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秦明小说第五部《逝者证言--跟着法医去探案》内容简介【推荐20篇】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部作品，该系列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问世，实现了知青文学的突破。作品中对性爱的正面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迥异于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说。

内容简介：

这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构成的作品。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

那时，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左”政治泛滥横行。作为倍受歧视的知识分子，往往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在这组系列作品里面，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一次次被斗、挨整，他都处之坦然，乐观为本，获得了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

作者用一种机智的光辉烛照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

作品影响：

《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也不如其它人写的一样媚俗，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性禁忌依然存在，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 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

1991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白娉婷

归乐国敬安王府侍女，自幼在敬安王府长大，虽然身为下人，却被敬安王视为亲女般教养。娉婷与小敬安王何侠及归乐太子何肃自幼青梅竹马，一起成长。娉婷与何侠，更被视为天造地设的一对佳人。娉婷虽没有佳绝的容貌，却有动人的气质;睿智聪敏，更是无人能及。多年来，她运筹帷幄，为小敬安王何侠的军队屡立奇功。

可惜太子何肃登位後，决心铲除异己，要把敬安王府连根拔起。娉婷与何侠在混乱中失散，辗转流落到敌国东林，碰上何侠的宿敌——东林的镇北王楚北捷。天下局势，因这对男女的邂逅而起了微妙变化;四大王国，竟成为上演二人幕幕爱恨交缠的舞台。

楚北捷

东林国镇北王，东林国王的亲弟，多年来征战沙场的功勋冠绝四国，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楚北捷与白娉婷相遇後，即一见锺情。及後北捷纵使知道娉婷的真正身份，再三番四次被娉婷所骗，对娉婷的爱依然坚定不移。

孤芳不自赏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但是何侠和耀天的结局尤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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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太多糟糕的事情，反倒觉得一切都会好的。有了太多糟糕的情绪，反倒知道怎么应对这些。能接吻就不要说话，能拥抱就不要吵架，能行动就不要发呆，能团聚就不要推辞。好的东西不要珍藏，今天能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就尽力去抵达。这个世界太危险，时间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卢思浩从17岁开始写文，他总是尝试用最真实的文字记录下身边每件美好的事。他说：“只要心里有光，就不用害怕黑夜。”这本真诚的书用温暖的文字告诉你，不要怕。

女主角：阿妩(王儇)

男主角：萧綦

配角：子澹 胡瑶 王夙 采薇 宋怀恩 阿越

阿妩、胡瑶、采薇，三个同样坚守爱情的女子，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结局。 阿妩与萧綦，一往情深，彼此以命相托，奈何情深缘浅，终究无缘执手走向生命的尽头。 胡瑶与子澹，虽非两心相许，却也是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他们不是彼此最初的选择，却是彼此最终的归宿。 采薇与王夙，峰回路转，最终可共晨昏与朝暮，可守着心爱的人走尽悠悠岁月，却只能相守而不相亲。 阿妩将爱融入了生命。 胡瑶将爱留在了身边。 采薇将爱放在了心底。 三个女子的不同爱情结局，谁又更幸运些?谁又更不幸些? 这原是一个逐鹿天下、篡位夺权的故事，我却独为情字动容。 爱情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在种种残酷的争斗中，不是点缀，不是陪衬，而有着别样夺目的生命与魅力。

萧綦对阿妩说过最感人的话：

从今往后，你是我的王妃，是与我共赴此生的女人，我不许你懦弱!

你在我眼里本什么都不是，你只是我的女人!

我所生子女，必为王儇所出，即便永无子嗣，终此一生，亦不另娶。以血为誓，天地同鉴!

七月第一次遇见安生的时候，是十三岁的时候。漫画封面新生报到会上，一大堆排着队的陌生同学。是炎热的秋日午后，明亮的阳光照得人眼睛发花。

突然一个女孩转过脸来对七月说，我们去操场转转吧。女孩的微笑很快乐。七月莫名其妙地就跟着她跑了。很久以后，七月对家明说，她和安生之间，她是一次被选择的结果。

只是她心甘情愿。虽然对这种心甘情愿，她并不能做出更多的解释。

(注：《七月与安生》也曾收录在安妮宝贝的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中出版)

祥子老家在乡间，十八岁时，父母去世，他便跑到 北平来赚钱谋生。带着乡间小伙子健壮、木讷、勤快与诚实的性格，卖力气换饭吃的事做过不少，最后他认定，拉车是件最好挣钱的活儿。当他拉着租来的新车，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攒钱买一辆自己的车。

祥子省吃俭用，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终于在三年中间凑足一百块血汗钱，买了一辆新车。祥子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拉车也拉得越来越起劲儿。但好景不长，北平城外军阀混战，大兵到处抓人抓车。有一天，祥子为了多挣两块钱，抱着侥幸心理拉客出城。不料走到半路，连人带车被十来个兵捉去。他在兵营里只好每天给大兵们扛行李，挑水烧水喂牲口。他心疼那辆自己用汗血挣来的车。后来大兵们吃了败仗，祥子乘黑从兵营里偷跑回来，还顺手拉了三匹大兵撤退时落下的骆驼，把它们卖了三十五块大洋，从此他就有了“骆驼祥子”的外号。

祥子没有家，他就住在刘四爷老板的车厂里。刘四爷开的车厂有六十多辆车，女儿 虎妞协助他管理。虎妞是个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长得虎头虎脑，像个男人一样。刘四爷管外，虎妞管内，父女俩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桶一般。祥子对车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平时也不愿闲着，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干得高高兴兴。因此有时祥子虽然不拉刘四爷的车，刘四爷仍允许他一直住在厂里。一天晚上，虎妞诱使他喝酒，然后和祥子睡了一夜。祥子清醒后十分憋闷，并开始竭力躲避她，恰逢老主顾曹先生要他拉包月，祥子便欢天喜地地搬到曹宅住。

不料，虎妞将祥子灌醉，并在裤腰里塞了个枕头，挺着肚子说是已怀了祥子的孩子，威胁祥子和她结婚。祥子只好听从她的摆布。

曹先生的社会主义言论引起侦探特务的注意，他只得远走避难。他让祥子回家送信，结果，祥子被孙侦探敲诈去了他的全部积蓄，买车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祥子没有别的路，只好又回到车厂。刘四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和臭拉车的勾搭，迫使女儿作出抉择。虎妞坚持选择祥子，刘四就立即与虎妞闹翻，并把祥子撵出门去。虎妞要祥子向刘四告软服输，他不肯。于是虎妞索性自己租房子、雇花轿，嫁给了祥子。她用私房钱以低价给祥子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

不久 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赚钱，劳累病倒，把虎妞的积蓄也用光了。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也帮忙做点家务。虎妞由于难产死去了，为了置办虎妞丧事，祥子卖掉了车。小福子对祥子有情有意，祥子也很喜欢她，可负不起养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对小福子说：“等我混好了，一定娶你。”他又找了一个车厂，拉车去了。曹先生避难回来，要祥子再来拉包月，还答应他把小福子接来同住。但小福子却已经被卖进妓院，后来自尽了。祥子在街上失魂落魄，终于完全堕落。他吃、喝、嫖、赌，还染上淋病，而且变得又懒惰又滑头，还做出卖朋友的事。他没有回到曹先生家，最后靠给做红白喜事的人打杂来维持生计，祥子走到了自己的末日。

《云画的月光》围绕朝鲜后期爱好礼乐的天才君主孝明世子为中心，讲述了史书上未记载的梦想复兴朝鲜的孝明世子、放浪诗人金炳渊和逆贼的女儿洪罗温之间的青春故事。

女扮男装生活着的洪乐瑥(金裕贞饰)靠着为男女搭起鹊桥和撰写恋爱秘籍赚钱，现在的她是云从街知名人士“洪三郎”。因代笔写情书出了问题，乐瑥为收拾烂摊子而外出之际，与一位刻薄又诸多挑剔、不知人间疾苦的书生邂逅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位书生正是当今天下的王世子李韺(朴宝剑饰)，乐瑥给李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两人由此结下了孽缘。乐瑥好不容易摆脱李韺，回到家却见到了前来催债的债主们，他们给了乐瑥一张可以解决债务的纸：内官契约。李韺在宫中再次遇到了冤家洪乐瑥，本想将戏弄妹妹的这个家伙留着身边好好惩罚，事情却渐渐朝着他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李韺，这个国家的王世子，对男人，而且是内侍，竟然会产生爱意。

洪乐瑥(金裕贞 饰)女扮男装化名洪三郎，靠着替人撰写情书牵线搭桥维持生计。某日，一个偶然的失误令洪乐瑥惹上了一大堆的麻烦，不仅欠下巨额债务，还身处于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洪乐瑥结识了名为李韺(朴宝剑 饰)的书生，话不投机的两人之间因为种种误会而产生了诸多矛盾。

机遇巧合之下，洪乐瑥入宫成为了內侍，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在宫中和李韺重逢了，原来，此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高贵的王世子，而李韺为了替妹妹讨一口气，遂决定将洪乐瑥留在身边，想好好作弄作弄她。随着时间的推移，洪乐瑥和李韺患难与共，彼此之间竟然生成了真挚的感情，李韺再也无法无视内心里的悸动，而此时的他还并不知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洪乐瑥，竟然是女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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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 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具有时 代特征的典型人物。石一枫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暴富 ，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相反，他指出了这个 人物的可怜之处。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或许也是*大众化的 生存哲学。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 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 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终于失去了自 我。

挺喜欢石一枫这样淡然但又有味的小说。尤其这篇《世间已无陈金芳》，说淡，是指他并没有浓抹重彩地大开大阖地去写陈金芳的命运变化，也没有把自己的情感过于明显地随意涂抹;虽然是第一人称，却也幽幽写来，情淡却深。说有味，是说他在反复写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人生格局，里面的曲折坎坷悲剧落幕，值得让人细细品味。

这篇小说算不上写底层人物，我想，对于陈金芳，更多可以定位是一个上进的、对未来有着追求的女孩。从最初举家因为姐夫在京城某大院的食堂工作的缘故，得以来到京城，读书，生活。和许多乡下的孩子因为京城有亲戚而得以进京城看看玩玩一样，她对京城充满了向往。尽管，在和”我“一起读书时，来自大院的、班上的调皮小伙伴们带着对乡下人的歧视而有无数次的嘲弄甚至羞辱调戏，她都坚强地面对。而”我“少年时代的粗浅的琴声也成为了她被大家所排斥时心里的慰藉。她慢慢习惯了京城的生活，可是一家人却要回到乡下去，她执拗地不愿意离开，一遍遍质问家人”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为什么又让我走?“即使家人用暴力暴打她，她也不愿离开，付出惨痛的代价，终于留在了北京。

可是，北京并不是处处热情的地方。乡下女孩陈金芳留在了北京，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她需要解决生活问题，她需要住的地方需要一个归宿。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做为一个女孩子，唯一依靠的就是自己，甚至自己的身体。于是她跟上了小混混，一点点打拼，努力地把自己在生活、物质甚至行为上都向着京城人转变。她和豁子之间的算不上爱情的聚合，完成了她对金钱的初步积累。此后，她凭借自己社会经历和打下的人脉，先后涉足股市、艺术圈，并把自己改名于陈予倩以图彻底摒弃过去的自己。但最终，当她把所有的钱都投入风投以期在政策不完善的地方大赚一把时，却风向突变，最终一无所有，而以非法集资罪身入牢笼。”我“看着她被抬上警车，她最后说：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

活得有点人样，这是每一个世人的终极追求吧。可是，究竟如何才算得上活得象个人样?就如那句歌词所唱，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努力地向上，努力地活着，活出个人样。可是却飞不高，一生都只能卑微地活着，这该是人生最大的困惑，也是最大的悲剧吧。

人生是一场拼博。可是当拼博走入困局，何处才是回头的岸?陈金芳走进了囹圄，世间已无陈金芳，恨她的人也好，怜悯她的人也罢，谁能懂得一个弱女人拼博背后的悲哀。斯人已走，悲情难去。

《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是200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作者是天下霸唱。

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脉搏，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的故事。

内容简介：

《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胡八一上山下乡来到中蒙边境的岗岗营子，带上了家中仅存的一本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闲来无事将书中文字背得滚瓜烂熟。之后参军到西藏，遇上雪崩掉落一条巨大的地沟当中，胡八一利用自己懂得的墓葬秘术逃得不死。复员后，胡八一和好友胖子一起加入了一支前往新疆考古的考古队。一行人历经万险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精绝古城遗址，进入了地下"鬼洞"。洞中机关重重、陷阱不断，这神秘的鬼洞似乎在一位先知的掌控之中[3]……

这本书讲的是“盗墓者的经历”，不过用这六个字来概括这本书，还是太浅了些，这本书作者胡编乱造的功夫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就算你完全知道书中的每个字都是现编，也会被他吹得七颠八倒的。

《鬼吹灯》的主要情节，是讲述两个中国退伍士兵的盗墓活动，其中描述的神奇历险，精美绝伦的古玩宝物，惟妙惟肖的异域风情，还有胡编乱造的神神怪怪，都引人入胜。一看情节，就觉得是受到“夺宝奇兵”和“国家地理频道”的影响。

《上门女婿》为凌云文学网签约作者“小豌豆”所著社会爱情小说

内容简介：

我叫王浩，一个山村娃，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江城，可惜自己只是一个三流大学毕业生，专业也不行，根本找不到好工作，混了三年，一事无成。这天，自己又失业了，交了下个月房租之后，身上仅仅只剩下了三百多块钱，这点钱在江城就算是省着花也熬不了一个礼拜，我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甚至于脑海之中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危险想法，人被逼急了，真是什么都敢干。正当自己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却让我的命运出现了拐点。张姐，以前公司的人事经理，她竟然莫名其妙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接通电话之后，听完张姐的叙述，我完全的蒙逼了，拿着手机足足愣了一分钟没有说话，直到电话里传来张组的催促声：“王浩，行不行给个话，张姐看你老实，又符合对方的要求，这才把这样的好事介绍给你，你可别不知好歹。”“张姐，我考虑一下。”我脑子有点发蒙，于是只好先拖着。

天姿蒙珍宠，明眸转珠辉，她是大唐三百年历史隐秘而最富传奇的一页。 她是一位皇帝的母亲;而据说，另一位皇帝，为她虚悬后位十七年。是爱，是悔，是虚，是实?

历史的真相渺若云烟。而我只是想，追寻千年以前，她灿若流星的步伐，她千折百回的爱恨流转于...

沈珍珠出身名门，被选为广平王李豫之妃，生下长子唐德宗李适，后被李适追封为睿真皇后。她只是一介江南女子，内心善良，心存社稷，与人为善，在安史之乱之时只愿留在长安与百姓共同进退，被长安百姓所尊重。

离散之中虽有大将默延啜对其追求，但仍坚守对李豫的爱。唐朝收复长安后，流散之人不得入宫，但李豫一心要接珍珠回来，珍珠以李豫太子前程为重，重回民间，后李豫多处寻找，珍珠始终不愿入宫，只愿成全李豫。

她凭着达礼知书的才识，和德才兼备的优良品质，赢得李豫一生对她无法忘怀，而她又不事奢华，以一个和字协理后宫，知民间百姓疾苦。一代才女沈珍珠为唐朝中期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西厂提督陆焉无心无情，又温柔如水，然而千面之下，藏着他无人可诉的秘密。

都道陆焉心思缜密，可他这一声机关算尽，却独独算漏了景辞。

十年前，骄纵任性的景辞救下了陆焉；十年后，陆焉成了景辞唯一的依靠。

亲人之间相互算计，他便替她遮风挡雨；宫廷之内勾心斗角，他便带她远离纷争。

时光荏苒，她与他都渐渐忘记了彼此之间云泥有别。他还以为自己能一直护她周全，然而他审慎筹谋的计划，却险些让她万劫不复……

当一场大火焚尽了往日的恩怨，还有谁在江南的除夕夜里静候离人？

“这只小野猫够火辣……”她气炸，“我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够碰的人!”他笑得邪魅，“还没有人敢对我说这种话，女人，过来取悦我!”被拆吃入腹后，她意外怀孕，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却突然发现，她的宝贝儿子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次狭路相逢，那晚的霸道男人一把将她抵在墙上，“睡了我就想跑?没那么容易，从现在开始，我会认认真真的碰你!”从此，她清楚的知道了欲求不满的男人究竟有多么的可怕!

被姐姐下药设计的女主误入了x国皇室王子的房间，王子与素未谋面的女主上了床。并对其念念不忘。而女主在这一夜激情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孩子。在生产时，被坏心女二偷走了其中一个孩子，并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了男主的未婚妻五年后。女主角带着自己的儿子前往了X国留学。一次阴错阳差之下，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相遇了，而自此，故事也正式开始了……

新疆喀拉峻从来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仅雪山皑皑，林海深深，芳草萋萋，静美如画，还有大自然留个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天堂湖。

当一位叫墨菲的女孩循着草原的血脉踏上喀拉峻的土地时，一个掩藏在草原上的悲情故事便被慢慢剥开。围绕着警察的一段恩仇扑朔迷离地展开。戏剧性特征和情节思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多条线索、人物交织的冲突集中在一起事件中暴发，直到那个美若仙境的地方出现，所有的谜底才开始初露端倪。掩卷长叹，不禁发问，为何一个复仇的故事背后隐藏了这么多的恩情，所有人被莫名卷入一场颠倒交织的因果循环中，一件事追着另一件事，来不及喘息、来不及思索，谁都没有做错，却最终互相伤害。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引起了两周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但是在这个悲剧故事中，谁能理出头绪?谁能找出扇动这场悲剧的最初那只蝴蝶翅膀?

《天堂湖》是一种现实与虚构间的介质，一种表象背后的灵魂，它真实存在，又仿佛从不曾发生。就像俄狄浦斯的寓言，你深知，却又无法避免地陷入悲剧。也许就在你合上书的明天，也会遭遇这样的困境，而会在瞬间无意识中暴发仇恨偏激，当然你或许会因为读过此书而随即平静下来淡然处之，这大概就是这个故事的由来。

作者从追溯自己降临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

试图剖析自己性格成长及心灵旨趣变化的内在动因。

作者是一个忧伤的孩子，一个性格矛盾的孩子，

一个有着鲜明个性、渴望独立自由生活的孩子，

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孩子。

他厌恶学校里压抑沉闷的生活，

但他也明白当前惟有高考才是证明自己的成功之阶;

他探寻并向往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

但同时又对世俗的金钱、物质有着毫不掩饰的欲望与梦想。

所有这些，在作品中都有形象而生动的反映。

小说主要内容：旧北京人力车夫的辛酸故事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无情地批判了那个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骆驼祥子》问世后，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

祥子来自乡间，日益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大兵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祥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是这个社会让原本对生活充满美好幻想且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祥子本来生活在农村，18岁的时候，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生活迫使他当了人力车夫，他既年轻又有力气，不吸烟，不赌钱，咬牙苦干了3年，终于凑足了100块钱，用96块钱买了一辆新车。这使他几乎激动得哭出来。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他幻想着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祥子每天放胆地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考虑，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照样出去拉车。有一天，为了多赚一点儿钱，他冒险把车拉到清华，但是在抄便道的途中连车带人被十来个兵捉了去。这些日子，他随着兵们跑。每天得扛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还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他的心中仿佛忘记了任何事情，只知道跑和睡觉。他恨透了那些乱兵。他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了。

一天夜里，远处响起了炮声，军营一片混乱，祥子趁势混出了军营，并且顺手牵走了部队丢下的３匹骆驼。天亮时，他来到一个村子，仅以35元大洋就把3匹骆驼卖给了一个老头儿。一次，祥子突然病倒了，在一家小店里躺了3天，在说梦话或胡话时道出了他与３匹骆驼的关系，从此，他得了“骆驼祥子”的绰号。祥子病好以后，刻不容缓地想去打扮打扮。他剃了头，换了衣服鞋子，吃了一顿饱饭，便进城向原来租车的人和车厂走去。

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是快70岁的人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库兵，开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前清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民国以后，开了这个车厂子。他这儿的车的租金比别人贵，但拉他车的光棍可以住在这儿。

刘四爷只有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儿叫虎妞。她长得虎头虎脑，虽然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但因为相貌和性格，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刘四爷很喜欢祥子的勤快，虎妞更喜爱这个傻大个儿的憨厚可靠，称祥子傻骆驼。祥子回到人和车厂以后，受到了虎妞的热情款待。祥子把30元钱交给刘四爷保管，希望攒满后再买车。

祥子没有轻易忘记自己的车被抢的事。一想起这事，他心中就觉得发怵。他恨不得马上就能买上一辆新车。为此，他更加拼命地挣钱，甚至不惜去抢别人的生意。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受了气，只待了四天就离开了杨家。

心事忡忡的祥子回到车厂已经是晚上11点多。刘四爷离开家走亲戚去了。涂脂抹粉，带着几分媚态的虎妞看见祥子，忙招呼他到自己的屋里去。桌上摆着酒菜。虎妞热情地劝祥子喝酒。三盅酒下肚，迷迷糊糊的祥子突然觉得这时的虎妞真漂亮，不知咋地，便和她睡在一起了。醒后的祥子感到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他决定离开人和车厂，跟刘四爷一刀两断。

在西安门，祥子碰到了老主顾曹先生，曹先生正需要一个车夫，祥子便高兴地来到曹家拉包月。曹先生和曹太太待人非常和气，祥子在这里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温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去买了一个闷葫芦罐，把挣下的钱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放，准备将来第二次买车。

一天晚上，虎妞突然出现在祥子面前，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我有啦！”祥子听后惊呆了，脑子里乱哄哄的。虎妞临走时，把祥子存在刘四爷那里的30元钱还给他，要他腊月二十七——她父亲生日那天去给刘四爷拜寿，讨老头子喜欢，再设法让刘四爷招他为女婿。这天晚上，祥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觉得像掉进了陷阱，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儿跑。

祥子一次送曹先生去看电影。在茶馆里碰见了饿晕倒在地的老马和他的孙儿小马。老马是一个有自己车的车夫，他的悲惨遭遇给祥子最大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隐约地感到即使自己买上车仍然没有好日子过。

祭灶那天晚上，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看光炮影之中夹杂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急于回家去祭神。大约９点，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一个侦探骑自行车尾随他们。曹先生吩咐祥子把车拉到他好朋友左先生家，又叫祥子坐汽车回家把太太少爷送出来。祥子刚到曹宅要按门铃时，便被那侦探抓住。原来这侦探姓孙，是当初抓祥子的乱兵排长，他奉命跟踪得罪了教育当局的曹先生。孙侦探告诉祥子说，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硬逼着祥子拿出闷葫芦罐，把他所有的钱都拿走了。祥子第二次买车的希望成了幻景，他带着哭音说：“我招谁惹谁了？！”

不久，曹先生一家离开了北平。第二天祥子只得回到人和车厂。虎妞看见祥子回来，非常高兴。刘四爷的生日很热闹，但他想到自己没有儿子，心里不痛快。加上收的寿礼不多，他指桑骂槐，把不满倾泻在祥子和虎妞身上。他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臭拉车的。更害怕祥子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他的产业。要祥子滚蛋。虎妞并不买父亲的账，撕破了脸公开了自己和祥子的关系，并说决心跟祥子走。

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后的虎妞，和祥子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房子成了亲。婚后，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真怀孕。祥子感到受了骗，十分讨厌虎妞。虎妞打算把自己的400多元体已钱用完以后，再向父亲屈服，承受老头子的产业。祥子认为这样做不体面，说什么也不干，坚决要出去拉车。虎妞拗不过他，只得同意。

正月十七那天，祥子又开始拉车，凭的是拉“整天儿”。拉过几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直发紧，胯骨轴儿发酸，汗拍嗒拍嗒的从鼻尖上、脸上一个劲儿往下滴嗒，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他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他感到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如今的“人和车厂”已变为“仁和车厂”。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自己带着钱享福去了。虎妞听到这消息后，非常失望，她看清了自己的将来只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大哭一场后，给祥子100元钱，买下了同院二强子的一辆车。

不久，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儿。祥子病倒了。这场大病不仅使他的体力消耗过大，而且虎妞手中的钱也用完了。为了生活，祥子硬撑着去拉车。虎妞的产期到了，由于她年岁大、不爱活动、爱吃零食，胎儿过大，又是头胎，难产死去。为了给虎妞办丧事，祥子被迫卖掉了车。这样，他到城里来几年的努力全部落了空。

祥子要搬出大院了。邻居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来看他，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祥子从内心喜欢这个为了养活弟弟而被迫卖淫的女人，但又苦于无力养活她们全家。看着眼已哭肿的小福子，祥子狠心地说：“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一定来娶你。”祥子又在雍和宫附近的夏家拉上了包月。年轻的夏太太引诱祥子，使祥子染上了淋病。

病过之后，祥子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他不再要强了。刮风下雨他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一歇就是两三天。染上了抽烟、喝酒、打架的陋习。对车座儿，他绝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

冬天的一个黄昏，祥子在鼓楼前街拉着一位客人向京城跑。后来才发现这人原来是刘四爷。他把刘四爷赶下了车，感到出了一口恶气。

祥子没有办法，又找到曹先生家里，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了曹先生，要曹先生给他拿主意。曹先生要祥子回他这儿拉包月，答应让小福子来曹家帮忙，还同意让出一间房子给他们住，祥子心里充满了一线希望和光明。祥子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小福子，可福子两月前因不堪娼妓的非人生活上吊死了。

祥子在街上失魂落魄，终于完全堕落。他吃、喝、嫖、赌，还染上淋病，而且变得又懒惰又滑头，还做出卖朋友的事。他没有回到曹先生家，最后靠给做红白喜事的人打杂来维持生计，祥子走到了自己的末日。

某人幼即慧，过目成诵，人皆以其毕富贵，自渐傲，素人讨教，而闭门不纳，邻人乞助而尤不视。日久而乡人辙恶之，私谓珠余，实刺之板讷。其闻而佯不知，傲娇有甚。后竟恃才凌物，目无尊长，无论老幼，俱恬不为耻，仰俯罾嫌。然其谋职亦然，言辞放肆，试者骂其寡廉少耻，其以冽词对喝，稍几殴斗也。以是，邑人据此为笑柄，尤无近其者也！其母忧溢，五谷不进，期年而卒。殓丧跪守，绝少凭吊，纵与母善久而惧其淫威，沮憾遥望，掩堵而拜。夜而露深，其迁至堂跪，形神兼疲，目不可支，遂倚门成寐。陡闻正正不已，声渐洪，骋目四视，环皆巨菽也，声起菽跃，秕而落远，俯视所踏，藤条编筑，晓以簸箕也。所动者，筛豆也。自焉为菽，殊异之，忽觉身巨动，已而入秕，欲望归返，而俱为之弃，置于荒土，其图以逸，而身不为动，适无计，忽炸雷崩裂，骤雨倾盆，觉浮于惊涛，口噎而饱饮，霎无雨，骄阳似火，身涨数倍，色易黄为青，觉足腹痛裂，竟生根，探土生穴，身而生枝蔓，迅而如树，花开生荚，俨然新菽也。俄而闻人声，意足心满，遍拾其子，逢人辙夸，言之遗珠自馨，纵失之荒野哉！其闻而自愧，悔不当初。忽酲而泪满，叩母自过。孝满而循户作礼拜，乞谅也。人知其易，欣然相待。后其谦逊行事，终得善。

墨轩主人曰：“怀才不遇者，世尽有也，人闻而悯，然倚才而恨世者，人皆恶之。筛豆者，免不为堕满作秕，然纵逸而亦可善终也。”

故事发生在冬天的东京，时间跨度只有晚上12点到早晨6点七个小时，采用两条平行线结构，分别叙述一对年轻的姐妹，一个在黑夜中昏睡，一个在思考和行动。

女孩十九岁，漂亮，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她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抢走，赤身裸体蜷缩在墙角吞声掩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独自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因为会讲中国话，通过吹长号的大学生高桥的介绍，被旅馆女经理找来当翻译处理这场"麻烦"，故事情节由此铺展开去。

村上在书中塑造的白川，可以说是日本这个民族"恶"的典型，他敬业、勤奋、文质彬彬，但生活刻板，观念顽固，施暴后行若无事，还继续加班，丝毫没有作恶的意识。著名翻译家林少华教授在译后记中写道:"这种恶，既不同于恐怖分子的恶和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恶，它发生在日本社会又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村上本人在写完《海边的卡夫卡》后，就表示自己下回"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根到底，恶这个东西，是同卑鄙、怯懦、想象力匮乏等素质联系在一起的。"

《蘑菇圈》的故事也发生在那个被叫做机村的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藏地小山村。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阿来的叙事时间却相当漫长，从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起始，一直写到了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故事前后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或许与阿来藏族作家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有关，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在或隐或显地关注思考着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问题。单就时间层面来看，藏地与现代化的相遇，与共和国的成立，差不多处于同步的状态。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只有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来自内地的汉人方才携带着现代化的各种知识文化进入到藏地，藏地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被开启。在这一明显带有滞后意味的现代化进程中，既发生了藏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含蕴着藏与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藏地如何被迫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乃是阿来一系列文学作品所集中思考表现的思想主题。这一点，在这部《蘑菇圈》中同样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尽管小说的叙事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深谙小说之道的阿来却并没有在各个时段平均使用力量，他的书写重心实际上落脚在了两个时代。一个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即那个“革命”的时代，另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个“经济”时代。无论是面对当年的“革命”，还是面对当下时代的“经济”，阿来都立足于人性的立场上，进行着堪称真切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蘑菇圈”，乃因为蘑菇是贯穿于文本始终的一个核心物事，在其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结构性功能。“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到了故事开始的1955年或是1956年，人们开始把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由笼统的“蘑菇”称谓，到对于“蘑菇”开始分门别类，显然意味着机村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也因此，方才生成了叙述者别具深意的一种叙述：“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请注意，不管是对于“蘑菇”称谓的进一步分门别类，抑或还是诸如“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这样一些充满进化论色彩的观念的进入与普及，很显然都意味着现代性对于机村、对于藏地的强势介入。小说所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斯烱发生的那些故事，究其根本，皆属现代性所赐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当年的斯烱姑娘应该被看作是机村最早参加“革命”的人：“小街一衰败，斯烱就回了家。因为认得些字，还会说汉话，就被招进了工作组，那时叫做参加了工作。”斯烱的哥哥法海是宝胜寺的和尚：“政府决定把一座八百人的寺院精简为五十个住寺僧人，其他僧人都动员还俗回乡，从事生产。斯烱的哥哥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斯烱哥哥不从，逃到山里藏了起来。”后来才搞清楚，斯烱哥哥其实并没有跑到山上去藏起来，而是被公安局莫名其妙地拘押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却连累了斯烱姑娘，从根本上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和尚哥哥莫名其妙失踪，已经就读于民族干部学校的斯烱被责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哥哥。到最后，因为斯烱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居然被逐出了民族干部学校，她极其短暂的一段“革命”生涯就此彻底告终。受哥哥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斯烱上了一年民族干部学校的意义似乎就在于，她有机会重复她阿妈的命运，离开机村走了一遭，两手空空地回来，就用自己的肚子揣回来一个孩子。一个野种。”后来，到了“革命”势头更为激烈的“四清”时期，工作组那位新来的女组长，曾经反复追问斯烱孩子的父亲是谁，但倔强固执的斯烱却始终都不肯吐露实情：“斯烱却不明白，身为工作组组长，那么多事情不管，却拼命打问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世界连一个孩子没有父亲这样的不幸事情都不能容许了吗?”这里，很显然存在着一种“革命”逻辑与人性逻辑相互冲突的问题。无论是斯烱哥哥法海的被逐出寺院，抑或还是斯烱的受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乃至于新组长对于斯烱孩子父亲的追问，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畸形政治时代“革命”逻辑的一种依循。而斯烱的坚持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则应该被视为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

事实上，斯烱对于人性逻辑的本能维护，更突出地体现在她冒着政治风险毅然出手救助落难的吴掌柜的行为之中。斯烱在进入工作组之前，曾经在一家旅店帮佣。那时候她只有十二三岁，那家旅店的老板就是吴掌柜。到了1961、1962年那个空前饥饿时期，早已回到老家的吴掌柜，在全家人都饿死之后，为了活命，一个人努力挣扎着返回了机村：“我想我只有走到这里才有活路。山上有东西呀!山上有肉呀!飞禽走兽都是啊!还有那么多野菜蘑菇，都是叫人活命的东西呀!”问题在于，返回机村被迫隐藏行迹的吴掌柜，却只能够依靠煮野菜和蘑菇维持生命，既缺盐，也少油。在这个时候，从一种本能的人道情怀出发，偷偷地给吴掌柜送去盐与油的，正是年轻的斯烱。虽然说斯烱的救助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吴掌柜最终的悲剧命运，但困境中一种心灵慰藉作用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异常贫瘠的“革命”岁月里，斯烱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着独属于她的那个蘑菇圈的滋养方才得以度过困厄的。

小说的另一个书写重心，是当下的“经济”时代。这个时候，斯烱的儿子胆巴也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员。就如同变魔术一般，到了这个“经济”时代，阿妈斯烱的蘑菇圈突然就变得值大钱了：“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烱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当其他不值钱的蘑菇都还笼统地叫做蘑菇的时候，叫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就值了大钱。”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蘑菇或者说松茸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所有人群的贪欲。当人们都在为松茸而疯狂的时候，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心态的，唯有阿妈斯烱。在丹雅不无炫耀地告诉阿妈斯烱“时代不同了”的时候，遭到了阿妈斯烱强有力的反驳：“阿妈斯烱说，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进村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说，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究其根本，阿妈斯烱所一力强调的“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正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而这，显然也就意味着，到了“经济”时代，当所有的人们都在为金钱而疯狂迷失的时候，能够坚守人性逻辑并以此对抗金钱逻辑的，却依然还是阿妈斯烱，还是这位“革命”时代曾经的人性守护者。当然，人性逻辑之外，无论是当年的“革命”时代，还是当下的“经济”时代，斯烱的那个蘑菇圈中，显然也还包含有藏族人本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心理。只不过，到了当下的“经济”时代，这种敬畏心理已经可以被阐释为现代性意义上的生态保护思想。但不管怎么说，小说结尾处阿妈斯烱的由衷感慨还是格外令人神伤的：“阿妈斯烱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蘑菇圈”既可以被看作是正常人性的隐喻，也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的隐喻。唯其如此，阿来才会以此来为他这部意深旨远的中篇小说作结。由此可见，这种感慨，固然属于阿妈斯烱，但却无疑更属于作家阿来自己。

《所有路的尽头》是刘晓东系列的终篇。

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

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

他酗酒

他有罪、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自救救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弋舟的小说这一两年有种从里往外的成熟，感觉就像一片认真种的庄稼历冬历夏到了季节，字里行间有一种金黄饱满的成色。如果说中篇小说相当于音乐里的萨克斯，用来形容弋舟这篇小说恰当不过，全篇因着追寻一个人的死因吹出了一曲明暗有度、隐喻丛生、低徊百转的历史挽歌

——《十月》卷首语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从代际的意义上说，近些年来，70后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然在文坛格局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弋舟，正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载《十月》杂志2014年第2期)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

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小说一如既往地采用了弋舟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了邢志平忽然跳楼身亡这一悬疑性事件。邢志平何许人也?邢志平乃叙述者“我”(即刘晓东)的校友，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何谓“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是指邢志平曾经和“我”在一起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而所谓陌生，则是指尽管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但实际上“我”却对邢志平的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唯其陌生，所以，在意外地获知邢志平的死讯后，“我”方才执意要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

那么，作为当下时代看似相当成功的富有者，邢志平到底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先后接触了老褚、尚可、丁瞳以及尹彧等几位与死者有过不同程度交往的人。正是在与这些人物堪称抽丝剥茧的沟通交谈过程中，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慢慢地浮出了水面。老褚一方面把邢志平界定为“弱阳性男人”(“‘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另一方面也向我披露了邢志平居然身患乳腺癌的惊人事实。那么，乳腺癌会是邢志平的自杀原因吗?他的情人尚可的说法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是，对于肉体的疾病，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以克服的。他这个人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多了，转嫁在肉体上，曾经弄坏过他的肺，弄漏过他的胃，最后居然向他的乳房下了手。但这些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实际上，他对身体疾患的态度反倒是乐观的，在医院里，他还积极去帮助经济困难的病友。”只有在与他前妻丁瞳的交谈过程中，潜藏在邢志平自杀背后的时代原因，才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之中：“一个人躲在自己巨大的豪宅里，宛如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臆想着丁瞳，臆想着尹彧，忧伤地抚慰着自己。”“他一天天地苍白，日复一日地走向腐烂和霉变，像个谨慎的吸血鬼。他被自己彻底地戕害了。”“他终究解放不了他自己，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自然只能是八十年代。这一点，在曾经的诗人尹彧出场后，更是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作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尹彧在邢志平的心目中一直“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尹彧，早已经彻底垮掉了：“眼前的男人，体格依然硕大无朋，但说老实话，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就这样，导致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那么，这是促使邢志平去死的根本原因吗?我想不是。邢志平是敏感至极的人，他不会很晚才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他知道尹彧的归来，也许，那本诗集，他知道出自谁手。他就是这样在默默地忍受。也许，当知晓了这些不堪的事实后，这个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的富人，只是开始瑟瑟发抖。”最后压垮邢志平的那根稻草，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诗人尹彧在新时期中国诗歌史上的缺位：“因为他的世界破碎了，变得空空如也，就像他被剜除了的胸口。因为偶像与禁忌都已坍塌。”

至此，我们自然也就看明白了，通过对于一位时代富人邢志平自杀死因丝丝入扣的追问探寻，借助于一种询唤结构的巧妙设定，弋舟把自己的笔触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极其深入地探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说到底，揭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只是表象，弋舟更大的艺术野心，显然是要借此而在一种强烈对比的意义层面上最终写出他自己关于八十年代的真切历史记忆。与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当下这个阴霾遍布物欲横流的庸常时代。“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

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沉甸甸的。”这些文字，当然是在写实，在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再现当下时代阴霾遍布的气候状况。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请一定不能忽略弋舟关于“尹彧”的特别命名方式。真难为他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诗人名字来。一方面，诗歌离不开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这部小说中也处处都是隐喻式的表达)，弋舟所书写表达的，其实是当下这样一个精神横遭截杀的物质化时代境况。有了当下时代这样一个参照系，八十年代那样一种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自然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你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青年的。那个年代，一个诗人所享有的优待无与伦比。”只有在那个一个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精神时代，如同尹彧这样的诗人方才能够被公众追捧，方才能够成为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行走至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无异于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邢志平最根本的的精神痛苦，实质上正是肇源于此。尽管在世俗眼光里，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书商，一个富人，但真正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却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邢志平可以忍受种种不堪的现实，但却实在无法承受精神偶像坍塌的残酷事实。他最后的纵情一跃，正是内心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角度上，邢志平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八十年代的祭物。也正因此，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面对着邢志平的遗像，“我”才会生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来：“上面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的一颗。

这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学生的概括，羞涩，单纯，你还可以说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中，邢志平显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化身。所以，“我”也才会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的那个八十年代致哀与告别”这样一种情绪的生成。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作品中一再出现过的“八九级”这个说法。假若邢志平的遗像可以被看作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种象征，那么，“八九级”的隐喻意味显然就值得格外注意。“八九级”，毫无疑问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消逝已久的思想精神象征物。虽然只不过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但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却已然变成了一个供人凭吊的精神遗物，细细想来，端的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直令人感叹不已。

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实际上潜藏着双重的两条故事线索。从时间层面看，一方面是借助于“我”的口吻讲述着的当下这个阴霾时代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老褚、尚可、丁瞳、尹彧等人讲述出的八十年代的故事。从人物层面看，一方面是邢志平、丁瞳、尹彧与尚可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却是叙述者“我”也即刘晓东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刘晓东的故事，同样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同样作为“八九级”的学生，“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而那一年夏天，我却只能流离失所，孤身一人逃难般地潜入了遥远的云贵高原。”正是在云贵高原，那个当时还没有成为旅游胜地的束河，那个“我”把它叫做“绍坞”的地方，收留并庇护了“我这样一个逃亡者”。而“我”之所以要逃亡?乃是因为对于一场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度介入。“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纳西族妻子。

当时的我犹如丧家之犬。她和她的族人接纳了我。我们结婚了，一度过着平静的生活。其后时风骤变，我无法再忍受这‘被人揪一把鸡鸡’的生活，我想离开，非但想离开高原，我还想走得更远。千辛万苦，我终于登上了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反悔，宁愿回到‘被人揪一把鸡鸡’的日子里去。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回头。”“是真的没有回头。此后我去过欧洲，去过非洲，最后停留在了太平洋西南部的那个岛国。在那里，我取得了国籍，隐瞒了曾经的婚姻，娶妻生子。”正因为有过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才会总是被一种莫名的罪感深深缠绕：“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怪癖。不是的，这是阴暗，是罪。”非常明显，“我”之所以会对邢志平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我”们同属于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代人密切相关。惟其如此，“我”方才要执拗地搞明白邢志平的死因究竟何在。因为，通过询唤艺术结构的设定澄清邢志平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我”试图澄清自我生命真相进而追问生命存在本相的一个过程。从根本上说，对于邢志平、尹彧或者“我”来说，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八十年代情结。或许正因为如此，弋舟才会写到：“我想象他们的婚姻。想象他们每次做完爱，彼此的心中都会来上一句：尹彧在哪里?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一个暌违了的年代的盘问。他们是在喊自己的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规律，类似生理步骤，像前戏，高潮，平台期一样。而这，都是一个时代对于他们的馈赠。那是理想主义彻底终结后的余波。”此“尹彧”一方面固然是尹彧，但另一方面却肯定更是“隐喻”。是的，只能是“隐喻”。除了象征隐喻的方式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弋舟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切祭悼那个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来为消逝已久的八十年代招魂。

不能不注意到，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丁瞳曾经突出强调过自身一种精神撕裂感的存在：“‘我并不排斥金钱，甚至，我还有着极度的物欲。’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过得体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让自己忘掉，我曾经是一位诗人的情人。我的确很分裂，很不幸，邢志平只能成为我这种分裂迁怒的对象。”实际上，何止是丁瞳呢?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邢志平、尹彧、“我”、尚可，甚至于也还包括小酒店的老板与老板娘这两位“有故事的人”，某种意义上也都处于一种精神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也正因此，当尹彧说自己一生注定失败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瞬间垮掉了。这种滋味我很久没有过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我只是喉头被什么狠狠地哽住。没有这种假设。

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邢志平走了，“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这不是双重国籍这样的事，没人追究，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良民。我时刻面临着审判。我跟神父告解过，但没用。我很羡慕那些异国的酒鬼们，他们只消把内心的脏水泼给他们的神就万事大吉。我却不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我还没有权利去死。”在这里，“我”那种无法摆脱的罪感绝不单单是刘晓东个人的事情，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宿命。无论如何，能够借助于对于一个自杀者死因的追问询唤，写出整整一代人共同的历史宿命，写出一代人无法忘怀的历史记忆，正是弋舟这部《所有路的尽头》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9]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9]

《雅》分《 大雅》、《 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 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