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文化事业也需要奉献精神

我国有 1000 多年的辞书史，但过去的辞书解释的对象是古书，解释的语言是文言文。 1955 年，国务院要求编辑一部以普通话为诠释对象、以普通话来进行注释的现代汉语词典。吕老秘书张伯江说：“吕先生主编这部《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干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现在翻看这本词典，想不出当时有多困难。”

吕老在一次讲话中曾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

作为《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主编，吕先生写过一个很长很细的《编写细则》。他在这份《编写细则》中，对于辞书的性质、对象、注音、收词、举例、释义等进行了界定，直接体现了这部辞书的编写思想，为《现汉》日后的精雕细琢搭好了框架，奠定了基础。

1985 年初，吕老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了他的文章《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共分为“汉语和汉字”、“语言文字的演变”、“语文改革运动”等几方面，洋洋万言。文章是老吕自己主动给寄去的。他觉得该和青年人谈谈这个问题。

张伯江说：“社会责任感是吕老一生中最闪亮的品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晚年把一半精力用于跟中小学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他是那种既做学问又为大众服务的人。说他是人民的语言学家一点不过。”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学了解到，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国科大外语系教授李佩于1月12日1时2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医院逝世，享年99周岁。根据家属的意愿，李佩先生告别仪式定于1月17日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李佩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夫人，她1917年12月20日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一个书香门第。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抗战期间随北京大学南迁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1947年2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工关系学院学习。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中文。1956年10月，与丈夫郭永怀携幼女郭芹，冲破层层阻力举家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回国后，李佩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中关村后勤建设，为今天的中关村科学城打下了基础。1961年2月，李佩先生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外语教研室英语教师。从此，便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

1970年2月，李佩先生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至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4月调回北京后，又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后改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即今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外语教研室主任。在“文革”后高校英语教育人才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李佩先生更是高瞻远瞩，创办了“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师资班，亲自担任导师，为该学科在国内的正式建立做出了开拓性工作，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成功实践，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李佩先生率领同事们创建了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英语培训班;还为中国科学院京区各研究所开办了高研英语进修班、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等多层次外语培训项目;并负责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的历届英语笔试出题和评卷工作，参与口语面试。李政道教授就曾表示，“今后凡研究生院派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到美国后可以不再进行托福考试。”其英语教学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1987年离休后，李佩先生仍在博士生英语教学讲坛上辛勤耕耘。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她也因此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李佩，江苏镇江人，1918年出生在北京。中学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贝满(Bridgeman)女中，193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李佩在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参与诸多进步活动，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托儿所。李佩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影响，曾帮助把美国劳动协会的捐款送到延安解放区。李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了包括校场口事件等多个中共领导的进步群众运动。

2017年1月12日1点26分56秒在京去世。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它好的一面，坏的一定会慢慢过去。

一方面等它自己变好，一方面也要做工作帮助它变好。有的事情要快一点，可是(有些事情)快不了。

人家问我你的乐观哪里来的?我说我无所谓乐观，无所谓悲观，大家都在一个跑道上面跑。

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可是历史的误区是走不通的，迟早他要回来，苏联就是证明嘛，苏联几十年证明此路不通嘛，苏联垮台了。

整个历史是这样的。没有两条跑道，只有一条跑道，所有国家不知不觉都在这个跑道里面走，这样一个情形。

我们这些人当时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是专制的，共产党是宣传民主的。

你掉下去一定要回来的，你落后了就要往前走，是这么一个现象，现代国际文化没有特色，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道路。

一个民族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科学思维。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思考，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落后呢?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控制思想，从苏联来的嘛，我们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最大的缺点就是控制思想。

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科学的好处是希望人家骂，你骂不倒它，它就是真理，所以它站得住。而且科学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是一元的，而宗教不同的教派，主义不同的流派，都是不同主张的。

另外有的国家落后得很，没有走上跑道，可是迟早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不管是在前面还是落在后面，但是都是在同一个道路上决定，你做得好可以跑得快，跑在前面。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

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来看，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世界很多国家好象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路，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慢慢向前去，可是有的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了。

苏联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误区上去了，我们比苏联聪明一点，我们在苏联瓦解以前十几年就搞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从误区里面又跑到轨道上面来。不过这一步不容易，我们跨上了一脚，还有一脚还没有跨上去。

我们跨上了一步，还有一步还要跨，这一步我们感觉到困难，我认为不要着急，困难也必须要跑上去，因为跑上这一条道路，不是愿意或者不愿意的，这是历史自然规律。可能迟一点，早一点，但是必然要走这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

现在国外有人讲笑话，20世纪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马克思讲错了话，第二个错误是斯大林做错了事，第三个错误是毛泽东跟错了路，这三个错误不得了，死掉至少一万万人。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

控制思想不许你独立思考，上面说什么东西，“一句顶一万句”，没有独立思考，社会怎么发展呢?社会发展第一就要独立思考，第二要创造，第三要发明。没有独立思考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就停下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