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通用20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长征精神，抒发爱国情怀，经研究决定，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书画展”，从即日起向社会征稿。

一、主办单位：戴南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戴南文化艺术中心、戴南书画协会、戴南书画院。

二、征稿范围：在本镇生活、工作的书画爱好者(含中小学生)。

三、征稿主题：以“弘扬长征精神、建设美好戴南”为主题、体现正能量、格调高雅的书法、国画作品。

四、征稿要求

1、征稿时间：即日起至11月5日

2、作品尺寸：一律为竖式，尺寸不超过四尺整张，不小于四尺三开，投稿者须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单位、联系电话。

3、作品装裱：入选作品由主办方统一装裱，所有来稿一律不退。

五、评审及展出

1、由专业书画家组成评委会，按成人组、学生组分别评出奖次，并颁发获奖证书。

2、展出时间：2016年12月初在镇文化中心展厅展出。

3、投稿地点：戴南文化艺术中心办公室

联系人：徐先生 13701438759

戴南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6年10月10日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以及在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司法局的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青春筑梦——我们在路上》

青春筑梦——我们在路上

青春，是一个美好到极致的字眼儿。处在这极致美好的时光里的我们，年轻张扬，锋芒毕露。而梦想是青春的航标，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召唤，是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蹉跎和诠释，更是一种气势，一种力量，只有向梦前行，青春才更有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青年人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每一个青年人都应从自己实际出发，加强学习、提高德行品质，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腐蚀。青春没有彩排，不能重演;人生也不是铅笔字,橡皮是擦不掉的 ，为了不让青春留遗憾，我们青年人都应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这流光溢彩的年华里奋勇前进，实现梦想。把握现在，唱响未来。这不是简单的口头宣传语，它应该是浸透在每一个有目标、有理想的奋斗者的心里。这需要的是一种坚持、 一种勇气、一种执着和一种奉献，更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我的选择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在党旗下实现五彩的理想。

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是光荣，更是责任。当我们握起拳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这份光荣肩负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长在祖国高速发展、日益强大的伟大时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也没有经历过饥寒交迫。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像刘胡兰、 黄继光、董存瑞等革命烈士一样，用轰轰烈烈的人生壮举来表示对党的忠诚，但这挡不住我们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脚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践行我们在党旗下的誓言。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天所做的平淡无奇的工作让年轻气盛的我觉得离梦想越来越远。但是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有一天，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来到办公室，在他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他的父母想办一件委托。而他父亲的眼睛看不见，母亲腿残疾，来不了我们单位。我跟他去北寨父母的家中了解情况。二位老人的小儿子在外地打工期间遭遇车祸，老两口带孙子，看到一家四口人挤在大约30平方米的房间里，那样窘迫的生活状况是我初次遇见的，单位为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免去全部费用，老奶奶竟然感动得哭了，这对我来说是应该做的事，没想到对他们竟然如此重要，那一刻，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产生了敬意。原来，我们从事的司法行政工作看似简单不起眼，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是如此神圣。这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多开展一次法治宣传，就能教育更多的不良少年弃恶从善，回归正道;如果，我们多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就能让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让他们的困难得到解决的同时，感受到来自政府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如果，我们多调解几件矛盾纠纷，就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平安建设就会快马扬鞭;如果，我们多帮教几个社区矫正对象就能让他们尽早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其实，没有如果，年轻的我们已经在路上，永远在服务群众的路上，服务群众永远没有休止符!勇于担当，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

青春是汗水在挥洒，青春是热血在奔流，青春是梦想的源泉在涌动。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之独立，振兴国家，匹夫有责。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国家的明天，民族的希望，作为党的新生力量，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牢记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珍惜今天得之不易的幸福。“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未来的路还很长，让我们一起努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让梦想时刻在心中闪烁，从自己做起，从踏踏实实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相信有一天，一个个小小的梦，终会筑成大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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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以越来越深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到长征路上去追寻，去思考。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军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地址都成了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长征是他们的苦难，苦难是他们的光荣。”

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长征，只剩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天的，已不足300人。但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西行，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这时候，远隔千里的蒋介石指着地图狂妄地叫道：“他们是走向深渊，走向死亡!”短短的一年后，当他面对追获的一大堆烂草鞋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这股头戴红星、足踏草鞋的铁流是不可阻挡的。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上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己要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惊呼这是前所未闻的神话。而远涉中国的西方记者斯诺，则把这称之为“东方魔力”。令他们不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创造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奇迹?其实很简单，就是头顶上那颗鲜红鲜红的红五

星以及它射出的那熠熠生辉的希望之光。这正是千百年来我们所固有的，具有强大凝聚力、鼓舞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精魂。从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

羞”，历史雄辩地证明：“民族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即将迈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当轻歌曼舞的大款们狂饮“人头马”“xo”的时候;当某些达官贵人们大腹便便地剔着牙，潇洒地钻进锃明闪亮的“现代王”“蓝鸟王”“公爵王”的时候，当你为酒绿灯红而意乱神迷，当你美好绚烂的向往化为乌有……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那些60年前的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形象，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我们的红军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他们的骨头无疑是最硬的。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们的性格无疑是最可宝贵的。在奔向21世纪的长征路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铮铮铁骨的精神，同样需要这种用黄河，用泰山塑造起来的民族性格、民族精魂!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

《我的长征》这部电影是一位老爷爷回忆他当年长征所写的一部回忆录。

当年老爷爷只有十一岁，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不任人欺凌，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大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战士身穿单薄的军衣，脚穿草鞋，他们不但要忍受饥饿和严寒的折磨，还要堤防敌人的飞机的轰炸和后面敌人的追赶。

看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用青春和生命造就了今天安宁幸福的生活。

我们生长在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的枪声，没有战争的硝烟，我们穿着皮鞋，坐在温暖的教室里听老师，可是有的同学上课时还嬉皮笑脸的做小动作，这和红军爷爷当时的处境相比，难道不应反思?我们对得起他们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吗?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路上又一次激烈和惊险的战斗，中我印象最深的片断。泸定桥是大渡河唯一的一座铁索悬桥，横跨在波涛汹涌的河水上，敌人为了防止红军北上，事先拆除了桥上的木板，所以，桥上只剩下了13根粗大冰冷的铁链子，为了使所有的战士尽快渡过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下午，红军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手攀脚踏着晃晃悠悠的铁索，边爬边铺木板，向对岸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匍匐前进。英勇的突击队员忍受着烟熏火烫，冒着枪林弹雨，终于拿下了桥头，使后面的部队及时地冲进了泸定城，赢得了红军北上决定性战斗的胜利。

这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使我感动不已，我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来得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只有认真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了才能报效祖国，只有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才是对红军爷爷最好的回报。

2016红军长征电影观后感二

这学期的一次班队活动里，学校统一放映了一部红军长征影片，影片主要描绘的是红军度过天险大渡河前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体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一种精神，每个故事都有发人肺腑的感动。其中，那个老渔夫对红军战士们说了一语话：“虽然在大渡河上行驶的船十有九船翻，但还有不翻的一条船呀!”正是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是呀!那不翻的一条船便是革命，便是共产党，便是新中国呀!想想我们学过的课文：《金色的鱼钩》――老班长为了让三位小红军活着走出草地，宁愿自己只吃鱼刺骨。《丰碑》――为了让其他战士不被冻着，军需处长自己不穿棉衣，直至冻死。《飞夺泸定桥》――不怕大渡河的天险，不惧敌人的威胁，在只有13根铁链的泸定桥是与敌人展开拼死搏斗。终于一举歼灭敌人，获得又一次胜利……这些不都体现了红军战士们的一种舍己为人、勇往直前的精神么?

这些精神在影片中也反映了许多。战前，我们大家团结一心，乐观向上，认真思索着渡过大渡河的最佳方案。而国民党呢?凭借着大渡河的天险，妄想将我们共军消灭在桥头。他们不仅骄傲，而且军官之间还勾心斗角，这样的军队不失败，那才叫“天理不容”!

就说两军共同向老渔夫借船一是吧!国民党那人简直是土匪，有时打人，有时威胁，还比枪!这像是在借船吗?倒是更想再抢船。而我们共产党的那位女同志，和颜悦色的讲道理，告诉渔夫共产党的好处，真切希望让他与共产党合作。最终，渔父被感动了，答应了借船。而躲在角落了的国民党士兵，却向我们的女同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故事中阿姨为一条船而牺牲，有时一件催人泪下的事。当国贼向我们的阿姨放枪时，阿姨奋不顾身的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渔夫面前，并打死了那国贼，自己却中了枪弹，最后牺牲了。想想看，我们的女同志为什么要用身子挡住渔夫，保住那条船呢?那是因为她心中想着集体，想着她的战友还等待着那条船……因此，他要护住渔夫，让渔夫驾驶着船帮助红军战士们过河，最终获得胜利，解放全中国!这是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呀!而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上，这种忘我的献身事例太多太多。可见，我们的革命先辈们是多么英雄呀!他们都舍小家，为大家，使革命成为不凡的那条船!

而我们，作为祖国的未来接班人，要努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一切，要学习并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为发展中的祖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祖国永远成为不翻的那条船!~

尊敬的领导：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感动，每次我感动就会忆起我们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想起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这一切，让今天的人们，长久地发出神奇的感慨。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眠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是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中华儿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走完了如此漫长的道路。是他们，吓得敌人闻风丧胆，狼狈而逃;是他们，突破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将共和国的国旗抹成了红彤彤的颜色;是他们，凭着一股执着的精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奇迹，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提起了祖国生死存亡的重担!

怪不得毛主席会这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2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没错，这正是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骄傲的。我们不会忘记这一辉煌的斗争业绩。今天，我们要从红军长征的精神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让我们的人民自由幸福!

我们年轻一代，正走在先烈们为我们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走向现代化灿烂的未来。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岁月可以改变山河，但不朽的精神与世长存。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坚定信仰、牢固信念、忠诚人民、敢于担当、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谋福利。”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史宝银在重走完长征路感概地说。

“青丝树叶我的房,青石板上我的床，杀退敌人回山岗，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记者在途中一处称做“红军床”的大石头上看到的。这首由后人刻在石头上的诗句深深表现了，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在极为艰难的年代里坚持斗争，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记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长征，它是一次当年令全世界震惊的行动，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没有饭吃也是很平常的事，为了生存，他们吃草根，啃树皮，有多少英雄好汉牺牲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和那皑皑白雪中。最终，二十万大军只剩下廖廖三万人马，他们都是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而活了下来。

在长征途中，常发生一些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就拿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丰碑》来说，文中的军需处长在过雪山的时候，把棉衣让给了一位小战士，带着安祥的微笑死去了。他身为军需长，如果他没有棉衣穿，他可以去取，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为了让别的战士能穿上暖和的棉衣，正是这种精神，舍己为人团结互助的精神，鼓励着红军走完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艰难之路。他们自己不吃，让给战友吃，他们不穿，让给战友穿。有困难，大家齐心协力地解决。比如爬雪山，那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有能力爬过那终年积雪的雪山，但他们没有独自爬过去，而是和老了、病了的战友一起手拉手，肩并着肩，一同爬过了雪山。

因为有了红军战士那种精神，长征才能成功，长征成功就让革命有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我们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长征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那舍己为人，团结互助的精神我们不能忘记。日常生活中那种精神也是不可缺少的，同学有困难，我们要及时给予帮助，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对同学置之不理。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开得最鲜艳，为祖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我们国家肯定会更强大，一定要记住，长征精神不能忘，它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为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文化，10月23日，由果洛藏族自治州主办，班玛县及班玛邮政分公司承办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明信片首发寄递活动在班玛县红军沟举行。

本次活动包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文艺演出”、“重走长征路——向历史汲取力量”、“缅怀先烈、祭奠红军烈士纪念”、“参观班玛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及班玛首枚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明信片寄递活动。这次发行的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明信片意义重大，这枚明信片制作精美，气势磅礴，取班玛红军沟实景印制，独具特色，具有很好的纪念价值。

据悉，本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明信片1枚，面值1.20元。正面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青海班玛红军沟红军红旗雕塑、及“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主题词，背面为：“飞夺泸定桥”及邮政集团公司发行面值80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邮票1枚。本次活动统计寄递明信片5000枚。

活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天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明信片首发寄递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和集邮爱好者，在寄递明信片的过程中，重温红军长征的那段峥嵘岁月，缅怀红军和革命老前辈的光辉事迹，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距离那次徒步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岁月已有八十载。这漫长的时光足以让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变成耄耋老人，这长久岁月却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头雄狮慢慢苏醒。“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这样坚定的精神，这样铿锵的长征精神像是刺耳的闹钟铃声，从八十年前一直响彻至今。

八十年前，红军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串联起了中国西部最激越的河流，最巍峨的高山和最广袤的草原，踏出了一条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独立之路、复兴之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长征精神，是人类历史上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是永不熄灭的灯塔，辉映着人类思想的星空。长征是宣言书，它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是宣传队，它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道路就是人民解放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在11个省撒播革命的种子。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一场新长征，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总`书记曾这样说。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长征精神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而当代对长征精神的深入理解与实时发展使得长征精神在当代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且更符合当代实际的内涵。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关于中国梦习总`书记如是说。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中国梦的实现道路中，在长征精神的传承过程中，国之担当之责，全在我少年，少年有梦则中国之梦。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求索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青年始终是追求、实现文明转型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信息化浪潮下，显示党和国家领 `导人重视并强调青年已经也必将成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主力。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中国古老文明的复兴，需要当代中国青年进一步凝聚共识，而“中国梦”的提法，对年轻人而言，极具感召力和吸引力。一个更年轻、更富活力的中国形象，也符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期许。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

岁月的奔涌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前。

80年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岁月峥嵘，历史常青。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缅怀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的先烈先辈，立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奋勇前进。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从湘江血战的九死一生到遵义会议的峰回路转，从飞夺泸定桥的奋不顾身到六盘山下的红旗漫卷，长征犹如一条萦绕于山河间的红飘带，锻造着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书写下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与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这次远征所铸就的伟大精神，耀亮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殿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原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军事上的长征路，从瑞金走到延安，连接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大革命浪潮，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精神上的长征路，从救亡走向复兴，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不朽伟业，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奋斗中的长征路，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明天，我们持续接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砥砺忠于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是中国精神的一次光明书写。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哪里、到何时才能结束，但红军将士坚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那种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任何时候都需要葆守在心、恪守以行。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党的领导就更加坚强有力，中华民族就必将一往无前。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秉承为人民求解放、为万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长征是一条战略转移之路，也是一条救国为民之路。“十送红军”的军民情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秋毫无犯，“北上抗日”的坚定战略方针，“歃血为盟”的民族团结佳话，为长征烙印下深厚的为民底色。实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先辈矢志不渝的目标，正是我们必须肩负的使命。新长征路上，牢记宗旨、植根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旨归。常怀为民之心、恪尽为民之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将激发同心共济、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坚守顾全大局、团结一心的政治本色。长征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有序、严肃规范的历史见证。长征中的艰苦世所罕见、牺牲难以想象，然而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守纪律，讲统一、促团结的革命风范，将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胜利进军。新长征路上，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革命风范，锤炼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品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党必将永葆生机活力。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哪一项任务面临的挑战都堪比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共产党人的“赶考”远未结束，长征永远在路上。迎着民族复兴的恢弘愿景，让我们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长征路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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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长征胜利80年来，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长征题材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发掘红军长征题材的美学内涵，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为世人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宏伟长卷，极大地弘扬了长征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长征题材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实践给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几点启示。

其一，应充分挖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素材，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长征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是中国当代文艺对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其独具的思想艺术魅力，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今天的文艺作品要由“高原”走向“高峰”。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或者文艺作品由高原向高峰攀进的一个坚实的基石。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些题材的思想内涵，并用精湛的艺术手段将其变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精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其二，应科学分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声有色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要讲，而且要讲得引人入胜、打动人心。缺少思想的艺术是很难有震撼力的，缺少艺术的思想也是很难有感染力的。对于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更应当强调深刻思想与精湛艺术及精良制作的完美结合。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创作者自说、自讲、自看，特别是当前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飞速发展，文艺产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欣赏方式、接受方式和评价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文艺生态，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既要自觉地遵循唯物史观，正确地把握历史，又要敢于创新，突破固有的套路和模式，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善于运用现代科技的新手段、新方法，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和创作资源、生产资源的优化组合，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思维，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其三，努力探索文艺评论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文艺批评是改进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推动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尤其需要文艺评论界和批评界的积极参与。批评应关注、重视和研究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积极探索和掌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评论的一些独特的规律。既要注重对艺术本体的衡量，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推动作品的生产创作;又要把评价的目光超出艺术之外，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对作品进行考量，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人人都可以成为网上“评论家”的状况下，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同志要特别注意适应这样一种新状况、新变化，努力使自己的行文方式、语言风格更加生动活泼，更加适合大众审美的变化和需求，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批评既推动创作，又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能够引领社会的风尚。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居多。但在这支年轻的红色队伍中，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中4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1934年10月，“四老”跟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其中，徐老、谢老、董老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林老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

长征途中，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与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一起，在敌人重兵的围追下，意志坚定，不怕艰苦，战胜了饥饿、疾病的折磨，走过万水千山，走过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徐特立：年龄最大的“怪老头”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徐特立先后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孤儿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各类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经57岁，是参加长征的“四老”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长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在异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

据专门负责徐特立等老同志行军安全的郭德琳回忆，大家把徐特立亲切地称为“怪老头”：看到别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会捡起来，有空时洗干净、拆掉，把草条捆挂在杆子上挑着走。看到周围谁没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给人家一捆草条打草鞋。

虽然徐老年龄最大，但他很少骑马，总把马让给体弱生病的战士和女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68年11月28日逝世。毛泽东亲自在他的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谢觉哉：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

谢觉哉，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清代最后一科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50岁的谢觉哉参加了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却保存着。

长征途中，谢老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许多年后，当有人请谢老讲长征的艰苦生活时，他说：“当时，看样子是苦，但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

林伯渠：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1886年出生，湖南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时，他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

长时间的长途行军，令林伯渠面容日益消瘦，颧骨高高隆起，长长的胡须垂到胸前。面对艰苦的环境，他自己手提马灯，大步前进，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在长征中的形象，随着黄镇那幅《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绘画而深入人心：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当益壮革命前辈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林伯渠准备长征的时候，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范乐春是苏区优待红军局局长。按规定，林伯渠可以带妻子随军转移。但由于范乐春分娩尚未满月，组织上决定把她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范乐春忍痛将心爱的儿子送到堂嫂家抚养，跟随邓子恢等人一起在闽西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41年5月，范乐春病逝于永定西溪，而她的儿子几经周折被人收养，全国解放后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等职，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董必武：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193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别的队伍，共有100多人，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还有30名左右的女同志。董必武是这支妇女队的“胡子队长”，而他的妻子陈碧英却服从组织安排，去广东梅县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陈碧英送给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走完长征。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勤务兵的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书。董老俄语很好，战斗间隙经常研读俄文版马列著作，又读又背，中间还用小楷毛笔批注。过雪山时，董必武曾经两次把自己的马让给钟珠瑞骑。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等职，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