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杨绛是民国的十大才女之一，也是唯一活到现在的才女，可没想到她于昨日突然羽化。真是令人泪如雨下。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那些年的爱情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钟书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 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怀念石华父散文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①，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①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

一九八五年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人生的“第一秩序”

7月17日是杨绛先生102岁寿辰。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杨绛曾说，我最珍惜和感念的是与家人的亲近。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心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季康(杨绛本名杨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

生活中笨手笨脚的钱钟书常常碰到墨水瓶弄翻了污染了桌布，台灯、门轴坏了等等琐事，杨绛一说“不要紧”，问题就解决了。在牛津大学学习时，因钱钟书不喜欢古文书学加上粗心竟考了不及格，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在文科领域考的唯一的不及格。杨绛用一只耳挖子的尖头，一个一个点着帮助钱钟书认识英国古人到今天书写是如何变化的，钱钟书看清楚了就很容易的过关了。

钱钟书有今天的著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因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即便如此，百岁杨绛回忆中有女儿童年因为看着妈妈要批改众多学生作业而不能陪她玩，含着眼泪抡起小拳头作势要砸作业本的情景;有因告诉钱钟书女儿离世消息后钱钟书伤心而难以承受的后悔。杨绛的“家”承载着百年悲欢和深切动人的人生温情，闪烁着理想的光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羽化了，那么我就要纪念她。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的一二三事，希望读者喜欢。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_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奋需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下面是小编收集的有关杨绛的经典句子，欢迎阅读。

1、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

2、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3、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

4、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9、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奋需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

10、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11、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12、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

13、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14、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

15、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

16、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17、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

18、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19、灵魂的美恶，不体现在肉体上。

20、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

21、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22、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23、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

24、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25、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不过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26、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27、胡小姐觉得他攥着两拳头一文不花，活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听说他屡遭女人白眼，想必有缘故。不过，作为一个丈夫呢，这也不失为美德。他好比俭啬的管家婆，决不挥霍浪费。反正她早就提出条件，结了婚，财政权归她。余楠一口答应。在他，财政权不过是管理权而已，所有权还是他的，连胡小姐本人也是他的。

28、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29、假如“心如明镜台”的比喻可以借用，她就要勤加拂拭，抹去一切尘埃。

30、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读书有苦有乐。苦的是要应付各种考试，乐的是我们可以随时在书里串门，各种随心所欲。来看看杨绛先生所认为的读书的苦乐吧。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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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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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素材解读】

凭借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而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素材链接】

居里夫妇得到7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居里夫人还得到了5万法郎的欧西利奖金。她将一部分奖金存入银行，补贴家用和自费招聘一位实验室助手，把其余一些奖金捐助了一些学术团体，又给教过她的一位贫困的法国教师汇去一笔旅费，让老师能重游故乡。接下来，居里夫人把她千辛万苦提炼出的镭(价值100万以上法郎)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有人劝她把这些财产留给两个女儿，居里夫人说：“我希望女儿长大自己谋生，我只留给她们精神财富，把她们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绝不给她们留金钱。”

我们仨》的故事读完，让我久久不能放下。为他们的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之家的风范深深感动着我。真希望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每一个“我们仨”的故事都让人回味绵长…

认识杨绛缘于钱钟书先生，读书年代，读《围城》曾被我们视作为一种时尚，仿佛不读《围城》就不是文学爱好者。由此，也进一步了解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家人，这样的了解毕竟不同于历史课本中的简单介绍，这样的家庭也毕竟不同于我们。但是，一直以来却从未读过杨绛先生的文字，也许当时的读书更多的是追随潮流吧。

说实话，开始是以一种淡淡然读杨先生的《我们仨》。这样一本纪实文集，轻松的展示了一家三口走过的六十几年岁月。从两口之家的小甜蜜，到两人去到牛津，在图书的海洋里徜徉，再到小圈圈的降生，成才，总也找不到什么喧哗的声音，找不出任何干扰项去打破这片宁静，老人像是在轻轻的对自己言语，在亲人墓前一起回忆那逝去的日子。在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相继过世的沉痛打击下，杨先生只用平淡的文字里记录着生活里点滴记忆，也许这是她对逝去的人的最好缅怀方式，也是她在痛苦中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吧!

对于八十高龄的钟书夫妇而论，独女钱媛的离去，让老人的心从此成为了干枯的老井。杨绛说：“生了独女钱媛这么多年，也就牵挂了这么多年。而今她走了，就再也不用牵挂了。”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莫大的不幸，可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该如何的哀伤?所幸的是，这个时候，还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他可以相偎相伴。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之间也必有一人要先行离去，风风雨雨相扶持着走过了这么多年，而突然间要接受挚爱的永远离去，从此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一生中最牵挂自己的人、自己最牵挂的人，余下的漫漫长夜，再多的风风雨雨也只得自己一人走过。午夜从噩梦中惊醒，身边已空无一人，那个在身旁睡了六十多年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人守着孤单的身影，对着寂寞的台灯叹息。

杨先生在文中不曾想把人生描绘得多么壮丽，多么缤纷，却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们，她爱着她的丈夫，女儿，她有着普天之下女人所有的那份热忱，那份牵挂。她的文字里透出来的尽是黑白底色，年轻时候的含苞待放，大家闺秀，到老年时候的沉着坚毅。在这片田地里，你何处去寻找市侩气息?又有什么比这无声的坦然更有份量?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但是她还是愿意“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因为她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我们仨”的情和爱。

是的，有情、有爱，何尝担心没有幸福呢?

这是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他们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题记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我们仨》，2003年由杨绛女士于九十二岁高龄时所作，是以纪念其先生钱钟书和爱女钱媛的散文般的传记图书。这本书纪录了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学者家庭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成长跋涉。

杨绛先生的叙述，含蓄、节制、内敛、细腻，却有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读下来会觉得心里有股暖暖的涓流在徐缓间流动，烘得全身都有说不出的共鸣感觉。平和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语句，一位失去老伴和女儿的老妇，在经历了“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之后，将这淡淡的悲哀和怀念娓娓道来。平淡、平静、平和的文字，却如此深刻地震撼着我的心，让我的心思跟随杨先生的回忆一起走过了这个家庭已经经历过的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聚散离合。

全书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短短五百多字，由杨先生先前所做的一个梦入手，引出了第二部分老伴与女儿住院治疗到弥留之际以及第三部分对Mom、Pop、圆o这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回忆。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以意识流的写法，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从锺书突然接到一道神秘的而不可违抗的命令离家前往某地开会，到一家人在古驿道相聚，再到阿园离家住院治疗，最后到阿圆去世，锺书去世，杨先生一人迷失在三里河的寓所，虽然内心痛楚只字未提，但那种痛楚却简直是倾泻纸面，源源不绝，读起来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令人荡气回肠，谁能不为之动容!这一部分以梦境的形式，避免直接面对失去两位至亲的苦痛，这样却带给我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深刻的绵绵的伤悲。

阿圆住院期间，“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留眼泪。”于是杨先生感觉“自己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包含着热泪的眼睛。” 而阿园听从爸爸的吩咐，回“她自己的家去了”以后，杨先生“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的跳动，每跳一跳，就牵连着肚肠一起痛。”而这时的锺书，“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读到这里，我似乎感同身受，也泪如雨下。

锺书弥留之际，“还问我做梦不做。我只是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的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绛，好好里。” 在古驿道上，他们三人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在这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中，他们三人相聚、相守、相失。

第三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

Mom拍着胸脯说：“没关系，我会修。”

Pop自豪的说：“我会划火柴了!”

圆o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Pop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圆o对mom说：“妈妈，你不害怕么?”

圆o对pop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Mom对pop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能见人么?”

圆o对mom说：“爸爸，好好休息。”

圆o对pop说：“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有人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

Mom说：“阿圆虽然结了婚，在我看来，她总像煞是个没出嫁的女儿，老是和爷娘粘在一起。”

圆o对mom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

Mom曾说：“钱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Pop和园o对Mom说：“妈妈有点笨哦!”

Pop说：“她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

Mom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肠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Pop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

圆o对mom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去。”

Pop对mom说：“绛，好好里。”

Mom说：“现在，只剩了我一个人，怀念着我们仨。 ”

……

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散失，又在《我们仨》中重新聚首。我在这里，想要安慰杨绛老先生的是，珍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爱在心中，家便在心中。他们三人在这里诗意地居住，在这无边无垠、永恒长存的时空之中，生生世世不再分离。

后记：早在1996年，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后生病住院期间，杨绛就起意撰写这部回忆录。这年年底，钱瑗病重，请求母亲由她来写《我们仨》。在护士的扶持下，钱瑗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开始一篇一篇地写。到1997年2月底，她已经写了5篇。杨绛看重病在身的女儿写得实在辛苦，劝她停一停。没想到5天之后，也就是1997年3月4日，钱瑗就去世了。杨绛接着忙着照顾钱先生。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后，她才开始动笔，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写就一部近十万字的《我们仨》，我猜读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当属“钱锺书迷”了。虽则，这几年来，坊间也出版了些研究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诸方面的书籍，然而有关钱锺书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份量还是太少了些。杨绛先生以前出的《将饮茶》、《干校六记》等书，对于钱锺书生平研究者来说，早已是最不容忽视的头等史料，然而于爱好散文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洗练、淡定的文风，始终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颇为“神圣”的地位，连文章大家董桥，也直称杨绛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于上述原由，《我们仨》一书的出版，堪称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书，读者才了解杨绛写《我们仨》一书的由头，应当是为了完成先于他们夫妇去世的独女钱瑗的遗愿。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终因病早逝未果。现在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的这本《我们仨》，内里充斥着对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瑗的深情追忆，文笔悲伤，读之令人恻然。

自1998年钱锺书去世以来，这几年，杨绛先生时有笔仗缠身，如与宗璞、与林非等人。显而易见，世上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对钱锺书生前言行或有异议，或对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们也有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钱锺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去寻找，杨绛先生是如何藉此书对近年的一些“非议”，来作出回应的;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杨绛先生作为“局内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识地为钱锺书“添魅”的习气，在书内批露了一些非“传奇秩事”的细节，来为钱锺书的“圣人”地位“脱魅”，还原其成为一个也存在弱点的普通之人。这也许是《我们仨》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众所周知，奠定钱锺书在中国文化界显赫声名的最基础的原因，是他写出了《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及《管锥编》等几部著作。前二者完成于1940年代，然而只为钱锺书在较小的读者圈内，赢得了一些知名度。为他赢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以后的事了。同时，鉴于《管锥编》一书里展现出的令人惊佩的博学，种种为钱氏“添魅”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钱的同学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钱氏大学入学考试，“算学零分”，仍为清华大学破格准其入学。虽则钱锺书自己承认数学分数不高，否认只考了零分，然而这则“偏科传奇”，似乎影响颇大，大约被认定是钱氏少时即现异秉或天才的征象，而被选入了刚建成的无锡钱锺书故居展示，供后人观瞻。再有如许渊冲的《钱锺书先生及译诗》一文，提及诸多有关钱氏的秩闻，如钱锺书在上大学时，即与夏鼐和吴晗并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又说外文系“三杰”中的“龙”是钱锺书，“虎”是曹禺。鉴于这些言论的先知先觉，颇使人怀疑当初最早道出此论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类“添魅式”的传奇言论，于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助益。相反，一个平凡的人，是如何经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顿，进而成为一个博学大家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值得读者更真切关注的所在。

《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无疑会成为杨绛先生以前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的补充，两相对照读来，是颇有收益的。在后面一文中，杨绛先生将钱锺书在牛津得的学位，写作副博士(B.Litt.)学位，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应译作“文学学士”更恰当。此回出版的《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先生亦改称作“文学学士”。关于这个学位，杨先生说，钱锺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调侃了一番。由此联想及《围城》里关于洋野鸡大学博士文凭的那节，杨绛先生一上来写成“副博士”学位，至少可看出，杨绛于钱得的学位不高，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样的学位，一回国即获清华大学教职，确属“破格任用”。等到钱锺书任职不满一年，因了其父钱基博要其转去蓝田师院“陪侍”任职，钱杨两人为此发生争执。杨绛显然不赞成钱丢弃清华前程，去湖南蓝田任职。杨应当有这个资本去力劝钱，从书中可看出，杨绛的留学英法生涯，更象现今所言的“陪读夫人”。她因了经济束手及需照顾钱锺书、抚育孩子等原故，并未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取得学位。可以说，她的留学生涯，全靠自学;更可以这样解读，钱锺书的牛津学位的获得，有杨绛作出的牺牲在里面。从杨绛简练含蓄的文笔之下，读者更可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丢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出息，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测，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讽刺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承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还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钱锺书故居)中，质疑八十高龄的钱穆所写的《师友杂忆》记忆有误，内中提到的钱穆曾与钱基博锺书父子同赴常熟作讲演，并同住一旅馆事，实为子虚乌有。

终于慢慢地安定下来。

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终于也无聊起来，我是最怕闲下来的，也最怕被别人甩下。于是不断的找可以丰富自己的方式，好好捡起书来。

曾经看过一句伟人说过的话，只看经过至少几百年沉淀依旧流传，受人吹捧的书籍。这句话让我对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以及作品嗤之以鼻。殊不知自己错过了很多经典。

知道杨绛是在钱钟书之后，大学时代她的《我们仨》总总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为它驻足。近几年陆陆续续从报刊杂志网络得知她的名气。这个满头银发的世纪老人安详的坐在书桌旁，让人顿生佩服。

况且人一长大，总会更倾向于家庭，处理家庭的艺术。特别想了解这样一位伟人是怎么在最亲的两个人(丈夫和女儿)死后写的回忆录，怎么安定的过余生。

这本书杨绛以一个妻子，一个妈妈道来家庭的琐碎，三个人平淡中的小幸福。完全没有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有的只是小日子，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前进，女儿与父母的成长与陪伴。

我从外界知道的钱钟书是一个高傲，不可一世的作家。然而在妻子笔下的他仅是一个与世无争，不太谙世故，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妻子帮忙的普通的丈夫，只是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教导学生，传授知识的文人。

杨绛是一位伟大的女人，本也是出生书香门第，大家闺秀，想来很多事情都无法料理却还是跟着钟书从英国到法国，再回到国内不停的奔波，作为一个妻子，还要渐渐的熟悉柴米酱醋油盐之事。一定是相互的爱情才让这繁杂的家务变成生活的乐趣吧。

钱媛，知道她也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总觉得她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应该过得很自卑，钱氏夫妇也可能会不太认可这位孩子。我是多么的肤浅，一个人的美好岂能用所谓的外界的功名来概括呢。她这个乖巧的，有天分的孩子，在杨的笔下就是她的丈夫钱的化身，很多时候像极了她的爸爸。这想必是爱的一重高境界吧，因为我也会经常从我妈妈的耳边幸福的说我和爸爸的很多相像之处。

我原本以为如此有名的一对作家应该过着殷实的生活，可是并没有，我也以为他们不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或者更加的知名。他们在国外省吃俭用，还不断地想尽办法努力丰富自己。回到国内也是经常性的两地分居，为生计奔波。生活的苦并没有压倒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有的只是乐观的面对与迎接，三个人共同的扶持，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和谐的家庭。圆圆这个美好的女儿曾经还为了要照顾父母要终身不嫁，最终还是父母劝服了她，你就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中。

晚年的钱氏夫妇过得并不好，看着让人非常的辛酸。由于时代的关系，两位老人体弱多病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也只能怪时代给予那时人民的苦。

曾经以为轰轰烈烈才是生活的本色，也听过看过太多的晒幸福，过分歪腻与争吵，于是植根于脑底的就是这个婚姻与家庭的模板。殊不知平平淡才是真的真。

走过这些，杨绛是多么辛苦，看着女儿和丈夫在两年内相继离世，这世界上自己最最亲近的两个人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即使现在有了固定的房子也只是一个旅舍般，心却没有了归宿。她心里是经过了怎样的翻江倒海，才达到如今的心如止水。

愿这位百岁老人，安安稳稳，静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着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www.gs5000.cn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着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着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着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 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 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面对杨绛即将到来的102岁生日，杨绛的朋友们都不愿意凑这个热闹。“会另外选个时间去看她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说，“她对这些热闹喧嚣都不感兴趣。”大家每次去看她，最多也就待一个小时，或者半个钟头，就怕打扰她。

今年6月，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还和朋友一起去看望过杨先生，当时问杨先生最近怎么样，她的原话是，“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很好。”陆建德说，杨先生精神非常好，还经常看书、写东西，“我们看过她的一些文章，很多问题请教她，她的思维很敏捷。”

外文所郑土生是钱杨的朋友，经常去串门，今年3月份他还去看过杨先生，“杨先生身体很好，步履轻快、思维敏捷。只是耳朵不太好，我和杨先生谈问题基本都用笔谈，她问什么问题，我写下来给她看。”

导语：杨绛文学作品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杨绛语录，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1.你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3.灵魂的美恶，不体现在肉体上。

4.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5.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6.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7.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柞。

8.你的问题在于读的太少而想的太多。

9.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10.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奋需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

11.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12.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

13.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

14.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

15.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

16.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17.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18.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19.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的一干二净。

20.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21.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22.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23.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24.“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我从未后悔。

25.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26.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27.人能够凝炼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28.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29.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30.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31.“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32.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

33.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34.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

35.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36.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37.假如“心如明镜台”的比喻可以借用，她就要勤加拂拭，抹去一切尘埃。

38.“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他们会看不起你，欺负你，或者就嫉妒你，或者又欺负又嫉妒…”

39.“假如说，人事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40.据说，朋友的友情往往建立在互相误解的基础上。恋爱大概也是如此。

41.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

42.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43.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44.姚宓的眼睛亮了一亮，好像雷雨之夕，雷声未响，电光先照透了乌云。

45.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

46.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47.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48.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

49.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50.所谓穷，无非是指不置办家产，自食其力，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欢或专长的事。

其实如此矫情的开头本应该配一个更矫情的下文，但心系牛娃儿中考的好好老师怎能傲娇到没朋友的地步呢?So我们依然要说中考!只不过今天的下午茶和开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么，近几年的命题人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夙愿，那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得是一个既能在古文化中自由穿梭，也可在现代文明中深入思考的综合性人才。所以，就中考前文学圈里可与“汪峰上头条”威力相媲美的爆炸性新闻来一个中考素材大挖掘。

说露骨一点，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大家怀念的只不过是我们眼下最缺失的一种品质——静。而这位世纪老人平静地泊在时间深处，有形无形地散发着一种安详的力量。浮躁丛生的时代，她像一眼拒绝喧哗的深潭，清澈而高远地活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的距离。在鼓满欲望风帆的海洋上，居然还有那样一座沉默而丰盛的岛屿，在提示我们，什么叫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爱无疆。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突然感受到这段文字散发出的光芒格外地刺眼呢?嘻嘻，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标红，如此接地气儿的理由实在不符合好好老师的风格呀。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移植到牛娃儿们作文中的点题部位。

另外，我们还需储备一些和杨绛先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钱钟书先生的素材。在中国的名人谱里，钱钟书当属一颗耀眼的恒星。他19岁考入清华大学，28岁被破格聘为外文教授。之后，他蜗居书斋，杜门避嚣，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夏衍曾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特殊的人!”

下面好好老师举几个“栗子”，一定要接着哦!

◆对钱，他姓“钱”但看得很淡

一、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钱钟书却拒绝了。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老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许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老却说：“不卖!”

二、钱钟书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期间，有一次，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元。”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3000元，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三、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乃至后来《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也执意不收。

◆对名，钱钟书看得更是淡泊

一、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博人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

二、法同著名作家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钱钟书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因为太钟情于《围城》，所以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三、他也从不做寿。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一律婉拒。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对书，钱钟书却看得很重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钱宅满室书香，他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占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他一生都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非淡泊无以明志”。淡泊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境界，钱钟书保持了一颗淡泊的心，摆脱名利的羁绊，真正做到了返朴归真、潜心回归自然。

以上素材可适用主题：淡泊、坚持、钻研、不忘初心、做自己、追求、热爱、静、精神贵族等等。

[中考作文素材：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必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所以，我们选择将她的文字连缀成报道，以这种“隐身”的方式读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与另外两个人团聚。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不舍。

——编 者

亲与情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国与民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亿万“我们”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文与译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全部文章经整理，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因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1987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与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生实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人需要锻炼。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粹，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难为人上人。”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要本的要求。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小编整理自《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小传】

杨季康，笔名杨绛，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与钱锺书喜结连理。曾创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本，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高水平译作，著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隐身衣》等。晚年仍笔耕不辍，以90余岁高龄创作了随笔《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品。

[感受先生阅读杨绛经典作文3000字

高考作文名人素材杨绛：一世皆独立百年无二人

201x年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杨绛是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毕业生，振华女学校是江苏省苏州十中的前身，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奈何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杨绛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胡乔木评价《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

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最贤的妻，感人至深我们仨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有今天的著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

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钟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从2004年到201x年的十多年间，从93岁到105岁，杨绛先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先后出版《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作品集。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除了写作，杨绛先生还坚持做慈善事业。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钟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目前，“好读书奖学金”本金已累计达1400万元，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这就是杨绛，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

晚年的杨绛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回忆、思索、笔耕不辍，平静而执著地寻返皈依之路。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她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杨绛译介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的谈话录——《斐多》提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杨绛的文字，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

杨绛以“回忆”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能与亲人在永恒的时光隧道里相聚相守。在她独自寻返精神家园的归途中，始终伴着含泪微笑的温馨缅想。她用缅想之火，悲悯而幸福地点亮寂寂的归途。这归途与缅想之火，没有炙可熔钢的沸点和热力，而是铅华落尽的温热，烘烤着杨绛柔弱而坚韧的晚年生命，闪耀着真淳成熟的光华。

柯灵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杨绛含泪淡笑，用生命和一枝纤笔为这个虽有缺陷却不失可爱的世界——“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也为我们尊贵的生命倾注进一分真诚的关爱和守护。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

内心的充盈，可称平和的幸福。

而今，杨绛先生，这位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文坛中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钱钟书先生的朋友、情人、“最贤的妻”“回家”了，洗尽一生铅华，回家和“他们仨”团圆了。

杨绛给年轻人的寄语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先生的人生伴侣，享年一百零五岁。

她是钟书先生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是《围城》中的唐晓芙。唐晓芙不爱写信，杨绛也不爱写信。

她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女子。当他的父亲问她：“阿季，让你三天不读书，你有什么感觉？”她说：“有点难受。”“那让你七天不读书呢？”她说：“那这七天都白活了。”她一生所求，就是希望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书桌。

在那段痛苦的岁月中，她没有消沉下去。纵使乌云蔽日，在她看来每片乌云都镶有一道金边。

年华易逝，朱颜易改，唯有不变的就是岁月深处的那一丝从容与淡定。

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位百岁老人所著的《走在人生边上》一书，文字中透着初生婴儿般的气息，纯净无暇。

她在一百岁感言时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这一位时光深处的女子，她以静默的姿态优雅地看着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