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

夜，出奇的静。

他负手而立，面对坚硬的墙壁昂首挺胸!有人说他在等待死亡的到来，有人说他在等待救兵的到来。错了!你们都错了!他肯定在等待这个民族的觉醒吧!

也许人们会说他是个失败者，想他变法不成，皇帝身边红人转眼变成阶下之囚!但是，尽管这样他的心还是没有死，他在呼唤千千万万个他的觉悟!夜深了未免让人有些寒冷，可怜他一颗火热的心就扼杀在这封建的寒冷里!

突然，铁链发出碰撞的声音!一个人闪身而入，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道：“壮飞!速走!”

听到熟悉的声音他回首一视，来人神色紧张却掩盖不住气宇非凡，手臂挂彩竟然视而不见!他拍着来人的肩膀，轻轻地摇了摇头道：“五哥，你终究还是来了!嗣同深深感盛意!只是我走得出天牢却走不出天下人的唾骂声!”

五哥抓住他的手，说道：“来日方长，不可轻生;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色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五哥望着他，见其正气凛然，好生佩服!只是于心不忍，不忍心世间从此少了这么一位英雄;不忍心中国从此少了这么一个栋梁;不忍心人生从此少了这么一位知己!

他微微一笑，咬破指头，缓缓走到墙壁边，写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五哥大声读出墙壁上气吞山河的壮诗，大声叫好，挥泪道：“好诗!好诗!壮飞，你的死绝对不会白死的!老五今天是救不了你的人，但是你的灵魂我是救定了!来世依然是好兄弟……

九月中旬，市场上人声鼎沸!今天要斩一个人，一个变法者，一个“失败者”!他身上遭受着百姓鸡蛋和菜叶的狂丢，可是他的脸上竟然找不到一丝怒色!他微微一笑，说道：“你们终有一天会想起谭嗣同的!话音刚落换来的是更多的鸡蛋和菜叶!

时辰已到，刽子手含酒喷刀，做好准备!接下来就是等待行刑官的一声令下!他抬头挺胸，根本找不出一丝惧怕之色!他明白他的愿望终究会成功的!虽然现在失败了，但他是拿着时间做赌注的赢家!变法在中国只是先慢的事罢了!

一刹那，人们耳边想起他慷慨就义的豪情壮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今天，打开历史课本，竟发现戊戌变法和他的《仁学》出现在书上!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战国初期，7个诸侯国中，秦国是比较落后的。有一天，在秦国京城的南门外，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竖立着，周围站满了人。担任左庶长(秦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的商鞅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10金(秦以一镒为一金，一镒合24两)。人们听了，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便宜事，谁也没去动它。商鞅又下令说，谁要是搬了，增加到五倍，赏他50金。这时，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我来扛”就不费力气地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叫人赏他50金。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不由自主地说：“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得从头讲起。商勒(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公列鞅，后因他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后人叫他商鞅。当时的秦国，因远在西方，与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比，比较落后，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比如秦国河西地区大片肥沃土地就被魏国强占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使秦国强盛起来，便下令求贤，广聚“有能出奇计强秦者”。这时在魏国怀才不遇、有志难以施展的商鞅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来到秦国。他三次晋见秦孝公，对他说，“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一方面要奖励英勇善战的将士，同时还要制定新的法令，做到依法办事，赏罚分明”。秦孝公很赞成商鞅的主张。可是一些朝廷大臣却竭力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改变民俗就可以统治，智者不变更制度就可以治国。”商鞅驳斥他说：“治国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必须因时因事而异。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一味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没有恪守古制，却能使国家强盛;夏桀、殷纣倒是死守古法，没有变革，却灭国了。可见，反古法者，无可非议;因循守旧的人却不值得赞扬。”他劝说秦孝公不要犹豫，要下定决心，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遵守旧习惯和老规矩。秦孝公很快颁布了新法。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一律以战功的大小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老百姓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因懒惰而贫穷的应入官府做奴婢。

新法实行后，效果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发展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秦国很快摘掉了落后帽子，并打败了曾欺负过它的魏国。秦孝公更加信任商鞅，在公元前362年提升他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商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奖励垦荒;健全地方行政机构，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规定刑无等级，不管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凡是违法者，一律依法治罪。并建议迁都咸阳，以便向东发展。

商秧实行新法触犯了王公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敢公开抵制，便由太子驷的两个师傅唆使太子故意违犯新法。可是商鞅不畏权势，坚决维护新法。他狠狠地把太子批了一顿，又给两个教唆犯治了重罪。这样，其他王公贵族再也不敢触犯新法了。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xū)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二十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在今南京)府知府。没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王安石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年轻时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着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年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他在担任鄞县(yín，今浙江宁波)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仓库里的存粮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做，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王安石当了二十年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时，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疏，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它搁起来了。

王安石见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时辞职回乡了。

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家乡，到江宁府上任。

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以后，宋神宗就召见他，问他：“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

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变革朝政。”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

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催问新法的制订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订新法，颁布天下。

新法的内容主要有：

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粮食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

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做每件事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顾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法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要王安石对新法稍许作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职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没有出来做官。

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宰相，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

“戊戌政变”爆发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大肆罢免、通缉、捕杀维新派人士，谭嗣同首当其冲。政变是1898年八月初六发生的，谭嗣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三天之间与大刀王五一起谋救光绪皇帝，未获成功。直至此时，他仍有从容逃避的机会。日本志士数人苦劝他东渡日本，他却坚定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曾留诗一首《狱中题壁》，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句，激情豪迈。临刑时他昂然卓立，口念短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从A见光绪皇帝到就义，仅十七天，惜哉!壮哉!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不愿看原来的作品，所有真正搞艺术的人都有这个情结。每天都有感悟，每月都有进益，过3个月看从前的作品会觉得不够好。有人重复自己，而真正搞艺术搞学问一定要否定从前的自己。要突破自己，一定要选艰难的路去走。

“我经常不敢搞个人展览，因为你越把它当学问就越觉得自己是小学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不能去亵渎它，不能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咱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杨武说。

书法有“聚”、有“留白”、有“打开”，有收有放。方和圆、快和慢、长和短、粗和细，甚至墨色的枯和润，构成很多矛盾，中国书法是又抽象又高级的艺术。

书法不仅仅是技法，不仅要优美。真正的书法要制造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制造矛盾再去解决矛盾，是个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很多艺术再往上走就走到哲学的层面，也即“道”的层面。手上的功夫叫“技”，“技进乎道”，二者在哲学的层面相遇。

书法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在这里相遇，比如绘画的留白。再如草书的创作，需要情感的短暂堆积，然后释放。但不能总是如此，这不符合生理节律和情感的节奏。它们需要节奏，需要情感的抒发，同时也需要节制。不节制就不叫艺术，艺术家要知道在哪里停止。

“每一个撇和捺都想表现，社会和人就失去了和谐。和谐即有主有次、有收有放。在生活中悟到做人的道理可以把它用到书法上，相反亦可。有些阶段会写得很痛苦，有时需要放下，有时需要坚持，这是哲学。”

“我认为不只是其他艺术形式对书法有影响，生活本身对书法的影响也非常大。”杨武说，一件事达到一定高度就变成了“艺术”，因为它们不僵化，是活的。“运用之妙，纯乎于心”，厚积薄发。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像骑自行车，是在调整中前进，不会量化，艺术也是如此，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是通的，万事万物皆相通。

说到自己的理想，杨武介绍，书法史上一直以来就是两条线，官方和民间，对二者杨武都很重视。官方叫帖系，民间叫碑系，无高低之分，而杨武的书法作品简单说就是4个字——“碑帖结合”。

杨武认为，它是将来中国书法突围的方向，对两个体系都要敏感，真正走这条路的书法家并不多，而他正在试图走这条路。“我属于杂食性动物。我也不想很快形成风格，也许五六十岁了还没有形成风格。”

书院成立之前，杨武白天忙公司的事，晚上专心练字。书院成立之后，公司就交给别人打理，没课的时候他看书、写字、拜师访友，充实自己。“我的学习劲头可能比从前高很多”，教学相长，“你要给学员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

具体到教学层面，杨武强调真正的教育要“点燃每个人的潜力，因材施教”。“我从来不觉得我比学员优秀”，他说，很多天才是被生活埋没的，“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而达到艺术的至高境界，最后靠的是天赋。

中国的国家级书法家有一万多人，有些已经作古，有些后来不写字了，目前，真正写字的国家级书法家全国也就几千人而已。

“我是把顶尖的人才拿来做普及，有点像易中天在百家讲坛”，杨武说，学术上站得住脚，而形式可以生动，把学术趣味化。

说起创办“盛世兰亭书院”，发自杨武心中的一个夙愿，他一直想做“书法界的新东方”。

“将来希望做成中国第一家集书法教学、产品开发、教材研发，甚至包括线上线下的一个机构。这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杨武表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要志存高远，“还得留一点给天，我们努力做，只问根源不问收获。我只把这个星星之火点燃，以后怎样不知道，但从今天看来是乐观的，至少不悲观了。”

书法的“法”是法相，是取法，取法天地万物，所以“万物皆书法”。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空茫而壮美。如果，这可算作杨武学书的留白，那么，现在他在书院忙碌的身影，亦可算作是近30年学书以来，密集堆积的一次打开。

公元前359年(周显王10年，秦孝公3年)，卫鞅起草了一个初步变法的法令，他把新法令一条一条地写出来，呈给秦孝公看。秦孝公完全同意，叫他去发布告，让全国的人都依着做去。卫鞅唯恐人家不信任，不遵守新法，就先做个准备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出了个命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十两金子。”

一会儿工夫，南门口围上了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大概是一种玩意儿，成心跟咱们开玩笑。”有的说：“这根木头，我小儿子也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金子?”大伙儿瞧瞧木头，又瞧瞧别人，都想瞧瞧谁有这傻劲去上当，卫鞅一听净是瞧热闹的，没有一个敢扛的。他一下子就加了五倍的赏，说：“谁能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五十两金子。”这么一来，更没有人敢碰了。

大伙儿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他是专门给人家取笑的，上了当也不知道生气，得了个“冤大头”的外号。大伙儿一见他愣头愣脑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逗他，跟他说：“喂，大头!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一会儿国君就赏给你五十两金子呐!”这个冤大头乐了乐，打量着那根木头有多沉，就说：“扛得动，扛得动!”他真把木头扛起来就走。大伙儿闪开一条道，好像小孩儿们看耍猴儿似地嘻嘻哈哈地跟着他，一直跟到北门。卫鞅叫人传话，对他说：“你听从朝廷的命令，真是个好人。”当时就赏给他五十两金子。瞧热闹的人一见他真得了赏，一个个都愣了。他们后悔刚才没扛，错过了机会。要是明儿个再有这事，傻蛋才不扛呐!这件新闻一传出去，一时全国都知道了。人民都说：“左庶长真是说到哪儿应到哪儿，他的命令就是命令。”

第二天，大伙儿要学冤大头的样儿，又跑到城门口去看木头。这回换了个新花样。木头没有了，张着一个挺大的告示。他们都不认得字，看了半天也不懂。有个小官念给他们听。念出来的东西也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可是他们知道“左庶长的命令就是命令”，都得服从。新的命令一共有下面几条：

(一)实行连坐法。每五家人家编为“一伍”，十家人家编为“一什”。一伍一什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十家连坐，受腰斩处分。告发的和杀敌人同样有功。私藏罪人的和罪人同样有罪。每个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二)奖励建立军功。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打仗立功为标准。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功，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宅、车马、奴婢、衣服，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使用、穿戴，没有军功的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贵族的远近高低要看打仗的功劳而定。凡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贵族名单。不论有道理没有道理，凡是为私事打架殴斗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受罚。

(三)奖励生产。凡人民努力于“本业”[耕种和纺织，是根本的事业，叫“本业”]，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经营“末业”[做买卖挣钱是末流的勾当，叫“末业”]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概没入官府为奴婢。谁要是把灰土扔在道上的，就把他当作懒惰的农民处理。一家之中有两个成人的儿子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付税。

新法令公布之后，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他们即使有钱，也不过算是富户。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赐是封侯，但是封了侯也只能在自己的食邑内征收租税，不能直接管理食邑内的人民。这么一来，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以后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了。这么巨大的改革不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才怪呐。大夫甘龙和杜挚代表了旧势力起来反对。卫鞅不愿意把他们赶尽杀绝，只把他们革了职，罚做平民。老百姓要是反对新法，除了连坐法以外，还有砍头、腰斩、抽筋、凿头顶、下油锅、车马分尸等等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他们。这一来，可把人们都吓坏了，有的人在梦里还老发抖呐。

这么过了三年，老百姓开始觉得新办法倒是好。生产增加了，生活也有所改善。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免发一家人互相依赖，劳逸不均，做儿子和儿媳妇的可以不受大家庭的气，也是件好事情。分家以后，做父亲的要使用儿子的农具，得向他借，还得感激他的好意。做婆婆的没经过儿媳妇的允许就使用她的扫帚、簸箕，给儿媳妇责备了，她也不敢回嘴。家族制度下的父权和公婆的威风大大受到了限制。这些都不说，老百姓最满意的是增加生产可以免除官差这一条。大家宁可努力于耕种和纺织，多增加生产，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庭、田园、妻子、儿女，被征发到远地去当差。将士们呐，因为提高了待遇，立了军功，就能升级，谁都愿意做个勇敢的战士。公无前354年(秦孝公8年)，秦国趁着魏国正在攻打赵国的机会，发兵去打魏国。在元里[在陕西省澄城县西]打了个胜仗，而且占领了魏国的少梁[在陕西省韩城县南]。这是卫鞅变法以后第一个大胜仗。

接着在公元前352年(秦孝公10年)，卫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卫鞅趁着魏国跟别的中原诸侯打仗的机会，亲自率领着大军进攻魏国的西部，从魏国的河西一道打到河东，把魏国原来的都城安邑也打下来了。同时在北边又占领了魏国的固阳[在内蒙自治区包头、固阳一带地区]。逼得原来算是头等强国的魏国也不得不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12年)跟秦国讲和。秦国为了要进一步变法，而且魏国还有力量，就在头一年，中原十二个诸侯还都向魏国朝见呐。因此，在东边不受魏国的威胁的条件下，秦国也愿意让些步。这么着，秦孝公和魏惠王[魏武侯击的儿子]在彤[tong二声，在现在陕西省华县]相会，订立了盟约。秦孝公把河西大部分的地方和安邑退还给魏国。魏惠王认为秦孝公心眼好，很是感激，也不再担心西边的侵犯了。

卫鞅变法的初步计划在生产上和军事上都得到了成功。就从跟魏国和好那一年起，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一)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南北通车的道路叫“阡”，东西通车的道路叫“陌”。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的大路。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和骑兵，兵车是极少用的，因此，东方各国早已陆续开了阡陌。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道儿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是封建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用的大片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池等。现在把这些土地也开垦起来，作为耕种的土地。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标准计算亩数，按照亩数交纳地租。

(二)建立县的组织。除了领主贵族所占据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为大县。每县设置县令[相当于县长]和县令的助理县丞，主管全县的事。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的地方组织一共建立了四十一个。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在陕西省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这一次新法令出来，当然也有人反对。秦国既然实行了霸道，自然得用严厉的手段。据说有一回，在一天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人，渭河的水都变红了。

第二次的大改革已经实行了四年了，没想到太子驷犯了法，他居然也批评起新法来了。这真叫卫鞅为难。他认为这是考验法治的紧要关头。他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在上的人不遵守，底下的人对朝廷可就不信任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担当罪名。”秦孝公叫卫鞅瞧着办去。卫鞅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都治了罪：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这一来，其余的大臣更不敢批评新法了。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自己有生产能力的人，对于卫鞅的变法，有不少人是拥护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有两条：一条是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一条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实行了这两条，有些农民也得到了一些小块土地，主要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可以向农民征收实物，从农民的剩余劳动中榨取财富，但是对农民并没有统治权。这么一来，过去封建领主的公田制转化为税亩制。这种改变在当时大大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到几年工夫，秦国人，每家都能自给自足，国家的粮食堆得满满的。别说没有土匪，连个小偷儿也找不出来。要是有人在半道上丢了什么，回去一找，准保还在那儿。秦国又把那些杂乱无章的尺寸、升斗、斤两，规定了一个标准，整个秦国都用统一的度、量、衡。

秦国土地广，人口不太多，邻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卫鞅认为无论哪里的老百姓，要求最迫切的是田地和住宅。他就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宅，为了优待外来的人，只要他们一心一意耕种和纺织，完全免服兵役(其实秦国也不放心把兵器交给外来的人)。秦人必须服兵役，但是轮流应征，兵力还是有富裕。秦国变法之后，仅仅十几年工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周朝的天王[周显王]打发使者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诸侯倒也实事求是，人家既然富强了，不能再把人家当做戎族看待，就全都去朝贺。那些存心要做霸主的诸侯眼见秦国用了一个卫鞅，变了法就变成了强国，他们也学起秦国来了，都到各处去搜罗人才。

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ū)

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一篇文章，初看开头，便知结尾，一般不会引人入胜。如能做到千折万转，抑扬有致，曲径通幽，就能避免平铺直叙，使文章产生诱人的艺术魅力。所谓“抑扬生变法”，就是指在文章中对所写之物，或欲扬先抑，或欲抑先扬，陡然一转，或褒扬抬高，或贬低否定的一种艺术手法。运用这种方法来构思写作，往往可以使文章波澜陡起，摇曳多姿，从而达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例如《琐忆》一文，文章旨在通过对有关鲁迅关怀青年的几件小事记叙，歌颂鲁迅的伟大人格。然而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却写了自己“不敢去接近他”，因为之前作者道听途说了许多关于鲁迅的议论，如“鲁迅多疑”、“世故”、“脾气大”、“爱骂人”、“睚眦必报”、“不容易接近”等等。然后笔锋一转，开始记叙自己与鲁迅交往的几件事。通过这几件事，作者得出的结论正好与道听途说的相反，鲁迅恰恰是一个心胸广阔、人格伟大的人物，他对青年无限关心和爱护，对敌人无限仇恨，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他人格的体现。文章采取这种“欲扬先抑”的叙述方法，既更好地凸现和歌颂了鲁迅的伟大人格，又增添了文章的波澜，使文章摇曳多姿。

在具体写作中，正确运用此法应注意两点：一是要从整体上着眼，安排好轻重、主次、详略。不论欲扬先抑，还是欲抑先扬，所“欲”都是目的，所“先”都是手段。前者抑是为了扬，重点在扬;后者扬是为了抑，重点在抑。切不可详略不分，平均用墨，更不能轻重例置，喧宾夺主。二是要掌握好“度”和转换的自然。过了一定的“度”，就可能失实或有悖于事理而影响表达效果。转换不自然，就可能虚假而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1、简缩形式的变法：把倒数第二个字母，通常是元音字母变成 但are除外，are要把a打成 。Eg:he is=hes they are=theyre

2、简缩形式和完全形式的汉语意思相同。

3、把完全形式变成简缩形式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字母的大小变化。

Eg:What is =Whats

4、记住一个特殊变化；lets =let us 让我们（不要把 变成i）

5、记住：this is 没有简缩形式 thiss(错误)

因时而化，说的是国家。的政策、法令、体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商鞅（？一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战国时期杰出的改革家。他是卫国人，又称卫鞅。后来在秦国变法有功，当上了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被封为商君，故历史上称为商鞅。

春秋战国时期，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奴隶的起义和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为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治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公元前361年，商鞅到了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了变法。

商鞅批判了拘泥古制的观点，提出了“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民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进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和实践，制了一条以“法治”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为了贯彻这条路线，商鞅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按军功奖授官爵，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确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并乡邑为县，长官由国君任免，以强中央集权；实行“轻罪重刑”、“严刑去奸”，严密户籍编制，推行“连坐法”，以强化专政；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准许买卖，以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生产多者免徭役，以发展封建经济。他还创立了按丁男征赋的故事办法；统一了度量衡。这些改革为了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天才与疯子

在苏东坡一生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人，叫王安石。可以说，讲不清王安石就讲不清苏东坡。

王安石与他的变法运动是分不开的。人们谈论王安石，主要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结果上讲，失败得很彻底。几乎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说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少苟延残喘了不下于五十年，也正因为此，对于王安石，历史上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到了民国，梁启超先生也比不过为王安石开脱，在勇于革命。

然而，我认为王安石是个天才，不应当叫疯子。首先，王安石对于经济学，确实有一定研究，否则，他也无法让皇帝动心，排除万难，也要变法到底。其次，王安石骂名很多，却仍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虽说王安石的得宠同神宗老师韩维脱不了干系，但是其文采让富弼和文彦博赞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颇有好感。王安石的文才虽不敌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士，但也是佼佼者中的一员。最后，王安石的创新与尝试，这一点，虽前有古人，但后来者已进入了近代史，确实王安石的变法是错的，确实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很烂，确实王安石的变法不算顶尖，但是那些史学家，那些对王安石嗤之以鼻的文人，在批评的同时，为什么没有人试着以另一种方式变法？偏偏要等到上百年以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了，才试着变法图存？这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另外，我认为，尽管许多文人、史学家否认王安石，但许多时候，后人的评价带有成王败寇的嫌疑，成功者的成功被夸大，失败者的失败被辱骂，对于勇于创新者，成功了是天才，失败了是疯子。

即便，王安石有极大可能是神经病，即便，王安石，固执一端不听劝告，即便，王安石疯狂，即便，王安石失败了，是时代的罪人，但我仍想衷心地叫一声，“王安石，你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