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国有关的故事【合集20篇】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在抗战那些年，你还记那些爱国的文学家吗?比如：叶圣陶，鲁迅，朱自清。下面，就由yuwenmi小编给大家分享与q有关的作文，希望对各位童鞋能有所感悟!

著名文学家的爱国故事三则

故事一：文学家叶圣陶的爱国心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五四”运动直到1988年他生命终了的每个历史时期，始终怀有一颗强烈而诚挚的爱国心.他主张唤起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他写了大量爱憎分明的战斗檄文，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解放后，他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之中.叶圣陶的一生，是自觉追随共产党，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一生，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的一生.者。从“五四”运动直到1988年他生命终了的每个历史时期，始终怀有一颗强烈而诚挚的爱国心。他主张唤起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他写了大量爱憎分明的战斗檄文，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解放后，他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之中。叶圣陶的一生，是自觉追随共产党，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一生，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的一生。

故事二：鲁迅弃医从文

鲁迅(188l一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深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命运担忧。1902年，二十一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的真理。在日本，他最初在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语。此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思想十分活跃，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和当时以反清为目的、在东京组成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发生联系。1904年9月，鲁迅按照其通过医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学习极为刻苦认真，深受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赞许。

但是，鲁迅没有想到，他学习成绩优异，竟会引起一些日本学生的嫉妒。在这些日本学生眼里，中国留学生是"低能儿"，是不能取得好成绩的。他们甚至认为，鲁迅所以每回考试都是好成绩，是因为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了他。--他们看不起中国留学生，这使鲁迅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刺激。

1905年学校里发生的另一件事，给鲁迅的刺激更大：一次上细菌课后放映纪录片，内容是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所谓战绩的。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枪杀，而周围观看叫好的竟是一群中国人。当时，看这部影片舶只有鲁迅一个是中国人。看完影片之后，大家拍手欢呼。这影片、这掌声都深深地刺痛了鲁迅，他在数月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为此曾一个人走进深山里放声悲歌。他翻来覆去的苦苦思索：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同胞被杀害而无动于衷?他终于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他毅然弃医从文(尽管他在医学上的学业已有成就)，走上了用笔唤起中国人觉醒的道路。

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的热爱，促使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抉择，这一抉择使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更增添了若许光辉。

故事三：朱自清不领美国面粉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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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文天祥的故事》，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文天祥吧。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1931年，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英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 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他说：“你干吗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受到礼遇的。”

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光荣的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吉鸿昌的爱国之心!

是 是的，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外国人已经不敢再小瞧中国人。然而，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中国人。”那才是真

正的爱国之人!我们小学生也一样，不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吉鸿昌叔叔就算是被嘲笑也不当卖国贼、洋国奴，就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十分强大。

鄷云鹤是我国著名的苎麻纤维专家。她本是山东利津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后来家乡遭水灾，一家人流落到济南。她去给人家当佣人，每天扫地、做饭。在旧中国，主人家一般瞧不起佣人。鄷云鹤想认字，请求那家小姐每天教自己认一个字，竟被那小姐斥骂了一顿。她生气极了，辞了工，发誓要上学读书，后来进了一所免费的学校。谁也没想到，这位贫农出身的女孩子学习那么好，不但上了中学、大学，还取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成了博士。

鄷云鹤回国后，立志要在麻纺织业上做出成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她努力钻研，在世界上第一个从草类纤维上抽出了人造丝。日本人听说后，要用高价买她的专利。她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就说：“我不卖，我要把这项技术留给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鄷云鹤成了苎麻纤维的大专家。为了解决麻纤维不容易合成和染色的难题，她反复试验，终于完成了苎麻纤维的化学变性。我们现在经常穿的麻织品又结实了美观，我国的麻纺工业也十分发达，这和鄷云鹤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她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也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在台湾，他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少帅不加辩驳，他以红颜相伴，遥望白山黑水，松花江上，把救国的梦想和一世的恩怨，全都藏在内心深处。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然后暗淡，坦然掠过20世纪的整个天空。

封君弃剑出关城，耻自盈眸泪自横。

不发一枪天下叹，任知三界梦中惊。

人生孽障由情始，德业彪功倚爱成。

谏楚挥军驱虎豹，天囚载恨博前程。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1918年张学良17岁，即被任命为卫队旅营长，以后又送他进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0年，19岁的张学良晋升为少将旅长，以后又兼任了航空学校校长，筹划建立了空军和海军，严格选拔和训练各种人才，为东北军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以第三军军长的身分，率部一直打到了天津。1928年，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张学良以京汉线总指挥身分率军与之对抗，结果连遭失败，张作霖只好下令撤退。6月4日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到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炸弹炸毁，张作霖受伤身亡。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他不顾日本的威胁利诱，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毅然决定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1930年5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两派都派人联络张学良，张学良权衡再三，出兵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蒋封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并把华北大权交给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丧，华北受侵，张学良判断失误(同时也为保存自己的实力)面对日本的侵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蒋介石为了平息全国民众的怨情，逼张学良引咎自辞，张学良只得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出国去疗养，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他答应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被秘密软禁起来，由大陆到台湾，几十年失去了自由。

1936年，日本侵华情势日渐危急，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将中央军主力用于消灭共产党红军，引起国内民众普遍的不满。张学良、杨虎城利用蒋介石赴西安视察之际，捉拿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蒋介石同意后，使获得释放，是为「西安事变」。第二年(1937年)，蒋介石正式决定，以战争的形式抵抗日本的侵略。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各个政治、军事派别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终于打败了日本人，致使中国摆脱了自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来一直遭受日本凌辱的命运。此外，这场战争，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

此段是张学良将军说过的一段，请大家欣赏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

我对我的部下常常说，我说他们的万里长征，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得这样，他跟你走，不都带没了。

中国打内战，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几天又好了。不但打内战，我后来剿共，我跟介公(蒋介石)讲，就是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主张剿共，是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嘛，所以后来说这个是我的主张，坐下可以谈嘛，不是不能谈的事情，这何必呢，并且我跟蒋先生说，蒋先生对这件事情对我很不高兴，我跟蒋先生说，你跟共产党打，你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我说你也剿不完。

我反对内战，我不愿意打内战，我跟你说这个打内战这很简单的事情，自己打仗，双方面死掉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可惜得很，这些人自己内战死了，我是一向讲对外的，何必打这个，打了几天又好了又是朋友了，明天弄别扭又打了。

所以蒋先生这个人啊，现在他已去世了，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我们这些杂牌军队，他是一斧两砍。这个事情没人不明白，可是我这个人我也明白，你让我干我就尽量地给你干，那么我就劝他，为什么剿不了呢?……比方说我们，弹药消耗是你自己，没人给你补充，经费也消耗你自己的，也没有人给你补充，所以人家谁也不给你卖力气，那你怎么剿，你军队他不卖力气，军队打仗他敷衍你，他也不真打，他不是兵不真打，他是那带兵(军)官不真打，你有什么法子，所以这种情形你们都不懂的。

(注：张学良很快与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共识。然后就开始在陕北前线寻求与共产党的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这座天主堂里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

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史料多如牛毛，且又褒贬不一，国民党认为张学良挟持统帅，影响剿匪进程，让共产党得到喘息，致使大陆沦陷;共产党则定位张学良为「爱国将领」，每年张学良寿诞，东北均举行盛大的庆生活动。

张学良为为挽救濒临沦亡的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像一颗流星，虽然转瞬即逝，但它在划破夜空时发出的夺目之光，人们将永志不忘。

张学良，这个显赫一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以西安事变为界，前半生重在传奇;而后半生则从绚烂中归于平淡，而且甘于平淡，这是人性中的非凡。

客舍台湾已十霜,

忧心日夜忆辽阳。

何日共渡桑田水,

痛饮黄龙践故乡。

时光匆匆，却从未错过历史岁月如流。前不久，我读了《中国导弹之父》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钱学森坚持回国做贡献的事。读后，我感慨万千。

钱学森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如果留在美国，可能会担任美国航天事业的研究者。但如果回国，会过上比原来穷苦十倍的生活。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落后。可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啊!为了祖国，可以放弃一切，还不足以表达钱学森的爱国之情吗?可是当钱学森就要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却禁止钱学森回国!霸道的美国政府担心钱学森回国会损失自己的事业便下令逮捕钱学森。十天下来，他就瘦了十几斤。读到这儿，我充满了愤怒和同情。但钱学森不屈不挠，决不低头。在周总理的要求下，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斗争了五年终于回到了祖国。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应该学习钱学森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有坚定的决心的精神，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明朝的时候，皇帝明成祖为了加强国际交往，决定派大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这支船队的正使，就是人称三宝(保)太监的郑和。

郑和经过充分准备，在1405年，率领水手官兵、医生、工匠等两万多人，带着许多中国的特产出发了。他们的海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可以坐1000人，造船技巧十分高超，还用指南针定向。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各国见了这样大的船队，都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

郑和在28年内，先后七次远航，到达了现在的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半岛，最远到了非洲的东海岸。他每到一地，都拜会当地的国王和首领，赠送礼品，表示友好，邀请他们访问中国。船队和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通有无，所以人们都把中国的海船叫“宝船”。

和西方有些探险家掠夺财物、抢夺奴隶的作法不同，郑和远航是为了友谊和交往。他和各国人交往时，总是彬彬有礼，精神抖擞，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现在的东南亚许多国家，还有以“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和其他地名。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是最早的，为祖国赢得了友谊和荣誉。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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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爱国活动

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清之际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名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爱国爱民的志士和民族英雄。只要我们光大和发扬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是清朝后期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任湖广总督期间，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强盗把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源源不断的偷运进中国，毒害中国百姓。

林则徐面对这一切，十分焦急。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6月3日，人们把缴获的鸦片全部投进硝烟池。顷刻间，鸦片全部销毁。林则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虎门硝烟的壮举，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页。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张作霖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军阀。他出身“红胡子”(土匪)，由清军管带起家，成为“东北王”，1927年攻进关内，任安国军大元帅，组织北洋政府。后因不甘受日本人的支配，而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由于他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因而关于他和日本人交往的趣闻很多。

张作霖因经常要与日本人打交道，故不得不学几句寒喧用的日语，但他只学了三句日语：“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鲁”(混蛋)、“沙约挪拉”(再见)，而这三句话，他常常弄错。

一次，他请日本一位大将吃饭。为了向光临寒舍的大将表示谢意，他与大将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大将感到莫名其妙，几乎拂袖而去。经日语翻译解说后，才明白乃是误会，是把“阿里安多”说错了。酒过三巡，副官上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大将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为大将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这时连那日本大将都知道他又是将“巴格牙鲁”说错了。宾主尽欢后，张亲自送日大将至门口，握手道别。当大将的车开动后，张热情地挥手，口里大呼：“巴格牙鲁!巴格牙鲁!”

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一个中国兵，张作霖亲自去向日本领事交涉，提出抗议。日领事说：“这事情很简单。”说着随即离坐走向写字台，写了一张50000元关东券的支票，交给张作霖。张回去后立即下令，全军一半人放假回去，遇着日本人就杀。不过那时已是半夜，结果只杀掉两个日本人。晚上三点钟，日本领事来找张作霖了，说：“怎么的?你们中国人杀死了我们两个日本人!非常严重!”张作霖忙说，“那简单得很。”随即交还了日本领事给他的那张支票，另外再写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交给日本领事。事后他说：“这就叫以牙还牙。”

一次，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张的书法不怎么样，但还是马上答应了。他写了一幅条幅后，署名为“张作霖手黑”。副官提醒他，应该是“手墨”，下边还有个“土”。谁知，张作霖大声地说：“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地拿起《刘胡兰》这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20XX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一天，伟大的革命英雄刘胡兰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诞生了。

20XX年刘胡兰11岁时，它加入了她们村的抗日工作，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尽一切所能做好坑日工作。后来，在她15岁时，一次在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阎军逮捕了，同时还抓到了她们村的几个农民，敌人逼问她：“还有哪些共产党员，仍然给共产党员办过些什么事”，她咬紧牙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逼她没法子，只好用卑鄙的手须折磨她，可是刘胡兰她还是没把军情告诉敌人，敌人只好把她给杀了，刘胡兰就这样英勇的壮烈牺牲了，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用这样的话纪念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看完《刘胡兰》这本书后，被她这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不折不扣的斗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昌盛英勇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默默奉献。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我国出现了许多的爱国名人，他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放弃自己的美好生活，小编收集关于爱国名人的故事，欢迎阅读。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茅以升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6、肖邦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7、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8、詹天佑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