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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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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赞习仲勋的故事

全文共 65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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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毛泽东的交集发生于毛泽东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1943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等22人受到了表彰奖励。奖状是一幅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毛泽东在上面题了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幅题词习仲勋经常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评价习仲勋。

1945年秋,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奔赴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谁来接替高岗成了毛泽东慎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52年,青海昂拉叛乱平息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昂拉平叛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经典案例。

1952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看完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问前来汇报工作的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期,薄一波就知道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力,就回答说“年轻有为”,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在习仲勋进京被正式任命为中宣部部长之前,毛泽东对胡乔木和林默涵说:“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仲勋是位很好的同志,延安时期他就是一位模范的地委书记。”

习仲勋晚年和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在一起散步,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的夫人齐心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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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群众路线十大名言

全文共 23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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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群众路线》日前出版。该书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30位老同志与习仲勋同志交流的往事。从往事的沉思与深情的讲述中,还原了一个终生践行群众路线的革命者形象。

习仲勋同志在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饱含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振聋发聩的话语,与之呼应的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智慧,产生回响的是“人民的安危应当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哲思。这句话永远镌刻在我们党灵魂深处,也是我们党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以下是习仲勋群众路线十大名言的图示,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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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习仲勋写拜寿信

全文共 29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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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老爱老上,习近平首先是一个孝子。2013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为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所作的《忆仲勋》一文。文中回忆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举办88岁寿宴时,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难以脱身,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习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

新华社发布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文中透露,尽管公务繁忙,每当有时间一起吃饭后,习近平都会拉着母亲的手散步,陪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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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与习仲勋友情深厚的故事

全文共 267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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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前习仲勋王震突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后,三五九旅踏上返回延安的征程。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当三五九旅在陕南的崇山峻岭中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艰苦周旋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焦急地期待着他们,盼望着他们尽快冲出敌人的重围,早日返回延安。这时的毛泽东无时无刻都在挂念王震和这支英雄部队的安危。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常常在自己窑洞的小院里来回踱步,他不时地眺望南方,嘴里喃喃地念叨着:“王胡子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1946年7月26日,中原突围整一个月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决定:立即派三个战斗力强的团,分三路向西南方向攻击前进,不惜代价,一定要把三五九旅接回来!毛泽东立即提笔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习仲勋写信,要求他立即派三个团的兵力,迅速出击至陕甘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三五九旅。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给习仲勋连续写了九封信,对任务布置的非常详细,从策应的路线到阻敌的作战方式,甚至到如何安排吃饭和开欢迎会都想到了,可见毛泽东对三五九旅的高度重视和关爱之情。

三十多年后,习仲勋回忆起当年毛泽东指示他接应王震部时,感情深厚地写道:“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6月底顺利突破国民党30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一个多月写了九封信。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即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况,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游击根据地,甚至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习仲勋调集了当时边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兵分两路向西南方向出击,接应王震和三五九旅。最终,他们在屯字镇会师,王震和三五九旅结束了南征北返的征程。

二、解放后王震和习仲勋在新疆工作上的分歧

1949年,王震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活动。1951年5月,新疆通过减租反霸,农牧区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农村土地改革也提上日程。然而广大牧民依然生活在牧主剥削之中。王震当时产生一个想法,将农村牧区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时进行。

195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的电报发往中共中央西北局。性格率直的王震没等西北局的答复,就布置开了。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就在王震为此事举棋不定时,时任新疆分局委员的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最重要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加上大部分分局领导的支持,王震决定就这样干了。

中共中央西北局最早发现了问题,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区“镇反”。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却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这样,西北局和新疆分局之间电话、电报来来往往,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直到6月18日,新疆分局向各级党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但这时被逮捕的牧主已达1000多人。

随后党内先后召开高层会议,批判矛头直指王震和新疆分局,但会议对王震的批评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客观公正的评价,把工作中局部的问题夸大为全面的、系统的错误,王震被撤职。把两年多新疆军民艰苦创业取得的成就当作错误来指责,王震对这件事一直不能释怀。后来王震曾说:“新疆问题对我一生是最大的打击。”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对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问题作了纠正: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三、王震第一个为习仲勋复出说话

1975年,二度复出后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习仲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知道,只要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自己的冤案就有平反的希望。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按医生的嘱咐和中央的安排,除了党和国家重大事情外,其他事情不能再打扰他。但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却一直牵挂着习仲勋。在一些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多次问起习仲勋的近况。正因为有周恩来的关心和嘱咐,后来,叶剑英、王震对习仲勋问题的解决费了不少心。

在中央,王震是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话的人。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

习仲勋女儿习桥桥口述:记得那是1979年下半年,我带着爸爸的信去求见王震伯伯。因为没有门路,联系不上,我就壮着胆子,去王震伯伯家门口等着,打算拦他的车。王震伯伯下了车,我向他介绍说:我是习仲勋的女儿,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找您。王震伯伯听了以后,热情地招呼我进到他家中客厅,他认真地听取了我的请求,还特别关心地询问了我爸爸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收下了我带来的信,并明确地表示一定积极地出面做相关方面的工作。随后王震将习仲勋的这封信转呈给中共中央,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先后圈阅,习仲勋复出终于有了转机。

四、不计“前嫌”的深厚战友情

1980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在广东省干部会议上说,我反过王震同志,反对错了,他不计前嫌,赤诚待人。以后王震到广东去,习仲勋和他见面时还不无歉疚地说:“过去整你整错了。”王震大度地说:“已经解决的问题,不用再提。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习仲勋和王震并肩在天安门出席国庆阅兵。1990年7月9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在京成立。习仲勋和王震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1991年习仲勋夫妇专程去王震家中看望病重的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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