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优秀作文实用四篇 作文实用20篇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时下，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那些所谓的“重新发现”、所谓的“揭秘解密”，不过是打着种种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无视人类精神的力量，更无意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让精神庸俗化、让历史碎片化。对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民主党派成员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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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八十年前，对，八十年前，很遥远很遥远的一天，在若尔盖草原上走过一对人马。

他们衣衫破旧，挎枪的挎枪，拄棍的拄棍，踉踉跄跄地走啊走啊，互相搀扶着的队列里，夹杂着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柳棍儿。他没有枪，也没有马刀，这根柳棍是她从湘西桑植老家的天子山上折下的，跟着他走了好多天了。

小孩子叫侯德明，母亲刘大梅，爸爸侯清芝，全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将军的战士，只不过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刘大梅、侯清芝和侯德明走散了，可是，侯德明没有感到害怕和孤独，因为身边的红军战士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大家都用生命庇护着他的安全。

若尔盖，藏语是“美女的故乡”，可是这片沼泽地见不到一个美女，只有苍鹰盘旋，偶或有草原鼠掠过。这种老鼠呆头呆脑的模样，可是却机灵无比，想捉住它们很不容易。

抓老鼠干什么?吃。

这支队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能吃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甚至连草原鼠都所剩无多。泥泞的草地上，一行行深陷的脚印存着积水，伸向天边，远方真的很远。“走过这片草地就是胜利”，一个大个子叔叔冲小娃娃侯德明说道。

侯徳明点点头，把勉强挤出的微笑献给大个子叔叔。他面黄肌瘦，可是一双眼睛却清澈无比。“叔叔，我饿!”小娃娃告诉大个子叔叔。

前面有几个端坐着的红军，像是一个班的人马，在围着一堆燃成灰烬的炭火休息。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个子叔叔走上前去打招呼，可是，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

大伙走上前去细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灰烬上是半脸盆的野菜汤，灰黑色的菜汤闪着不详的光，“肯定吃了有毒的野菜!”大个子叔叔告诉侯徳明。

疲惫的队伍肃立着，向牺牲的战友们默哀。

小孩子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帽子是爸爸的，戴上去有点大，让他更像一个有趣的大头娃娃。他想哭，不光是因为饿，反正他觉得委屈。这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死亡!

队伍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看到一星微弱的灯光在草原上摇曳，大家加快了脚步。当几头凶猛的藏獒吠叫时，大个子叔叔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不怕狗咬，只怕饿虫!”

黑牦牛毡的帐篷里有人，一对藏族老夫妻。也许是习惯了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走过，老夫妻淡定甚至有几分漠然地注视着大个子叔叔，可是，小孩子侯徳明的出场让他们的目光亮了起来。男主人递过肉干，女主人端出酥油茶。

侯徳明顾不得推开头顶的大号军帽，大口地吃了起来。然后，然后他在温暖的火堆旁沉沉入睡，好香好甜的睡眠，这是七岁的娃娃侯徳明平生最惬意的一次入睡。

头顶上不再是月光和星星，而是一顶黑牦牛毡帐篷。肚子里也不再是虫咬般的饥饿，不是辘辘的肠鸣，所以小娃娃如死亡一般沉睡着，甚至连梦都不曾有。

好像时间停滞了似的，当侯徳明猛然睁开眼时，身边除了藏族老夫妻，一个人也没有了。

“大个子叔叔!”小娃娃惊恐地跑出帐篷，草地上除了渗水的脚印，只有苍鹰和飒飒的风声应和着他的呼喊。侯徳明一下子明白了：他已经留在这座帐篷里，因为他看到老阿妈正冲他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手上是牦牛肉干，还有自己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

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把眼泪用衣袖擦干，侯徳明小鸟一样扑进阿妈那宽大的藏袍里，他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然后小娃娃走出帐篷，把故乡的植物伙伴插入松软的土地，柳树的生命是顽强的，来年春天，这柳棍会生根发芽，而红军的娃娃侯徳明，也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遥远的故乡，漫长的征途，一切的故事都将重新开始。黑牦牛毡帐篷像个故事宝盒，默默收藏起了侯徳明的童年往事，一藏八十年。

在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旅游胜地，如今有一处最著名的景点：红军柳。

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曳，甚至有高原罕见的鸣蝉纵情吟唱。每逢一个藏族老人来为柳树浇水时，蝉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它们知道柳树的来历，也知道这个连汉话都不会说的藏族老人却有一个典型的汉名：侯徳明。

1.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他们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危险的藻泽地，翻越了多少寒冷的雪山。饿了，就把皮带抽出来吃;渴了，就捧把雪喝;冷了，就依偎在一起取暖。

这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故事讲述了1935年6月26日红军过大草地。这个草地是一片藻泽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人陷进泥潭之中。一天，一个战士不小心掉进了泥潭，一个战士看见了，赶忙跑了过去，拿出枪想把他拉上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陪上了自己的性命。第五个人救了第四个人，可是还有三位同志却牺牲了。

你们看啊!红军叔叔们是多么有团队主义精神啊!只要有一个人碰到了危险或困难，其他同志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要是我们都有了红军叔叔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这种好品质。菜场上就不会听见这种喧闹的吵架声;学校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搞分裂的事情;公交车上也不会发生这种抢座位的现象……

以前，同学们问我英语上的问题，我总是保密，不对他们公开。今天，我读了这本书，我深受启发。我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帮助别人，为我们班级出一份力!

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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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红军长征虽然过去了八十年了，但是那些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励志故事依旧历历在目。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经历。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了粮还可以挖野菜吃，而走在部队后面的则连野菜都找不到。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垫后，他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因为饥饿而昏倒在地，根本没有力气，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一直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又驮器材，每天骡子的身上都像堆了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会抚摸着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来些给骡子吃。

而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就打算把自己的坐骑杀掉，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把饲养员喊了过来，问道：“总共还有多少头牲口?”老饲养员回答道：“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彭德怀命令道：“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老饲养员急了：“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几个警卫员听到后也急忙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不能杀呀!”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栓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然后平静的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掉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让更多的人走出草地。”然后老饲养员流着泪对彭德怀说：“别的可以杀，但是大黑骡子一定得留下，因为它立过功。”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警卫员说：“传我的命令，让张副官负责杀骡子!”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因为没有人忍心开枪。20多分钟后，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就在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许多生机。但是彭德怀却没喝一口肉汤。在这漫漫征途中，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便条件艰苦，也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挫折就放弃人生，不能因为烦恼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而应该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最终会取得人生的胜利，创造辉煌。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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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