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

谈到放大镜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放大镜是用来观察物体细节的简单目视光学器件，是焦距比眼的明视距离小得多的会聚透镜。物体在人眼视网膜上所成像的大小正比于物对眼所张的视角。视角愈大，像也愈大，越能分辨物的细节。移近物体可增大视角，但受到眼睛调焦能力的限制。使用放大镜，令其紧靠眼睛，并把物放在它的焦点以内，成正立虚像。放大镜起放大视角的作用。

早于几千多年前，人们已把透明的水晶或透明的宝石磨成“透镜”，这些透镜可放大影像。也成为凸透镜。

放大镜主要是由固态镜柄和可视性透镜构造而成的，玻璃——一种透明的固体物质。广泛应用于建筑物，隔风透光，属于混合物，且不可回收。此次的论文就是围绕玻璃进行的。

众所周知，放大镜所用的可视性透镜一般是由玻璃做成的。玻璃不仅造价高，而且废弃的玻璃作为世界各国环保部门共同的难题之一，废玻璃本身就是固体垃圾，也是对人类的一项威胁。制造放大镜难免会有废弃的玻璃，而那些废弃的玻璃也不可回收，我觉得这是一笔极大的浪费。何不换一种方向思考：把玻璃调换成另一种材质——平滑的高透明度薄塑胶。

塑料——可回收再利用，且造价低，价格实惠。

有人会说：把玻璃调换成塑料会妨碍放大镜的使用，达到反效果。这样虽然节省了材料，却改变大大地改变了放大镜本身的用途。

但是，我还没说完：虽然把玻璃调换成平滑的塑料会改变放大镜的用途，但是我也想出了对策——往两片镜片间的隔层里注满水，水可以起到放大物的作用，于是——我便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想法源自我的生活中偶然的一个小发现。

记得那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酷暑难耐，有很多同学爱买那种进口矿泉水，我也不例外。瓶身的形状不同于康师傅矿泉水有凹凸不平的花纹，它是完完全全的和医用吊瓶一样的平平整整，透过水瓶可以看见上面的营养成分表，而且字体又大又清晰，手捏在水瓶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指纹。而把水倒出来后，看到的事物便与平常无异，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个简单的小实验：a组：把同一个矿泉水瓶剪下一部分，然后滴一滴清水进去，往下面垫一张报纸，看看报纸的字体有没有变化，是否清晰。b组：同样的把同一个矿泉水瓶剪下一部分，直接放在报纸上，看字体有没有变化。而得到的结果却是：a组的字体确实放大了，但是却因为水是液体而摇曳不定，看的不是十分清楚。b组的字体没有变化。我想：如果水没有摇曳不定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将报纸的字体看得更加清晰?说做就做，我拿出了一个0。5厘米高的正方形的固体封口透明模具，注满水，把盖子盖上。果然，水没有摇曳了，把模具放到报纸上，报纸的字体不仅被放大了，而且十分清晰。

综上所述，说明了用塑胶代替玻璃成为放大镜的可视性透镜这个想法是可行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想法可以实现，

此次的论文话题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美国改良红枫是从红花槭中选育的园艺变种和红花槭与银白槭杂交的自由人槭中选育的园艺变种的总称，具有一系列的改良品种，是高大落叶乔木，高度18-25M，树冠椭圆，冠幅12-15M。耐寒性强，耐-35摄氏度，适应中性及微酸或微碱性土壤。生长速度较快，年平均生长80cm-120cm（视水土及土壤肥力）。春天开花，有红色花穗，种子为羽翅状果、颜色浅红。树叶成掌状，长约5-10cm,春天幼芽浅红色，夏季碧绿，秋天为鲜红色，挂色期长、落叶晚。树干笔直，成深褐色，材质坚硬、纹理好。健康的美国改良红枫基本上不受病虫害的影响，其寿命为100年左右。改良红枫系列需要无性方式繁殖（如组培、嫁接、扦插等）。美国改良红枫是发达国家道路绿化的优选树种，日本和韩国每年大量从美国进口。该树种是休闲公园、生活小区、医院、和道路绿化美化的最佳选择。美国改良红枫在培育的过程中有形成了很多不同表现类型的优良品种。我国改良红枫市场上引进比较早的主要有，美国秋红枫，美国落日枫，美国十月秋枫等，他们都是各自有自己的特点。都能够在秋季给人一个崭新的视觉冲击。（美国改良红枫各品种之间的差异可参看本站颐丰资讯的其他文章）。

在国人的字典里，改良与革命分属褒贬迥异的两个极端——对于革命，多年“爱国历史主义”熏陶下自会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亲切与好感；提及改良，却不由自主想起《茶馆》里“越改越‘凉’”的王掌柜，掩饰不住地嗤之以鼻。甚至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中也不自觉渗透出这种情绪。无论对象是“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抑或“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开展的“黑人民权”运动，言简意不赅的介绍后总会如此这般酸溜溜地结尾——“用非暴力来限制群众运动，防止社会改良转变为革命，以便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能够容许的范围内。”

“革命”一词，本指革除天命。帝王既受命于天，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自然就是“革命”。可回溯上下五千年，又有哪一次王朝更迭，江山易主能逃脱得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定律。更不用提饱受战乱煎熬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人张养浩穿越七百年时空的悲叹，至今仍振聋发聩。

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不见得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选择。所谓“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当社会形势并未呈现“不得已”情况，即改良仍具可行性时，贸然选择用革命的暴力形式打破旧有的统治秩序，不可避免会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带来一连串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不可否认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会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涤荡一系列旧有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的落后因素，仅就这点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劳永逸的。这也就很好解释它对追求立竿见影的国人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了。不过两者就如天平两端的砝码，轻重分寸很难拿捏。即便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之后，也足足花了七年多的时间，才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而“天平”一旦失衡，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其中尤以“太平天国”最为典型。

从“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来看，鸦片战争后，“鹰眼四集，强邻环伺”。团结一致，共抗外侮方是正确的选择。而此时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明显是一场“内耗”，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而当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时，作出的选择“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出发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无疑棋高一着。

梁任公尖锐地指出：“（太平天国）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话虽有些偏激，但仅从“太平天国”的一些宣传口号中便可窥出端倪。《天父诗》中堂而皇之地写道：“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这完全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老调重弹，与其标榜的拜上帝教宣扬的“平等”不知差了十万八千里，“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说到底还不是搜刮民脂民膏，供他洪秀全一人穷奢极欲；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城略地，青壮年男子被掳为兵丁，女子则沦为奴妾，老幼无一幸免。连之前热切推崇革命的马克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辛辣地指出：“（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太平天国”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的事实却被教科书“为尊者讳”的有意无意的忽视，“太平天国”依然享受着“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革命”的称谓。不错，规模的确巨大，但正是这“波澜壮阔”的革命暴力洪流，彻底摧毁刚刚成气候的金融业。

再看看近邻印度争取独立的方式。甘地选择“非暴力不合作”是明智的。就当时的印度而言，暴力革命或许终究能够争取到独立，但却会让印度民众的血充盈恒河。“如果以谋杀流血来获得自由，我宁可不要。”这就是甘地的选择，日不落在这个选择面前低下了傲慢的头。

改良与革命真的无法调和吗？也许换个角度看两者就不是那么截然对立了——改良可以说是温和的革命，革命可以说是激进的改良。两者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实施手段的不同。若二者各取所长，融为一体，即是改革。其成效，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