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荐(合集20篇)

宋志刚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共产党员，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历尽风霜，磨练出了一种刚强、坚毅的性格。40多岁的他经验丰富，遇事能出主意，每当大家伙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只要有老宋在场，就能“逢凶化吉”。

1935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所谓草地，是指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四川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地段，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公里，海拔约在3500米以上。

他们好不容易筹到一点粮食，每人分到了5斤青稞，把它炒熟装进了干粮袋。

就凭这5斤青稞，要走七八天的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宋凭着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挖野菜充饥的经验，寻找能吃的野菜。第二天他发动大家动手摘了一大堆野菜，晒干了又使每人增加了10多斤半干半湿的野菜叶子。

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开进茫茫大草地，举目一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青草浸在紫黑色的泥水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看不到树林和人烟，更找不到人行的道路。

进入草地后，有一天由于行军太累，没留神，脚下一滑，刘先掉进了一个脏水坑里。真糟糕，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浸透了脏水，臭味熏人，没法再吃了。刚进草地就没有了干粮，以后可怎么办呢?年轻的刘先看着弄脏的干粮袋，不禁发起愁来。

突然，一个干粮袋从后面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看，正迎着老宋那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你用这个吧。”他拾起臭水浸过的半袋炒青稞，迈着吃力的步子向前走去。刘先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仿佛觉得有一股热浪从心里往上翻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傍晚，队伍露营在一个斜坡上。大家围着篝火，用搪瓷缸子煮一点开水，吃一点青稞充饥。老宋同志把开水缸子端到一边去，背着身子，把臭水浸过的青稞和野菜叶子泡在缸子里，费劲地嚼了半天，艰难地咽下去。

刘先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提着干粮袋对他说： “老宋啊，我不能要你的粮食。”老宋拉着刘先的手，又把干粮袋挂在刘先的脖子上，笑着对刘先说： “小家伙，我年龄比你大，难吃一点我能行。你还年轻，要保住身体，走出草地好北上抗日。”

刘先没顾老宋的再三阻拦，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排长汤平同志，汤平同志建议全排每人给老宋分出一点粮食。老宋再三推让不肯收下，最后党支部决定，硬把分出的粮食装进他的干粮袋里。

以后几天的草地行军中，老宋的身体越来越瘦弱。每到宿营地，别人都吃一点青稞，老宋同志总是悄悄地煮一点野菜吃，野菜不好消化，一直在闹肚子。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以忍受。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的一套单军衣早已破烂不堪。晚上宿营，再也找不到烧火的柴火了，战士们只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寒风吹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盼望天快亮，快出太阳。

在夜里同志们冻得难受，老宋同志抽着旱烟，讲起江西老家的故事来。他那趣味横生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似乎也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

长期的劳累和饥饿，再加上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严重的胃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在老宋身上一起发作了。他比进草地前更消瘦了，两腿已经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李辉高等几个同志硬从他肩上夺过步枪和手榴弹，让他轻装前进。实在无力行走，就扶着他走。

第六天，天色阴暗，突然下了一场雨夹雪，每个人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中午，又遇到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流，水深过胸，水流很急，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手臂挽着手臂，强忍着刺骨的冰冷，趟过了激流。老宋同志被扶过河后，开始发高烧，直打哆嗦，后来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轮流背着老宋同志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他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别人背着他行走，想挣脱下来。他用微弱的嗓音恳求地说： “我是不行了，你们放下我吧，不要因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李辉高同志安慰他说： “老宋，放心吧，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把你背出草地。”老宋脸色苍白，嘴唇抽搐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又昏迷过去。当时，部队根本找不到一点药品，生了病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战胜。

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坚持背着老宋走，有几次差一点陷进泥潭里去，经大家帮助，又拉出来继续前进。几经周折，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刘先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地那个寒冷的夜晚，老宋同志突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他们立即围拢在他的身边，他已面无血色，两眼深陷，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行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我们党一定会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我已经看不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了，有可能的话，写封信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老宋同志垂下冰冷的双手，停止了呼吸。

刘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同志们站在旁边也泣不成声。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刘先突然发现老宋同志干粮袋里的青稞没有吃，还是那么多。原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走出草地，只吞咽了一点野菜充饥，把青稞节省下来留给了大家，是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啊!

像他这样刚强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后来这些活着的人们永远地敬佩他呢!

像他这样为中国革命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这些活着的人们在心里永远地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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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长征之路英雄们：

35天，7000多公里，10部车，28个人，

从井冈山到延安，

你们是开拓者，也是传承者，

精神始终如一，

有坚持，有信心，有激情，有梦想，

感谢你们的一路相伴。

今天，见证了长征路的圆满收官时刻，

回顾过往路途的闪耀瞬间，

历经艰难困苦，

你们驾驶福瑞达m50跃驰冰雪之径，

你们经历地震、滑坡，不畏坎坷，

你们在邛崃帮助乡村少年点燃梦想，

你们一路上将长征精神重新定义，

在途中去发现，

感谢你们，让长征之路更美好!

长征之路被你们重新定义;

致长征精神!

致在路上的你们!

致一直坚持的品质!

今天，新时代长征之路已圆满收官，

你们承载着众人的希望，

我们的梦想始终如一，

感谢你们的信任与陪伴，

你们是新长征路上的英雄!

请相信，

从现在到将来，

我们将携品牌的最佳诠释和满载的信心，

一直在路上。

在不断抵达高品质的路上，

在不断地挖掘创新的路上，

在全心全意服务客户的路上;

新昌河，新梦想。

我是红军的女儿，出生在1935年11月1日。

母亲说，那天，在我的故乡湖南桑植，父亲派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就在这时，我急不可待地出生了。母亲蹇先任是个坚强无比的女战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她自己果断地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

听见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疲惫的母亲笑了。

一阵嘀嗒嘀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像风一样刮过来。

父亲贺龙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欣喜若狂。刚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他喜上加喜，骑上他那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起来。我一下被他粗硬的胡子扎醒了，可能那时的我，把他强烈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不禁哇哇大哭。

回到前线，为了祝贺我的诞生和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纵情喝起酒来。父亲说：“我家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取个名字呢，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

部队的副总指挥，我的姨父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大胜仗，是个好兆头。正好总指挥姓贺，就叫她贺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要走很远，一年半载回不来，而且越走越荒凉，越走气候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没法带走，留给你抚养，好吗?”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给孩子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她。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但两天过去了，左等右等，那位亲戚却没有露面。父亲急了，抱着我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这家人两天前就搬走了。

父亲对母亲说：“看来没有人敢收养我们的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这孩子我们自己带走，只是路上要辛苦你了。”这时我正在父亲的怀里撕心裂肺地哭，母亲一把抱过去，紧紧把我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小毛毛，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把你带走，无论路有多远，天有多冷，都不把你丢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

那时，我生下来才19天。父亲和母亲把我放在一只由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让我也成了这支浩浩荡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军号响了，部队上路了，我的耳边响起了嘀嗒嘀嗒的马蹄声。那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深陷在泥沼里的马蹄声，真真切切地飘落在我涓涓细流般的血脉里，并让我一生注定与它命运相连。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宿营地，都抱着我四处找奶。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非常稀奇，有奶的婶子和大姐，纷纷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争着喂我。母亲利用这个机会，给她们讲革命道理，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千里转战，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个懵懂的孩子，饿了，尿了，骨头被小骡马颠得快散架了，我只会哭，不停地哭。久而久之，如果我不哭了，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反倒感到不习惯。因为，一旦我不哭，多半是病了，哭不出来了。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加上蛋青和成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个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后我又有力气哭了。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每到宿营地，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总要停下听一听，看看我在哭，还是在笑。有一次，我又病了，两三天没听到我的动静，大家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以为我活不成了，有位叔叔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三天后，我又哭了。我嘹亮的哭声，使大家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长征队伍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叔叔阿姨们传递着一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在乌蒙山，部队趁夜突出重围，走几十里山路不能出声。我被母亲用小被子死死捂住，差点背过气去。过了封锁线，父亲看见我们累得喘不上气，就把我接过去，用大衣裹在怀里，指挥队伍奋勇向前。偎依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在一个山垭口，两边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情。父亲拍马迎战，调动部队迅速把敌人压下去。就在他指挥部队迎敌的时候，我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怀里被颠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草丛中。

离开了父亲温暖的怀抱，山风像水那样徐徐漫来，摔晕在草丛中的我慢慢醒来，那串熟悉的马蹄声已经销声匿迹，周围冷冰冰的。我有气无力地哭起来。走在大部队最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听到了我微弱的哭声。

一个细心的伤员，一瘸一拐地循着哭声找过来，在草丛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快来看啊!”他招呼同伴们，“是个小婴儿，身上还裹着我们红军的军衣呢!”伤病员们纷纷拥上来，轮流抱着我，端详着我，“看这小可怜，一定是红军的后代。”“对，要是留在草丛里，不被饿死，冻死，也会被狼吃了。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

一场紧张的遭遇战过后，队伍继续赶路。松弛下来的父亲习惯性地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却像触电一样，突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他的怀里空了!他心爱的女儿不见了!

父亲汗珠滚滚流淌，带上警卫员，掉转马头十万火急地沿路回去寻找。疾驰数十里，不见我的踪影，他痛心疾首，几乎绝望了。

正在路边歇息的伤病员列队向总指挥问好，父亲一阵风从他们面前刮过去。伤病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看着父亲策马远去。没走多远，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勒住缰绳，马在咴咴嘶鸣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完全出于一丝侥幸心理，父亲向路边的伤病员打听：“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举了起来。“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抢夺一般把我搂进怀里，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雪山时，山高路滑，寒风呼啸，母亲背着我，像登天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激动得哭了。

重新把我放进小骡马背上的摇篮，嘀嗒嘀嗒的马啼声再次响起来，母亲发现我被风雪吹皱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但是我的二舅，红军卫生员，十六岁的蹇先超，却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过草地时，荒无人迹，满目苍凉，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也变得绵软无力。母亲把干粮分给丢了干粮的小红军;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嗓子都哭哑了。父亲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青稞粉渣，与野菜一起煮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止住。父亲笑道：“这伢子得亏牙没长齐，不然把我手指都吃掉了。”

一天，行军中路过一条小河，父亲看见河里有鱼，便想钓几条鱼给母亲吃，帮她催催奶。不料林子里突然冲出一队敌人骑兵，母亲从警卫员手里接过驳壳枪，冲号兵喊：“吹调兵号!”号兵一吹号，队伍前后呼应，顿时山中号声回荡，敌人骑兵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撤回林中，我们才得以脱险。

一年后，在我周岁的日子里，伴随着马蹄声声，我和母亲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的三大红军主力，即将改编为开赴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天，林伯渠伯伯来看母亲，见我又黄又瘦，始终被母亲抱在怀里，奇怪地问她：“孩子一岁多了吧?怎么还要抱?让她自己去玩吧。”母亲对林老说：“孩子跟着我们长征，餐风宿露，吃野菜，喝雪水，发育不良，两条腿至今还是软的，不能站立。”当天，林伯渠伯伯就给母亲送来一条羊腿。此后，母亲每天削一块羊腿肉，用搪瓷缸炖成羊肉汤喂我。慢慢的，我能站立起来了。

军长征胜利80年了，我也80多岁了。因为长征时我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的长征，是被父母和无数的叔叔、阿姨抱着或背着“走”过的，是被小骡马驮着“走”过的。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那日日夜夜回响在耳边的“嘀嗒嘀嗒”的马蹄声啊，早已刻入了我生命的历程中，记忆的底片上，就像风走过，必定会在树上留下风痕;雨打过，必定会在地上留下雨迹——它是我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美丽歌谣。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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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两头驴的故事

画《两驴吃草》画的是两头驴，被一根绳拴住了，它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它们反向走各去吃自己这边的草，但是绳子不够长，两头驴吃不到各自方向的那堆草。经过思考，它们共同协作先吃一边的草再吃另一堆草。它们能看到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协作，如果它们互不相让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将谁也吃不到草。

秋战国时期，赵国优秀将领廉颇以英勇善战闻名立下无数战功，地位很高。蔺相如当时是一位赵王身边宦官的门客，被推荐完成送和氏璧换取秦国十五做城的任务。当时秦国强大，大家都知道送去和氏璧也得不到秦国的城池，不送又怕得罪秦国，蔺相如肩负国家利益和荣辱，冒生命危险以聪明才智和胆识完壁归赵，得到赵王赏识和封赏。不久秦赵两国国君在滇池相会，蔺相如又立大功为、找国挽回面子。赵王封他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对蔺相如不满，觉得自己在沙场上为赵国拼命，攻下无数城池立下汗马功劳，蔺相如动动嘴皮字就比自己功劳还大，很不服气。蔺相如得知廉颇对自己有意见处处忍让，别人说他是怕廉颇，他却说：“秦王我都不怕，难道能怕廉将军?此刻秦国不敢入侵，正因赵国有得力将相，一旦我们不和，就会削弱赵国力量，秦国趁机入侵怎样办?我不论功争权，为的是国家大局，将相的共同利益!”此话传到廉颇耳里，廉颇也是身明大义之人，主动负荆请罪。将相和的佳话流传至今。如果两人争权夺利，只顾自己利益，国家都有可能因此灭亡，更别提两人自己的利益了，因此说团结协作使他们将相都吃到了“草”。

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红军过雪山时有一名名叫小董的红军女战士。当她过雪山时她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穿一件衣服都热。小董他们看到前面有一座大雪山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想到前面可以凉快些时就浑身是劲。小董他们上了雪山，刚开始天气还是很热，但当他们到了半山腰时一切都变了，天气变凉了，树都枯黄了，再往上走太阳都看不见了。雪花飘飘，满天银白，积雪不知道有多厚，就像到了冬天似的。山上的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一位男战士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去了，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拉出来，当把他拉出来后，大家发现他的脸上和手脚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的了。要到山上了，直觉得头昏眼花，呼吸困难，身子发软，一阵阵恶心想吐，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都不行，一旦做下了就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更大了，把地上的雪都卷起来了，只觉得头重，身子轻，直摇晃。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小董任然走了出去。

五个手指的故事

时隔二十余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小学语文老师给我们讲的“五兄弟团结”的故事。从前，人的每只手都有五个兄弟——大哥(大拇指)、二哥(食指)、三哥(中指)、四弟、(无名指)、五弟(小指)。他们都有各自的分工，尽职尽责团结的生活在手上。

但是时刻一长，他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都认为自己的本领最大。最终矛盾激化，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发生了。大哥说：“我天天带领着你们早出晚归，辛勤的为手服务，我的本领最大。”二哥说：“你分配不均有失职之处，出了事都是我给你顶着，我的本领最大。”三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你们都把脏活累活压在我的身上，美其名我的身材修长体格健美。”四弟尖着嗓子插嘴道：“那是你自找。瞧我管理的外交处那但是顶呱呱，我的本领最大。”五弟也争吵着说他的本领最大。

他们激烈的争吵，谁也不让谁。这时人说话了：“要不你们比比谁能拿起地上的球，谁的本领就最大。”于是，他们争先恐后的去拿球，但是，不管怎样发奋就是拿不起那个球。人说：“你们一齐拿试试。”他们走在一齐轻轻一拿，球就很简单的拿了起来。他们最后明白，团结就是力量。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

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

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

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

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

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

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

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

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

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敬爱的红军叔叔：

你们好!虽然我知道您不可能再看见这封信，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那股敬佩之情，还是勇敢的提起笔给您写信。

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我们这一代，因为你们的牺牲奉献，过上了以前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知道，没有您的热血，就没有我们的快乐日子。您为了后代可以不顾一切的和鬼子战斗，在电视里看见您被残杀的画面，我忍不住想哭。我为您感到惋惜，响当当的热血男儿，过早地与世永别。我恨透了鬼子，恨不得把他们痛揍一顿为你们出气，中国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叔叔，您一定很盼望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吧?跟您说：“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有巍然挺立的楼房，漂亮的小汽车潇洒的在马路上飞奔，彩色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总而言之，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你们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吧!

叔叔，每当我看到战斗片的时候，心里总是装着一股对敌人的恨意和对您的敬意。我恨敌人的冷酷无情，敬佩你们永垂不朽的爱国精神。你们为了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自己默默的咽着皮带和野菜。你们为了后代的幸福安宁，自己忍受着气愤和欺侮。你们知道从事红军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还是选择了这份职业。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敬佩!

红军叔叔，您放心，祖国将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一定继承你们的优良传统，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此致

敬礼

你们的后代：幸福女孩

20XX年XX月XX日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人们都是躲避痛苦，而我却觉得，是痛苦激励我们前行。

人因为心中有了痛苦才会发奋图强，动物因为有了痛苦才会英勇无比。因为他们心中有了痛苦，正是因为痛苦埋在他们心中。将痛苦埋在心中可能是当今世的人无法接受这个理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很荒谬的思想，但它确实是一种能激发人们发奋图强的方法，。不过前提是看你如何看待你心中的痛苦了。它能给你带来正面的影响也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想必大家都知道越王勾践的故事，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受了那么多非人的侮辱之后，却能坚持下来，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那么多非人的侮辱，最终打败了吴王。恢复了自己的江山社稷，成就一世英名，流传千古被后人瞻仰。痛苦大家都希望这一生都不要遇到。固然这个愿望是有的，但它真的能实现吗?

人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在人生道路上到处都充满了坎坷，就犹如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额，漂泊的独木舟般渺茫，因为有了痛苦所以才会充满动力，拥有前行的方向。心中有了痛苦有的人却一直在堕落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逍遥自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心中有了痛苦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支撑点呢?以此为基点化痛苦为动力，来闯出一番事业。心中留了痛苦所以才会拼命的努力。这固然是好的，千万不要让心中的痛苦埋没了你心中的智慧，千万不要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时下，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那些所谓的“重新发现”、所谓的“揭秘解密”，不过是打着种种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无视人类精神的力量，更无意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让精神庸俗化、让历史碎片化。对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民主党派成员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前不久，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发起在四川甘孜县举办的一个药品物资捐赠活动。从成都乘车大约17个小时，也就是说行车要日夜兼程一天一夜。然而，这段长途跋涉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其意外的回报。美丽的甘孜，如果把她比作人间的天堂，一点都不过分。我甚至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就是红军长征的会师之地，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地方!不能想象，实在不能想象，这里就是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汉生将军曾经讲给我听的甘孜，那个令他一生梦魂牵绕的地方。

记得在我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时，他曾经对我谈到过长征，其中曾谈到过甘孜。今天，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亲临过当年牺牲过无数烈士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城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座座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留下的居住遗迹的时候，对于革命前辈廖老那言语铿锵、充满感情的回忆，才有了真切并且深刻的理解。是啊，那一段段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岁月，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永远远都不可能忘怀······

廖汉生同志的谈话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长征留给后来人的应该是不朽的精神，是长征精神。今天，我想把深埋在廖老心中的长征告诉给读者，让我们共同缅怀那段无法忘却也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吧。

有一个装扮像魔术师的人来到一个村庄，他向迎面而来的妇人说：“我有一颗汤石，如果将他放入烧开的水中，会立刻变出美味的汤来，我现在就煮给大家喝。”

这时，有人就找了一个大锅子，也有人提了一桶水，并且架上炉子和木材，就在广场煮了起来。这个陌生人很小心的把汤石放入滚烫的锅中，然后用汤匙尝了一口，很兴奋的说：“太美味了，如果再加入一点洋葱就更好了。”立刻有人冲回家拿了一堆洋葱。陌生人又尝了一口：“太棒了，如果再放些肉片就更香了。”又一个妇人快速回家端了一盘肉来。“再有一些蔬菜就完美无缺了。”陌生人又建议道。在陌生人的指挥下，有人拿了盐，有人拿了酱油，也有人棒了其它材料，当大家一人一碗蹲在那里享用时，他们发现这真是天底下最美味好喝的汤。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