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一)全球气候变暖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氯氟碳化合物(CFC)、四氯化碳(CCl4)、一氧化碳(CO)等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导致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大气质量受到影响，气候有逐渐变暖的趋势。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对全球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较高的温度可使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每10年将升高6厘米，因而将使一些海岸地区被淹没。全球变暖也可能影响到降雨和大气环流的变化，使气候反常，易造成旱涝灾害，这些都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和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

在离地球表面10~50千米的大气平流层中集中了地球上90%的臭氧气体，在离地面25千米处臭氧浓度最大，形成了厚度约为3毫米的臭氧集中层，称为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的紫外线，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过量紫外线的伤害，并将能量贮存在上层大气，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但臭氧层是一个很脆弱的大气层，如果进入一些破坏臭氧的气体，它们就会和臭氧发生化学作用，臭氧层就会遭到破坏。臭氧层被破坏，将使地面受到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增加，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危害。研究表明，紫外线辐射能破坏生物蛋白质和基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造成细胞死亡;使人类皮肤癌发病率增高;伤害眼睛，导致白内障而使眼睛失明;抑制植物如大豆、瓜类、蔬菜等的生长，并穿透10米深的水层，杀死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从而危及水中生物的食物链和自由氧的来源，影响生态平衡和水体的自净能力。

(三)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同时，随着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使一些物种消失。所以说，生物多样性是在不断变化的。近百年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及其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有关学者估计，世界上每年至少有5万种生物物种灭绝，平均每天灭绝的物种达140个，估计到21世纪初，全世界野生生物的损失可达其总数的15%~30%。在中国，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对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生物多样性所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大约已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5000种植物在近年内已处于濒危状态，这些约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大约还有398种脊椎动物也处在濒危状态，约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7.7%左右。因此，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以及这些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四)酸雨蔓延

酸雨是指大气降水中酸碱度(PH值)低于5.6的雨、雪或其他形式的降水。这是大气污染的一种表现。 酸雨对人类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酸雨降落到河流、湖泊中，会妨碍水中鱼、虾的成长，以致鱼虾减少或绝迹;酸雨还导致土壤酸化，破坏土壤的营养，使土壤贫瘠化，危害植物的生长，造成作物减产，危害森林的生长。此外，酸雨还腐蚀建筑材料，有关资料说明，近十几年来，酸雨地区的一些古迹特别是石刻、石雕或铜塑像的损坏超过以往百年以上，甚至千年以上。世界目前已有三大酸雨区。我国华南酸雨区是唯一尚未治理的。

(五)森林锐减

在今天的地球上，我们的绿色屏障——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森林的减少使其涵养水源的功能受到破坏，造成了物种的减少和水土流失，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减少进而又加剧了温室效应。

(六)土地荒漠化

全球陆地面积占60%，其中沙漠和沙漠化面积29%。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成沙漠。经济损失每年423亿美元。全球共有干旱、半干旱土地50亿公顷，其中33亿遭到荒漠化威胁。致使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农田、900万公顷的牧区失去生产力。人类文明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已由沃土变成荒漠。中国的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亦十分严重。

(七)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的主要因子为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铅等。大气污染导致每年有30-70万人因烟尘污染提前死亡，2500万的儿童患慢性喉炎，400-700万的农村妇女儿童受害。

(八)水污染

水是我们日常最需要，也上接触最多的物质之一，然而就是水如今也成了危险品。

(九)海洋污染

人类活动使近海区的氮和磷增加50%-200%;过量营养物导致沿海藻类大量生长;波罗的海、北海、黑海、东中国海(东海)等出现赤潮。海洋污染导致赤潮频繁发生，破坏了红树林、珊瑚礁、海草，使近海鱼虾锐减，渔业损失惨重。

(十)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

危险性废物是指除放射性废物以外，具有化学活性或毒性、爆炸性、腐蚀性和其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存在有害特性的废物。美国在资源保护与回收法中规定，所谓危险废物是指一种固体废物和几种固体的混合物，因其数量和浓度较高，可能造成或导致人类死亡，或引起严重的难以治愈疾病或致残的废物。

主持人：以“双11”为代表的网购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现象。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网上零售额增长近50%。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6.2%。

对于网上销售的快速增长，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有人认为“双11”的火爆是由于消费者压缩了平时的支出;也有人认为，网购热抑制了人们到实体店的消费。请问各位是否认同这些观点?

郭召芬：网购确实对实体店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从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为了节省时间、节约成本，我们可能直接在网上下单，不再去逛商场了。去年统计局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有78%的网购是替代实体店消费的，另外的22%则是新增消费，也就是说通过网购这种新业态，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比如说，在原来的流通体制下，三四线城市商业网点的布局和商品供给无法全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消费者在网购中的新增需求就比较大，可以从网上买全国甚至买全球。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在网上也有一些新增需求，比如特色农产品和境外商品。“双11”是电商顺应消费者需求创造出来的促销大集会，满足了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和热情，对于日常消费有一定的替代性。“双11”主要满足了一些可用可不用、或者可以推迟消费的购物需求，那些急需的日常消费并没有被替代掉。今年“双11”的战线拉长了，不再只是一天，可能是三五天，甚至是半个月或更长时间。未来，“双11”将可能成为一个促销概念，不只是比拼一天的销售额。

许光建：“双11”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说明消费是没有止境的，创新是无处不在的。全中国的老百姓都铆着劲儿要在这一天下单，这是一种群体效应，大家互相模仿，互相影响，你买我也买。同时，物美价廉的商品确实能够促进消费，拉动消费。以“双11”为代表的网上购物狂欢是电商行业值得肯定的创新。这种火爆的现象说明，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想找一个好的渠道、好的方式来消费。其实电子商务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一方面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三四线城市和广阔的农村市场还有待开发。我们看到现在不少电商都在积极拓展县域和农村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电商在生鲜产品、特色产品、服务消费等方面比实体店具有更大的优势。电商对实体店的替代作用肯定是有的，但也确实拉动了消费。例如图书、电子设备、海外直邮产品在网上购买更加便利，而服饰、化妆品等则在实体店体验后购买更合适。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商务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深入探讨的话题。

如何应对电子商务“搅局者”

主持人：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消费领域乃至整个经济运行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或者说是个“搅局者”，包括生产、消费、物流、支付、监管、科技创新等诸多环节和领域都被搅入了这样一个新的布局之中，谁都不是局外人。各位如何看待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它会带来哪些新变化，对未来的消费有什么引领作用?

杨英杰：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态，满足了人们简单化、便利化生活的需求。消费者已经慢慢适应了这种新的消费习惯，零售企业必须顺应这个新的潮流和趋势。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难以避免，对整个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也创造了很多新的需求。

郭召芬：目前，互联网在消费领域应用比较广泛，比如支付、生活服务、商品购物等。未来，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深入推进，在生产领域或其他方面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将对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说工业4.0也好，中国制造2025也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规模化的定制生产，这是与电子商务和支付方式的变化相呼应的，将会带来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当前，对于电子商务中的价格欺诈、恶性竞争、假冒伪劣等乱象需要加强监管，着力提升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中国品牌。

许光建：电子商务对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是创造消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给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电商的价格欺诈和假冒伪劣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政府部门只有深入市场，了解真实的消费情况，才能确保监管到位。再比如，随着个性化定制越来越普遍，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消费者定制的商品买回来后是否满足预期，或者说需求和供给能否匹配，这其中会产生很多纠纷，将考验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还有支付问题，现在网络支付很便利，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等十分普遍，但也存在风险隐患，如果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消费安全就难以保障。电子商务看上去只是消费环节，实际上牵涉经济运行的很多方面，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监管、质量监管、价格监管、市场监管等等，政府部门要顺势而为，主动学习电商，了解电商，服务电商。

如何理解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主持人：我们都能感受到，无论是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还是即将到来的“双11”，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是很强烈的，购买力也很强大。而且，广大商家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促销，整体的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从数据上看，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58.4%，持续居“三驾马车”之首。请问各位怎么看待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许光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确实在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相对来说，消费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消费结构本身也在不断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极大地释放了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居民的生存型、发展型甚至是享受型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方式也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在看到消费持续增长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偏低的,消费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巨大，今后应重点刺激消费增长。可以预见，未来5年，消费的增长速度会更快，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更大。

杨英杰：从经济学理论来讲，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投资只是把消费的链条拉长了，是为了形成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消费。出口同样如此。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消费需求较少，就可以相应减少一些投资。把经济增长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消费由谁来决定?是由我们每个个体，也就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生产者要根据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了解市场，并由此决定自己生产什么，把消费和生产挂起钩来。正如许老师所说，现在消费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了，生产环节要主动适应这种新变化，向定制化方向转型。

郭召芬：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也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这个阶段，投资率是下降的，消费率是上升的。2014年我国消费率51.4%，连续4年提高。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下行压力较大，需求增长较弱，国内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投资的拉动作用不断放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消费无疑是“三驾马车”中最持久最稳定的力量，能够起到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要把这个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必须下功夫满足消费需求，增强消费能力。当然，在扩大消费的同时，仍然要发挥好投资的重要作用，为消费的长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主持人：当前，要想充分释放消费力，让人民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就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十二五”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除了不断增加收入之外，促进消费还需要哪些支撑元素?刚刚出炉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这一表述有什么新亮点?

杨英杰：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仍需持续不断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而收入的增加，需要从生产环节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大家需要的东西能够生产出来。因此，从根本上还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风调雨顺的大气候。如果说市场主体是一棵小草，就要让他们从好的环境中汲取发展所需的营养。政府塑造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新的增长点就会不期而遇地生长出来，人民群众的收入自然就提高了。

“十三五”时期，绿色消费将成为一个很大的亮点。最近，北京市的新能源汽车指标不再进行摇号,直接向所有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配置。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因素仍然有很多。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制度设计，来鼓励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中国的消费潜力无穷，要释放潜力需要切实改善消费环境、消费制度、消费生态等。

许光建：促进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至关重要，此外，一些支撑消费的因素也很关键。第一就是社保，通过完善社保体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让大家敢于拿出更多的钱来消费。第二是制度创新，房贷、车贷、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对改善生活、扩大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一些电商针对购买力较强的消费者和大学生推出了分期付款和打“白条”等信用服务，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规模。第三是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着力改善升级消费环境，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的便利性。第四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我认为这是一个突出的亮点。现在，商品消费的潜力已经释放得比较充分了，网购虽然火爆，无非是换一个购买方式的问题，绿色、安全、环保的商品还有很大的消费升级空间。服务消费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服务消费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下一步，要继续在安全和质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提升服务消费的档次，使其对稳增长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郭召芬：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是扩大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在收入稳定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大规模资金支出的压力，就可以安心消费。其次，扩大消费，还要有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商品，比如，消费者需要有机、绿色、智能、高端的商品，确保这些商品的有效供给，才能有力地促进消费。这几年中国人的境外消费热情高涨，就是因为国内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外流。国家应当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有效供给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保障能力。再有，要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近几年，在电商和物流业发展的推动下，流通环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得到了改善，但仍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要通过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确保生鲜商品或实时性商品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最后，鼓励线上线下创新，通过创造新的消费模式，促进服务消费的大规模增长，比如洗车上门、厨师上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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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将旧《条例》的10类违纪行为分类方式，整合为六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并明确列出每一类的"负面清单",使《条例》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各类违纪行为的"负面清单"中补充了十八大以来新发现的问题，拉帮结派、搞老乡会、妄议中央等，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上思想麻木、意识淡漠问题，要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这些"负面清单"也折射出当前的新型腐败问题。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等党的领导干部都曾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中纪委在对他们的调查结果中都明确指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所以，修订后的《纪律处分条例》新增一条对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处分规定。

如在违反工作纪律 "负面清单" 新增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新版条例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又如在违反生活纪律 "负面清单"中新增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

两项法规的出台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有力依据，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带头学好《准则》和《条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坚决不触碰党纪法规的"高压线",自觉避开"负面清单",推进正风反腐新高潮。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不成政党。修订颁布《准则》《条例》，把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学生营养状况不容乐观，虽然膳食热量供给基本达到标准，但蛋白质供给量偏低，优质蛋白比例小，钙、锌、铁、维生素A等营养素明显不足。由于膳食中铁的吸收利用率低，我国20岁以下人群缺铁性贫血患病率为6—29%。城市中小学学生一日三餐普遍是早餐马虎、中餐凑合、晚餐丰富，而实际上应该早餐丰富才对。学生膳食中植物源性铁的比例过高，铁的质量差、吸收少;学生钙摄入不足，仅为有关标准的40.6%，这与学生膳食中奶制品、豆类消费量偏低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学生学业负担重、饮食不重视，导致营养状况不如小学生;城市学生因生活水平高，学生偏食严重，多吃高热量的巧克力、饼干等，同时缺乏体育运动和身体锻炼，而农村孩子不偏食，且活动量较大，故城市孩子普遍营养状况不如农村孩子。

饮食习惯不良，中小学学生中挑食、厌食、偏食者日益增多，很多学生都养成了喜吃零食、不爱吃主食的习惯，导致学生中营养不良者日益增多。再加上学习、精神的压力很大，这就容易患上贫血等疾病。

另外，由于很多学生和家长缺乏合理营养知识，学生片面地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运动量不足，我国青少年肥胖症发生率逐年升高，有的地方高达15，3%。而青少年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为成年后罹患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肝胆疾病等慢性病埋下了“定时炸弹”。

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甚至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亟待深度剖析，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一、存在问题及特征

调研表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主要表现呈现以下“四性”：

(一)政治上的迷茫性。一是政治方向偏向。有些党员干部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行业分配不公、少数人价值观扭曲、一切向钱看等，就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摇摆不定，甚至把此类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造成的。二是政治立场偏移。有些党员干部实为政治上的糊涂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鲜明。比如有的人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正确判断上，没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认为：反腐败越反越多，积重难返。而有的又对身边违纪者睁一眼闭一眼，查处时说情开脱，袒护包庇。有的对当今自上而下开展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工作，不是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而是做局外人，持观望态度。甚至错误地认为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做做样子，走走过场，阵风吹过，难以持久。三是政治言辞偏激。有些党员干部私下显能，口无遮拦，惯于传播小道消息，议论网上热门话题，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传播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思想上的片面性。一是于己无关论。有的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遍百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认为自己无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没有遵守的必要;有的一般党员干部，则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也没有约束的必要。二是民主自由论。有的党员干部在党内片面要求决策要民主、言论要自由，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说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三是自以为是论。有的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片面曲解原意，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中央精神，使之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比如在执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一些镇、村干部嫌工作麻烦，将强农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将应发到户的惠农补贴资金，违规套取、截留使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神。近两年来，已查处7件此类案件，对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纪律处分。

(三)工作上的本位性。一方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片面强调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对党和国家政策、上级部署的工作，有利争着上，难事绕道走，合口味的立马照办，不合口味的消极应付。有的强调以本地工作特色为由，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另一方面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有些单位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而出现“利大快执行，利小慢执行，无利不执行”现象。比如少数行政执收执罚部门，踩红边线，打擦边球。少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以工作保密等为由，另设办事大厅，规避集中监管。致使“三乱”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四)行为上的自由性。一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少数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双面人”，对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难以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决定时，仍然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违纪行为。二是信仰缺失，行为荒唐。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主义，信宗教迷信。不讲班子团结，讲团团伙伙。其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三是利益至上，违纪违法。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缺乏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上自由散漫，逃避监督，价值取向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有的与不法商人打得火热，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有的甚至受利益驱使，蜕化变质，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2011年4月，该县查处县法院一法官周某某违纪违法案，因其政治纪律松懈，难抵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通过互联网络，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终因犯间谍罪，被依纪依法惩处。

二、原因分析

(一)不注重理论学习，政治素质不够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只重业务培训，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政治理论基础差，致使思想政治素质难以提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难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不注重党性锻炼，纪律观念不够强。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放松了主观世界改造，致使党性不纯或不强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甚至极少数党员干部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束缚手脚，自认为只要谋求本单位利益，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三)不注重制度实效，执行力度不够强。有些单位党组织制度执行力不够强，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比如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导致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从而影响执纪实效。

(四)不注重从严治党，教育、监管、惩处不到位。有些单位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行为上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甚至当党员干部违纪追究时，帮其说情开脱。有的党组织不抓经常性政治纪律教育，致使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化。有的党组织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员长年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的党组织执纪不严，对违犯政治纪律者，认为蒙上“政治色彩”，尤其针对违反政治纪律言行，处分尺度更不好把握，因此得不到及时应有惩处。

三、加强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强化党章意识，增强执纪严肃性。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每一个党组织都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觉维护党章。做到党章规定的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党章禁止的必须坚决纠正和查处。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严格遵守党章，作为自己必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真正把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见于效，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二)着力强化纪律意识，增强执纪自觉性。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增强纪律意识。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一系列主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学懂学透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纪条规，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增强教育实效。坚持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相结合，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政治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统筹规划，加强持续教育。把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让政治纪律教育进入党校培训中，进入各单位党课教育中，切实使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传递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的正能量，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坚定不移。

(三)着力强化制度执行，增强执纪持久性。严守政治纪律，执行制度是关键。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关键时刻听从指挥、重大方针坚决贯彻，具体规定严格执行、日常生活严守规矩。另一方面，扎实抓好党内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函询和问责等制度落实，查找和解决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予以整改。同时针对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位，查找违纪的深层次主客观原因，及时制定和完善政治纪律规定，增强政治纪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着力强化查处力度，增强执纪有效性。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一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三是跟进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加强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常态化检查。要强化新政策出台、重要会议召开等敏感时期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严明政治纪律;要强化重点人员的检查，突出新党员、新任干部、新进班子成员和离退休干部，及时纠正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突出重点环节检查，定期对网络设施、传播媒体、涉密载体等情况进行清查，防止发生网上政治问题。四是要加强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住、行、医、学等方面入手，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对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执行政治纪律监督不力的，要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责任。

(五)着力强化主体责任，增强执纪示范性。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强化纪律“铁”的意识，强化按制度办事的意识。要把执行政治纪律贯彻于履职全过程，切实守住“底线”、不踩“黄线”，不越“红线”，以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促进从严治党、严明执纪要求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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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实质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围绕南沙岛礁主权及海洋管辖权的地区性的海洋争端。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当前南海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论文的内容，欢迎查看!

历史上，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南海诸岛，长期、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行政管辖，建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二战期间，日本一度非法侵占我国南海诸岛，并将南海诸岛更名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管辖。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于1946年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南海周边国家并没有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南海局势是平静的，没有所谓的“南海问题”。此后，一些南海周边国家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提出领土要求，甚至非法侵占部分岛礁，由此导致南沙群岛领土争议。这些国家还依据《公约》，提出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这些海域主张覆盖的范围相互重叠，从而形成了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问题。

南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大致是：

第一，20世纪60年代末，在南海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探勘协调委员会发布的勘察报告指出，越南沿岸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1969年，美国海洋调查船“亨特号”在南海进行地质调查，并宣称探明南海大陆架上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73年，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加深了人们将石油看作一种战略资源的认识。南海的资源前景极大地刺激了越南、菲律宾等国。越、菲等南海周边国家开始加大蚕食中国在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权益的实际动作，并陆续提出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

第二，《公约》的诞生及其创设的新制度，导致海域划界争议加剧。其中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南海问题的产生有直接关联。按照《公约》第121条的有关规定，岛屿如果可以维持人类居住，或可以维持自身经济生活，就可以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赋予了基于岛屿主张海域的权利，岛屿在主张海域和未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

此外，南海的地缘政治地位、殖民主义和大国争霸等因素也与南海问题的产生密不可分。加之二战后，中国政府虽然于1946年接收了南海诸岛，但是除中国台湾驻守的太平岛外，其他岛礁长期没有派兵驻守，有效控制不足，从而给一些国家对中国南沙岛礁的觊觎之心和非法侵占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自2009年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美国等域外大国通过政治外交、军事、舆论等手段，逐步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加剧了南海海上形势发展的复杂程度。特别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南海问题成为其牵制中国，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抓手。随着美国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活动，开展针对中国的南海“常态化”巡航，刺激了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在本地区的回潮。

第二，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使其他争端国对能否保住其非法控制的南海岛礁产生焦虑。部分国家担忧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将有可能采取某种方式来收复被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因此，部分争端国通过国内立法、诉诸第三方机制、与域外国家深化结盟或结伴、向域外大国提供军事基地等方式来“合法化”和“漂白”其非法主张和侵占所得，以巩固其对南沙已控制岛礁的非法占有。

第三，菲律宾、越南等有关争端国为巩固和扩大南海权益主张，不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扩大化，加大岛礁扩建等单边行动力度。

当前的南海形势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

第一，南海问题逐渐由领土争议和海域主张争议演变为地缘政治、资源开发和航道管控的博弈。

第二，南海问题“被扩大化”，已由原来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岛争”，扩大到域内外力量之间的“海争”或“水争”。

第三，由于南海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以及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演变和调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上升，并采取寻求域外国家的安全保护和加强自身军力建设的应对策略。因此，“大国借机谋势、小国伺机谋利、大小国联合应对中国”，以“结盟”和“拉帮结派”、谋求相对军事优势为特征的南海地缘政治博弈的特点日趋明显。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在中国千百年来在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并有大量的历史证据作支撑，比如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簿》。

《更路簿》是中国古代使用的一种航行指南，记载了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其中古代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的时间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海南渔民使用的多个版本《更路簿》大约起源于明代早期，一直流传至今，记载了前往西沙、南沙各岛礁捕鱼的航向航程、物资特产等。《更路簿》还生动形象地记载了100多处对西沙、南沙岛礁的命名，如“丑未”(渚碧礁)，是以罗盘方位命名;“赤瓜线”(赤瓜礁)，是以特产命名;“秤钩”(景宏岛)，是以岛礁形状命名;“双门”(美济礁)，是以水道数量命名。《更路簿》还记载了200多条航线，是中国人民持续开发利用南沙岛礁及相关海域的真实记录。《更路簿》无疑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确凿证据。

《公约》虽然没有对历史性权利作十分明确的界定，但也没有否定历史性权利的存在。而且，《公约》的宗旨包含了对历史性权利的尊重。同时，历史性权利为国际法和国际仲裁实践所认可，比如2003年的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2015年的毛里求斯诉英国案，都明确承认了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公约》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公约》没有涉及的其他问题仍然属于一般国际法调整的范畴。因此，历史性权利属一般国际法调整的范畴，中国不会因为《公约》无此明确定义而放弃其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

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捍卫者：

南海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推动《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机制建设，始终以克制和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国家的争议。中国的南海政策包括：

第一，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南海争端当事方及所有南海利益攸关国的重要关切。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既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者也是捍卫者。

至于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南沙岛礁建设问题，在岛礁建设之初中国就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岛上设施主要服务于和平目的，尤其是为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海上搜救、助航等公共服务产品。

第二，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域外大国的主要关切。南海是重要的海上通道，确保各国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是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的重要共识。事实上，南沙争端产生近半个世纪以来，南海航行自由从来没有因争端受到过干扰。

第三，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争议。中国一向坚持由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沙岛礁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这一主张是中国和其他声索方以及中国和东盟十国达成的重要共识，被写入《宣言》。对话协商解决敏感复杂的领土和边界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对此拥有众多成功经验，已经通过双边政治磋商和谈判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陆地边界划界问题。中国还于2000年同越南解决了北部湾海上划界问题。2015年12月，中韩正式启动海洋划界谈判。

第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问题应该说是涉及国家和争议岛礁数量最多、争议海域面积广的海洋争端。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并不现实。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在争议海域实施共同开发合作，有助于有关各方积累政治互信，从而为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第五，“双轨思路”。2014年中国提出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东亚峰会时予以了确认。“双轨思路”基本内涵是指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双轨思路”旨在解决东盟与域外国家对南海和平稳定的关切，是中国政府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后，推动南海问题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总之，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捍卫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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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实现理论上、观念上的进一步突破与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首先要使党的指导现代化建设理论有进一步创新。当前，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我们党已经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强有力的政党。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好，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方面的变化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展开。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始终以发展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时要认真学习经济、管理、科学知识，提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把党的执政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

立足当前，就要完成全年目标，确保“十二五”圆满收官。市委全委会对下半年工作作了全面部署，经济工作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力度要大、环境要优。抓住关键稳增长。充分发挥投资、消费的拉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确保全年投资增长22%以上、工业增长17%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以上。要抓住机遇加紧与央企、陕企、名企对接，扎实做好相关工作，确保火电厂、旬阳电站、烟厂技改、安康机场等四季度开工建设;尽快向社会公布推介一批PPP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抓好项目开工和在建项目进度，对应开未开和进度缓慢的项目要通报批评;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抓领导和责任部门要扑下身子、深挖细查，决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要围绕企业稳产增效多想实招、多下力气，强化工业运行精准调度，抓好产品促销和招商引资，加大“四上”企业培育力度，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要积极挖掘消费亮点和热点，认真落实促进夜间经济、房地产业发展的意见，扩大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加快培育信息、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消费热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购网销，引进电商龙头企业。精准发力促增长。经济统计有几个主要指标，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消费、外贸、城乡居民收入，另外还有用电量、货运量、财政支出等具体指标。要紧紧盯住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指标，及时了解，深入分析，加强调度。要善于用数据说话，善于用数据来分析问题、指导工作。上半年全市用电量增长了4.1%，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了12.8%，增速全省第一，这说明我们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支撑的。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15.2%，但财政支出仅增长7.7%，说明一些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以下一步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不断放大财政支出的导向和撬动效应。提质增效稳增长。围绕农业提质增效，加快山林经济、涉水产业发展;完善生猪产业联盟服务和运行机制，打造富硒猪肉品牌;组织好富硒茶推介活动和全国魔芋发展现场会。围绕发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优势，做强做大安康真硒水、矿泉水、纯净水。围绕叫响、做靓“秦巴明珠”，实施好中心城区“突出核心、提升江南、重心北移”战略，三季度全面开工18个市政重点项目，全面启动片区棚户区改造，加快县城、12个县域副中心和4个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认真贯彻中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自觉把生态环境作为一条硬杠杠，保护好汉江水质和白云蓝天。围绕民生改善，加大精准扶贫力度，确保完成避灾扶贫移民搬迁3.5万户、脱贫11万人、保障性住房新建2.79万套目标。落实好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确保教育卫生资源整合取得实效。各部门公开承诺的506件重点任务、年初确定的民生“十件实事”，年底要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着眼长远，就要认真搞好“十三五”规划编制。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按照“五化同步”的要求谋划好各项工作，主动融入“两带一路”。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这10个方面是规划的方向、重点和内涵，一定要看准确、想到位、谋扎实。比如：保持经济增长定在什么格?要以2020年全面小康为坐标，按照追赶超越的要求，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步伐，坚持质量效益优先，推动形成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确保“十三五”我们的循环发展在陕南领先、经济增长在全省领先、生态环境在全国领先，2020年与全国同步够格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比如：如何融入“两带一路”?这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开放战略，不是一般性的战略规划，“十三五”肯定要依附很多具体项目，我们在开放上要更加主动，在项目上要精准对接，接受江汉、成渝经济圈的辐射，加强与重点省市投资、贸易、旅游的经济合作，发挥生态和区位优势，全方位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在扩大开放中拓展经济版图。

比如：扶贫开发如何突破?习总书记提出，把扶贫攻坚任务进一步聚焦到革命老区，采取更加倾斜的政策，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安康也是革命老区，要抓住机遇谋划一批重大扶贫项目，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该兜底的兜底、该搬迁的搬迁、该扶持的扶持，确保全市79.8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比如：随着汉江梯级开发6座电站的建成，沿江经济怎么谋划?比如：随着高速、机场、高铁等项目的实施，安康区域交通枢纽建成，将处在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几个大城市的中心，我们如何接受辐射和带动?生态旅游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融入全国南北旅游大通道?比如：新型城镇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把安康建成全国最生态宜居的城市之一。围绕打造“秦巴明珠”，让中心城市在秦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县城和集镇的服务功能更加增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更加个性化、人性化。

总之，编制规划的过程，是贯彻循环发展战略的过程，深化市情认识的过程，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各县区、部门都要深入思考，超前谋划，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专门负责的领导，组建得力的编制队伍，加强重大问题调研。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要发挥协调、组织、督促的作用，加强项目谋划，加强与中、省规划的衔接;其他部门要扎实做好本行业、本领域的编制工作;中、省单位要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在安康布局。要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上下联动、搞好衔接，策划项目、强化支撑，加强宣传、广纳谏言，编制出一个与时俱进、务实管用的五年规划。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作为整治的重点。而“四风”中，官僚主义可以说是是最根深蒂固，群众最深恶痛绝、深受其害、党员领导干部中最普遍存在的“一风”。

要想给那些患“官僚主义”病的党员领导干部“治治病”，需要先找到“官僚主义”病的症状，依据症状，明确诊断，才能对症下药。

毛泽东同志曾经总结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形式“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学无术，耻于下问;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总结可谓全面深入、切中要害。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时至今日，广大群众眼中的“官僚主义”又有哪些表现呢?

上班下班：车接车送，司机开门，秘书提包;检查指导：听听汇报，翻翻材料，“指点江山”，“慷慨陈词”;面对群众：背着手、抬着头，摆摆官架，好好好、是是是，打打官腔，挥挥手、点点头，显显官威;开会讲话：念念稿子，读读文件，哼哼哈哈，提提要求;安排工作：吆三喝四，一人独大，拍拍桌子，目无旁人;遇到困难：讨价还价，推推挡挡;参加宴请：吸烟喝酒;晕晕乎乎;回到单位：上网喝茶，悠哉悠哉……

种种表现，究其根源就是：心中无群众，眼中无百姓。治疗这些“官僚主义”病人，就是要把其放到“群众的海洋”中去“洗洗澡”，“制度的笼子”里去反反省，“监督的阳光”下去暴暴光，“纪律的医院”里去治治病，就是要下猛药，治病根。希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剂良药，真正能起到治病救人，药到病除的作用。

王岐山同志指出：“官僚主义使工作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各种议事协调机构多如牛毛，文山会海，习惯于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这是党的作风之大忌。”新的文件和要求一旦同习以为常的利益化“成规”冲突，对于不愿执行而又畏惧问责的某些官员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轰轰烈烈搞形式，风风火火学文件，耗费时间精力，在高调学习中将真正“意义”消融于无形，通过知行分离，达到自保目的。这种做法要义在于，从改革举措中剥离内核，只传达文本形式和语言，却有意屏蔽意义。师父以手指月，弟子只看手指。这就是典型的转义功能。从八项规定出台到提出反对“四风”，从严禁公款送月饼到严禁公款购买、印刷、寄送贺年卡，反馈到上级的汇报材料，往往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会议传达”“一把手出席并表态”“全体到会同志纷纷发言”“一致拥护”“会后形成各种材料”等等。这种表象是否隐含着一种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上级文件的理解局限于物质形态和语言层面，这样的汇报材料越多，文件真实的意义就越容易被淹没。

以不变应万变。生拉硬扯毫不相干的旧工作老措施以及日常运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应对中央提出的创新性举措，论证本地区本单位的“积极响应”。以此对彼，自说自话，上级要求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用一套秘书班子炮制出来的类似材料从容应对。在习惯的行政运作模式下，中央政策出台之后，一些地方往往迅速跟进，并整理出详细的经验汇报材料，仿佛先知先觉，但细细分析是靠不住的。其中许多诀窍在于“搭积木”，将以往的日常性工作重新组合，用新的语言包装，新瓶装旧酒，成为紧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姿态。如果陶醉于这种“一呼百应”的幻象，其实非常危险。

以偏概全、剑走偏锋地选择性执行。政策文件是一套完整系统，如果割裂开抓住某一章句不放，而不顾及其他条件，会使政策显得极端和难以操作。官僚主义正是抓住这一点，将其中的措施无限放大，不及其余，造成政策不科学、偏激的假象，从而使政策失灵。这是假积极背后的真消极。当某些下级对上级的主张不理解不同意的时候，一般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可能会因为有情绪、作表面文章而推向极端，导致无法执行。例如随意闯办公室检查电脑和物品等，都属极端之举。任何政策都会有正反两面效应。如将政策的放大效应推向极致，一方面当事者撇清了关系和责任，另一方面却使政策同日常工作生活对立起来，将政策推向更多人对立面，使之难以实行，这是值得警惕的。

出现问题的根源

官僚主义“念歪经”的原因，一是水平太差，二是故意念歪。后一种情形不一定很多，但危害很大。

转义功能是官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认为官僚主义具有封闭化和行会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部门化行业化的结果。列宁认为，官僚主义也会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毒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官僚主义“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有“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和热衷玩弄政治游戏的高手，通过转义，把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用迟缓的工作方式来抵制重大改革。

中国政治历史悠久，官僚政治发展充分，积累了成熟的文牍和规则，发展出一套精细的语义学，具有强大的自保能力。官僚体制下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习性，大量心思花费到应对上级检查后积累的丰富经验，不经长时间磨损，很难消融化解。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政治的科层化与传统封建社会的礼俗化产生交汇，旧的观念尚未打破，新的传统尚未形成，陋俗和新弊之间容易发生化合反应。对下讲原则和规定，对上讲人情和通融，用科层化躲避真实问题，用礼俗化寻找制度漏洞。一旦政策触及自身利益，除了虚与委蛇的怠工应付之外，明积极实拆台，有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都增加了治理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的难度。

如何应对

官僚主义是任何政权都难以治愈的痼疾，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根除官僚主义陋习、使政策产生明确意义和发挥真实效力的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施行有效的内外科手术。

运用制度杠杆。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需要重新思索和改革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正视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不平衡，避免自上而下单一施压，采用人事、经济和财政杠杆，引导下位权力和上位权力保持一致，打破有可能出现的行政壁垒。

让群众参与评价。官僚主义与群众既对立又此消彼长，群众的缺位助长官僚主义的运行，一旦引入群众，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就会不攻自破。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中外政治史总结出的治理智慧，有利于调动基层力量，对政治系统进行监督和洗礼，打破内部僵化保守的力量，实现长治久安。评估中央政策执不执行，到不到位，干部说了不算，群众说了才算。要把联系基层干部和联系群众的身份区别开来，改变以往调研和检查工作听汇报、收材料的习惯，明察暗访，到田间地头、大街小巷接触一线群众。发挥网络舆论媒体监督作用，畅通信访举报途径，引导社会各界开展监督。

推动协商民主。建立重大政策评估、论证、协商和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出台过程要多倾听地方意见，吸纳合理建议;出台之前要有通气，使地方有心理准备;地方如有困难，应在政策出台前报告中央。要探索党内民主集中制与现代政府科层制的有效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厘清政策的出口与入口，搞政策“回头看”，除了看执行情况，还要看实际效果，对不合适的条款或内容进行修改，统筹考量立法成本，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

1.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剖析发言材料

2.党员干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发言材料

3.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剖析材料

4.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剖析材料

5.领导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言材料

6.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讨论发言材料

7.班子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对照检查材料

8.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研讨发言材料

近年实践证明，“商品住房”的商品(投资)属性和民生(居住)属性不能简单割裂开来。住房市场的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土地市场高度垄断导致商品房价格长期畸高。我们的住房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出让，对土地市场的高度控盘必然造成房价居高难下，收入分配扭曲。

从需求侧看，高房价使城镇居民家庭负担过重，消费增长乏力，房地产经济有沦为“房奴经济”的隐忧。居民家庭好不容易拥有了住房所有权，却一不小心成为“房奴”，下半辈子将为银行、开发商等打工。高额的按揭本息使得“房奴”们紧缩消费、不敢失业，消费水平与幸福指数双下降。购房者实际可支配收入较低，也使得社会经济内需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乏力。

从供给侧看，高房价决定了政府投资必须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在土地由政府独家出让的条件下，政府通过高房价集中的这部分社会财富，必须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再花出去，才能维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平衡。在公共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政府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不断递减，低效浪费现象凸显。

二是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由于现阶段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大城市收入和就业机会均要优于中小城市，从而造成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住房短缺局面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而对于广大中小城市而言，住房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条件下，纵容投资投机者利用金融杠杆炒高大城市房价必将恶化供求矛盾，妨碍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而纵容金融资本对中小城市房价的炒作，则会加剧住房相对过剩。

当今时代，文学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全民娱乐抹平了个人兴趣，快速消费让功利取代了痴迷，无用之事、无事之人难有容身之地。生活越发同质同构，社会也难免变得扁平。

对于生活在陌生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漂泊感和疏离感如影随形。但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所以他们对城市的感受被更加无情地忽视了。

[对策]

科技蒸蒸日上之时，人文精神回归与重塑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科技与商业，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文学和艺术，则是人文精神的理想样本。保留对于文学的热爱，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或许也就保留与创造了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转译的可能。

人都有基本温饱以外的精神需求，能让工人们在谋生之外，有条件“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不仅需要物质支持，更需要一种基于了解和信任，包容和平等的氛围。这就是王小波曾说的：“我们不仅需要一个现实的世界，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这需要我们政府的努力。

一是在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政府“放管服”﹑排放者负责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资本长期投资愿望和民营企业参与率较低，不能有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和技术的良性互动。

二是在治理体制机制方面，各地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垃圾治理的管理职能﹑治理链条割裂，阻碍跨域治理和跨行业治理，阻碍全流程一体化治理。

三是在法规政策方面，存在底线不明、具体要求不全、约束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缺少全面体现固体废弃物属性和固体废弃物治理要求的法律法规,不能全面、科学地规范和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地加强垃圾综合治理。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并非易事，必须讲科学、讲方法。其中一条，就是要把握重点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工作带动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全面发展。

坚持把理论武装放在首位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武装是干部教育培训第一位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规划》对加强理论武装作了明确部署，强调要“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好中央这些要求，着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培植干部的精神家园。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培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和党史国史教育，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育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培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是十八大精神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要通过教育培训，引导各级干部全面系统掌握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加强理论武装，要讲究方式方法。理论武装说到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以干部为本，把握思想脉搏，找准思想认知的渴求点，分层分类施教，有针对性地帮助干部释疑解惑、明辨是非、坚定立场。要围绕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阵地作用，开展专题辅导、深入研讨，增强学习的深度。要适应新媒体学习环境，利用电子化、数据化和网络化等科技手段，构建立体式的理论学习平台，切实提高理论武装效率与效果。

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按需培训原则不动摇

干部教育培训要紧紧围绕事业发展、干部履职尽责和个人成长中的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个人需求，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做到干什么训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突出组织需求，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一大局，着眼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让干部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最新精神，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样按照党的要求解决现实问题，把工作进一步做好。要着眼岗位需求，结合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合理设置培训项目，提高干部的履职能力。要兼顾干部个人需求，综合考虑干部成长中的个性化、差异化需要，针对干部专业、能力、视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运用干部选学、网络培训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各种知识教育，帮助干部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思路、提高科学人文素养，促进干部健康成长。

坚持按需培训，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干部教育培训不同于国民教育，它是一种组织行为，首先应该符合和满足组织需要、事业需要和岗位需要。为此，一定要用好组织调训这个主要方式。当前有的地方一些干部多年不训、一些干部重复培训的现象比较突出，表面上看是工作忙、离不开，说到底还是主观认识问题。应该认识到，越是重要岗位、关键岗位的干部，越是工作骨干，越要加强培训。要严格落实培训计划，认真实行点名调训，切实让真正需要培训的干部得到培训。

努力实现分类分级培训

坚持分类分级培训，是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统一性与差异性、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机结合的重要方法。《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把干部教育培训的普遍性要求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要结合起来，增强针对性，实现全覆盖。”

一方面，要抓好分类培训。《规划》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青年干部、基层干部等不同对象的培训，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除了共性要求外，不同的培训对象在培训重点、方向、方法等方面，还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要细化分类，更多地从岗位特点和工作职责出发设置班次，打破简单按职务级别设置班次的老做法。要按照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等不同情况，科学设置培训内容，合理确定培训方式。推进分类培训，要突出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中青年干部这两个重点类型。对处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着重加强理论素养、战略思维、科学决策、驾驭复杂局面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执政本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训，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5到10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教育引导他们夯实理论基础、砥砺忠诚品格、锤炼过硬本领、培育优良作风，使其真正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

另一方面，要坚持分级培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分工负责，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明确工作职责，不能越位、缺位、错位，更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要分级负责、各司其职，合力落实好干部教育培训各项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

实行开放办学，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开放办学和改革创新，是增强干部教育培训动力和活力的重要途径。实行开放办学，重点是要整合培训资源;推动改革创新，目的是要提升培训质量。

在开放办学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主阵地作用，又要利用部门和行业培训机构、高等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以及境外培训资源，为干部教育培训服务;既要认真抓好干部实体培训，又要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及时把好的培训课程、教材、案例等学习资源上网入库，推动优质资源互通共享;既要切实加强专职师资队伍建设，又要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大力选聘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知名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担任兼职教师，让全社会的优秀人才为干部教育培训贡献才智;既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不断推出紧扣时代主题、有效管用、干部爱读的精品通用教材，又要按照“少而精、管用”的原则，鼓励各地各部门组织编写可读好用的特色教材。

在改革创新方面，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市、县两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切实增强其办学实力，使之成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培训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要全面推行需求调研制度，把需求调研作为开展培训的首要环节，做到不调研不立项、不调研不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要全面推进培训质量评估，以完善项目评估为抓手，建立健全包括教学评估、办学水平评估在内的质量评估办法和评估指标体系;强化评估结果运用，把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培训机构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作为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指引。要建立培训内容更新机制，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加大案例教学比重，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大力弘扬干部教育培训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与时俱进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落实“从严教育干部”的要求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落实好这一方针，必须坚持从严教育干部。在思想教育上要从严，把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作风教育放在干部教育培训的突出位置，教育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不动摇信仰、坚持党性原则、切实改进作风。在执行调训制度上要从严，无论什么级别什么层次的干部，都要自觉服从组织调训，不能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在学风上要从严，教育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和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严守培训纪律，牢固树立学员意识，住在学员宿舍，吃在学员食堂，自己动手撰写发言材料、学习体会、调研报告和论文等，全身心投入学习培训，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在培训成果运用上要从严，督促学员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杜绝学用“两张皮”，使学习培训真正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结合起来、和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和干部个人健康成长结合起来。

抓重点，是为了带全面。《规划》从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及措施、培训能力建设、组织领导等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都必须一件一件认真落实。我们在抓好重点工作的同时，要统筹谋划、科学安排，整体推进、确保实效，使干部教育培训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干部成长，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加油助力。

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这较多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农业基础设施仍不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耐旱的优良品种和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缺乏品牌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制造业，缺乏大型农产品销售市场，制约着农产品的销售，使得农副产品价格提升空间不大;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

(二)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带动力不强。农村专业合作社中介服务组织仍处在培育阶段，农产品加工、销售滞后的面貌尚未改善，农产品营销策略和手段相对落后。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大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来务农的多是妇女及老弱病残，体力差、科技文化素质低，难以掌握现代种养技术，从而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 金融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依然较弱。尽管近年来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但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农业投入主要依赖国家和省级的投入。地方政府及企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能力有限，农民申请小额信贷门槛依然较高，农户贷款难度较大，给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设施农业和规模经营带来困难。

(四) 农业生产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农业的自然灾害难以避免。动植物发生较大疫情灾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针对以上问题，个人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 促进农业农村工作上新台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型、安全型、效益型农业，提高农业经济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二) 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稳妥地搞好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增向优化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注重引进优良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 建立完善物价管理与价格动态调查监测，及时、准确掌握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四) 加强农村信息化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网建设，搭建致富信息平台，力争全部实现，为榆林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搭建广阔的信息平台。

(五) 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是强化防汛抗旱、动植物疫病防控，努力保障农业生产。二是严格落实农村政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将粮食“两补”资金、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退耕还林补贴资金及其它惠农资金发放到位。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涉及面广，各地农业生产特点和补贴配套政策差异较大，以及农业比较利益扩大化趋势，导致农业补贴政策面临增产效应减退、补贴效率不高、补贴机制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亟待重构补贴目标，不断完善补贴机制，改进补贴方式，加快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是保障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是维系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物质保障。通过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者以利益诱导，从而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产生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目标、补贴力度、补贴方式、补贴重点与结构等政策取向对补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

自1950 年代末我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农业补贴对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小水电、农业机耕、脱粒等)、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的优质低价、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自2004 年全面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粮食产量逐年增加，2012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8957 万吨，创历史纪录，实现粮食总产“九年增”。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竞争力减退、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始终难以有效提高、农业发展风险因素增多等问题日趋显现，农业补贴政策的功效也在逐渐减弱。因此，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保持农业稳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农业补贴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补贴力度有限，刺激增产的作用在减退税费改革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步实施，在短期内对粮食增产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获取报酬的递增，原有减负和补贴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加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增长，种粮收益明显下滑。以2011 年为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粮食生产性补贴平均每亩为112.75 元，按每亩平均粮食产量500公斤计算，每公斤补贴金额仅0.2255 元;这一补贴标准按3 等粳稻谷当年全国平均交易价格每公斤2.60 元计算，仅相当于粮价的8.67%。自2006 年11 月以来，化肥、农药、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涨幅高达90%，其中化肥价格上涨超过一倍。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小麦种植成本达

到每亩650 元(不包括人工成本)，按单产500 公斤、每公斤售价2.00 元计算，每亩小麦纯收入仅为350 元。湖北、湖南等省种植稻谷纯收入更低，每亩纯收入仅110 元。另据袁隆平对湖南农户水稻种植成本和收入进行过估算，结果是扣除成本后，2011 年农民每亩水稻净收入116.6 元，其中农业补贴109.1 元，如果不算农业补贴，则纯收入仅为7.5 元。种植粮食作物报酬递减，直接影响到粮农生产积极性。虽然近年来中央财政大幅提高了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从2006 年的120 亿元增至2011年的860 亿元，但与快速上涨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比，仍显不足。在粮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种粮收入已不现实，而通过粮食补贴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政策效应又被持续上涨的生产资料价格完全抹去。因此，仅靠粮食补贴、而不能有效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要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实属艰难。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 年获得丰收，其中201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 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比2011 年增产1836 万吨，增长3.2%。但是，这些增产九成以上是来自粮食主产区;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粮食总产量达到44609.8 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75.66% ，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13 个主产区。相比之下，一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始终徘徊不前，有些甚至出现减产。我们通过对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省份都广泛存在耕地撂荒现象，尤其是在丘陵、山区地区，撂荒面积有的超过30%。甚至有些农户连“口粮田”也不耕种，其所需粮食全部到市场上购买。

(二)政策操作过于简单，效率不高

现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在政策设计上均有所不同，体现了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目的和方向。粮食直补是对种植粮食的农户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鼓励农户生产粮食，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良种补贴是对繁育、销售和使用良种过程的补贴，其目的是推广良种种植，改良农产品品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是对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补偿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以有效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良种补贴依据农产品品种补贴实行现金直接补贴和差价供种两种方式，其中对水稻、玉米、油菜、花生良种采取现金直接补贴，实行良种推介、自愿购种;对小麦、大豆、棉花、青稞良种采取差价供种或现金补贴。差价补贴由省级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组织招标采购良种，中标单位在获得预拨的良种补贴款后向农户提供折价后的种子。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各地自行制定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补贴政策，导致政策的差异性较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为求简便省事，大多数省份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捆绑在一起，按照耕地面积计发补贴，使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补贴演变成单一的农业综合收入补贴。少数省份在良种差价补贴中，因折价后的良种价格并不比市场价格低而广受指责，也有“暗补”之嫌，难以让农户真正受益。

目前，问题的关键不是补贴资金是否捆绑发放，而是如何发放。在补贴政策实施初期，大多数省份采取按计税面积(原农业税计税面积)核发办法，后由于各地普遍反映计税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相差过大，又改为按实际耕地面积核发。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资金虽然操作起来简单省事，但违背了农业补贴初衷，导致补贴政策作用大打折扣，补贴效率低下。

(三)政策的公平性不够，机制有待完善

一项政策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其实施的效率，而且要考虑其公平性问题。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在公平性上存在的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省际间补贴标准相差过大，导致不同省份之间、地市之间农业补贴额的不公平。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推动、中央财政主导的，中央财政依据各省、市、自治区耕地面积按照同一补贴标准每年将补贴资金拨付给省市自治区财政;地方政府承担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及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资金的补贴配套。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财政财力状况不同，财力越雄厚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高;财力越薄弱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低，有些省份在一些补贴项目上甚至没有配套补贴，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给予的补贴。如粮食直补中，种植小麦全国补贴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每亩88 元，最低的甘肃省每亩仅为6.51 元，高低之间相差13.5 倍。像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由于自身财力薄弱，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根本无力给予农业配套补贴;而像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经济发达省份，由于财力雄厚，可给予农业补贴的数额就相当可观。即使是同一省份，不同地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湖北省粮食直补为例，武汉市每亩补贴标准为30 元，而相邻的黄冈市每亩仅为15 元，两者相差一倍。

二是撂荒地的农户在没有任何农产品产出情况下仍可获得全额补贴，有些农户甚至将补贴资金用于购买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这显然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有些地方耕地转包、转租农户，转出或转租耕地后，仍可获得农业补贴，而转入、租入耕地的农户或其他生产经营组织，实际种植粮食却不能获得应有的补贴。

三是缺乏对种粮大户激励政策，补贴力度有限。种粮大户每年为国家贡献了大量商品粮，但获得的补贴与其他不贡献商品粮的自给农户、撂荒而购买商品粮的农户相比并不算多，每亩相差不到10 元，有些地方每亩仅高出2 元。

(四)中央出台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力度大，但运行不畅，覆盖面不宽

自2007 年试行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政策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2.1 亿元，保费补贴从2007 年的21.5 亿元增加到2011 年的97.06 亿元，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级财政共同分担办法，在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基础上，省级财政承担规定比例的保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依据农业生产布局、农产品品种和地方财政财力状况确定，补贴比例为中央财政补贴30%～40%，地方财政补贴25%～40%，各级财政补贴额占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总额的比例不少于70%，其中大宗农作物、牲畜等保费的补贴比例高达90%。这一政策的优厚程度在当今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补贴比例也未超过保费总额的50%。

但是，由于机制不够完善，农业保险运行并不通畅，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广泛推行，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2011 年全国水稻保险的平均承保覆盖率不到一半，仅为49%;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仅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5% 。究其原因：一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地市级财政(未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地市级)和县级财政共同分担机制，且要求地方财政的配套补贴比例达25%～40%，这对地方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财力较薄弱的地方、特别是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其配套的意愿和主动性并不强，在中央政府强调“农民自愿参保原则”下，地方政府更是被动应对，少数地方政府甚至是应付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推广上并不积极，以至于许多农户不知道农业保险的作用和功能，这也是农业保险“一头热”症结所在。二是由于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宣传不力和农民自身观念原因，农户参保热情也不高。据我们对全国8 省30 个村1585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并乐意参保的农户不足20%，有些农户甚至认为基层组织代收的农业保险费是乱收费行为，即使每亩稻田农户参保出资仅为2 元也不乐意。我们认为，农户之所以对农业保险如此抵触，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临时救助式措施密切相关，大多数农户认为无须参保，一旦受灾财产受损，政府也会出手相救，农业保险可有可无。三是农业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运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这些保险机构出于盈利目的，对开展农业保险这种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并不情愿。据保监会统计，2010 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5.68 亿元，全年农业保险支付赔款100.69亿元，赔付率74.42%，其中，种植业保险赔款68.5亿元，森林保险赔款1.8 亿元，养殖业保险赔款30.4 亿元。如果计入保险公司运营费用和相关税费，则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盈亏基本持平。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保监会的支持，农业保险可能还像2005 年之前一样处于停顿状态。截至2011 年，全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74.03 亿元，仅占财产险业务的3.77%，占财产险公司全部业务的3.64% 。

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农业是具有广泛外部性的产业，但其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又是比较利益较低和承受风险较大的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补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既要考虑农业自身的发展，又要考虑农业对社会稳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既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要注重农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针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经验，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一)重构补贴目标，将单一增产目标变为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竞争力等多重目标，不宜采取简单的价格管制措施

单一增产目标容易导致补贴的单一性，即过于偏重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补贴，忽视对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考量和补贴支持。如现阶段为增加粮食产量，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补贴资金成倍增加，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一是种粮收益水平长期低下，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粮农收入难以保证;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不足，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缓慢，劳动生产率不高;三是粮农社会保障水平低，依靠粮食收入不仅难以保障自身及其家庭在养老、医疗卫生、子女就读高中及大学学费等长期不可预测的福利支出需要，而且连当前必需的生产生活支出也难以保证。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形势和国家财力状况，稳步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是实现农业补贴多重目标的关键。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短期内可能导致通胀，但可有效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供给，最终会使农产品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但是，如果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政府管制措施，认为农产品价格高企会危及城镇居民生活，则会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容易出现大面积撂荒现象，导致农产品生产不足，供给减少，反而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出现粮食危机。我国曾多次对粮价采取价格管制措施，也着实起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手段可能难以收到较好效果。在原有体制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粮食作为传统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首选，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现有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拓宽，转移容易，报酬高;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高，既不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又不能作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依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对于相对贫困的人来说，食品涨价是个非常紧急的问题，这时限制出口和管制价格作为紧急应对之策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粮食问题，最关键的是市场激励，让粮价涨上去，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积极性，粮食产出效率也才可能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转移支付、农业补贴等财政手段比价格管制更有效。食品与能源在供给方面略有不同，一旦出现价格信号，农产品供给会迅速反应。长期以来，欧盟、美国等国家，一直将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者收益水平、发展生态农业和增强农业竞争力作为粮食补贴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不断优化补贴结构，使农业补贴政策成为支持与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构建上，应结合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着力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堪忧、农业竞争力减弱等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二)完善补贴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不断改进补贴方式

首先，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会离开农村和农业，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将更多地落在现有的粮食主产区肩上。基于我国粮食增产主要由13 个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来承担的现实，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在补贴标准上应向这些为我国提前实现粮食生产目标做出重要贡献的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倾斜。在现有基础上，大幅调高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的补贴额度，其中，粮食直补额和良种补贴额占当年粮食平均售价的比例宜保持在8%～10%的水平;农资综合直补应与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挂钩，补贴的理论值应是完全弥补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考虑到政府财力限制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大过快，农资综合直补额至少应占农用生产资料上涨价格的

50%。对非粮食主产区和耕地面积较少、仅为自给而种植粮食的农户，维持现有补贴标准不变。

其次，为避免省际间、地市之间农户补贴标准过于悬殊问题，中央政府除鼓励一些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的配套补贴比例外，还可考虑适当缩减经济发达省份的补贴额度，让这些地方政府履行更多的农业补贴责任，中央财政可将腾出的这部分补贴资金优先用于13 个产粮大省的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前文所述，近年来13 个产粮大省贡献了全国粮食总产的75%以上，是实实在在的粮仓，理应给予特别补贴政策支持。

最后，改进补贴方式，以提高补贴效率。现行按耕地面积补贴方式虽然简便省事，但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特别是对撂荒地、转包转租耕地农户以及在耕地上种植非农作物，如树苗、药材等，也给予补贴，显然违背了农业补贴的宗旨，亟待改变，尽快实现按照实际种粮面积发放补贴做法。目前，有些地方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播种面积并以此确定补贴标准的做法并不适合在全国推行，比较有效的办法仍是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户实际耕种面积的核查工作，以及财政、农业、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的抽查工作，真正让种粮拿补贴、不种粮拿不到补贴，在农村形成“种粮才有补贴”的良好氛围。国外在类似补贴上，均按农户或农场主实际耕种面积核发补贴，从来没有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的先例。在实施补贴的初期阶段，这些国家往往由农村社区的基层官员进行核查，之后由农户或农场主自行申报。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冒领农业补贴行为被视为欺诈犯罪，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会被乡邻耻笑，由此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规范，极少发生农业补贴被冒领的现象。我国农民的观念和自觉性与发达国家农民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深刻了解政府对农业补贴的目的。

(三)优化补贴结构，注重对生态农业的补贴

生态农业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线。近1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已由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变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重视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对农民利用有机肥、节水灌溉、使用生物技术除草、除虫害等进行的生产给予额外补贴(一般采用加大补贴系数办法)。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模式仍以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为主，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草场的过度放牧、土地的不合理开发与使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江河淤积和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因此，在补贴政策选择上，可从有机农产品生产上先行试点。在补贴程序上，可考虑先由公司和农户共同申报，乡镇财政所负责审核，逐级上报，单独进行补贴。考虑到补贴的效率与示范性，试点期间，建议不接受单个农户申请，只接受公司和农户的共同申请，虽然公司不享有补贴，但可利用公司的信誉和应有的担保责任，保障补贴的公平、公正和有效(可设定农户因欺诈、冒领补贴，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自2007 年开始试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地方政府和商业保险机构消极应对，农户积极性也不高，保险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为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现实发展情况，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当前可考虑在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组建农业保险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业务已严重萎缩)，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县级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户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在保险费政府补贴的分摊上，可借鉴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摊机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产粮大省，中央财政承担更多的保费补贴责任，一般不要求地市级财政和县级财政配套补贴;对经济发达省份，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保费责任。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自从人类打开了信息世界的大门，互联网便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原本遥不可及的一切竟触手可及，但人类独有而伟大的思想却在悄然碎片化。

大江健三郎说过：“恶意与轻薄是流言传播的原动力。”而互联网正在为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流言发布者的动机是想利用这种快捷性搏众人眼球，孰不知自己的思想正在碎片化，从而只看到了表面的利益，却被后人贴上恶意的标签。反观之，流言接收者的猎奇心理被互联网虚假的权威性所激发。不经意间冲动的情感使思想也趋于片面化，于是成为了下一位传播者。总之，互联网流言引起的碎片化思想能让人性变得恶意轻薄。

随着互联网阅读兴起，快餐文学的泛滥也成为了元凶之一。引用一段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一书中的话吧：“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的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然而这第一类书正在侵蚀着青少年的思想使其分崩离析，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其次碎片化阅读的方式促使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民哲，由于这种阅读方式迫使人一眼即过，即使是读经典文学也难以深入理解领悟。如今的民哲们在“读万卷书”后便盲目自大，乱七八糟想了一大气以后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哲学最高真理，可以渺视一切，和柏拉图谈笑风生，实则只是用些碎片化的思想讨论着前人讨论过的问题。互联网阅读致使碎片化思想成为某些人的华丽包装，而真正的思想却被亵渎。

在古代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在近代的尼采，黑格尔这样的大师，然而本世纪却销声匿迹，并不是人们不想思考，获得真理。互联网的快捷让人感到思考显得没必要，只需点击搜索一切都来了。假使渴求的人们无法获得真知，那么诸如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三大唯心问题便再也不会有答案，我们将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自我。所以思想的碎片化的趋向便是思想的灭亡。如果人类的思想再不由碎片化走向统合，接踵而至的只会是思想的荒原。

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些卖棉花糖等不健康食品的小摊，有些同学禁不住食物的诱惑买了点，而我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考验。

一次放学，我的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我弓着背，慢吞吞地跟在爷爷后面。突然，一阵香气蹦进我的鼻子里，我一下就精神起来了，叫了叫爷爷就往那里跑，只见一位阿姨熟练地翻动鹌鹑蛋，并往上面洒胡椒粉。我顿时被这美食馋得口水直流，直勾勾地看着那一串串鹌鹑蛋，不停地围着小摊打转转，一会儿闻闻，一会儿看看，真想把上面地鹌鹑蛋全部吃光。

正当我要爷爷给我买一串时，心里的两个小人开始斗争了。我想，今天肚子太饿了，就吃一次小摊上的东西吧！但妈妈经常说，小摊上的东西不卫生。哎，还是别吃了吧！我正准备走的时候，肚子似乎不甘心，就“咕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我也忍不住了，就让爷爷给我买了一串。我一口咬下去，哇！太好吃了！我一会儿就吃完了，我擦了擦嘴角上的油，感到无比满足。

回到家后，我觉得肚子不舒服，就立刻上了一次洗手间，出来不到一分钟就又要上了，这样反反复复上了几次才好转

经过这次教训，我明白了，在诱惑前面，要分得清是非，不要轻易相信，要提高警惕。

五（5）班李显逸

那天，爸爸接我有点晚，我、何银润、刘英杰随钟老师到了我们班的班级等候区等家长。

刚刚到达班级等候区，“诱惑”就登场了：等候区的旁边有一个卖棉花糖和糖葫芦的摊子！正好又五点多钟了，我们都饿了，三双眼睛齐刷刷地往摊子上看，仿佛那个摊子上有一个强磁铁似的；鼻子也不停地吸着，使劲嗅着空气中的香味，似乎口水都要滴出来了。钟老师看到我们几个的“馋样”，“噗呲”一声笑了。我们立即收回了“馋样”，“要抵住‘诱惑’！”我心里对自己说。

于是，我和刘英杰一人一句地说起棉花糖的不好来：“它就是糖做的，吃糖多会变笨的！”“那个糖里的颜色，都是色素啊！”有很多小学生在那里买糖，虽然我们三个实在很想跟他们要一点儿糖来吃，以慰劳“五脏庙”，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吃太多零食。于是，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努力不去看那个摊子。然后，我跟剩下的同学聊了一会儿天，克制住了想找别人要糖的欲望。那时已是五点三十分了，钟老师把我带进了校门里等爸爸。我成功抵住了这个诱惑！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类似棉花糖这样不好的诱惑，一定要努力克制、抵住它的诱惑。比如手游（王者荣耀）、电视、电脑游戏、网吧，都是对我们的诱惑，不能被它们诱惑！

刘应杰

诱惑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顿大餐，一场电影，一个乐高玩具……，而对我诱惑最大的却要属游戏了。

“刘应杰，爸爸妈妈要出去办事，你在家里乖乖的，不能乱动电器，不能玩游戏。”“哦，知道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砰”门重重地关上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了。刚开始，我还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业，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如坐针毡，心里痒痒的，总想去玩游戏。我不由自主地拿出了平板电脑。“到底玩不玩呢？”我的脑袋里好似有两个小人，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在里面争吵不休：“刘应杰，你既然答应了爸爸妈妈就要做到，要当一个讲信用的人。”天使大声地说。“嘿嘿嘿，就玩一会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爸爸妈妈又不知道。”魔鬼满脸奸笑地说。“刘应杰，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你偷玩游戏肯定会很生气。你现在都五年级了，得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慢慢的，欲念占了上风，我决定玩一会儿游戏。我心惊胆战，生怕爸爸妈妈突然回来，被抓个现行，一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地心咚咚直跳。我刚准备点开游戏，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哐当”一声，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把平板扔到沙发上，冲到书桌前，假装看起书来，可半天都没动静，原来虚惊一场。

“哎，算了，还是不玩吧！”我咬咬牙，把平板放到了一边，担惊受怕的滋味可不好受。

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夸奖了我，说我没有败给心中的那个魔鬼，我听了，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成功地抵制住了一次诱惑，迈出了踏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