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名人的爱国故事有哪些(20篇)

上周，我读了《科学家故事100个》，作者关于100名科学家的104个小故事。

对于这本书，我想从几个方面讲。从总体印象来讲，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科学家们的勤奋，反对者的无情，作者的赞美，以及科学家的生活。

从人物来讲，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爱迪生。我从他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事感受到他惜时如金的品质；从他为了发明而不顾身体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作者都为之赞叹。

从章节来讲，我感触繁多。从道尔顿研究色盲、色弱，并发现自己是色盲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他的认真和细心；从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著作捧为信条，反对对信条不敬的人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人们的无知和无理。

当读到布鲁诺为真理而被火刑烧死的时候，我的心沸腾了，有一种想把教会的人扔进火坑里的冲动，同时也为布鲁诺的死感到可惜和无奈；当我读到中国的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时，我不禁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联系生活，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为了我们而燃烧自己。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了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惜时如金和勤奋刻苦的精神，我要学习这些精神，并带动更多的人。

这是一本让人受益匪浅的书，让我受用无穷。

如今的赵薇绝对是一位成功女性，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到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所向披靡。但是，当赵薇谈起自己的初恋时，她的心里都是遗憾与“挫败”。

赵薇在一次采访中说，相对于别人美好初恋来说，她的初恋用单恋来形容更为合适。在赵薇十八九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认为的一生至爱。对方是一位在赵薇的眼里成熟稳重又有才华的男人。那个时候赵薇还是无名小辈，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为了与心仪的人对话，赵薇强迫自己读不爱读的书，听深刻的音乐，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成长，而这一切只为与“大叔”找到共同话题。

虽然经常与“大叔”打电话、通信，但是在接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大叔”对赵薇并无爱慕之情。对于年轻赵薇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病态的幻想里面，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老是幻想整个恋情是多么美好。”即便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但是年少的赵薇还是会在幻想中完成自己的恋爱，“我会幻想我们曾经去过这里，我们去做了浪漫的事情，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挺有病的”。但是这段“有病”的初恋对赵薇是珍贵的。

“大叔”并没有直接拒绝赵薇，或者是出于对小女孩的爱护，他对赵薇很关心，却又保持距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这让赵薇沉浸在自己的单恋里，直到自己放弃这段“恋情”。

对于赵薇来说，她非常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对方有没有喜欢过她，有没有爱过她。这个机会直到赵薇出演《还珠格格》之后才有。那时候的赵薇已经出了名，这似乎给她无尽的勇气，在一次演出中，两个人相遇了，在赵薇的眼里，“大叔”依然是那么有魅力。或许少年时的单恋需要一个正式的结语，赵薇找到了“大叔”，她问：“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爱过我？”“大叔”回答：“对不起，小薇，我真的没有。”而对于赵薇来说，她也释然了。在得知自己只是单恋时，赵薇并没有过于伤心，因为年少时的单恋已是过往云烟，但是对赵薇来说，与其说恋上了“大叔”，不如说她恋上了那份才华，那份成熟男人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是赵薇不了解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人，为赵薇打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年少时，会生起莫名的情愫，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把爱恋寄予对方。年少时的爱恋，无论单恋、暗恋还是两情相悦，待到成长，再次想起，都会成为记忆里最隽永的一幅画。那是来自青春的印迹。

2012年1月11日，一則报道在网上疯传，其中写道：“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去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名单、华丽的演出服，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空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

对此，崔永元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在1月12日的微博上回应道：“崔永元缺席慈善年会主持民工春晚更显‘慈善’这是新闻标题。抱歉了，我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尚，真实情况是，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欣然接受邀请主持民工春晚，还要从2011年10月说起。此前，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孙恒结识了来自内蒙古的打工者王德志，两人于2000年5月组建“打工青年演出队”，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义务演出，并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一举卖出10万张，拿到了7。5万元版税。他们用这笔钱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他们的事迹引起了崔永元的高度关注，邀请孙恒等人于2011年10月上了一次《小崔说事》。节目结束后，崔永元对孙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012年元旦刚过，孙恒和王德志商量筹办一台打工春晚，他们想到了邀请崔永元来主持。但他们心里直打鼓，像崔永元这样一个大忙人，春节前各种邀请肯定少不了，尤其当听说崔永元将要出席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邀请时，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但孙恒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在微博上给崔永元发了一封私信，以试探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来。”

其实孙恒和王德志心里都很清楚，崔永元能不能来确实不好说。正当两人不抱什么希望时，就在打工春晚举行的1月8日当天，崔永元来到了演出场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刚一下车，他就要求去演出地察看。虽然剧场只能容纳200人，连空调也没有，但他一走进剧场就说：“虽然我在许多大剧场主持过不少晚会，只有这个剧场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和大家办好这台晚会。”

而与崔永元一起主持打工春晚的，正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她和崔永元这个“大腕”首次合作，不免有点儿紧张。崔永元鼓励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和你一样，只要沉住气，慢慢就会适应的。如果你还是紧张，那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句话，让沈金花踏实了许多。晚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崔永元说：“全部演员都是打工者自己，整场演出特别接地气。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一名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道：“崔永元是个实在的人，也是个智慧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装大腕，而崔永元却不同，他不愿披着央视主持人这个华丽的外衣，而是敢于抛弃自己，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人，只有不以善小而不为，才是真正的行善者，崔永元当属此列。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三大富豪的财富观

洛克菲勒到饭店住宿，只开普通间。侍者不解，说：“您儿子每次来都要最好的房间，您为何这样?”洛克菲勒说：“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比尔·盖茨和一位朋友开车去希尔顿饭店，发现饭店前停了很多车，车位很紧张，而旁边的贵宾车位却空着。朋友建议把车停在那儿。

“噢，这要花12美元，可不是个好价钱。”盖茨说。

“我来付。”朋友道。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超值收费。”盖茨说。

在盖茨的坚持下，他们最终还是找了个普通车位。

一次，李嘉诚上车前掏手绢擦脸，带出一元钱的硬币掉到地上。天下着雨，李嘉诚执意要从车下把钱捡出来。后来还是旁边的侍者为他捡回了这一元钱，李嘉诚付给他100元的小费。他说：“那一元钱如果不捡起来，被水冲走可能就浪费了，这100元却不会被浪费，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被浪费。”

这三个大富豪都喜欢财富，因为热爱并珍视财富是获得财富的前提条件，他们从来不乱花钱，很重视财富应有的价值，这可以说是他们对财富的基本态度和良好习惯。但他们又不为财富所羁绊，不困于财富，为慈善事业所做的捐献是数以亿计的，他们让财富充分体现它自身的价值，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崔永元的第一课

名嘴崔永元从央视辞职后，任教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提前三个多月就开始备课，泡图书馆，查阅资料，制作教案，可谓精益求精。开课前一天，他想在网上再淘点资料以完善教案，没想到，输入关键词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因为他发现网上各种观点比他想要告诉给学生的还要全面。

重新备课已来不及，崔永元只得硬着头皮走进课堂。大概讲了十来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那是个在学术界都没有定论的问题。怎么办?是装腔作势地谈出一二三点，还是应付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次课谈及”?显然，这都不是好办法，崔永元知道，如今那个“只有你知道，学生不知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蒙混是过不了关的。相较于主持人，老师的要求高得多，主持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上个世纪有这样一件事。”但大学老师则不能，他们必须说：“一九几几年，几月几日如何如何，某某报纸怎么报道。”也就是说，主持人能够含糊其辞，而大学老师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不过，崔永元反应很快，也很冷静，在那学生提问后，没有再按教案讲课，而是对全班学生说：“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一件事在历史上说法很多，哪个才是真相呢?下面，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畅所欲言，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几十分钟很快过去，这堂课在大家意犹未尽中顺利结束。

从备课到授课，崔永元的第一课其实更像一种历险，他之所以能最终涉险过关，关键在于他没有用“著名主持人”的名头去唬学生，而是把自己摆在“新手”的位置上，对教学环节做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以至于面对难以解答的学生提问时，能够选择最为恰当的探究式教学法，最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

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他(她)曾经有多么“牛”，在跨界之后，都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一只“羊”。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张国立的幽默妙语

2019年，央视春晚主持“新人”张国立的幽默妙语多次赢得满堂喝彩，比如，他戏谑毕福剑时说：“一提到女演员，你的脸上就必浮贱!”仅仅是巧用谐音，即“一语中的”，让人乐不可支。张国立是大型影视颁奖典礼的主持常客，他的幽默风采早已练就。

虚实结合，回避难题

2019年1月7日下午，“把乐带回家2019年暨快乐送”启动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品牌代言人张国立、蔡依林等明星悉数出席。由于张国立是春晚团队主要成员，因此，在记者提问环节，张国立便成了焦点。看到一位事先准备好问题的记者拿出字条，张国立先发制人道：“一看你就是主办方的托，提个问还照着字条念，一点都不专业。”哄堂大笑之后，这名记者问：“有消息说，您将担任春晚主持人，是真的吗?”闻言，他先是拿出手机做打电话状，随即又放下手机说：“现在打好像不好，等一会儿我问问冯小刚，看能不能说。”逗得现场一片笑声。又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在春晚上演小品，对此，他又故技重演道：“我还没有接到确切消息，不过对网上的各种说法，我现在不能去回应。我一会儿给你冯小刚的电话，你直接打给他吧!”于是，又引来阵阵笑声。

由于张国立是冯小刚的铁哥们，既是春晚团队成员，又是主持和表演大家，因此，网上关于他的传闻铺天盖地，记者们又怎会轻易放过?但惯于幽默的张国立，练就了一副绝好的“太极”功夫，面对“主持人”之问，他虚虚实实、假痴不癫，谈笑间便将难题化解;对于“演小品”之问，他在直言“现在不能去回应”后，再次祭出挡箭牌春晚导演冯小刚，于是，难题又一次“灰飞烟灭”。

巧思妙解，表达情意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私人订制》“优质刚材”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张国立应邀担任该场发布会主持人。一开场，张国立便给多年的好友冯小刚和葛优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青花瓷瓶，待对方询问原因，他含笑解释说：“在得知要来这次发布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冯小刚‘订制’我做主持人，那我也得礼尚往来，给二位‘订制’一份礼物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瓷质瓶子。”“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说头!”葛优忙不迭地插话道。“当然有说头啦!你和冯小刚相交20年了吧?20年在婚姻里叫什么婚?瓷婚!”就在观众都报以掌声时，他笑着制止道，“别急啊，还有呢!要是套用北京话，‘瓷’还能讲成什么?瓷实，也就是铁哥们!现在可以鼓掌了!”于是笑声一片，掌声四起。

此中，张国立从两个层面回答了问题。对“送礼原因”，他援引“礼尚往来”之熟语，巧取《私人订制》之“订制”，既理据充分又契合，自给人以智慧风趣之感。至于“送瓷瓶原因”，解说则更为高妙，“婚姻”之比，可见友情之深。20年“瓷婚”之际，送上一个“瓷实”的瓷瓶，岂不是意义非凡?而张是二位共同的朋友，可谓人所共知。如此，观众便能从礼物中感受到他对友情的珍视，进而由衷地为其巧思妙解而喝彩。

生拉硬扯，营造氛围

冯小刚电影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演出串场时，主持人张国立则对冯小刚及到场嘉宾葛优等人极尽调侃之能事。在说葛优时，他先回忆起1988年：“那时候我们一起拍《顽主》，我是男一号，葛优是男二号。结果男一号没火，他却火了。我就开始研究他，发现光头的男演员容易火，我就也光头了。”一片笑声中，他又一本正经道：“拍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热门电视后，我还是不如他火呀!于是就继续研究，原来我还在拍电视剧，葛优都演电影了。但对这个研究结果，很多人不认可，理由是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呢!于是我特地研究了一番他的光头，确实不长头发。摄影机快拍他头顶!”就在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时，他又自嘲道：“不过，我最近脱发，很可能要火。”随之更是爆笑不止。

不长的几句话，即赢得多次笑声和掌声，其原因则是成功地运用了生拉硬扯之术。众所周知，“光头”与“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但张国立却一本正经地说“光头容易火”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又假借他人之口研究出“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而葛优又恰恰是个真光头。如此出人意料的生拉硬扯，能不让人乐而开怀?再加之他在说话时亦庄亦谐，赢得笑声和掌声自属情理之中。

寓庄于谐，给人教益

由南方电视台主办的“南方盛典颁奖礼”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现场揭晓的“‘剧’变50年·十大经典电视剧”中，《西游记》《红楼梦》《亮剑》《金婚》《士兵突击》《上海滩》等赫然在列。由于张国立在《金婚》中饰演的是男一号佟志，其妻邓婕在《红楼梦》众成功地塑造了王熙凤的形象，于是，夫妻二人便代表两个剧组登台领奖。

二人携手上台时，观众则狂呼“张国立，张国立”，考虑到邓婕或有些许难堪，张国立先是风趣地回应：“哎，这么老了还有人叫啊!”惹来全场大笑后，他又高声说道：“恭喜邓婕，‘十大经典’，咱家就占了两个。邓婕老师平时老问我，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那么爱拍电视剧?现在我可以当众回答她了，爱拍，就是为了喜欢我们的观众啊!”此言一出，台下掌声如潮。

作为丈夫，不能让妻子受到委屈，无疑是一种责任。于是，面对粉丝只喊自己的姓名，张国立先是以“老了”自嘲，引发笑声后，又极为机智地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到夫人身上。如此一来，不仅赢得了夫人的欢心，而且还能借助于这番诙谐妙语向观众表白——我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你们!而这种职业操守，难道不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极为需要的吗?于是，人们在深受感动和教益的同时，自然会回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

列宁让路

有一次，列宁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给列宁让路，准备自己退回去。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着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礼，这更显出了他伟大的品质。

“忍气吞声”的林肯

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和儿子罗伯特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在街上通过。林肯随口问一位路人：“这是什么?”林肯原想问是哪个州的兵团，但没有说清楚。那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地回答：“这是联邦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林肯面对着一个普通路人对自己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怒容。

总理道歉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教授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2006年以前，郭德纲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在相声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郭德纲迅速走红的同时，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不少人都说，你出名纯粹是靠‘炒作’出来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郭德纲不急不恼，从容应对。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一夜工夫。但这一夜之前我自己度过的漫长的十几年，又有谁能说出一二?中国说相声的人很多，大家可以任意挑选，我愿意花100万来捧他。甭说一夜，就一个月吧，看一个月时间内能不能把他炒成像我这样的，如果成，我立刻走人;如果不成，大家又将如何赔付?”

郭德纲继续说道：“打个比方吧。我经过十年磨炼，温度已经从0度升到999度了，再加上媒体的最后一把火，所以温度一下子就达到1000度。可是，如果没有前十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前面的999度的积累，媒体能把我从0度瞬间炒到1000度吗?”听了郭德纲这番生动形象的回答，在场的人都纷纷鼓掌表示肯定，那位记者也由衷地点头表示赞许。

人人都渴望成功，但是，成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郭德纲的回答，无疑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成功的真谛，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实力积累，加上百分之一的机遇垂青。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确实惜时如命，他把别人喝咖啡、谈空天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鲁迅还以各种形式来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与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集录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上联是"望崦嵫而勿迫"（看见太阳落山了还不心里焦急），下联为"恐鹈鹕之先鸣"(怕的是一年又去，报春的杜鹃又早早啼叫)。书房墙上还挂着一张鲁迅最崇敬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用这朝夕相处的对联与照片督促自己抓紧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惜时如命的精神，鲁迅在他56岁的生命旅途中，广泛涉及到自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生著译一千多万字，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田径赛场上，女子100米短跑决赛即将开始，万众瞩目，人们都在拭目以待，准备亲眼见证“世界第一女飞人”的诞生。

起跑线上，一名黑人女运动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她叫乔伊娜，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几个月前的奥运会预选赛上，她一鸣惊人，以10秒49的成绩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除此之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乔伊娜一身奇特的装扮：身着红色运动服，鲜艳夺目，款式奇特，长发披肩，十指上还留着长长的指甲，色彩斑斓。

发令枪响，乔伊娜长发飘扬，奋力奔跑，像一团火红的烈焰，第一个到达终点。在这届奥运会上，她共收获了女子100米、200米、4×100接力比赛三枚金牌，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女飞人”。而她那耀眼的装扮，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由此获得了“花蝴蝶”的美称。

乔伊娜永远是赛场上的焦点，除了别人望尘莫及的速度，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服饰。训练之余，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服装设计，尤其对色彩和样式有着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就连专业服装设计师也时常为之惊叹。每次参加比赛，乔伊娜只穿自己设计的运动服，惊艳登场，技压四座。以至于她每次出场的服装造型，都成了比赛中的一大看点。

在乔伊娜的运动生涯中，先后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其中两项至今无人超越。人们记住了这只美丽的“花蝴蝶”，但从来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对服装设计情有独钟?女人爱美，天性使然，实在不足为奇。

直到乔伊娜退役之后，忽然有人问她：“为何你每次比赛都喜欢穿奇装异服?”这个问题看似有点弱智。乔伊娜嫣然一笑，终于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赛场上必须争分夺秒，如果对手多关注我0.1秒，我就有可能领先0.1秒，这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乔伊娜是天才运动员，却很少有人清楚她的另一个身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学士。天才的想象，总是与众不同。

被称为开创了欧洲绘画新纪元的十八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戈雅，不仅有超群出众的画技，而且耿宜倔强，一身是胆。他的这种性格，在少年时代就有突出的表现。1762 年的一天，西班牙萨拉果沙城里著名的圣像画家吕尚，正领着学生给教堂作壁画。忽然，他发现刚刚画好的圣母多了两撇蓝色的小朋子，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亵渎圣母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受法律制裁的。熟悉学生的吕尚凭着直觉，马上便猜到这是谁干的。“戈雅！”他朝着一个学生大喊了一声。随着喊声，走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宽宽的前额，大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这胡子是你画的吧？”吕尚厉声问道。“是的，老师，”戈雅不慌不忙地回答，“恐怕您还没有发现，我还在圣约瑟的嘴边添画了一只烟斗。”“什么？”吕尚又是一惊，他靠近壁画仔细一瞧，可不是，圣约瑟叼的那只烟斗正在冒烟呢！

拿这个调皮的孩子怎么办？吕尚左右为难起来。尽管戈雅经常闹一些恶作剧惹自己生气，但他毕竟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旦把这件事传出去，他肯定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当老师的，怎能忍心看着学生坐牢啊！

于是，他悄悄地把戈雅拉到一旁，和蔼地说：“你闯了大祸，宗教裁判所不会放过你的。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就这样，戈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只身一人来到首都马德里。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教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所以，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那年，有三个人远渡重洋，在日本相遇。由于志同道合，他们成为朋友，租住在同一间房中。每日，三人一起读书、写文章，谈论着时事。这三个人，后来成为民国大家。他们是陈独秀、章士钊和苏曼殊。

三个人在一块儿研究学问，得逢知已，可也有发愁的时候：他们经济拮据。

一次，三个人断了炊，肚子饿得咕咕叫，前胸贴住后背，到处翻找也没找出吃的东西。三人互相望望，从各自身上看到经济来源：天气已渐渐变暖，外衣显得多余。陈独秀认为，可以拿外衣去当钱，换食物吃。

章士钊与苏曼殊听了，全力支持。

他们脱下外衣，一人穿着一套单衣。

谁去当衣服呢?三人商量后，最终一致认为，苏曼殊年龄最小，理应由他去当衣服。苏曼殊答应了。陈独秀和章士钊在屋里又看起书来，肚子虽然咕咕叫，可也不感觉到饿，因为有了希望啊。

两人等啊等，太阳偏西，到了黄昏，也不见苏曼殊回来。

月亮升起来，大地如水银匝地，仍不见苏曼殊回来。

陈独秀认为，苏曼殊当了衣服，一定买了很多好吃的，带起来很费事，所以回来得晚。章士钊摇着头，他认为，苏曼殊很有可能是为了购得很好吃的食物，到处寻找去了，才迟迟不回。

两人越讨论，肚子越饿，越盼望苏曼殊早点回来。

半夜时分，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陈独秀听了，忙跑过去开了门，看见苏曼殊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脸兴奋，却气喘吁吁。原来，苏曼殊当了衣服，拿了钱，经过一个书摊时看见一本自己一直想要看的书，马上拿起书看了起来，一直到晚上，摊主要收摊，他急了，大叫一声：“这本书我买了。”于是，放下钱拿起书就走。

章士钊急了，问他，剩余的钱呢?苏曼殊摇着头说，钱全部给了摊主。而且，他还担心钱不够，怕摊主不卖，扔下钱就跑，一路逃回来的。他得意地对陈独秀与章士钊显摆说：“这本书我遍地寻不着，今天在市上翻着了。”

苏曼殊进屋，依然坐下看书，十分痴迷。陈独秀与章士钊也走过去，一边蹲一个，伸着脑袋看起来。渐渐地，两人也进入书中，忘记饥饿。

那一晚，三人租住的屋子里，灯光亮了一夜。第二天，朋友送来钱，三个人才从书中醒来，发现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浑身发软。

关于名人的读书故事：鲁迅——叫小偷无法下手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1879年3月的一天，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但很快便被戴上了“天资愚钝”的帽子，家里的女佣称他为“小笨瓜”——一直笨手笨脚，且到3岁多时才会说话。外界的嘲笑让他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养成了一个癖好，在对人说话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地对着自己说一遍，演练一次，直到觉得没问题，才敢说。

6岁时，他被母亲送到学校，但也因为“愚钝”和不爱听老师的话而被迫退学。后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他也因此成了该所学校70多年来的第一个犹太学生，可他的表现依然不是很好，老师们都不愿意关注他。

虽然学习不是太好，但他却有一个好品质——心地善良。10岁时，他遇到了一个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哥哥，塔木德是一个家庭非常贫困的医科大学生，在学校连像样一点的饭菜都吃不起。

于是，他便请求父母让这个哥哥每周来他们家吃一次饭，算是加餐，并且要求母亲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塔木德。

他的善心深深地感动了塔木德，作为一个穷学生，塔木德没什么东西能回报这个小弟弟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来都带上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给他看，这些书都是科学书籍，包括21卷的《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该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实验，这让他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似的，开始了如饥如渴地阅读了起来。

接着，塔木德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本该等他再长大些才能看得懂的，但他却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不懂的地方便向塔木德请教。

大约3个月后，塔木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了。“因为弟弟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他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得感谢塔木德哥哥，是他帮我开启了探索科学的兴趣大门，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塔木德却说：“我不敢邀功，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天才打交道，是他的善良和爱心，让我觉得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到底有没有用？爱因斯坦的这个真实经历，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15年前，他与朋友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这便是“新浪网”的雏形。13年后，这位“新浪网”三号人物急流勇退，专心拍摄纪录片。他认为，“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是社会善举”。他的目标是10年拍摄100部纪录片，“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它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

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作些投资。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盈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得奖、上院线，这样一步一步是没错的。”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法国名画家纪雷有一天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个身材矮小的人走到他面前，向他深深一鞠躬，请求他收为徒弟。纪雷朝那人看了一眼，发现他是个缺了两只手臂的人，就婉转拒绝他，并说：“我想你画画恐怕不太方便吧?”

可是那个人并不在意，立刻说：“不，我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两只脚。”说着，便请主人拿来纸和笔，坐在地上，就用脚趾头夹着笔画了起来。他虽然是用脚画画，但是画得很好，足见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在场的客人，包括纪雷在内，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纪雷很高兴，马上便收他为徒弟。这个矮个子自从拜纪雷为师之后，更加用心学习，没几年的工夫便名扬天下。他就是有名的无臂画家杜兹纳。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是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是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