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良好家风的典型故事汇编20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疫情没有国界，病魔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中国的“大考”，也是世界的“大考”，需要各国政府坚持以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为价值基点，共建共享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不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作为负责任大国，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疫情，中国始终本着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全社会动员控制疫情蔓延和向外界传播，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通报分享中国疫情防治情况，为维护和健全开放合作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援助中国政府抗击疫情，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向中方表示慰问支持，60多个国家向中国捐赠了疫情防控物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中国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积极同各国开展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非盟等组织和有关国家建立了技术沟通机制，及时提供中国疫情防控和诊疗技术指南的更新版，通过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形式支持中外专家交流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技术，共同提升相关国家疫情防控和诊疗、疾控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等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向有关国家捐赠口罩、药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向一些国家出口急需的医疗物资和设备，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认为，中国举国动员应对严峻挑战，以巨大的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认同与赞赏，以大国担当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充分彰显了团结合作、命运与共的新时代担当精神。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天下一家，心手相牵。当前，人类生活的关联度之高前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之多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全球性解决方案。我们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错误做法，在展现负责任大国道义担当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共享共赢，切实担负起各方应尽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把人类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父子俩住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较好，总是在要转弯时提醒道：“爹，转弯啦！”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牛一动不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左右看看无人，贴近牛的耳朵大声叫道：“爹，转弯啦！”牛应声而动。

感悟：曾经有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记者问其中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导致你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想了想说：“是我在幼儿园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是的，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人则往往以习惯生活着。一个成功的人往往就是从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当他良好的习惯积累多了，自然就会有好的人生结局。

按图索骥，按图像寻求良马，比喻做事拘泥教条，墨守成规。现在指顺着线索去寻找。索是寻找、觅求，骥是好马。

这个成语来源于《艺林伐山》，伯乐《相马经》有“隆颡(sang)蚨日，蹄如累曲”之语，其子执《马经》以求马。出见大蟾蜍，谓其父：“得一马，略与相同，但蹄不如累曲尔。”

【典故】

孙阳，春秋时秦国人，相传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相马专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一匹马的好坏。因为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

据说，伯乐把自已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相马经》，在书上，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并画了不少插图，供人们作识马的参考。

伯乐有个儿子，智质很差，他看了父亲的《相马经》，也很想出去找千里马。他看到《相马经》上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摞起来的酒曲块”，便拿看书，往外走去，想试试自己的眼力。

走了不远，他看到一只大癞蛤蟆，忙捉回去告诉他父亲说：“我找到了匹好马，和你那本《相马经》上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摞起来的酒曲块!”

伯乐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不由感到又好笑又好气，幽默地说：“这‘马’爱跳，没办法骑呀!”

默默地捐助微薄之力已经成为我们家人的习惯。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总会拿出零钱教导我悄悄地放在那些用来收集捐款的碗里或盒子里，这是我记忆里经常上演的情景。

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乞讨的老幼病残或是卖艺求助的人，每当遇到此种情境，高大壮实的爸爸都会静静地弯下身去捐款，有时有人会嘲笑说那些困难的人是假装可怜的，但他不理会，还是常常会奉献。看到这情景，我的心里涌动着暖流，仿佛也看到了爸爸心里的怜悯之光。妈妈常教育我们姐弟：“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父母悄悄地帮助了很多人，又不让其他人知道，也不图别人的回报，他们以言传身教树立“乐善好施”的家风。

爸爸特别热情好客，经常会在家里招待客人，并且教导我们要笑脸相迎、礼貌周到，不能以貌取人，不能亲疏有别。有一次，弟弟因为其他的事情在生闷气，不肯与客人一起就座吃饭，爸爸告诉他：“如果你在客人面前生气，客人可能就会误以为你不欢迎他们。客人来了，就要热情地招待，任何时候都要学习不能让自己的坏情绪影响别人。”弟弟认识到了自己的失礼之处并加以改正，我也更加懂得了如何为别人着想。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像一颗颗温暖的种子，长成了茂盛的家园，结出了各种甜蜜、美好的果实。我真希望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训都能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合力书写色彩斑斓的中华图画，合奏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民族之声！

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藤扶梦访徐熙。

这是齐白石为赠与徐悲鸿的《月下寻归图》的题诗，由衷感激徐悲鸿“草庐三顾”的识拔之恩。

久慕其名

一九二九年秋，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用心物色遴选教授，意向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

齐白石少年习画，经半个世纪刻苦精勤不懈努力，终于跻身画坛大家之列，于一九二零年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徐悲鸿一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画技，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两顾草庐不果

九月初的一天，徐悲鸿来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道明来意：“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

“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还不少呢，齐先生老马识途，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正是大有用武之时。”徐悲鸿挽请说。

齐白石还是不答应：“教授责任重大，还是另请高明的为好，以免误人子弟。”

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盛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冒雨三顾金石开

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敬爱之心，诚恳迫切相邀。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工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

“齐先生的顾虑不无道理，但似可不必。”徐悲鸿情真意切道：“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

“不敢，不敢，徐院长太谦逊了。”齐白石摇手不迭。

“事实正是这样，并非过谦。”徐悲鸿继而保证道：“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的理论，只要作画示范稍加要领提示即可。开学之初，我陪着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

齐白石发自内心的感动，终于点头了：“那就试一试吧。”

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着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有加介绍了齐白石的高超造诣。又言出行随，为齐白石“护驾”。考虑到齐百石的确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予多方照顾：入冬以后天气寒冷，给他在讲台边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个电扇;刮风下雨，又派车接送往来。可谓无微不至。

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红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朱德的这种“伙夫头”形象，不仅在于他能和广大士兵一起生活，能与百姓打成一片，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同时也成为他一种潜在的“护身符”，使他两次脱险。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一只乌龟对它说：“我说小蜗牛，你和我都爬得很慢，你的身体要比我小很多很多，你比我爬起来还要慢很多。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好了。”

小蜗牛微微笑了笑说：“没关系，试试看吧。”

小蜗牛看海小兔子知道了小蜗牛的梦想，对它说：“喂，小蜗牛，别说你了，我跑得这么快，都不知道要跑多久才能到大海。大海可远了。”

小蜗牛说：“慢慢爬吧，一路爬过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小蜗牛慢慢爬着，一匹马看见了，问蜗牛：“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蜗牛喘了口粗气说：“我要去大海。”

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没有到海边。

小蜗牛又遇到了一只苍鹰，苍鹰知道了小蜗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鹰带着小蜗牛飞到了海边。小蜗牛在苍鹰的翅膀上看到了茫茫的大海，不由赞叹道：“哇，大海碧蓝碧蓝，无边无际，真美呀!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能看到大海。”小蜗牛非常感谢苍鹰和马，苍鹰说：“不用感谢，应该感谢你自己，你让我明白了，不出发，就永远没有可能。只要出发，一切都有可能。”

专心致志

Yi Qiu was known as the most famous expert at chess throughout the land.

Once he gave lessons on chess to two men. One of them was netpletely absorbed in

his teaching,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Yi Qiu while the other, who seemed to be

listening, had his mind on something else. In fact, he was having a fancy that a

swan was flying towards him and he had in his hands a bow and an arrow, ready to

shoot. As a result, though he was having the same lesson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man, yet he turned out a much inferior(差的，自卑的) pupil.

If one does not give single-hearted devotion to it, no skills will be

learned.

从严要求从严管理“身边人”不是小事。古语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倘若出现违法乱纪事件，问题虽然出在“身边人”身上，但根子却在领导干部身上。“身边人”的喜好，常常折射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情趣;“身边人”的作风，常常是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延伸。所以从严要求，从严管理“身边人”是领导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绝不是私事小事，而是关乎作风形象的大事要事。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经常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品德、法规纪律、优良传统教育，引导他们明辨是非、遵纪守法，谨言慎行、本分做人，自觉抵御不良风气侵蚀。要带头破除特权思想和享乐思想，要过好亲情关特别是家属子女关，对他们的言行多操心留神，多听各方面反映，发现问题及时提醒、严肃批评纠正，严禁他们利用权力影响谋求特殊照顾、谋取不正当利益，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有所利用。

歧路亡羊

杨子(即杨朱)是战国时一位学者。有一天他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邻人立刻率领亲戚朋友们去追寻，还来邀请杨朱的朴人一同去。

杨子不太情愿地说：“瞎!跑丢了一只羊，何必要这么多人去追寻呢?”

邻人解释说：“你不知道，那里的岔路太多了!”

过了一会儿，邻居带人回来了。杨子问道：“羊找到了吗?”

邻人说：“跑丢了。”

杨子又问：“这么多人怎么会找不到呢?”

邻人答道：“岔路之中又有岔路，我站在岔路口，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路去找，所以就回来了。”

杨子听了这话，忽然神情忧愁，变了脸色，好长时间不说话，整天没有笑容。

他的门徒都感到奇怪，便向他请教说：“羊是不值钱的畜生，况且不是先生家的，您这样闷闷不乐，究竟是为什么呢?”

杨子陷在沉思之中，没有回答。门徒们还是摸不着头脑。

人们在生活中，不是也会遇到面临岔路无从选择的情形吗?

自称总扮演“收拾残局”角色的叶剑英，多次为周恩来、胡耀邦、习仲勋等人挺身而出，在诸多历史节点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他的50多位后人中，有从政位至副国级，也有从商、从艺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叶剑英的做出的贡献，欢迎查阅，谢谢。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xx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

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因无后代，遂领养朱德为嗣。这样朱德又多了一位养父和养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辞世。

朱德母亲去世之后，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

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

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什么是家规呢?

家规、家训其实就是在家庭里形成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也是所说的家风。体现着家人的价值追求和传承。

家风也是社会风气，公民道德的源头。

家训家规也就是古时一个家族的家法。

我出生于70年代初，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些不成文的家规，比如：家中来客人了，吃饭时小孩子是不能上桌一同用餐的，因为习惯所以觉得很自然。

现在的小孩如果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就因为来了客人而不允许其上桌用餐会觉得委屈的，甚至会憎恨起无辜的客人。

这不能怨孩子，父母应该自责，"人之初，性本善"孩子都是好孩子，只是看你如何教育。

家规家训最好从孩子小的时候抓起，从娃娃抓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待孩子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后再去教育，让他们改正就很有难度了。

记得当女儿还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吧)，一家三口回家过春节。吃饭的时候，我将一块鱼籽用筷子夹给了父亲，然后将另一块夹给了母亲，女儿端着碗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却没能如愿，满脸的不解和失望，我只是装作没看见。

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无疑这些东东都是她的了，事后给女儿讲了"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的道理，孩子听后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年再次回家过年，因为开饭的时间有点晚，家中几个一起玩的孩子都觉得饿了，看到饭桌上摆着做好的几道菜就想大快朵颐，被女儿拦住了，"让爷爷先吃"边说边跑到爷爷的身边说："爷爷你就先吃一口吧，我们都饿了，您先吃一口我们几个就可以吃了",大人们听了都笑着称赞说："这孩子真懂事!"我就是这样在生活中通过一件件小事将家规家训无形地渗透给孩子，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理解并遵守家规，成为一个敬老孝亲、爱国奋进的好学生、好青年。

每个家庭的家规都有所不同，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一句话、一个故事、一段记忆都可能成为家规的载体。

在生活点点滴滴中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人格。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向前发展。相信在这些良好家规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灿烂的。

家风，是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家风，就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良好风气，它促使我们走向文明，促使我们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也拥有一个良好的家风：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勤俭节约。

这些家风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我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应继续八家风传承给下一代。

脚踏实地要求我们做事从实际出发，不应妄想一步登天，不尚空谈教会我们不能吹牛皮。

我的爷爷原来是村里的副主任，因村里要选拔新一任村长，爷爷是其中一位人选，但是人选中并不是爷爷的实力最强，有的开后门，依仗家里人撑腰，自以为是可以选上。而爷爷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走上了村干部的职位，因爷爷为人善良，有责任心，而被村民推荐为村副主任，又因为算盘打得好，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神会计”在村里选拔那一段时间中，其他人都是有开后门有吹牛的。而爷爷，他从来不说大话，只是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他整日整夜废寝忘食，想着怎样建设村子，在爷爷的带领下，村子走上了“致富”之路，村民都选爷爷村长，其他人只是一嘴大话：我选中了!

这件事是爸爸跟我说的，他让我学习爷爷的良好习气。我懂得了：凡是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不能光顾一张嘴巴，只有用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态度去对待每件事，才会事半功倍，如果妄想一步登天，爱吹牛皮，就会事半功倍，爸爸教育我从小就应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从小事做起，学习让我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去争取，去奋斗，让我会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我能行!让我不吹牛皮，不说大话。

现如今，中国的矿产资源已在日益减少，而人们却总以为中国的资源永不枯竭，以为浪费一些不足为惜。

春秋时期，有一次晋景公得了重病。听说秦国有一个大夫医术很高明，便派人专程去请来。

医生还没到，晋景公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梦见两个小孩正悄悄地在他身旁说话。一个说：“那个高明的大夫马上就要来了，看来我们这回在劫难逃了，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呢?”另一个小孩说道：“这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躲到肓的上面，膏的下面，无论他怎样用药，都奈何不了我们。”

不一会儿，秦国的名医到了。看完病后，那大夫对晋景公说：“这病已经没办法治了。疾病在膏肓之间，用灸法攻治不行，扎针又达不到，吃汤药效力也达不到。这病实在没法子治了。”

晋景公听了，心想大夫说的话果然验证了自己的梦，便点了点头说：“你的医术真高明啊!”说完，便 叫人送了一份厚礼给大夫，让他回秦国去了。

【释义】

膏肓：我国古代医学将心尖脂肪叫“膏”，心脏与隔膜之间叫“肓”，认为膏肓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形容病情十分严重，无法医治。比喻事情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今天，妈妈教给我一个词语，叫诚实守信。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我们家的家规就是：诚实守信。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我要做一个人诚实守信的好孩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给我讲过《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故事中，放羊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结果他的羊被狼都咬死了。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所得到的惨痛教训。

爸爸说：“守信的好孩子会让更多人喜欢，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孩子。”妈妈也总告诉我：诚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要诚实做人。平时爸爸妈妈总是教育我“做人一定要厚道，厚道!”虽然我以前还小，并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现在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已经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并且严格的要求自己。

我从小就受到了妈妈和爸爸诚实守信的影响。生活中，我尊敬长辈，时常会帮爷爷奶奶拎东西，他们会很高兴的夸我一声好孩子;爷爷奶奶生病时，我会帮爷爷奶奶倒水、拿药，还给他们柔软背，爷爷奶奶都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还会经常帮爸爸妈妈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学校，答应了同学的事一定会尽心做好，大家都爱和我交朋友。

正因为这些简单而质朴的家风家训的影响，我才收获如此丰富。所以，我一定要牢记长辈的话，将我家良好的家风发扬下去。这样，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剑桥大学有一位颇有成就的华人，在剑桥大学工作十几年，当上了院士，很不容易。但我发现他与学院内其他英国同事缺少交流。我去学习三个月，就与英国老师们很熟了，进入了他们的圈子，见面都会熟悉地打招呼。这位华人院士很奇怪，问我怎么会与大家这么熟悉，说他自己这么多年在剑桥，与这些英国老师没有多少交往。这位院士为什么难以进入英国老师们的圈子?我想，是因为华人院士的中国胃。华人院士不吃西餐，每顿饭都要回家吃中餐。英国老师们多在俱乐部吃饭，吃饭时就是交流聊天的时候，有时一顿晚饭会吃到晚上10点。吃饭就是思想和情感交流最好的时候。我每到一个新国家新地方，都坚持吃当地的食物。想拥抱世界，要有一个拥抱世界的胃。拥抱世界的胃，帮我很快融入了剑桥大学的教师圈子。

坚守一个习惯，就等于向世界关上了一扇门。开放自己，接纳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对外部世界保持好奇，乐于交流、分享、连接，力求去理解、接纳对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事物，海纳百川，纳入外部的新知识、新感受、新资源和新力量。华人院士的一个中国胃，就使他错过了诸多与同事朋友交流分享连接的机会。

一只小羊不小心掉进陷坑里。

一只觅食的狼从这里经过。它看见了坑里的小羊，正准备跳下去，可是一个危险的念头马上阻止了它。

狼说：“可怜的小山羊，让我救你上来吧!”

小羊说：“哼！我才不上当呢，没安好心的东西！上回我哥哥把你从坑里救起来，你却把它吃掉了，真是忘恩负义！呜──”小羊怕得哭了起来。

狼挤出两滴眼泪，装着哭腔道：“骂得好！我是对不住你哥哥呵！我正来救你作为补偿！”

小羊说：“别骗人了，我宁愿呆在坑饿死也不让你吃掉！”

狼说：“我怎么会吃你呢? 要吃你我不会跳下来吗? 哼！这回是我救你。谈报答的应该是你，看是否忘恩负义的也是你，而不是我！荒谬的家伙！”

羊想是呀，上回是哥哥救狼，而这回……不上去也是死啊！它要吃我不会自己跳下来吗?

小羊越想越拿不定主意。狼不失时机地叹了口气说：“唉！你不上来我也没办法，我要走了，天快黑了。”

羊一听天快黑了更是害怕，连忙叫住了狼。

当狼把小羊救起来后，狼便露出了凶恶的本相，无情地吃掉了小山羊，最后还抹抹嘴说：“让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这只笨羊！”

当坏人有助于你时，很可能有更大的阴谋要伤害你！

有编辑问：“这是你的笔名吧？”还有人忍不住打听：“当初怎么给你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不是笔名，是真名，是爷爷为我取的。虽然他去世已经31年了，但我时常想起他。

爷爷也算是一位老干部，新中国建立后当过我们县修造船厂的厂长，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县成立国营的航运公司，他应该也称得上“元老”，加之奶奶也是航运系统的老职工，按照政策，父亲可以去航运公司上班，但爷爷没有找关系、“动脑筋”让父亲“坐办公室”或从事调度调配等较为轻松的工作，而是让父亲到一只小木船上当了一名最普通的水手，天天水里来浪里去，一干就是几十年，从小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板船，父亲直到下岗其最高职务都只是一只内河小船上的“大副”。

后来哥哥出生了，父亲问爷爷取什么名字好，听说爷爷一锤定音：取名“正志”，谐音“正直”，如果再生一个孙子就取名“正气”，兄弟二人名字的最后一字合起来为“志气”，做人不仅要正直正气，还要有志向、有骨气，不是靠自己本事得来的东西坚决不要——这是爷爷一辈子的坚守，他希望能传承下去。有件小事充分体现了爷爷的这种性格。

我们家紧邻公路，记得我四岁的时候，有次一辆运西瓜的货车翻到路边，西瓜滚得到处都是，左邻右舍闻风而动，大呼小叫：“有不要钱的西瓜吃啦！”看到很多大人小孩把大大小小的西瓜往家里搬，搬了一趟又一趟，我和哥哥站在屋檐下馋得直流口水，看着看着西瓜快被搬完了，我就缠着哥哥说：“我们也去搬西瓜吧！”哥哥拗不过我，并且他自己其实也非常想吃，就说：“好吧，我们也去搬几个！”说着就打算往外走，一直没做声的爷爷忽然大声怒喝：“我看今天谁敢去！”震得我头皮发麻，只见爷爷脸色铁青，写满震怒和威严，似乎要过来揍人，我们都被吓住了，再也不敢挪动半步。

在我人生的很多关口，常常有一些“高人”指点，要我去给某人送点礼“拜拜码头”，但是我总是想起爷爷的那一声怒喝：“我看今天谁敢去！”他这句话就像杨震的“四知”一样沦肌浃髓，我在多个机关、多个岗位工作过，从没送过一次礼，从没多报一分钱账，没收过一个红包。有时我会向别人解释我名字的来历，不是炫耀与标榜，而是下意识的提醒与情不自禁的回忆

[我的家风家教故事_五年级作文

旧历2002年的大年廿九，在网易股价的一路飙升中，春风得意的丁磊驾着大切诺基风尘仆仆赶回老家奉化，参加奉化中学89届(2)班同学会。

按约定，这个聚会的时间是晚上8点， 到10点多时，丁磊才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班主任江老师向这个中国大陆首富要300块钱的活动费。丁首富搜遍全身竟然也找不出300元现金，他说他身上只带信用卡。这笔钱到第二天才交。

这算是这个首富荣归故里时发生的唯一一个够得上故事的素材。别的，怎么看都显得平淡。

奉化和首富

首富的光环太耀眼了。2003年，秋风送爽的10月，胡润和《福布斯》不约而同地把“大陆首富”的帽子扣在了奉化人丁磊的头上。从此，这个30出头的后生与“奉帮裁缝”、溪口胜景一起，成了奉化的又一张名片。

从宁波火车站出发，沿鄞奉公路驱车半个多小时，就进入奉化市区。远处的天台山脉和四明山脉宛转绵延，将小城奉化呵护在环抱中，勾勒出奉化“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

惠政西路是奉化市内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这里，老人们安享地坐在店铺门前晒春阳，闲扯;孩子们在不远的中山公园里躲猫猫，嬉戏;沿街的店铺里总有行人进进出出。

浙江省奉化中学现任政教处主任江鸿老师是丁磊中学时代的要好哥们，他告诉我们：丁磊的老家就在惠政西路这一带，自折桂百富排行榜之后，丁磊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接父母离开奉化，去了广州。

“你要找的就是那个70亿的丁磊啊!”在惠政路上做小生意的赵大伯一脸的自豪，虽然他并不清楚口中这个叫丁磊的年轻老乡在外面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赚那么多钱。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网游”这些词条，他也不清楚纳斯达克是什么意思。

但是，首富和奉化之间并未因此而少了一层联系。生于奉化、长于奉化的丁磊，身上有着太多浙江商人的特质：性格朴实而稳健，行事低调而务实。这个长着一张笑嘻嘻的娃娃脸的财富少帅，在很多场合都承认，是家乡的土壤给了他商业的头脑。

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技术偏执狂

当然，学业平平的丁磊也有锋芒显露之处，他在中学时代的行为癖好就强烈地表现出技术“偏执狂”的特征。

丁磊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初一时，他第一次成功组装了一台六管收音机，那在当时是一种最复杂的收音机，能接收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此时的丁磊认为自己将来最骄傲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电子或者电气工程师。

江鸿回忆：“他很爱动手，每次到他家里去玩，总看到他在拆这个闹钟，解那个收音机。他的父亲是当时国营奉化食品厂的技术副厂长，可能是遗传的因素，他从小对技术充满了兴趣，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钻研。”

所幸的是，当时的奉化中学已经是浙江省内一所着名的重点高中，有一定实力让学生接触到先进技术。那时候，奉中有几台苹果机，学校借此成立了一个电脑兴趣小组，丁磊想都没想就跑去参加了。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触摸计算机，至于有没有因此种下对计算机技术的迷恋情结，我们不得而知。

不善交际

小时候的丁磊，不仅学业一般，朋友圈子也不广，而且大都只是泛泛之交，江鸿说他甚至没有一个铁哥们。因为江的父亲也是食品厂员工，有父辈是同事这层关系，他俩才走得比较近，他比其他同学更有机会了解丁磊。

“中学时的班级常常会随个性、兴趣的相投形成几个小团体。农村来的学生因为住校自然有自己的圈子，市区的同学通常表现得活跃些，经常会在一起打打球。但丁磊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在班内也不任一官半职，对体育也不热衷，交际不是他的特长。”

可能是因为对技术用情太专了，以致在人际交往中，丁磊给人的感觉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在做企业时，丁磊要退居幕后，架构技术，中学时代的丁磊同样喜欢一个人钻在自己的兴趣中。

然而，丁磊是平和的，江鸿印象中的他很容易相处，同学有忙请他帮，他也很热心。98年的时候，有个老同学南下求职，已在广州开始事业的丁磊帮着同学联系工作，安排住宿，俨然一幅好事者心肠，丝毫不把同学当外人看。

对母校许下心愿

2001年9月，奉化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母校给丁磊发了请帖。不巧的很，此时的丁磊俗务缠身，被股价狂跌和财务问题烤得焦头滥额，苦于分身无术，当然他也没心情参观占地250亩的奉中新校园。

一年多后的同学会上，一不小心成了首富的丁磊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表示将在3-5年内，在奉化中学设立一项奖学金，用于鼓励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学生。

但是，1971年出生的丁磊清楚自己毕竟太年轻了，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互联网的变数太大，网易和自己远没有到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一贯稳健务实的“丁首富”不想让自己被浮华和作秀笼罩了。

把财富高高挂在纳斯达克交易墙上的丁磊坦言对钱早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其实，他对友情、对乡情，何尝不怀着一种“君子之交淡于水”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