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新《条例》将旧《条例》的10类违纪行为分类方式，整合为六类：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并明确列出每一类的"负面清单",使《条例》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各类违纪行为的"负面清单"中补充了十八大以来新发现的问题，拉帮结派、搞老乡会、妄议中央等，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上思想麻木、意识淡漠问题，要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这些"负面清单"也折射出当前的新型腐败问题。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等党的领导干部都曾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中纪委在对他们的调查结果中都明确指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所以，修订后的《纪律处分条例》新增一条对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处分规定。

如在违反工作纪律 "负面清单" 新增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委纪委负责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处分。新版条例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又如在违反生活纪律 "负面清单"中新增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中央多次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次修订条例，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彰显了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传递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

两项法规的出台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有力依据，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带头学好《准则》和《条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坚决不触碰党纪法规的"高压线",自觉避开"负面清单",推进正风反腐新高潮。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不成政党。修订颁布《准则》《条例》，把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甚至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亟待深度剖析，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一、存在问题及特征

调研表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主要表现呈现以下“四性”：

(一)政治上的迷茫性。一是政治方向偏向。有些党员干部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行业分配不公、少数人价值观扭曲、一切向钱看等，就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摇摆不定，甚至把此类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造成的。二是政治立场偏移。有些党员干部实为政治上的糊涂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鲜明。比如有的人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正确判断上，没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认为：反腐败越反越多，积重难返。而有的又对身边违纪者睁一眼闭一眼，查处时说情开脱，袒护包庇。有的对当今自上而下开展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工作，不是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而是做局外人，持观望态度。甚至错误地认为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做做样子，走走过场，阵风吹过，难以持久。三是政治言辞偏激。有些党员干部私下显能，口无遮拦，惯于传播小道消息，议论网上热门话题，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传播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思想上的片面性。一是于己无关论。有的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遍百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认为自己无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没有遵守的必要;有的一般党员干部，则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也没有约束的必要。二是民主自由论。有的党员干部在党内片面要求决策要民主、言论要自由，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说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三是自以为是论。有的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片面曲解原意，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中央精神，使之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比如在执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一些镇、村干部嫌工作麻烦，将强农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将应发到户的惠农补贴资金，违规套取、截留使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神。近两年来，已查处7件此类案件，对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纪律处分。

(三)工作上的本位性。一方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片面强调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对党和国家政策、上级部署的工作，有利争着上，难事绕道走，合口味的立马照办，不合口味的消极应付。有的强调以本地工作特色为由，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另一方面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有些单位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而出现“利大快执行，利小慢执行，无利不执行”现象。比如少数行政执收执罚部门，踩红边线，打擦边球。少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以工作保密等为由，另设办事大厅，规避集中监管。致使“三乱”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四)行为上的自由性。一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少数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双面人”，对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难以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决定时，仍然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违纪行为。二是信仰缺失，行为荒唐。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主义，信宗教迷信。不讲班子团结，讲团团伙伙。其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三是利益至上，违纪违法。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缺乏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上自由散漫，逃避监督，价值取向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有的与不法商人打得火热，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有的甚至受利益驱使，蜕化变质，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2011年4月，该县查处县法院一法官周某某违纪违法案，因其政治纪律松懈，难抵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通过互联网络，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终因犯间谍罪，被依纪依法惩处。

二、原因分析

(一)不注重理论学习，政治素质不够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只重业务培训，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政治理论基础差，致使思想政治素质难以提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难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不注重党性锻炼，纪律观念不够强。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放松了主观世界改造，致使党性不纯或不强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甚至极少数党员干部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束缚手脚，自认为只要谋求本单位利益，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三)不注重制度实效，执行力度不够强。有些单位党组织制度执行力不够强，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比如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导致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从而影响执纪实效。

(四)不注重从严治党，教育、监管、惩处不到位。有些单位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行为上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甚至当党员干部违纪追究时，帮其说情开脱。有的党组织不抓经常性政治纪律教育，致使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化。有的党组织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员长年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的党组织执纪不严，对违犯政治纪律者，认为蒙上“政治色彩”，尤其针对违反政治纪律言行，处分尺度更不好把握，因此得不到及时应有惩处。

三、加强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强化党章意识，增强执纪严肃性。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每一个党组织都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觉维护党章。做到党章规定的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党章禁止的必须坚决纠正和查处。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严格遵守党章，作为自己必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真正把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见于效，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二)着力强化纪律意识，增强执纪自觉性。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增强纪律意识。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一系列主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学懂学透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纪条规，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增强教育实效。坚持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相结合，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政治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统筹规划，加强持续教育。把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让政治纪律教育进入党校培训中，进入各单位党课教育中，切实使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传递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的正能量，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坚定不移。

(三)着力强化制度执行，增强执纪持久性。严守政治纪律，执行制度是关键。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关键时刻听从指挥、重大方针坚决贯彻，具体规定严格执行、日常生活严守规矩。另一方面，扎实抓好党内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函询和问责等制度落实，查找和解决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予以整改。同时针对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位，查找违纪的深层次主客观原因，及时制定和完善政治纪律规定，增强政治纪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着力强化查处力度，增强执纪有效性。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一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三是跟进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加强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常态化检查。要强化新政策出台、重要会议召开等敏感时期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严明政治纪律;要强化重点人员的检查，突出新党员、新任干部、新进班子成员和离退休干部，及时纠正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突出重点环节检查，定期对网络设施、传播媒体、涉密载体等情况进行清查，防止发生网上政治问题。四是要加强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住、行、医、学等方面入手，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对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执行政治纪律监督不力的，要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责任。

(五)着力强化主体责任，增强执纪示范性。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强化纪律“铁”的意识，强化按制度办事的意识。要把执行政治纪律贯彻于履职全过程，切实守住“底线”、不踩“黄线”，不越“红线”，以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促进从严治党、严明执纪要求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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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具体表现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好人”本来众心向往之，但“好人主义”却不是个好东西。这既是某些地方流行“为官不为”的重要风气来源，更是某些官场风行明潜规则的“哲学基础”。习近平同志把“治理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作为“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警醒全党“十分注意”。就在近日网上热传的总书记“十句硬话”中，就有着他对“好人主义”的一语中的——“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不知何年何月起，“一把手”成了部门主官的代名词，成为一言九鼎的关键词。应当说，一个干部能够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并非易事。党要培养一个部门一把手，需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可谓精挑细选，用心良苦。作为关键岗位关键人，绝大多数一把手，都能不负重托，忠实履职。

但一把手不好当，有的人并不见得清楚。就说一把手的“手”，非比寻常，一旦出手，便在阳光下照，在火堆上烤，众目睽睽之下，街区田坎之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党纪不能违，民心不可欺。所以说，一把手的手，伸缩之中，收放之际，动静之间，有学问，有节操，有规矩，有约束。

现实中，有的一把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大事不松手，小事不放手，正如有的同志批评的，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决策中不讲民主一言堂，花钱上大手大脚一支笔，用人上任人唯亲一哆嗦，最后狂妄自大，违纪违法。

有的一把手高估自己，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执行力弱，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干不出啥名堂，遇到困难袖手旁观，遇到责任置身事外，成为不接地气、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

有的一把手手眼神通，上下其手，置党纪国法于脑后，丧德失节，纵欲奢靡，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胡作非为，把家里搞得盘满钵满，把小团伙搞得肥头大耳，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把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孰不知，正如陈毅同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上。一是不讲原则、不敢批评。有的地方、有些单位，不正之风“风起云涌”，但是那里的“一把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凭风气越刮越烈。二是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然而有些领导同志，却奉行改革面前的“好人主义”。总之，他们决不冒“得罪人”的风险，决不愿背任何“骂名”，就要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太平官”，尤其当一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好官”。

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不但使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荡然无存，而且上行下效，形成了庸俗的官风和林林总总的潜规则。比如说，班子内“一团和气”，出了事儿回避掩盖，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同僚，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再比如说，上下级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比如说追求“群众关系好”的“美誉”，“好人”往往得票多、争议少、“大家没什么意见”，又比如说某些上级考“官”，讲的是“稳重、稳健、稳妥”，而“好人”们治下，往往班子“没矛盾”，下属“没意见”，群众也摆得平。纵然“无为”，但也没有“麻烦”，不出“乱子”不捅“娄子”，他们常常成为干部队伍中的普遍“示范”，“教育”了更多的官员，使其顿悟“上”与“下”的“秘诀”。

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干事创业，关键是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所以，管住一把手，管住一把手的手，尤为必要。

这应是一双清贫的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如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应是一双干净的手，滴油不沾，纤尘不染。可以有泥土芬芳，可以有粗糙老茧，决不可有铜臭味，不可生奢靡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要求，就是这双手的戒尺。

这应是一双干事的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干成事。自古至今，青史留名的都是清廉的官、干事的官。

对于一把手来说，倘能在离任时，在退休时，在和干部群众挥手告别时，不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后悔，不因决策失误、被老百姓戳脊梁骨骂而懊恼，不因贪腐、经受牢狱之灾而痛苦，扪心自问党是放心的，群众是满意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任没有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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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实质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围绕南沙岛礁主权及海洋管辖权的地区性的海洋争端。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当前南海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论文的内容，欢迎查看!

历史上，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南海诸岛，长期、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行政管辖，建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二战期间，日本一度非法侵占我国南海诸岛，并将南海诸岛更名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管辖。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于1946年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南海周边国家并没有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南海局势是平静的，没有所谓的“南海问题”。此后，一些南海周边国家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提出领土要求，甚至非法侵占部分岛礁，由此导致南沙群岛领土争议。这些国家还依据《公约》，提出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这些海域主张覆盖的范围相互重叠，从而形成了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问题。

南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大致是：

第一，20世纪60年代末，在南海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探勘协调委员会发布的勘察报告指出，越南沿岸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1969年，美国海洋调查船“亨特号”在南海进行地质调查，并宣称探明南海大陆架上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73年，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加深了人们将石油看作一种战略资源的认识。南海的资源前景极大地刺激了越南、菲律宾等国。越、菲等南海周边国家开始加大蚕食中国在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权益的实际动作，并陆续提出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

第二，《公约》的诞生及其创设的新制度，导致海域划界争议加剧。其中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南海问题的产生有直接关联。按照《公约》第121条的有关规定，岛屿如果可以维持人类居住，或可以维持自身经济生活，就可以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赋予了基于岛屿主张海域的权利，岛屿在主张海域和未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

此外，南海的地缘政治地位、殖民主义和大国争霸等因素也与南海问题的产生密不可分。加之二战后，中国政府虽然于1946年接收了南海诸岛，但是除中国台湾驻守的太平岛外，其他岛礁长期没有派兵驻守，有效控制不足，从而给一些国家对中国南沙岛礁的觊觎之心和非法侵占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自2009年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美国等域外大国通过政治外交、军事、舆论等手段，逐步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加剧了南海海上形势发展的复杂程度。特别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南海问题成为其牵制中国，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抓手。随着美国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活动，开展针对中国的南海“常态化”巡航，刺激了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在本地区的回潮。

第二，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使其他争端国对能否保住其非法控制的南海岛礁产生焦虑。部分国家担忧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将有可能采取某种方式来收复被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因此，部分争端国通过国内立法、诉诸第三方机制、与域外国家深化结盟或结伴、向域外大国提供军事基地等方式来“合法化”和“漂白”其非法主张和侵占所得，以巩固其对南沙已控制岛礁的非法占有。

第三，菲律宾、越南等有关争端国为巩固和扩大南海权益主张，不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扩大化，加大岛礁扩建等单边行动力度。

当前的南海形势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

第一，南海问题逐渐由领土争议和海域主张争议演变为地缘政治、资源开发和航道管控的博弈。

第二，南海问题“被扩大化”，已由原来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岛争”，扩大到域内外力量之间的“海争”或“水争”。

第三，由于南海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以及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演变和调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上升，并采取寻求域外国家的安全保护和加强自身军力建设的应对策略。因此，“大国借机谋势、小国伺机谋利、大小国联合应对中国”，以“结盟”和“拉帮结派”、谋求相对军事优势为特征的南海地缘政治博弈的特点日趋明显。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在中国千百年来在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并有大量的历史证据作支撑，比如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簿》。

《更路簿》是中国古代使用的一种航行指南，记载了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其中古代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的时间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海南渔民使用的多个版本《更路簿》大约起源于明代早期，一直流传至今，记载了前往西沙、南沙各岛礁捕鱼的航向航程、物资特产等。《更路簿》还生动形象地记载了100多处对西沙、南沙岛礁的命名，如“丑未”(渚碧礁)，是以罗盘方位命名;“赤瓜线”(赤瓜礁)，是以特产命名;“秤钩”(景宏岛)，是以岛礁形状命名;“双门”(美济礁)，是以水道数量命名。《更路簿》还记载了200多条航线，是中国人民持续开发利用南沙岛礁及相关海域的真实记录。《更路簿》无疑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确凿证据。

《公约》虽然没有对历史性权利作十分明确的界定，但也没有否定历史性权利的存在。而且，《公约》的宗旨包含了对历史性权利的尊重。同时，历史性权利为国际法和国际仲裁实践所认可，比如2003年的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2015年的毛里求斯诉英国案，都明确承认了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公约》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公约》没有涉及的其他问题仍然属于一般国际法调整的范畴。因此，历史性权利属一般国际法调整的范畴，中国不会因为《公约》无此明确定义而放弃其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

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捍卫者：

南海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推动《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机制建设，始终以克制和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国家的争议。中国的南海政策包括：

第一，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南海争端当事方及所有南海利益攸关国的重要关切。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既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者也是捍卫者。

至于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南沙岛礁建设问题，在岛礁建设之初中国就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岛上设施主要服务于和平目的，尤其是为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海上搜救、助航等公共服务产品。

第二，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域外大国的主要关切。南海是重要的海上通道，确保各国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是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的重要共识。事实上，南沙争端产生近半个世纪以来，南海航行自由从来没有因争端受到过干扰。

第三，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争议。中国一向坚持由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沙岛礁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这一主张是中国和其他声索方以及中国和东盟十国达成的重要共识，被写入《宣言》。对话协商解决敏感复杂的领土和边界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对此拥有众多成功经验，已经通过双边政治磋商和谈判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陆地边界划界问题。中国还于2000年同越南解决了北部湾海上划界问题。2015年12月，中韩正式启动海洋划界谈判。

第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问题应该说是涉及国家和争议岛礁数量最多、争议海域面积广的海洋争端。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并不现实。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在争议海域实施共同开发合作，有助于有关各方积累政治互信，从而为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第五，“双轨思路”。2014年中国提出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东亚峰会时予以了确认。“双轨思路”基本内涵是指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双轨思路”旨在解决东盟与域外国家对南海和平稳定的关切，是中国政府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后，推动南海问题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总之，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捍卫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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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实现理论上、观念上的进一步突破与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首先要使党的指导现代化建设理论有进一步创新。当前，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我们党已经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强有力的政党。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好，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方面的变化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展开。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始终以发展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时要认真学习经济、管理、科学知识，提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把党的执政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

立足当前，就要完成全年目标，确保“十二五”圆满收官。市委全委会对下半年工作作了全面部署，经济工作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力度要大、环境要优。抓住关键稳增长。充分发挥投资、消费的拉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确保全年投资增长22%以上、工业增长17%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以上。要抓住机遇加紧与央企、陕企、名企对接，扎实做好相关工作，确保火电厂、旬阳电站、烟厂技改、安康机场等四季度开工建设;尽快向社会公布推介一批PPP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抓好项目开工和在建项目进度，对应开未开和进度缓慢的项目要通报批评;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抓领导和责任部门要扑下身子、深挖细查，决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要围绕企业稳产增效多想实招、多下力气，强化工业运行精准调度，抓好产品促销和招商引资，加大“四上”企业培育力度，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要积极挖掘消费亮点和热点，认真落实促进夜间经济、房地产业发展的意见，扩大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加快培育信息、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消费热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购网销，引进电商龙头企业。精准发力促增长。经济统计有几个主要指标，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消费、外贸、城乡居民收入，另外还有用电量、货运量、财政支出等具体指标。要紧紧盯住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指标，及时了解，深入分析，加强调度。要善于用数据说话，善于用数据来分析问题、指导工作。上半年全市用电量增长了4.1%，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了12.8%，增速全省第一，这说明我们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支撑的。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15.2%，但财政支出仅增长7.7%，说明一些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以下一步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不断放大财政支出的导向和撬动效应。提质增效稳增长。围绕农业提质增效，加快山林经济、涉水产业发展;完善生猪产业联盟服务和运行机制，打造富硒猪肉品牌;组织好富硒茶推介活动和全国魔芋发展现场会。围绕发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优势，做强做大安康真硒水、矿泉水、纯净水。围绕叫响、做靓“秦巴明珠”，实施好中心城区“突出核心、提升江南、重心北移”战略，三季度全面开工18个市政重点项目，全面启动片区棚户区改造，加快县城、12个县域副中心和4个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认真贯彻中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自觉把生态环境作为一条硬杠杠，保护好汉江水质和白云蓝天。围绕民生改善，加大精准扶贫力度，确保完成避灾扶贫移民搬迁3.5万户、脱贫11万人、保障性住房新建2.79万套目标。落实好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确保教育卫生资源整合取得实效。各部门公开承诺的506件重点任务、年初确定的民生“十件实事”，年底要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着眼长远，就要认真搞好“十三五”规划编制。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按照“五化同步”的要求谋划好各项工作，主动融入“两带一路”。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这10个方面是规划的方向、重点和内涵，一定要看准确、想到位、谋扎实。比如：保持经济增长定在什么格?要以2020年全面小康为坐标，按照追赶超越的要求，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步伐，坚持质量效益优先，推动形成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确保“十三五”我们的循环发展在陕南领先、经济增长在全省领先、生态环境在全国领先，2020年与全国同步够格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比如：如何融入“两带一路”?这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开放战略，不是一般性的战略规划，“十三五”肯定要依附很多具体项目，我们在开放上要更加主动，在项目上要精准对接，接受江汉、成渝经济圈的辐射，加强与重点省市投资、贸易、旅游的经济合作，发挥生态和区位优势，全方位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在扩大开放中拓展经济版图。

比如：扶贫开发如何突破?习总书记提出，把扶贫攻坚任务进一步聚焦到革命老区，采取更加倾斜的政策，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安康也是革命老区，要抓住机遇谋划一批重大扶贫项目，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该兜底的兜底、该搬迁的搬迁、该扶持的扶持，确保全市79.8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比如：随着汉江梯级开发6座电站的建成，沿江经济怎么谋划?比如：随着高速、机场、高铁等项目的实施，安康区域交通枢纽建成，将处在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几个大城市的中心，我们如何接受辐射和带动?生态旅游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融入全国南北旅游大通道?比如：新型城镇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把安康建成全国最生态宜居的城市之一。围绕打造“秦巴明珠”，让中心城市在秦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县城和集镇的服务功能更加增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更加个性化、人性化。

总之，编制规划的过程，是贯彻循环发展战略的过程，深化市情认识的过程，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各县区、部门都要深入思考，超前谋划，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专门负责的领导，组建得力的编制队伍，加强重大问题调研。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要发挥协调、组织、督促的作用，加强项目谋划，加强与中、省规划的衔接;其他部门要扎实做好本行业、本领域的编制工作;中、省单位要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在安康布局。要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上下联动、搞好衔接，策划项目、强化支撑，加强宣传、广纳谏言，编制出一个与时俱进、务实管用的五年规划。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作为整治的重点。而“四风”中，官僚主义可以说是是最根深蒂固，群众最深恶痛绝、深受其害、党员领导干部中最普遍存在的“一风”。

要想给那些患“官僚主义”病的党员领导干部“治治病”，需要先找到“官僚主义”病的症状，依据症状，明确诊断，才能对症下药。

毛泽东同志曾经总结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形式“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学无术，耻于下问;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总结可谓全面深入、切中要害。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时至今日，广大群众眼中的“官僚主义”又有哪些表现呢?

上班下班：车接车送，司机开门，秘书提包;检查指导：听听汇报，翻翻材料，“指点江山”，“慷慨陈词”;面对群众：背着手、抬着头，摆摆官架，好好好、是是是，打打官腔，挥挥手、点点头，显显官威;开会讲话：念念稿子，读读文件，哼哼哈哈，提提要求;安排工作：吆三喝四，一人独大，拍拍桌子，目无旁人;遇到困难：讨价还价，推推挡挡;参加宴请：吸烟喝酒;晕晕乎乎;回到单位：上网喝茶，悠哉悠哉……

种种表现，究其根源就是：心中无群众，眼中无百姓。治疗这些“官僚主义”病人，就是要把其放到“群众的海洋”中去“洗洗澡”，“制度的笼子”里去反反省，“监督的阳光”下去暴暴光，“纪律的医院”里去治治病，就是要下猛药，治病根。希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剂良药，真正能起到治病救人，药到病除的作用。

王岐山同志指出：“官僚主义使工作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各种议事协调机构多如牛毛，文山会海，习惯于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这是党的作风之大忌。”新的文件和要求一旦同习以为常的利益化“成规”冲突，对于不愿执行而又畏惧问责的某些官员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轰轰烈烈搞形式，风风火火学文件，耗费时间精力，在高调学习中将真正“意义”消融于无形，通过知行分离，达到自保目的。这种做法要义在于，从改革举措中剥离内核，只传达文本形式和语言，却有意屏蔽意义。师父以手指月，弟子只看手指。这就是典型的转义功能。从八项规定出台到提出反对“四风”，从严禁公款送月饼到严禁公款购买、印刷、寄送贺年卡，反馈到上级的汇报材料，往往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会议传达”“一把手出席并表态”“全体到会同志纷纷发言”“一致拥护”“会后形成各种材料”等等。这种表象是否隐含着一种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上级文件的理解局限于物质形态和语言层面，这样的汇报材料越多，文件真实的意义就越容易被淹没。

以不变应万变。生拉硬扯毫不相干的旧工作老措施以及日常运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应对中央提出的创新性举措，论证本地区本单位的“积极响应”。以此对彼，自说自话，上级要求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用一套秘书班子炮制出来的类似材料从容应对。在习惯的行政运作模式下，中央政策出台之后，一些地方往往迅速跟进，并整理出详细的经验汇报材料，仿佛先知先觉，但细细分析是靠不住的。其中许多诀窍在于“搭积木”，将以往的日常性工作重新组合，用新的语言包装，新瓶装旧酒，成为紧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姿态。如果陶醉于这种“一呼百应”的幻象，其实非常危险。

以偏概全、剑走偏锋地选择性执行。政策文件是一套完整系统，如果割裂开抓住某一章句不放，而不顾及其他条件，会使政策显得极端和难以操作。官僚主义正是抓住这一点，将其中的措施无限放大，不及其余，造成政策不科学、偏激的假象，从而使政策失灵。这是假积极背后的真消极。当某些下级对上级的主张不理解不同意的时候，一般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可能会因为有情绪、作表面文章而推向极端，导致无法执行。例如随意闯办公室检查电脑和物品等，都属极端之举。任何政策都会有正反两面效应。如将政策的放大效应推向极致，一方面当事者撇清了关系和责任，另一方面却使政策同日常工作生活对立起来，将政策推向更多人对立面，使之难以实行，这是值得警惕的。

出现问题的根源

官僚主义“念歪经”的原因，一是水平太差，二是故意念歪。后一种情形不一定很多，但危害很大。

转义功能是官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认为官僚主义具有封闭化和行会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部门化行业化的结果。列宁认为，官僚主义也会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毒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官僚主义“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有“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和热衷玩弄政治游戏的高手，通过转义，把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用迟缓的工作方式来抵制重大改革。

中国政治历史悠久，官僚政治发展充分，积累了成熟的文牍和规则，发展出一套精细的语义学，具有强大的自保能力。官僚体制下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习性，大量心思花费到应对上级检查后积累的丰富经验，不经长时间磨损，很难消融化解。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政治的科层化与传统封建社会的礼俗化产生交汇，旧的观念尚未打破，新的传统尚未形成，陋俗和新弊之间容易发生化合反应。对下讲原则和规定，对上讲人情和通融，用科层化躲避真实问题，用礼俗化寻找制度漏洞。一旦政策触及自身利益，除了虚与委蛇的怠工应付之外，明积极实拆台，有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都增加了治理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的难度。

如何应对

官僚主义是任何政权都难以治愈的痼疾，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根除官僚主义陋习、使政策产生明确意义和发挥真实效力的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施行有效的内外科手术。

运用制度杠杆。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需要重新思索和改革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正视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不平衡，避免自上而下单一施压，采用人事、经济和财政杠杆，引导下位权力和上位权力保持一致，打破有可能出现的行政壁垒。

让群众参与评价。官僚主义与群众既对立又此消彼长，群众的缺位助长官僚主义的运行，一旦引入群众，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就会不攻自破。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中外政治史总结出的治理智慧，有利于调动基层力量，对政治系统进行监督和洗礼，打破内部僵化保守的力量，实现长治久安。评估中央政策执不执行，到不到位，干部说了不算，群众说了才算。要把联系基层干部和联系群众的身份区别开来，改变以往调研和检查工作听汇报、收材料的习惯，明察暗访，到田间地头、大街小巷接触一线群众。发挥网络舆论媒体监督作用，畅通信访举报途径，引导社会各界开展监督。

推动协商民主。建立重大政策评估、论证、协商和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出台过程要多倾听地方意见，吸纳合理建议;出台之前要有通气，使地方有心理准备;地方如有困难，应在政策出台前报告中央。要探索党内民主集中制与现代政府科层制的有效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厘清政策的出口与入口，搞政策“回头看”，除了看执行情况，还要看实际效果，对不合适的条款或内容进行修改，统筹考量立法成本，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

1.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剖析发言材料

2.党员干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发言材料

3.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剖析材料

4.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剖析材料

5.领导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言材料

6.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讨论发言材料

7.班子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对照检查材料

8.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我做起研讨发言材料

近年实践证明，“商品住房”的商品(投资)属性和民生(居住)属性不能简单割裂开来。住房市场的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土地市场高度垄断导致商品房价格长期畸高。我们的住房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出让，对土地市场的高度控盘必然造成房价居高难下，收入分配扭曲。

从需求侧看，高房价使城镇居民家庭负担过重，消费增长乏力，房地产经济有沦为“房奴经济”的隐忧。居民家庭好不容易拥有了住房所有权，却一不小心成为“房奴”，下半辈子将为银行、开发商等打工。高额的按揭本息使得“房奴”们紧缩消费、不敢失业，消费水平与幸福指数双下降。购房者实际可支配收入较低，也使得社会经济内需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乏力。

从供给侧看，高房价决定了政府投资必须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在土地由政府独家出让的条件下，政府通过高房价集中的这部分社会财富，必须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再花出去，才能维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平衡。在公共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政府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不断递减，低效浪费现象凸显。

二是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由于现阶段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大城市收入和就业机会均要优于中小城市，从而造成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住房短缺局面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而对于广大中小城市而言，住房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条件下，纵容投资投机者利用金融杠杆炒高大城市房价必将恶化供求矛盾，妨碍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而纵容金融资本对中小城市房价的炒作，则会加剧住房相对过剩。

当今时代，文学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全民娱乐抹平了个人兴趣，快速消费让功利取代了痴迷，无用之事、无事之人难有容身之地。生活越发同质同构，社会也难免变得扁平。

对于生活在陌生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漂泊感和疏离感如影随形。但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所以他们对城市的感受被更加无情地忽视了。

[对策]

科技蒸蒸日上之时，人文精神回归与重塑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科技与商业，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文学和艺术，则是人文精神的理想样本。保留对于文学的热爱，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或许也就保留与创造了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转译的可能。

人都有基本温饱以外的精神需求，能让工人们在谋生之外，有条件“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不仅需要物质支持，更需要一种基于了解和信任，包容和平等的氛围。这就是王小波曾说的：“我们不仅需要一个现实的世界，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这需要我们政府的努力。

一是在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政府“放管服”﹑排放者负责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资本长期投资愿望和民营企业参与率较低，不能有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和技术的良性互动。

二是在治理体制机制方面，各地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垃圾治理的管理职能﹑治理链条割裂，阻碍跨域治理和跨行业治理，阻碍全流程一体化治理。

三是在法规政策方面，存在底线不明、具体要求不全、约束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缺少全面体现固体废弃物属性和固体废弃物治理要求的法律法规,不能全面、科学地规范和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地加强垃圾综合治理。

学习是干部成长的关键，也是推进事业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修订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干部教育培训思想的制度成果，对于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始终将其作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是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90多年来，我们党在学习中进步，在学习中提升，在学习中成就伟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干部教育培训与党的发展壮大相伴相随、密不可分，形势越变化、党的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度变革和调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任务艰巨繁重，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面临的“考试”远未结束，我们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必须要靠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逐一解答。这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重大考验。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紧迫。可以肯定的说，《条例》的出台恰逢其时，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精准发力，久久为功。

要精准发力，首先要准确把握问题导向这个必要前提。干部教育培训不同于国民教育，要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并落实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在设置培训课程时，要紧扣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领导干部最关心的问题以及干部自身在素质、能力、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思考谋划;在安排教学内容时，要围绕问题的提出为学员提供分析问题的逻辑和学理框架，帮助学员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要精准发力，其次要准确把握需求导向这个第一要素。所谓“需求”，是指组织需求、岗位需求、个人需求三者的有机统一。要以需求为导向确定教学专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避免搞形式、走过场、空对空。要按照干什么训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充分考虑干部工作区域、岗位、任务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按需施教，有的放矢开展培训，避免“一张处方治百病”。

要精准发力，最后要准确把握实践导向这个重要环节。实践的历练对干部健康成长必不可少，实践也是干部教育培训最好的课堂。过去，我们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虽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实践环节的安排还是比较欠缺的。现在，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实践培训的分量，更好地运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实践大课堂，把实践中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鲜活教材，组织学员到这一伟大实践的第一线去学习，到处于这一伟大实践的最基层去学习，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现在，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已经开辟，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只要精准发力，每一次培训就有可能赢得“满堂彩”。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并非易事，必须讲科学、讲方法。其中一条，就是要把握重点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工作带动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全面发展。

坚持把理论武装放在首位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武装是干部教育培训第一位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规划》对加强理论武装作了明确部署，强调要“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好中央这些要求，着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培植干部的精神家园。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培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和党史国史教育，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育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培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是十八大精神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要通过教育培训，引导各级干部全面系统掌握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加强理论武装，要讲究方式方法。理论武装说到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以干部为本，把握思想脉搏，找准思想认知的渴求点，分层分类施教，有针对性地帮助干部释疑解惑、明辨是非、坚定立场。要围绕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阵地作用，开展专题辅导、深入研讨，增强学习的深度。要适应新媒体学习环境，利用电子化、数据化和网络化等科技手段，构建立体式的理论学习平台，切实提高理论武装效率与效果。

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按需培训原则不动摇

干部教育培训要紧紧围绕事业发展、干部履职尽责和个人成长中的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个人需求，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做到干什么训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突出组织需求，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一大局，着眼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让干部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最新精神，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样按照党的要求解决现实问题，把工作进一步做好。要着眼岗位需求，结合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合理设置培训项目，提高干部的履职能力。要兼顾干部个人需求，综合考虑干部成长中的个性化、差异化需要，针对干部专业、能力、视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运用干部选学、网络培训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各种知识教育，帮助干部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思路、提高科学人文素养，促进干部健康成长。

坚持按需培训，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干部教育培训不同于国民教育，它是一种组织行为，首先应该符合和满足组织需要、事业需要和岗位需要。为此，一定要用好组织调训这个主要方式。当前有的地方一些干部多年不训、一些干部重复培训的现象比较突出，表面上看是工作忙、离不开，说到底还是主观认识问题。应该认识到，越是重要岗位、关键岗位的干部，越是工作骨干，越要加强培训。要严格落实培训计划，认真实行点名调训，切实让真正需要培训的干部得到培训。

努力实现分类分级培训

坚持分类分级培训，是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统一性与差异性、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机结合的重要方法。《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把干部教育培训的普遍性要求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要结合起来，增强针对性，实现全覆盖。”

一方面，要抓好分类培训。《规划》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青年干部、基层干部等不同对象的培训，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除了共性要求外，不同的培训对象在培训重点、方向、方法等方面，还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要细化分类，更多地从岗位特点和工作职责出发设置班次，打破简单按职务级别设置班次的老做法。要按照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等不同情况，科学设置培训内容，合理确定培训方式。推进分类培训，要突出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中青年干部这两个重点类型。对处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着重加强理论素养、战略思维、科学决策、驾驭复杂局面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执政本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训，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5到10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教育引导他们夯实理论基础、砥砺忠诚品格、锤炼过硬本领、培育优良作风，使其真正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

另一方面，要坚持分级培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分工负责，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明确工作职责，不能越位、缺位、错位，更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要分级负责、各司其职，合力落实好干部教育培训各项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

实行开放办学，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开放办学和改革创新，是增强干部教育培训动力和活力的重要途径。实行开放办学，重点是要整合培训资源;推动改革创新，目的是要提升培训质量。

在开放办学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主阵地作用，又要利用部门和行业培训机构、高等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以及境外培训资源，为干部教育培训服务;既要认真抓好干部实体培训，又要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及时把好的培训课程、教材、案例等学习资源上网入库，推动优质资源互通共享;既要切实加强专职师资队伍建设，又要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大力选聘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知名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担任兼职教师，让全社会的优秀人才为干部教育培训贡献才智;既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不断推出紧扣时代主题、有效管用、干部爱读的精品通用教材，又要按照“少而精、管用”的原则，鼓励各地各部门组织编写可读好用的特色教材。

在改革创新方面，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市、县两级党校(行政学院)办学体制改革，切实增强其办学实力，使之成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培训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要全面推行需求调研制度，把需求调研作为开展培训的首要环节，做到不调研不立项、不调研不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要全面推进培训质量评估，以完善项目评估为抓手，建立健全包括教学评估、办学水平评估在内的质量评估办法和评估指标体系;强化评估结果运用，把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培训机构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作为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指引。要建立培训内容更新机制，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加大案例教学比重，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大力弘扬干部教育培训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与时俱进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落实“从严教育干部”的要求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落实好这一方针，必须坚持从严教育干部。在思想教育上要从严，把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作风教育放在干部教育培训的突出位置，教育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不动摇信仰、坚持党性原则、切实改进作风。在执行调训制度上要从严，无论什么级别什么层次的干部，都要自觉服从组织调训，不能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在学风上要从严，教育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和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严守培训纪律，牢固树立学员意识，住在学员宿舍，吃在学员食堂，自己动手撰写发言材料、学习体会、调研报告和论文等，全身心投入学习培训，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在培训成果运用上要从严，督促学员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杜绝学用“两张皮”，使学习培训真正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结合起来、和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和干部个人健康成长结合起来。

抓重点，是为了带全面。《规划》从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及措施、培训能力建设、组织领导等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都必须一件一件认真落实。我们在抓好重点工作的同时，要统筹谋划、科学安排，整体推进、确保实效，使干部教育培训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干部成长，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加油助力。

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这较多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农业基础设施仍不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耐旱的优良品种和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缺乏品牌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制造业，缺乏大型农产品销售市场，制约着农产品的销售，使得农副产品价格提升空间不大;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

(二)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带动力不强。农村专业合作社中介服务组织仍处在培育阶段，农产品加工、销售滞后的面貌尚未改善，农产品营销策略和手段相对落后。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大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来务农的多是妇女及老弱病残，体力差、科技文化素质低，难以掌握现代种养技术，从而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 金融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依然较弱。尽管近年来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但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农业投入主要依赖国家和省级的投入。地方政府及企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能力有限，农民申请小额信贷门槛依然较高，农户贷款难度较大，给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设施农业和规模经营带来困难。

(四) 农业生产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农业的自然灾害难以避免。动植物发生较大疫情灾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针对以上问题，个人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 促进农业农村工作上新台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型、安全型、效益型农业，提高农业经济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二) 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稳妥地搞好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增向优化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注重引进优良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 建立完善物价管理与价格动态调查监测，及时、准确掌握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四) 加强农村信息化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网建设，搭建致富信息平台，力争全部实现，为榆林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搭建广阔的信息平台。

(五) 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是强化防汛抗旱、动植物疫病防控，努力保障农业生产。二是严格落实农村政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将粮食“两补”资金、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退耕还林补贴资金及其它惠农资金发放到位。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涉及面广，各地农业生产特点和补贴配套政策差异较大，以及农业比较利益扩大化趋势，导致农业补贴政策面临增产效应减退、补贴效率不高、补贴机制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亟待重构补贴目标，不断完善补贴机制，改进补贴方式，加快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是保障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是维系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物质保障。通过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者以利益诱导，从而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产生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目标、补贴力度、补贴方式、补贴重点与结构等政策取向对补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

自1950 年代末我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农业补贴对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小水电、农业机耕、脱粒等)、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的优质低价、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自2004 年全面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粮食产量逐年增加，2012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8957 万吨，创历史纪录，实现粮食总产“九年增”。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竞争力减退、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始终难以有效提高、农业发展风险因素增多等问题日趋显现，农业补贴政策的功效也在逐渐减弱。因此，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保持农业稳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农业补贴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补贴力度有限，刺激增产的作用在减退税费改革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步实施，在短期内对粮食增产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获取报酬的递增，原有减负和补贴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加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增长，种粮收益明显下滑。以2011 年为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粮食生产性补贴平均每亩为112.75 元，按每亩平均粮食产量500公斤计算，每公斤补贴金额仅0.2255 元;这一补贴标准按3 等粳稻谷当年全国平均交易价格每公斤2.60 元计算，仅相当于粮价的8.67%。自2006 年11 月以来，化肥、农药、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涨幅高达90%，其中化肥价格上涨超过一倍。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小麦种植成本达

到每亩650 元(不包括人工成本)，按单产500 公斤、每公斤售价2.00 元计算，每亩小麦纯收入仅为350 元。湖北、湖南等省种植稻谷纯收入更低，每亩纯收入仅110 元。另据袁隆平对湖南农户水稻种植成本和收入进行过估算，结果是扣除成本后，2011 年农民每亩水稻净收入116.6 元，其中农业补贴109.1 元，如果不算农业补贴，则纯收入仅为7.5 元。种植粮食作物报酬递减，直接影响到粮农生产积极性。虽然近年来中央财政大幅提高了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从2006 年的120 亿元增至2011年的860 亿元，但与快速上涨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比，仍显不足。在粮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种粮收入已不现实，而通过粮食补贴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政策效应又被持续上涨的生产资料价格完全抹去。因此，仅靠粮食补贴、而不能有效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要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实属艰难。

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 年获得丰收，其中201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 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比2011 年增产1836 万吨，增长3.2%。但是，这些增产九成以上是来自粮食主产区;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粮食总产量达到44609.8 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75.66% ，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13 个主产区。相比之下，一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始终徘徊不前，有些甚至出现减产。我们通过对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省份都广泛存在耕地撂荒现象，尤其是在丘陵、山区地区，撂荒面积有的超过30%。甚至有些农户连“口粮田”也不耕种，其所需粮食全部到市场上购买。

(二)政策操作过于简单，效率不高

现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在政策设计上均有所不同，体现了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目的和方向。粮食直补是对种植粮食的农户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鼓励农户生产粮食，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良种补贴是对繁育、销售和使用良种过程的补贴，其目的是推广良种种植，改良农产品品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是对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给予的补贴，其目的是补偿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以有效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良种补贴依据农产品品种补贴实行现金直接补贴和差价供种两种方式，其中对水稻、玉米、油菜、花生良种采取现金直接补贴，实行良种推介、自愿购种;对小麦、大豆、棉花、青稞良种采取差价供种或现金补贴。差价补贴由省级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组织招标采购良种，中标单位在获得预拨的良种补贴款后向农户提供折价后的种子。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各地自行制定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补贴政策，导致政策的差异性较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为求简便省事，大多数省份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捆绑在一起，按照耕地面积计发补贴，使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补贴演变成单一的农业综合收入补贴。少数省份在良种差价补贴中，因折价后的良种价格并不比市场价格低而广受指责，也有“暗补”之嫌，难以让农户真正受益。

目前，问题的关键不是补贴资金是否捆绑发放，而是如何发放。在补贴政策实施初期，大多数省份采取按计税面积(原农业税计税面积)核发办法，后由于各地普遍反映计税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相差过大，又改为按实际耕地面积核发。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资金虽然操作起来简单省事，但违背了农业补贴初衷，导致补贴政策作用大打折扣，补贴效率低下。

(三)政策的公平性不够，机制有待完善

一项政策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其实施的效率，而且要考虑其公平性问题。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在公平性上存在的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省际间补贴标准相差过大，导致不同省份之间、地市之间农业补贴额的不公平。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推动、中央财政主导的，中央财政依据各省、市、自治区耕地面积按照同一补贴标准每年将补贴资金拨付给省市自治区财政;地方政府承担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及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资金的补贴配套。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财政财力状况不同，财力越雄厚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高;财力越薄弱的地区，其配套补贴标准越低，有些省份在一些补贴项目上甚至没有配套补贴，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给予的补贴。如粮食直补中，种植小麦全国补贴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每亩88 元，最低的甘肃省每亩仅为6.51 元，高低之间相差13.5 倍。像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由于自身财力薄弱，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根本无力给予农业配套补贴;而像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经济发达省份，由于财力雄厚，可给予农业补贴的数额就相当可观。即使是同一省份，不同地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湖北省粮食直补为例，武汉市每亩补贴标准为30 元，而相邻的黄冈市每亩仅为15 元，两者相差一倍。

二是撂荒地的农户在没有任何农产品产出情况下仍可获得全额补贴，有些农户甚至将补贴资金用于购买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这显然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有些地方耕地转包、转租农户，转出或转租耕地后，仍可获得农业补贴，而转入、租入耕地的农户或其他生产经营组织，实际种植粮食却不能获得应有的补贴。

三是缺乏对种粮大户激励政策，补贴力度有限。种粮大户每年为国家贡献了大量商品粮，但获得的补贴与其他不贡献商品粮的自给农户、撂荒而购买商品粮的农户相比并不算多，每亩相差不到10 元，有些地方每亩仅高出2 元。

(四)中央出台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力度大，但运行不畅，覆盖面不宽

自2007 年试行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政策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2.1 亿元，保费补贴从2007 年的21.5 亿元增加到2011 年的97.06 亿元，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保险投保保费补贴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级财政共同分担办法，在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基础上，省级财政承担规定比例的保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依据农业生产布局、农产品品种和地方财政财力状况确定，补贴比例为中央财政补贴30%～40%，地方财政补贴25%～40%，各级财政补贴额占农户、农业生产企业投保保费总额的比例不少于70%，其中大宗农作物、牲畜等保费的补贴比例高达90%。这一政策的优厚程度在当今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补贴比例也未超过保费总额的50%。

但是，由于机制不够完善，农业保险运行并不通畅，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广泛推行，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2011 年全国水稻保险的平均承保覆盖率不到一半，仅为49%;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仅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5% 。究其原因：一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行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地市级财政(未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地市级)和县级财政共同分担机制，且要求地方财政的配套补贴比例达25%～40%，这对地方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财力较薄弱的地方、特别是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其配套的意愿和主动性并不强，在中央政府强调“农民自愿参保原则”下，地方政府更是被动应对，少数地方政府甚至是应付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推广上并不积极，以至于许多农户不知道农业保险的作用和功能，这也是农业保险“一头热”症结所在。二是由于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宣传不力和农民自身观念原因，农户参保热情也不高。据我们对全国8 省30 个村1585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并乐意参保的农户不足20%，有些农户甚至认为基层组织代收的农业保险费是乱收费行为，即使每亩稻田农户参保出资仅为2 元也不乐意。我们认为，农户之所以对农业保险如此抵触，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临时救助式措施密切相关，大多数农户认为无须参保，一旦受灾财产受损，政府也会出手相救，农业保险可有可无。三是农业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运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这些保险机构出于盈利目的，对开展农业保险这种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并不情愿。据保监会统计，2010 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5.68 亿元，全年农业保险支付赔款100.69亿元，赔付率74.42%，其中，种植业保险赔款68.5亿元，森林保险赔款1.8 亿元，养殖业保险赔款30.4 亿元。如果计入保险公司运营费用和相关税费，则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盈亏基本持平。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保监会的支持，农业保险可能还像2005 年之前一样处于停顿状态。截至2011 年，全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74.03 亿元，仅占财产险业务的3.77%，占财产险公司全部业务的3.64% 。

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农业是具有广泛外部性的产业，但其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又是比较利益较低和承受风险较大的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补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既要考虑农业自身的发展，又要考虑农业对社会稳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既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要注重农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针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经验，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一)重构补贴目标，将单一增产目标变为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竞争力等多重目标，不宜采取简单的价格管制措施

单一增产目标容易导致补贴的单一性，即过于偏重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补贴，忽视对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考量和补贴支持。如现阶段为增加粮食产量，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补贴资金成倍增加，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一是种粮收益水平长期低下，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粮农收入难以保证;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不足，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缓慢，劳动生产率不高;三是粮农社会保障水平低，依靠粮食收入不仅难以保障自身及其家庭在养老、医疗卫生、子女就读高中及大学学费等长期不可预测的福利支出需要，而且连当前必需的生产生活支出也难以保证。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形势和国家财力状况，稳步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是实现农业补贴多重目标的关键。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短期内可能导致通胀，但可有效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供给，最终会使农产品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但是，如果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政府管制措施，认为农产品价格高企会危及城镇居民生活，则会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容易出现大面积撂荒现象，导致农产品生产不足，供给减少，反而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出现粮食危机。我国曾多次对粮价采取价格管制措施，也着实起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手段可能难以收到较好效果。在原有体制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粮食作为传统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首选，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现有条件下，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拓宽，转移容易，报酬高;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高，既不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又不能作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依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对于相对贫困的人来说，食品涨价是个非常紧急的问题，这时限制出口和管制价格作为紧急应对之策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粮食问题，最关键的是市场激励，让粮价涨上去，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积极性，粮食产出效率也才可能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转移支付、农业补贴等财政手段比价格管制更有效。食品与能源在供给方面略有不同，一旦出现价格信号，农产品供给会迅速反应。长期以来，欧盟、美国等国家，一直将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者收益水平、发展生态农业和增强农业竞争力作为粮食补贴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不断优化补贴结构，使农业补贴政策成为支持与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构建上，应结合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着力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堪忧、农业竞争力减弱等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二)完善补贴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不断改进补贴方式

首先，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会离开农村和农业，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将更多地落在现有的粮食主产区肩上。基于我国粮食增产主要由13 个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来承担的现实，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在补贴标准上应向这些为我国提前实现粮食生产目标做出重要贡献的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倾斜。在现有基础上，大幅调高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的补贴额度，其中，粮食直补额和良种补贴额占当年粮食平均售价的比例宜保持在8%～10%的水平;农资综合直补应与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相挂钩，补贴的理论值应是完全弥补当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考虑到政府财力限制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大过快，农资综合直补额至少应占农用生产资料上涨价格的

50%。对非粮食主产区和耕地面积较少、仅为自给而种植粮食的农户，维持现有补贴标准不变。

其次，为避免省际间、地市之间农户补贴标准过于悬殊问题，中央政府除鼓励一些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的配套补贴比例外，还可考虑适当缩减经济发达省份的补贴额度，让这些地方政府履行更多的农业补贴责任，中央财政可将腾出的这部分补贴资金优先用于13 个产粮大省的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前文所述，近年来13 个产粮大省贡献了全国粮食总产的75%以上，是实实在在的粮仓，理应给予特别补贴政策支持。

最后，改进补贴方式，以提高补贴效率。现行按耕地面积补贴方式虽然简便省事，但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特别是对撂荒地、转包转租耕地农户以及在耕地上种植非农作物，如树苗、药材等，也给予补贴，显然违背了农业补贴的宗旨，亟待改变，尽快实现按照实际种粮面积发放补贴做法。目前，有些地方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播种面积并以此确定补贴标准的做法并不适合在全国推行，比较有效的办法仍是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户实际耕种面积的核查工作，以及财政、农业、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的抽查工作，真正让种粮拿补贴、不种粮拿不到补贴，在农村形成“种粮才有补贴”的良好氛围。国外在类似补贴上，均按农户或农场主实际耕种面积核发补贴，从来没有按耕地面积发放补贴的先例。在实施补贴的初期阶段，这些国家往往由农村社区的基层官员进行核查，之后由农户或农场主自行申报。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冒领农业补贴行为被视为欺诈犯罪，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会被乡邻耻笑，由此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规范，极少发生农业补贴被冒领的现象。我国农民的观念和自觉性与发达国家农民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深刻了解政府对农业补贴的目的。

(三)优化补贴结构，注重对生态农业的补贴

生态农业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线。近1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已由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变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重视农产品品质与安全性，对农民利用有机肥、节水灌溉、使用生物技术除草、除虫害等进行的生产给予额外补贴(一般采用加大补贴系数办法)。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模式仍以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为主，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草场的过度放牧、土地的不合理开发与使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江河淤积和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因此，在补贴政策选择上，可从有机农产品生产上先行试点。在补贴程序上，可考虑先由公司和农户共同申报，乡镇财政所负责审核，逐级上报，单独进行补贴。考虑到补贴的效率与示范性，试点期间，建议不接受单个农户申请，只接受公司和农户的共同申请，虽然公司不享有补贴，但可利用公司的信誉和应有的担保责任，保障补贴的公平、公正和有效(可设定农户因欺诈、冒领补贴，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自2007 年开始试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地方政府和商业保险机构消极应对，农户积极性也不高，保险覆盖面始终难以有效扩大。为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现实发展情况，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当前可考虑在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组建农业保险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业务已严重萎缩)，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发展银行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县级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户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在保险费政府补贴的分摊上，可借鉴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摊机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产粮大省，中央财政承担更多的保费补贴责任，一般不要求地市级财政和县级财政配套补贴;对经济发达省份，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保费责任。

1.当前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对策

2.关于小农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

3.煤矿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4.2017安全生产月发言材料

5.2017安全月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6.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7.在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的表态发言材料

8.安全生产月领导发言材料

9.安全生产月表态发言材料

10.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言材料

自从1999年高考作文走向话题作文以来，以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为题材的高考作文就大量出现，数量之多，着实出人意料，甚至可以用“泛滥”一词来形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中也的确涌现出了一些以《赤兔之死》《昭君怨》等为代表的优秀作文，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恐怕还是那些随意改造、寄希望标新立异的“故事新编”式的。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生活单一的中学生来说，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的确是作文选材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生活的不足和选材的困乏，但是，这并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拿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开涮，它还必须遵循一定的创造规律。

现象——

由于网络等媒体的推崇和宣传，以及一些所谓高考优秀作文选编的出版，使得很多学生开始“近视”，误以为以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为题材就是应试作文的“终南捷径”。于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就成了一些学生作文选材的“永恒主题”甚至“唯一主题”。于是乎，作文中随意歪曲人物性格、随意编造古代事例、乱弹文学经典，想借此体现出一点所谓的“文化底蕴”、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的学生作文就大量出现了。

时下，这股“避开现实，回到古代，复述经典”的作文中的作伪、作秀的不正之风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应对高考的应试作文，它已经逐渐向下渗透，严重影响了高一高二甚至初中的作文教学，这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严重关切。

对策——

引导学生走进生活、关注生活，并进而表现生活，实现“吾以吾手写吾口”的作文教学终极目的，仍然是中学作文教学的第一要务。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作文选材的一个分支、一个方向，而不是唯一和全部；如果根据作文的实际需要，确实可以以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作为题材，那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理解，避免信口开河

要想使自己的“故事新编”站稳脚跟、取信于人，其前提条件是要对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准确理解和把握，要做到烂熟于心、了如指掌。相反，如果对自己作文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充分的研读，只凭一个大致的印象就试图改造，那势必信口开河，必然导致胡乱解说，甚至会出现张冠李戴的常识性笑话。我们不是看到过高考作文中就有人去写嵇康如何隐居田园、如何坚守内心的恬淡吗？这实际上暴露出学生对嵇康这一历史人物的陌生，而将他与陶渊明混为一谈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对作文而言，那无疑是致命的。

所以我觉得，准确理解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是写好“故事新编”式作文的第一要素；自己不熟知的不去涉足，这可以说是避免在“故事新编”中信口开河的唯一途径。

2．线性发展，避免中途易辙

尽管我们也承认，以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式的作文，是允许通过合理的想像和丰富的联想来进行虚构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这种想像和联系应该是“合理”和在“允许”的范畴之内的，而绝不是漫无边际和随心所欲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便是“线性发展”，不能中途易辙。换言之，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新编”，都必须符合：

①性格线性化：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的性格发展有其特定的逻辑，在“新编”时，我们必须遵循人物性格的线性化发展，沿一条直线向前推进；也就是说，我们能且仅能改变或改造的是事情，而不应该是人物的性格，不能将人物形象弄得“面目全非”。所以，假如有学生在作文中去写阿Q学习雷锋、一心助人为乐，是不是非常可笑？

②背景线性化：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中的人物性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换一个时代或背景，就有可能不能形成这样的性格和形象，所以背景不能置换，它同样必须遵循线性原则。但是，有学生就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总喜欢将古人或文学形象“复制”到现实中来，让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再活五百年”。于是，学生作文中会出现像“庄子跳槽去当售楼先生”这样的“新编”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③空间线性化：我们在进行“故事新编”时，还必须从原作所提供的空间出发，在尊重原作空间的同时，充分挖掘原作中可能存在的、可以供我们向外拓展或向前延伸的空间，而不能毫无根据地胡乱编造。一句话，要看原作或历史人物还有没有“新编”的空间。比如“昭君出塞”，传统的都是说她在“和亲”中的作用，但是，她内心有没有哀怨、孤独呢？如果有，这就是我们可以拓展的空间！

3．体现创新，避免老生常谈

出新，是“故事新编”式作文的生命。如果过分拘泥于原作或历史人物，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只是复述已有的故事或情节，那只能是“复制”，不是创新。

所以，“故事新编”式作文要跳出桎梏，独辟蹊径，体现创新。

一是要在选择中出新。忠实原作和历史，这是必备的前提；但如果仅限于此，那显然是不行的。因此，在改造时我们不妨学会选择角度或换一个角度，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进行思考，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云亦云的现象，像上面所说的“昭君出塞”就是这样。

二是要在高频中出新。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近几年“故事新编”式作文中，有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是属于“高频使用”的，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王昭君、项羽以及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既然高频出现，那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叙述角度、事情选择还是生发议论，都必须尽量避开众人皆知的角度，努力寻求一个“唯我独有”的全新视角，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在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远，相信在来日方丈，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所以行销在当前！

在新三字经里，有四句是这么写的：能温习、小黄香、爱父母、意深长。黄香是汉代湖北安路县的一位孝敬长辈给而闻名千古的好儿童。他九岁母亲过世了，从小孝敬父亲。夏天，他将蚊帐放好，铊带扇凉后才让他父亲睡下。冬天，黄香先睡到父亲床上，用体温取走寒气才让他父亲睡下。黄香不仅以孝闻名，还以博学多才闻名，当时有人称赞他为“天下无双，江夏黄香”。孔融让梨也是一个千古流传的好故事。讲的是东汉文学家孔融四岁时，一个客人送了他们一打筐梨。他父亲让他先挑，可他却挑了个最小的。父亲问他为什么？他却说：“我最小，应该吃最小的苹果。怪不得他长大了那么有成就。孔融这种做法也是孝呀！如果说一个人不知道孝敬父母，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做不好人的。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所以他们都是儿时尽孝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们。

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苦孩子求学的报道：家境贫困，父亲病逝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海药坚持读硕士生、博士生。是的，他的志向很远大，可他的母亲呢？最后只有去买血了！你认同他的做法吗？我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其自私的孩子！试想，求学的路很漫长，现在又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深造的理想，如边就业，边深造，一则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贴补家用，一则可以实现深造的理想，何乐而不为呢？何必要依赖透支父母的健康生命来完成自己进一步的深造呢？很难想象，一个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母亲的健康之上的孩子，又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呢，又有哪些方面值得其他孩子去效仿的呢？

再座的同学们，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是否有为你的父母洗过脚，擦过背呢？你是否有为你的父母分担过家务呢？你是否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减少他们的操劳，表达自己的孝心呢？或许你会问怎样才是为父母尽了孝心呢？也许，别人家的孩子会从远方给父母捎来获取高额奖学金的喜讯，而你只会在父母愁苦时给他们唱着温暖的童谣；也许，别人家的孩子献给父母的是大赛的金质奖章，而你父母收到的只是老师的一次次表扬；也许成年的孩子每月会给父母邮寄数以万计的钱款，而你只是将父母给你的零花钱悄悄攒起来，想着下学期的学费可以由“自己”来付……你不必为此感到难堪，因为在孝的天平上，他们是等值的！他们同样可以使你的父母欢心鼓舞啊！

最后，我想用一句曾经令我感动，并想代表所有的儿女对天下的父母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爸爸、妈妈，您的前半生我无法参与，您的后半生我将陪伴到底。

自从人类打开了信息世界的大门，互联网便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原本遥不可及的一切竟触手可及，但人类独有而伟大的思想却在悄然碎片化。

大江健三郎说过：“恶意与轻薄是流言传播的原动力。”而互联网正在为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流言发布者的动机是想利用这种快捷性搏众人眼球，孰不知自己的思想正在碎片化，从而只看到了表面的利益，却被后人贴上恶意的标签。反观之，流言接收者的猎奇心理被互联网虚假的权威性所激发。不经意间冲动的情感使思想也趋于片面化，于是成为了下一位传播者。总之，互联网流言引起的碎片化思想能让人性变得恶意轻薄。

随着互联网阅读兴起，快餐文学的泛滥也成为了元凶之一。引用一段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一书中的话吧：“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的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然而这第一类书正在侵蚀着青少年的思想使其分崩离析，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其次碎片化阅读的方式促使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民哲，由于这种阅读方式迫使人一眼即过，即使是读经典文学也难以深入理解领悟。如今的民哲们在“读万卷书”后便盲目自大，乱七八糟想了一大气以后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哲学最高真理，可以渺视一切，和柏拉图谈笑风生，实则只是用些碎片化的思想讨论着前人讨论过的问题。互联网阅读致使碎片化思想成为某些人的华丽包装，而真正的思想却被亵渎。

在古代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在近代的尼采，黑格尔这样的大师，然而本世纪却销声匿迹，并不是人们不想思考，获得真理。互联网的快捷让人感到思考显得没必要，只需点击搜索一切都来了。假使渴求的人们无法获得真知，那么诸如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三大唯心问题便再也不会有答案，我们将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自我。所以思想的碎片化的趋向便是思想的灭亡。如果人类的思想再不由碎片化走向统合，接踵而至的只会是思想的荒原。

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些卖棉花糖等不健康食品的小摊，有些同学禁不住食物的诱惑买了点，而我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考验。

一次放学，我的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我弓着背，慢吞吞地跟在爷爷后面。突然，一阵香气蹦进我的鼻子里，我一下就精神起来了，叫了叫爷爷就往那里跑，只见一位阿姨熟练地翻动鹌鹑蛋，并往上面洒胡椒粉。我顿时被这美食馋得口水直流，直勾勾地看着那一串串鹌鹑蛋，不停地围着小摊打转转，一会儿闻闻，一会儿看看，真想把上面地鹌鹑蛋全部吃光。

正当我要爷爷给我买一串时，心里的两个小人开始斗争了。我想，今天肚子太饿了，就吃一次小摊上的东西吧！但妈妈经常说，小摊上的东西不卫生。哎，还是别吃了吧！我正准备走的时候，肚子似乎不甘心，就“咕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我也忍不住了，就让爷爷给我买了一串。我一口咬下去，哇！太好吃了！我一会儿就吃完了，我擦了擦嘴角上的油，感到无比满足。

回到家后，我觉得肚子不舒服，就立刻上了一次洗手间，出来不到一分钟就又要上了，这样反反复复上了几次才好转

经过这次教训，我明白了，在诱惑前面，要分得清是非，不要轻易相信，要提高警惕。

五（5）班李显逸

那天，爸爸接我有点晚，我、何银润、刘英杰随钟老师到了我们班的班级等候区等家长。

刚刚到达班级等候区，“诱惑”就登场了：等候区的旁边有一个卖棉花糖和糖葫芦的摊子！正好又五点多钟了，我们都饿了，三双眼睛齐刷刷地往摊子上看，仿佛那个摊子上有一个强磁铁似的；鼻子也不停地吸着，使劲嗅着空气中的香味，似乎口水都要滴出来了。钟老师看到我们几个的“馋样”，“噗呲”一声笑了。我们立即收回了“馋样”，“要抵住‘诱惑’！”我心里对自己说。

于是，我和刘英杰一人一句地说起棉花糖的不好来：“它就是糖做的，吃糖多会变笨的！”“那个糖里的颜色，都是色素啊！”有很多小学生在那里买糖，虽然我们三个实在很想跟他们要一点儿糖来吃，以慰劳“五脏庙”，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吃太多零食。于是，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努力不去看那个摊子。然后，我跟剩下的同学聊了一会儿天，克制住了想找别人要糖的欲望。那时已是五点三十分了，钟老师把我带进了校门里等爸爸。我成功抵住了这个诱惑！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类似棉花糖这样不好的诱惑，一定要努力克制、抵住它的诱惑。比如手游（王者荣耀）、电视、电脑游戏、网吧，都是对我们的诱惑，不能被它们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