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孩子是未来，既属于父母期望的未来，也属于社会期望的未来。父母往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并不就是父母的一切，父母心中还应有事业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所有，父母要关心;但孩子的所有，父母未必都要在意。尤其是父母并不认同的孩子的那一些，父母应留出心底里的一角，求同存异吧!有道是：“理解了干，不理解的看，但不要顶着干。”我想，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处事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缘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教儿子读唐诗，教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甚至于八卦……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杨振宁进行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请专人教儿子谈《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象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杨武之留学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给祖国科学事业出谋划策，他是祖国忠实的儿子。杨振宁常谈起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和生活，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据评价:"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被称为是继爱因斯坦和迪拉克之后，当代最重要的物理学大师之一。"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杨振宁那些年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杨振宁那些年的故事

裹着小脚的母亲教给了我一生受用的知识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12岁的“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与自己的学生——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的女儿成夫妻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1957年12月10日晚，怀揣1945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1964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大科学家的美丽是思辨与理论的美丽

学贯中西、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认识，使杨振宁对自然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大自然的美丽和思想的魅力，是促使他登上物理学象牙之塔的动力所在。他特别欣赏200年以前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向清华学子们道出了自然界中更高层次的美：“我想在座每一位，小时候看到了虹跟霓都会说这非常之美，等到你年纪稍大，会做实验了，你就发现虹是42度，就是它这个角是42度，而霓是50度，你继续观测以后，你就知道虹是红在外、紫在内，霓是反过来的，是红在内、紫在外，你已经体验到了实验之美。如果你再进一步，你就懂为什么存在虹和霓呢?是因为太阳光在水珠子里头可以有一个全反射，一次全反射就出来虹，两次全反射就出来霓，而且你经过全反射可以算出来，一个是42度，一个是50度，这个是唯象理论的美，我想任何一个学生，第一次算出来这个42度和50度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觉得这真是妙不可言。可是这个还不够，为什么要有全反射、为什么要有折射?这些要到理论架构里头，到了麦克斯韦方程出现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缘故要有全反射，而且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水里头要有折射，把它的根源找出来，这就是更高层的美。”

杨振宁甚至认为，连最美的诗句也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物理学的美。他说，在牛顿去世的时候，一个大诗人蒲柏写了这样两句“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真光明”，这些用诗人的语言来描述物理学的美，当然是描写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不够，当我们知道一个物理学的基本结构能够准确解释那么多的复杂的现象时，还有一些美的感受，是诗人所没有写出来的，是什么感受呢?是一个庄严感、是一个神圣感、是一个第一次看见宇宙的秘密的时候的畏惧感。正如歌特式建筑的建筑师，他们在设计歌特式建筑的时候，他们所要歌颂的是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是最终极的美。

当杨振宁试图结束这次面对2000人的采访时，早已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的学生们蜂拥而上，要冲上去让大师与之签名或合影。但没想到警察和保安比他们还快，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开人群，像绑架一样，拽着大师快步离去，如同一团自旋的电子。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而且想成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1943年杨振宁赴美国留学时，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1946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费米主持的研究生班，希望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写篇实验论文。当时，费米正忙于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事军事技术研究。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阿贡实验室的，于是费米建议杨振宁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实验则可以到艾里逊的实验室去做。

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在费米的推荐下，杨振宁成为艾里逊的6名研究生之一。然而，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中，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此时，杨振宁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

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博士关切地问杨振宁：“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

“是的。”面对令人尊敬的前辈，杨振宁诚恳地说。

“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我建议你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泰勒直率地对杨振宁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从心底深处感到自己做实验确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服输，非常希望通过写一篇实验论文来弥补自己实验能力的不足。他十分感谢泰勒的关怀，但要他下决心打消自己的念头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您。”杨振宁恳切地说。

杨振宁认真思考了两天。他想起在厦门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上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妈看了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往事一件接一件地在他的脑海浮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不强。

最终，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从此，他毅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放弃有时候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适时地放弃，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远见和智慧。人生之树，只有舍弃空想与浮华，才能撷取丰硕甜美的果实。

志向坚定固然有助于人生走向成功，但超出自身能力的志向无异于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正确认识自己，扬长避短，放弃不切实际的追求目标，人生才会转向真正的成功。杨振宁放弃物理实验研究转向理论研究是理性而明智的，他的选择是他的人生与事业的华丽转身。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和姚期智两位教授已依照《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什么会选择放弃外国国籍?94岁的杨振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他说,2015年4月1日放弃了美国国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他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杨振宁说,“回归对我是什么感受?”挚友熊秉明曾经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振宁放弃外国国籍 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和姚期智两位教授已依照《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什么会选择放弃外国国籍?94岁的杨振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他说,2015年4月1日放弃了美国国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他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杨振宁说,“回归对我是什么感受?”挚友熊秉明曾经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2012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晚宴上高朋满座，校长沈祖尧正与他"小学时课本故事里的人物"——本场晚宴的主角寿星杨振宁同桌吃饭。2012年10月1日是杨振宁90岁生日。

着粉色衣裙的翁帆和丈夫携手切着蛋糕，她已经36岁了，微卷的长发透着成熟风韵。90岁的杨振宁则一身黑西装，内着白衬衣，配上一条绛红色的领带，精神矍铄。

杨振宁夫妇的两段生活短片在晚宴上播放出来。一段场景在北京清华园，桃花盛开：另一段在香港石澳滩头，海天一色。片中翁帆问杨振宁： "Darling,你今天快乐吗？"杨振宁回答： "我很快乐。"

"逃难"式婚姻

9年前的冬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去世，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重回清华大学校园，担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丧妻后的晚年生活。

给中国的大一新生上课，是杨振宁一直的心愿，但给清华2004级新生第一学期的课未及讲完，他便"被迫"提前结束了。因为他要结婚了。

杨振宁与翁帆是2004年11月通过电话订的婚。订婚一个月后，消息对外公布，迅速引起轰动。

杨振宁赶忙从北京致电广东，担心翁帆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那时翁帆正与朋友在一家咖啡厅聊天，她有些调皮地对杨振宁说，自己正在"逃难".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翁帆攻读硕士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被海内外媒体包围。翁帆一位同班好友忍不住发了言："你们不要再打扰她了，今天一天，她为了躲避媒体用尽心机，网上有很多不公正言论，令她伤心欲绝，我都替她难过。"

杨振宁也需要"逃难".接送杨振宁上课的奥迪A6停在了距离教室20米处，一帮扛着摄像机的台湾记者拥上去，争先恐后地追着下车的杨振宁提问。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登记结婚。杨振宁的传记作者江才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顾虑的杨振宁决定立即和翁帆结婚。

登记当天，新娘翁帆直言，与杨振宁的婚事让她倍感压力。

2005年年初，杨振宁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这是他婚后首次面对媒体。记者问： "翁小姐那么年轻，您不担心她把您给骗了？"杨振宁答道： "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质疑挥之不去

2005年春节，翁帆跟随杨振宁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茶话会，这是杨振宁夫妇首次公开亮相。杨振宁特别请翁帆用粤语替自己做了一次讲话，翁帆播放了一盘丈夫精编的录像带，里面有两人相识、相爱的一些照片。

翁帆在台上称赞先生身体健康： "10年后重逢，我曾担心杨先生是不是需要别人扶着走路，见面后才发现，原来杨先生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现在我们经常一起看影碟，但我发现，杨先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聪明，有时候他对剧情的理解比我还慢……"

一年多后，杨振宁在新加坡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可我今天跟10年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走得慢，因为如果他走得太快，出问题时，他反应会不够快。而现在，我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时，会拉着她的手，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因为翁帆来了，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一次，不再教书的杨振宁携翁帆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款。由杨振宁担纲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为吸纳世界一流学者，亦需世界一流的资金支持。孰料知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钱面前，也曾铩羽而归。

让杨振宁烦心的还有外界对他婚事的质疑，久久挥之不去。2006年年初，《亚洲周刊》一篇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就让杨氏夫妇动了气。

"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她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却指名道姓，用非常尖刻的话骂我们。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说。

不久，杨振宁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也在《亚洲周刊》上发文，认为平路的文章"嘲笑和辱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用了多种语言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夫妻二人在文中称，他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他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我108岁时翁帆54岁"

2006年杨振宁、翁帆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主持人曾月丽直言，在公众场合，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环境。

翁帆欠身一笑，说：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有好多记者围着我们……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就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要参加一些活动，要开会。"

婚后几年，陆续有翁帆怀孕的传闻。谣言散布者在网上说： "翁帆怀孕3个月，杨振宁向媒体证实。"另有虚假报道称： "杨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头骄傲地高高昂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

来自全世界的恭喜电话在不同年份打至杨家。这让杨振宁夫妇哭笑不得，按网上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假消息，翁帆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翁帆闺中密友孙颖在征得杨振宁夫妇同意后，委托博客独家辟谣，称此类消息就像每隔一两年就要传出"王菲要复出了"一样……

201 2年春季，杨振宁在广东与妻子翁帆十指相扣，同游大学校园的照片走红网络。

照片上的杨振宁穿着粉色衬衫，力展年轻姿态，倒是36岁的妻子穿着黑色连衣裙，与8年前的少女模样大不相同了。

有记者此前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他们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翁帆明显成熟了，在公众面前更加舒展，可以开怀大笑，一反过去一露面就微蹙眉头的样子。

杨振宁说自己查过资料，美国88岁的男人一般可再活5年。"这几年翁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久。"杨振宁2010年88岁"米寿"时称， "我要活到‘茶寿’108岁，翁帆那时54岁，风韵犹存。"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 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 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 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 年 12 月 10 日，35 岁的杨振宁和 31 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 15 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象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