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辛亥革命的教训（汇总1篇）

辛亥革命在胜利之时，也存在着很多漏洞，致使后来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夺取。

首先，早在同盟会成立第二年， 各个革命团体之间就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07年甚至曾一度分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阶层之间也多有不和。虽然同盟会是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但其中派系林立，组织涣散，起义活动也多以秘密暗杀为主，各行其是，不能形成严密的组织。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就趋于涣散，武昌起义后更是名存实亡了。 其次，作为天生对帝国主义有着依赖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同盟会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却忽视了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针对的是清政府及满族统治者，不仅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反而对汉族地主和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汉族的旧官僚、地主阶级、军阀等混入革命队伍创造了机会。 最后，身为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不注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依靠会党、新军的力量。会党组织涣散，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新军中则鱼龙混杂，对革命认识不清，没有经过合格的改编改造，无法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武装。 以上种种说明了武昌起义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克服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那么起义之后又是什么样呢?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后，由于事起仓促，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无法立刻赶到武昌，起义组织者也因为事泄或死或逃，群龙无首的起义军缺乏一个领导人主持大计，以为应该让一个有地位名望的人出面号召宣传革命，便奉新军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由此，以之为首的旧官僚混入革命队伍。全国革命形式迅速发展，清政府土崩瓦解，各省立宪派旧官僚趁机投机革命，纷纷宣布“独立”，但实质还是那些旧官僚、大地主和立宪派掌握当地实权，支持革命只是一个口号。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避免帝国主义横加阻拦，发布“告各友邦书”，主动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妥协示弱却没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1911年12月，在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革命派讨论过后决定向北方妥协，南北达成合议，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保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即位后对《临时约法》多有破坏，对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也未能遵守，倒行逆施，革命党却一次次对他妥协，革命势力的不断妥协最终导致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来临。 这说明了武昌起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捍卫革命成果，注定对反动势力妥协退让。

毛主席曾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①。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缺乏自身的基础，加上帝国主义的限制，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兴办起就多数存在基础贫乏，筹款困难，资金短绌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资金少，观摩小，设备简陋，难于矿大资本积累的处境。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缺陷，是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克服他的软弱性的经济原因 ”②。 不仅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大商人大地主和官僚阶层, 或由替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阶层转化而来，同这些人的血缘联系使得他们容易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妥协，没有与这二者做斗争的胆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上必须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同时又被国内经济条件所限制，无法成长成西方列强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一方面渴望突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一方面对能控制自身发展的三座大山又有着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综上可知，资产阶级纵然具有其革命性，并且愿意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但是其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他们并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上成功。辛亥革命的种种表现只是其中一个实例，民国时期的混乱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战争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次革命战争相比较，是一次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战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因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次战争却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因此，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一、辛亥革命战争取得推翻清王朝

胜利的经验

辛亥革命战争所以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首先，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已臻成熟。其次，由于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反清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武装起义斗争，为辛亥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再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汲取了屡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在清朝的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力求掌握有战斗力的武装的方针，为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几省，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的革命党人，在深入扎实的武装起义准备的基础上，善于审时度势，抓住了起义的有利时机(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廷抽兵入川，湖北统治力量削弱等)，及时制定了起义计划，在中国腹地首先发难，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并直接推动了其它各省的起义(在全国十四个省的起义中，主要依靠新军或有新军参加的共有十个省)，迅速打乱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阵脚。

武昌起义前夕，在领导机关突遭破坏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基层组织，发扬了革命的主动精神，坚持按原计划发难，并采取了正确的战斗行动，以积极灵活的坚决进攻，迅速摧毁了湖北的反动地方政权，夺取了首义的胜利。在武昌首义胜利后，其它各省纷纷响应，及时宣布独立，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其中苏浙沪的革命党人采取了集中兵力攻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及时把几方面的起义军团结起来，统一指挥，勇敢作战，并运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攻城战术，攻克了南京城，对扩大武昌首义的胜利和迫使清帝逊位，起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起义战争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前各次起义的地方。

二、辛亥革命战争的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之所以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固然有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阻挠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意见纷歧，在迅速到来和迅猛发展的革命高潮面前，难于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起不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一些掌了权的革命党人，也很快丧失革命意志，甚至蜕变成新的官僚政客。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军令，无法贯彻执行，甚至公开遭到违抗，致使南京临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困难。孙中山积极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就是因为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惧怕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的自发斗争，不仅不积极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只得妥协退让，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在军事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积极进攻的精神，这既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弱点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义前，缺乏全国起义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武昌首义成功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又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致使武汉的革命军不能及时得到其它各地切实有力的支援。在武汉的革命军方面，由于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军事指挥经验，因而在面临优势清军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未能实行如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方针：“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①，以致陷于被动境地。例如，起义军在攻占由残敌据守的刘家庙之后，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歼初到滠口一带的北洋军先头部队。又如，当北洋军分批南下，向汉口逼近时，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时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党人，也未及时将本省各处起义武装统一起来，尤其不懂得将积极反清的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实行城市起义与农村起义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不停顿地袭击南下清军之侧背，致使武汉起义军陷于孤军奋战，以寡敌众。加上武汉起义军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作战部署一再失误，终于被迫退出汉口、汉陽，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武汉起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终于成为导致辛亥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