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国有关的故事（最新20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清之际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名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爱国爱民的志士和民族英雄。只要我们光大和发扬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是清朝后期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任湖广总督期间，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强盗把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源源不断的偷运进中国，毒害中国百姓。

林则徐面对这一切，十分焦急。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6月3日，人们把缴获的鸦片全部投进硝烟池。顷刻间，鸦片全部销毁。林则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虎门硝烟的壮举，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页。

公元223 年，蜀汉皇帝刘备病逝。临终前，他拉着丞相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远远超过了魏国皇帝曹丕，一定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是个明白道理的好皇帝，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就废掉他，自己做皇帝吧!”诸葛亮听后，痛哭着说：“陛下放心吧，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我一定会忠心耿耿地辅佐新主，一直到死。”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负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全国上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一点也不懈怠。在他的努力下，蜀国很快变得强盛起来。

为了完成刘备生前统一天下的愿望， 诸葛亮于公元228 年春天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由于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失败了。公元228 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刘禅同意了诸葛亮的出兵计划。随后，诸葛亮带领大军开始北伐……

从公元228 年到234 年，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诸葛亮六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他统一天下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这时，诸葛亮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他积劳成疾，终于卧床不起，在遗憾中离开了人世。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名句演变为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为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成为人们表达忠贞之情的名言。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由于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明朝末年，荷兰侵略者强占了台湾。台湾人民恨透了这伙强盗，不断进行反抗斗争。

少年时代的郑成功，曾亲眼目睹荷兰侵略者在家乡福建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残害乡亲。他从小就对荷兰侵略者十分憎(zēnɡ)恨。后来，郑成功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便移师金门、厦(xià)门一带，决心进军台湾，赶走荷兰侵略者。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将士，分乘数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渡海东征，开始进行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正义之战。郑成功在众将士的簇拥下，站在指挥舰(jiàn)船的楼上举目四望，这支前进中的庞大舰队，前后绵延十几里，风帆蔽日，战旗招展。郑成功看到自己亲手训练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雄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荷兰侵略者获悉我军进军台湾的消息，十分恐慌。他们把军队集结在赤嵌城和台南城，还在港口沉下许多破船，企图阻挡我军船队登陆。郑成功利用海水涨潮之机，绕过了敌军设置的炮台和重兵把守的港口，从鹿耳门登陆。荷兰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又调动“赫克托”号等战舰，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猖狂进行反扑。他们妄图凭借高大坚固的铁甲战舰和大炮，阻止我军继续登陆。

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我军战船和战舰展开激战。英勇的我军将士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驾驶战船向敌舰冲去。他们在近处团团围住敌舰，使敌舰的大炮失去了威力。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所有舰船都震动起来，海面上掀起十几丈高的巨浪。原来，我军的炮火击中了敌舰的弹药库。敌军惊恐万状，乱作一团。我军将士乘势用铁钩钩住战舰，争先恐后跳了上去。敌舰官兵无法逃脱，只好举手投降。至此，我军取得了登陆战斗的重大胜利。

荷兰侵略军遭到惨败，便龟缩在赤嵌、台湾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求和，说只要我军退出台湾，他们愿意贡送十万两白银慰劳。郑成功义正辞严道：“台湾本来是我国神圣领土。我们收回台湾，是天经地义之举。如果你们赖着不走，我就用大炮把你们轰走!”

郑成功喝退敌军使者，派兵猛攻赤嵌城。城里敌军负隅(yú)顽抗，垂死挣扎。有一台湾同胞向郑成功献计道：“赤嵌城饮用之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依计照办，果然不出三日，赤嵌城的敌军便乖乖投降了。

盘踞(jù)在台湾城的敌军妄图长期顽抗，等待救援。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敌军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粮尽水绝，走投无路，只好举起白旗投降。1662年初，敌军头目被迫来到我军大营，签字投降。在我军将士潮水般的欢呼声中，荷兰侵略者垂头丧气地离开侵占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

台湾宝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同胞男女老幼个个喜气洋洋。他们成群结队，箪(dān)食壶浆，慰劳祖国将士。台湾各地街头巷尾，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鼓励垦荒种田，大力发展生产，倡导教育，兴办学校，帮助台湾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文化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的发展。

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虽中年英逝，但他收复宝岛台湾的丰功伟绩，永远铭(mínɡ)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着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曾撰(zhuàn)写一副对联，赞颂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开辟荆(jīnɡ)榛(zhēn)千秋功业，驱除荷虏(lǔ)一代英雄。”

鄷云鹤是我国著名的苎麻纤维专家。她本是山东利津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后来家乡遭水灾，一家人流落到济南。她去给人家当佣人，每天扫地、做饭。在旧中国，主人家一般瞧不起佣人。鄷云鹤想认字，请求那家小姐每天教自己认一个字，竟被那小姐斥骂了一顿。她生气极了，辞了工，发誓要上学读书，后来进了一所免费的学校。谁也没想到，这位贫农出身的女孩子学习那么好，不但上了中学、大学，还取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成了博士。

鄷云鹤回国后，立志要在麻纺织业上做出成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她努力钻研，在世界上第一个从草类纤维上抽出了人造丝。日本人听说后，要用高价买她的专利。她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就说：“我不卖，我要把这项技术留给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鄷云鹤成了苎麻纤维的大专家。为了解决麻纤维不容易合成和染色的难题，她反复试验，终于完成了苎麻纤维的化学变性。我们现在经常穿的麻织品又结实了美观，我国的麻纺工业也十分发达，这和鄷云鹤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她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也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董存瑞是一个战斗英雄，他舍身炸毁敌人碉堡，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看完董存瑞的爱国故事，我想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平时养成了不良行为，如不听父母的话，不认真学习，懒惰等。如果先烈们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练好本领，将来才能更好的报效中华。

我还明白了另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祖国能有今天如此繁荣昌盛的景象，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刻苦学习，将来为建设伟大祖国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当列车缓缓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驶出，当这座城市渐渐远离我的视野，泪水已不知不觉得滑落我的脸颊。泪水中有对亲情不变的眷恋，但是多了对这个城市的担忧。如果说以前的新疆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青年，现在，他受伤了。

2009年7月5日，当境内外“三股势力”将它罪恶的魔爪伸向这座城市时，几百名无辜的群众就这么倒下了。可耻的犯罪分子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我各民族众多的同胞，其行为令人发指，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

事件发生后，各大媒体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刊载。同胞的血迹和眼泪，孩子那无辜的眼神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揪心。多少幸福的家庭就此破裂!回想这么些年，新疆在国家的关怀下，各方面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我们少数民族同学，在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帮助下，很多都得以进入内地名校继续求学。我们心中真诚的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关怀。

然而，总有一部分人企图分裂新疆，在他们心中唯恐新疆不乱。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47个民族。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完美的并存在这快美丽的土地上，使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各民族同胞互相帮助，共同建设着这块美丽的土地。每当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看着一片片繁荣的市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开心。然而，事件发生后，人们不敢再上街了，市场也变的萧条了，整个都沉静了，叫人感到恐慌，更加怀念那些繁荣的日子。为什么要搞分裂?团结难道不是更好吗?此时，我更加深深的体会到民族团结是多么重要啊!

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整合力量、一种追求，它对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国策，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情感和意愿的大举。

由于这次事件，新疆各族同胞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短期内的交通管制，信息屏蔽和网络中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次事件无疑也对新疆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就拿旅游业来说，据官方披露，事件才发生3天，已有1450个旅游团队共84940名游客提出取消赴新疆旅游的预定，其中包括4396名外宾。由关联效应，大家可以推知餐饮业，零售业等蒙受的损失。

作为一名国际商学院的学生，我深深的明白，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推动力。但是，只有在国内形式稳定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与你做生意。新疆与8个国家比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稳定，一直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很好的贸易往来。但是7。5事件后，哈萨克斯坦已经从新疆撒走侨民1000多人，而只有5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斯坦小国也撤走侨民100人。目前的损失暂且不提，但是以后呢?

同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同学的我，从小与汉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进步，结交了深厚的友谊。来到美丽的西财后，更是得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从心底里感谢学校，感谢大家。同时，我决定，一定要努力学习，综合发展，作一名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分裂分子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这次事件是不会影响我们56个民族的团结的。它只能使我们更加珍视团结，更加痛恨分裂。同时，对于分裂分子歹毒的用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相信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盛。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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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 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雨来的家在还乡河边上的芦花村。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小村庄。芦花村，多么美的名字啊!原来，还乡河里长着许多芦苇，芦苇开花的时候，风一吹，鹅毛一样的苇絮就漫天飞舞，把小小的村庄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

雨来最喜欢到还乡河里游水玩。每到夏天，雨来就跟铁头、三钻儿几个小伙伴，光着屁股在河里玩个没够。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他能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把黑黑的小肚皮露在水面上。

雨来12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他送进了夜校。雨来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把油印的小书包上了皮，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雨来”两个字。

穿着一身青布衣褂的女教师，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祖国。”雨来学得挺认真，跟着女教师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知道，家里穷没有钱送他去学堂，在夜校里要好好学几个字，不能做个睁眼瞎。

这一天从夜校回来，雨来躺在炕上念书，念着念着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睁眼，看见爸爸回来了。

爸爸和平常的打扮不一样：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着一支步枪。爸爸要去打鬼子了?

只听爸爸小声对妈妈说道：“鬼子又要扫荡了，这次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雨来爬起来问道：“爸爸，远不远?”

爸爸说：“那哪儿有准儿啊!你快睡吧!”

爸爸又对妈妈说：“明天你去东庄他姥姥家，告诉他舅舅快把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

第二天一早，爸爸走了，妈妈也到东庄姥姥家去了，家里就剩雨来一个人。

快晌午的时候，雨来吃了点剩饭，趴在炕上念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跑，声音越来越近，窗户纸震得哗哗响。

雨来赶紧跳下炕，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他刚一迈出门槛，一个人跑来与他撞了个满怀。雨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区上的交通员李大叔，李大叔平时常来雨来家落脚。

几个日本鬼子，叽哩哇拉地在后面追赶着李大叔。李大叔来不及说什么，急忙跑到墙角把一口缸搬开，跳进洞里，对雨来说：“快把缸搬回原地方，对谁也不许说。”

那缸里有半缸糠皮子，雨来人小，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缸搬回原处。这时候，日本鬼子已经闯了进来。雨来赶紧往后院跑，鬼子端着枪大声喊道：“往哪儿跑?”雨来没有停下脚步，鬼子开枪了，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

后院没有门，怎么办?雨来急忙往墙根底下一棵桃树上爬，想跳出院子。可是，鬼子已经追过来，伸手拽住雨来的双脚往下一拉，雨来掉在了地上，被鬼子抓住，用绳子捆了起来。

雨来被鬼子摔倒到屋里。鬼子正在屋里翻箱倒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枕头都用刺刀扎破了。

一个扁鼻子的日本军官坐在炕沿上，两只老鼠眼直瞅着雨来的胸脯。雨来低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课本露在了胸前。

鬼子军官给雨来松了绑，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温和地说：“小孩，不要怕，书的，我不管，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的没有?”

雨来用手抹了一下鼻子，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听了，用手去掏口袋，雨来心想，是不是掏刀子?可是，那鬼子军官掏出来的是一把日本糖块，往雨来的手里一塞，说：“这个大大的好!你的，说说，八路的在什么地方，金票大大的有!”

雨来没有回答，也没有接那一把糖块。

一个鬼子兵不耐烦了，抽出刀来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军官拦住了，耐着性子又说道：“死拉死拉地没有，我喜欢小孩，快说，看见那个人没有?”

雨来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发怒了，他瞪着凶狠的双眼，突然伸出像鹰爪的双手，揪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往两边拉，然后，又用一只手在雨来的脸上左右开弓，还用力拧他的脸。雨来的脸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旁边那个鬼子也狠狠地朝雨来的胸脯打了一拳，雨来倒退几步，正好撞在墙柜上，又被拽过来推向炕沿。雨来的头昏沉沉的，鼻子也直流血，一滴一滴地溅在他那课本上的两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不停地打雨来，都打累了，可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暴跳如雷，嗷嗷的叫道：“死拉死拉的，拉出去，枪毙!”

几声枪响，划破了天空，随后，周围静了下来，雨来也不见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来搬缸，就从另一个地道口钻了出来。屋里屋外，李大叔找不到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有人告诉他，雨来被鬼子打死了。

李大叔一听，一下子眼泪掉了下来，可是到处没有雨来的踪影，不但不见尸首，连一滴血也看不见。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雨来是不是被鬼子扔到河里了，于是，人们都顺着河流去寻找，找了半天，大家都失望了，突然，铁头喊道：“那不是雨来吗?”

人们看到，芦苇中，从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像个小鸭子那样抖了抖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喊道：“鬼子走了吧?”

大家喜出望外，急忙跑过去，把雨来拽上了岸。

原来，日本鬼子刚要开枪的时候，雨来一头扎进了河里，鬼子朝河里开了几枪，以为雨来被打死了。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屈原真是太伟大了!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生于天津静海县。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幼年体弱，在27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故乡，时常挑柴到天津去卖。28岁后到天津当上码头装卸工，后来在农劲荪开设的怀庆药栈当帮工，升任掌柜。1909年，41岁的霍元甲，由农劲荪介绍来上海，接受由陈公哲、陈铁生所创办“精武体操会”中主教武术。被评为沧州十大武术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