至负增长区间，下游制造业的利润增速也已走弱。显然，PPI冲高增加了下游行业的成本，反过来给经济复苏势头带来了阻力。此外，政府也不会容忍这种零和博弈进一步扰乱上中下游行业的利益分配，因而会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所以，当前的PPI冲高注定不可持续。目前，PPI的月环比高点已经过去，而PPI的同比高点也会很快到来。未来，PPI的涨幅将逐步收窄，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

利用过去的历史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PMI分项中，产成品库存指数既领先原材料库存指数，也领先PMI总指数。也就是说，从宏观预测意义来看，产成品库存指数最重要。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当厂商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滞销后，当然会减少原材料的进货。在2017年2月，产成品库存指数出现了近四年来的最大幅度上升。产成品库存有如此变化，再结合对PPI前景的分析，应该可以做出补库存周期到头的结论了。

中国经济形势高度依赖于国内宏观政策取向，特别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所反映出的宏观政策总基调的变化，是当前经济复苏动能难以为继的最主要原因。2016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较为有力，房地产是社融的主要投放方向，因而将金融体系的资金大量导入了实体经济，融资瓶颈大幅缓解，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改善。同时，包括股债在内的金融资产则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减弱而受压。进入2017年，随着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社融增长的势头已明显放缓。相应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有所改善，资金“脱实入虚”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

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网站里发现了《资本论》的电子书，于是便把它保存到了自己的电脑中。我喜欢这种阅读方式，多读点书总没有什么坏处。

两周之后，我把它大致读完了，感觉这本书不适合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研读。其间一些黑暗面的描述真的可以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起码知道了，原来钱可以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试图把我从它那里得到的知识整理出来，好让自己的头脑中有个比较直观、清晰的印象，便于记忆和思考。我不打算专业研究资本和经济，所以只要有个印象就足够了。

从《资本论》里，我似乎可以看出一个古怪的植物状社会体系来。这个体系的顶端是些厚厚的叶子，遮蔽了所有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投下无尽的阴影在根部。占整个体系绝大部分的根盘在深深的泥浆中，拼命地吸收可供系统利用水分和养料，通过枝杆送至叶片上，而叶片将它们几乎全部用于再生产，于是植物体便不断长大。

无需解释，根代表的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不停地把各种自然资源转化成社会财富，通过市场交换或租金——枝或杆，财富最终落到资本家——叶子——的手里，,财富变成了资本，被重新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吸取更多的养料和水分，根只有往地下越扎越深；叶子要得到充分的阳光和空气，也只好拼命向上伸展；枝杆亦随之长粗，变长。原本小小的丑陋植物逐渐成为一棵棵参天大树！

植物不能没有根也不能没有叶，社会不能失去上层的资本阶级，更不能失去下层劳动大众。问题在于，植物是一体的而人不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不可能像植物那样安静地生长。社会要发展，方向是平等，但照这种模式下去是行不通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怎么办？不知道。

由科技发展带动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推动力，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产品的增多，不能作为再生产原料的产品就必须被消耗掉。但劳动人民无力消耗太多的奢侈品，而资产阶级为了尽量提高社会的再生产率也不倡导铺张浪费，植物形的社会其实就是节约的社会。可是，科技的发展不会因此止步，生产效率的升级也是必然，若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枯竭及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或灾难，这个社会体系早晚要被自己生产的产品撑死！

树木不可能无限制地长高，并非因为时间不够；相似结构的社会体系也不能永久存在，不是由于敌人太强！

要理解《资本论》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血史”，我认为带着下面这个问题去阅读，或许能够初见端倪：还在第四章中，在阐明货币之所以成为资本，只是因为货币的一部分被转化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被自由工人所出卖的劳动力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劳动力究竟是从哪儿取得的呢?个别人手中大量的货币量究竟是如何地，通过什么方法积累起来的呢?

“圈地运动”是我仅能想到的原因，这是高中教育留给我的。阅读到在第一卷二十四章才发现自己的思考和学识有多狭隘。马克思说道：“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一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出发点。”从这里来理解，所谓“原始”积累是在资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当“原始”积累达到一定力量和能力的时候，它就辩证地转化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曾经，在高中的课堂上，老师向我们解读“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本以为这仅是马克思个人仇资的心理表示，毕竟在当时，我只认为马克思是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人。读罢《资本论》，才发现这正是恰如其当的评述，甚至如果还有更贬损的话语，我不介意用它来描述资本积累的原始过程。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印记,但其前提是存在有那么一段历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构的历史，迟早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如果说，资本积累不外是不断地进行着对雇佣工人的剥夺，对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占有，而这种剥夺又是隐敝的，被掩盖在物的关系下面，是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发生的，那么原始积累就是对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其目的是在于把他们变为雇佣工人，这种剥夺并不为物的关系所掩盖，它在商品流通规律之外进行，是超经济的因素。下面我将具体阐述原始积累是如何使大多数人变成无产者而少数人成为资本家的。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是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演出的。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和公认的小屋，把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市场。同时，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伴随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侵吞，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无情地抛进无产者行列。把人从地产上清扫出去，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ru，对人身施加最残暴的暴力，在那个时代，所有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无怪乎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乌托邦》一书中就宣称：“羊在吃人”。所有这些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为城市工业造成了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

我一直用“不受法律保护”来形容那些无地无产者，因为他们确实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法律的保护，即使有法律，那也是用来压迫剥削他们的血腥法律，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同时也是奉献者，因为他们的非自愿地牺牲造就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一夜间，大量无地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市场，但是这个不受法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她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厂手工业所吸收。再者，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我们甚至不曾想过法律可以这样：它对大多数人为何沦为流浪者在所不问，甚至鼓励把农民沦为无产者的行为，但它却对流浪者施加酷刑，并要他们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而没有人“愿意使用”还要被割耳朵。多么残酷的讽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已经被剥夺，劳动市场早已饱和，法律却要求他们“从事劳动”，否则就对他们施加酷刑。在形式上，血腥立法的目的在于反对流浪者和乞丐，但是转变为这种人的人恰恰就是被剥夺者。可以这样说，血腥立法所做的工作并不少于血腥剥夺者的工作。法律还在另一个方面起了大作用：法律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工人的状况极端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上升的程度。正如亚.斯密所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及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些法律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并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原始积累，造就了大资本家。

“资本是天使?资本是魔鬼?资本能让我们一步登天，也能让我们落入万丈深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资本的模样，你心中的资本模样如何?”通过《资本论》，我了解到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后续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从而扩大品贫富差距。而越来越多相对过剩人口对在业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迫使在业人员不得不过度劳动和忍受资本家的摆布。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在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公有制比较起来，社会公有制自然是一个长久的多，艰苦的多，困难的多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社会公有制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共产党宣言》最后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只是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更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