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马克思的故事（汇集20篇）

夜，已经很深了，马雅可夫斯基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可是睡魔纠缠得越来越厉害，他觉得头很沉，眼皮象是要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实在没法再工作下去了，他只得横下心来躺一会儿。

他跑到厨房里拿来了一大块劈柴，放在床上，将头枕在劈柴上面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带棱带角的劈柴，将后脑勺的皮肉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他在睡梦中略微翻动了一下身子，便觉得脑袋疼痛难忍，惊醒过来，于是一跃而起，又重新继续他的工作了。

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独创的“劈柴替枕法”，真可谓别出心裁。那时他在罗斯塔做革命宣传工作，工作极度紧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严寒的冬天到了，也是一天到晚在没有生火、冰冷的工作室里忙碌，而且往往回家后还要“加班”。有时实在太累了，他就稍睡一会儿，为了怕睡过去忘记醒来，就想了个用劈柴作枕头的办法。

马雅可夫斯募对待工作从来就是这样勤奋、顽强、坚忍的。一九一五年的春夏季节，他住在芬斯基海湾库阿卡拉的别墅里，创作一首长诗。每天天一亮他就到库阿卡拉海岸上来了，这里有许多又圆又滑的大石头从水里露出来。人们看见他站在这些大石头上，从这一块走到那一块，有时停下脚步，吸几口烟。然后又迈步走着，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又加快脚步，时而眉心紧皱;时而又显得悠闲轻松。就这样连续三个、四个、五个钟头，不住地吟咏着，挑选着需要的字眼，组成合适的诗句。想出儿行诗来以后，就把它写在香烟盒子上，或者干脆记在心里，再往下“搜索枯肠”，继续工作。

马雅可夫斯基写作著名长诗《列宁》时，首先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列宁的传记和有关的回忆录，以及列宁本人的论文和演说，然后进行紧张的写作。

据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青年诗人阿谢也夫回忆，当时“他跟谁也不说话，免得分心注意别的事情。他上别墅去住，在那里独自住了三个月。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

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正在写作长诗《列宁》，旅行皮箱里放满了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的书，在海滨浴场上，饭馆里，散步时—到处都掏出一个黑漆布面的小册子。微动着嘴唇，哼哼哪卿地写出了涌入脑海的诗句。”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长诗完成了。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中朗诵之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长诗博得整个大厅的热烈鼓掌。开始讨论时，许多同志都说，这是歌颂列宁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一篇。绝大多数发言者都不谋而合地一致认为:这部长诗完全是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这首长诗，是做了一件无产阶级的大事。”

勤奋刻苦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成就卓著。斯大林曾经赞扬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

包拯，是我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敬佩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执法严峻，有许多佳话流传于世。

公元 999 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今属安徽省）。他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姐姐一块儿到花园里游玩。游兴正浓时，姐姐问道：“你长大准备干什么事？”“做个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包拯眼睛一眨，干脆利索地回答。“做清官可不容易，你能行吗？”姐姐又问了一句。包拯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大公无私，善动脑筋，案件总能审得清的。”

包拯的一番话，说得姐姐心里暖烘烘的。她嫣然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那好，明天让我考你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姐姐来到学堂，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悄悄送给一个同学吃了，然后要包拯查出来是谁吃的。

包拯不慌不忙。他首先看了每个同学的面色和嘴巴，然后敏捷地端来十碗清水放到桌上，叫每个同学从碗里喝一口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一下，再吐入碗内。

轮到第五个同学漱口时，包拯发现，他的碗内有蛋黄和蛋白的残屑。但他没有马上断案，而是让其余的同学继续漱口，直到每个同学都漱完口，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只有第五个同学吃了鸡蛋。”

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这才服了弟弟，啧啧称赞说：“包拯长大能做清官！”

她出生在福建山城永安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庭，在山区里长大。小时候，她发现每次哥哥从山上回来，篮子里的果果都比其他伙伴多。她问哥哥为什么，哥哥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她：“我在树上摘的和其他人的差不多，但下树后，其他人急着回家，而我会把树下、草里的每一个果果捡起来，这样就会得到更多一些了。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她用清水洗去山果上的泥土，放进嘴里，真脆，真甜。“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从此种到了她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向上吐芽，向下扎根。

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福州师范艺术学校幼师美术班。在学校里，她努力地学好每一门课，她觉得这些课都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幼师毕业后，她的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毅然辞去幼儿教师的工作，选择了北漂。她租住在由潮湿的防空洞改成的地下室里。有时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鞋子就在水上漂着。最窘迫时，她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饿得直发晕。无论多么苦，她都没有哭过，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懂得，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梦想：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或导演。每一天，她都在为这个目标默默地努力。困窘中的她没有想过放弃，始终有坚定的信念在内心，梦想不灭，希望无垠。

天道酬勤，凭借扎实的根基和不懈的努力，她纵身一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除了用心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外，她还经常去旁听表演系的课程，表演课、形体课、台词课，还有语文、政治、外语等必修的文化课，每一节课她都当成是一个个甜滋滋的山果果捡起来。为了学好英语，她一到暑假就去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苦学英语，她相信外语也是一个小果果，不管以后做什么，学好它，终究会用得着。

一有机会，她就去参与演戏，锻炼自己。不管角色大小、台词多寡，她都全心投入，把自己融入角色中。她觉得能演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对每一个到手的角色都兢兢业业，这为她赢来了许多意外的加分和机会。命运之神终于将更多的青睐给了那个准备最充分的她。2005年11月2日，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命运让我和“姐姐”狭路相逢，我终于踩着点儿了。这一年，她主演了著名导演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在《孔雀》里，她的角色是内心安静淡定却又为了爱情热烈奔跑的痴情“姐姐”。这部影片在参加柏林电影节时，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无需翻译，毫不怯场。媒体兴奋地评价她为“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女孩”，有人甚至开始叫她“小章子怡”。她微笑处之，她知道出色的谈吐只不过是原来努力捡起来的一个果果对自己的回报而已。

一次次准备，一步步努力，捡起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她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炙手可热的演员。她是《七剑》里灰头土脸的村姑，是《花腰新娘》里媚惑的彝族姑娘凤美，是《紫玉金砂》里的曾家大小姐，是《门徒》里鬼魅一般的吸毒者，是《证人》里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律师，是《红河》里的智障少女小桃……

她就是张静初，这个而立之年的女子，外表虽然娇柔，内心却异常坚强，有梦想，肯坚持。谈到成功，张静初一脸微笑：“成功没有捷径，我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及时将每一个果果捡起而已。对我来说，梦想才是人生最甜的果子。”

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如果问：1946年，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教几年级？你也许答不出。但要问：现在名校中的名师教几年级？你一定脱口而出——毕业班。且不说大学，就说一窝蜂扩招的名中学，师资匮乏，便让高二老师教高三，高一老师教高二，初三老师晋高一，依此拆低补高，最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初一。

但当年徐悲鸿反其道而行之。他亲授一年级课，教新生起稿、观察、修改、乃至铅笔、纸张、油彩等工具的用法，还到学生宿舍指导写生。二年级由吴作人等名家任课。三年级，待学生好规矩养成，才交给青年老师带班。新师应该得到尊重，可教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新生刚起步，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悲鸿大师用心良苦，大师何以如此？一是心有学生，尽力对学生的一生负责。二是教学理念崇高，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这也许是那时既不扩招收费、也不以“升学率”为考评标准的缘故。由名师开启智慧，乃三生有幸。当代人唯有羡慕的份了。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张绣，一路行军，走得非常辛苦。时值盛夏，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j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秃岭，没有人烟，方圆数十里都没有水源。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战士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大汗淋淋，可是又找不到水喝，大家都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鲜血直淌。每走几里路，就有人倒下中暑死去，就是身体强壮的士兵，也渐渐地快支持不住了。

曹操目睹这样的情景，心里非常焦急。他策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在山岗上极目远眺，想找个有水的地方。可是他失望地发现，龟裂的土地一望无际，干旱的地区大得很。再回头看看士兵，一个个东倒西歪，早就渴得受不了，看上去怕是难得再走多远了。

曹操是个聪明的人，他在心里盘算道：这一下可糟糕了，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曹操想了又想，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到那里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战士们听了曹操的话，想起梅子的酸味，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精神也振作起来，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就这样，曹操终于率领j队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曹操利用人们对梅子酸味的条件反射，成功地克服了干渴的困难。可见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要一味畏惧不前，应该时时用对成功的渴望来激励自己，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困难，到达成功的彼岸。

阿基米德（Archimedes287BC～212BC）出生在叙拉古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位天文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斯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辩论。长大后飘洋过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求学。他向当时着名的科学家欧几里德的学生柯农学习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知识，最后通古博今，掌握了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回到叙拉古后，他坚持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保持联系，交流科学研究成果。他继承了欧几里德证明定理时的严谨性，但他的才智和成就却远远高于欧几里德。他把数学研究和力学、机械学紧紧地联在一起，用数学研究力学和其它实际问题。保护叙拉古战役中的机械巨手和投石机等就是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在亚历山大里亚求学期间，他经常到尼罗河畔散步，在久旱不雨的季节，他看到农人吃力地一桶一桶地把水从尼罗河提上来浇地，他便创造了一种螺旋提水器，通过螺杆的旋转把水从河里取上来，省了农人很大力气。它不仅沿用到今天，而且也是当代用于水中和空中的一切螺旋推进器的原始雏形。阿基米德在他的着作《论杠杆》（可惜失传）中详细地论述了杠杆的原理。有一次叙拉古国王对杠杆的威力表示怀疑，他要求阿基米德移动载满重物和乘客的一般新三桅船。阿基米德叫工匠在船的前后左右安装了一套设计精巧的滑车和杠杆。阿基米德叫100多人在大船前面，抓住一根绳子，他让国王牵动一根绳子，大船居然慢慢地滑到海中。群众欢呼雀跃，国王也高兴异常，当众宣布：“从现在起，我要求大家，无论阿斯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

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小块放杠杆的支点，我就能将地球挪动。假如阿基米德有个站脚的地方，他真能挪动地球吗？也许能。不过，据科学家计算，如果真有相应的条件，阿基米德使用的杠杆必须要有88×1021英里长才行！当然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最引人入胜，也使阿基米德最为人称道的是阿基米德从智破金冠案中发现了一个科学基本原理。

国王让金匠做了一顶新的纯金王冠。但他怀疑金匠在金冠中掺假了。可是，做好的王冠无论从重量上、外形上都看不出问题。国王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日思夜想。一天，他去澡堂洗澡，当他慢慢坐进澡堂时，水从盆边溢了出来，他望着溢出来的水，突然大叫一声：“我知道了！”竟然一丝不挂地跑回家中。原来他想出办法了。

阿基米德把金王冠放进一个装满水的缸中，一些水溢出来了。他取了王冠，把水装满，再将一块同王冠一样重的金子放进水里，又有一些水溢出来。他把两次的水加以比较，发现第一次溢出的水多于第二次。于是他断定金冠中掺了银了。经过一翻试验，他算出银子的重量。当他宣布他的发现时，金匠目瞪口呆。

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一条原理：即物体在液体中减轻的重量，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条原理后人以阿基米德的名字命名。一直到现代，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测定船舶载重量等。

公元前215年，罗马将领马塞拉斯率领大军，乘坐战舰来到了历史名城叙拉古城下，马塞拉斯以为小小的叙拉古城会不攻自破，听到罗马大军的显赫名声，城里的人还不开城投降？

然而，回答罗马军队的是一阵阵密集可怕的镖箭和石头。罗马人的小盾牌抵挡不住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他们被打得丧魂落魄，争相逃命。

突然，从城墙上伸出了无数巨大的起重机式的机械巨手，它们分别抓住罗马人的战船，把船吊在半空中摇来晃去，最后甩在海边的岩石上，或是把船重重地摔在海里。船毁人亡。马塞拉斯侥幸没有受伤，但惊恐万分，完全失去了刚来时的骄傲和狂妄，变得不知所借。最后只好下令撤退，把船开到安全地带。

罗马军队死伤无数，被叙拉古人打得晕头转向。可是，敌人在哪里呢？他们连影子也找不到。

马塞拉斯最后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士兵说：“怎么样？在这位几何学‘百手巨人’面前，我们只得放弃作战。他拿我们的战船当游戏扔着玩。在一刹那间，他向我们投射了这么多镖、箭和石块，他难道不比神话里的百手巨人还厉害吗？”

年过古稀的阿基米德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在保卫叙拉古城时，他动用了杠杆、滑轮、曲柄、螺杆和齿轮。他不仅用人力开动那些投射镖箭和石弹的机器，而且还利用风力和水力，利用有关平衡和重心的知识、曲线的知识和远距离使用作用力的知识等。难怪马塞拉斯不费劲就找到了自己惨败的原因。当天晚上，马塞拉斯连夜逼近城墙。他以为阿斯米德的机器无法发挥作用了。不料，阿斯米德早准备好了投石机之类的短距离器械，再次逼退了罗马军队的进攻。罗马人被惊吓得谈虎色变，一看到城墙上出现木梁或绳子，就抱头鼠窜，惊叫着跑开：“阿基米德来了。”

传说，阿基米德还曾利用抛物镜面的聚光作用，把集中的阳光照射到入侵叙拉古的罗马船上，让它们自己燃烧起来。罗马的许多船只都被烧毁了，但罗马人却找不到失火的原因。900多年后，有位科学家按史书介绍的阿基米德的方法制造了一面凹面镜，成功地点着了距离镜子45米远的木头，而且烧化了距离镜子42米远的铝。所以，许多科技史家通常都把阿基米德看成是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始祖。

马塞拉斯进攻叙拉古时屡受袭击，在无般无奈下，他带着舰队，远远离开了叙拉古附近的海面。他们采取了围而不攻的办法，断绝城内和外界的联系。3年以后，他们利用叙拉古城市居民的大意，终于在公元前212年占领了叙拉古城。马塞拉斯十分敬佩阿基米德的聪明智慧，下令不许伤害他，还派一名士兵去请他。此时阿基米德不知城门已破，还在凝视着木板上的几何图形沉思呢。当士兵的利剑指向他时，他却用身子护住木板，大叫：“不要动我的图形！”他要求把原理证明完再走，但激怒了那个鲁莽无知的士兵，他竟用利剑刺死了75岁的老科学家。马塞拉斯勃然大怒，他处死了那个士兵，抚慰阿基米德的亲属，为他开了追悼会并建了陵墓。阿基米德被后世的数学家尊称为“数学之神”，在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三位数学家中，阿基米德占首位，另两位是牛顿和高斯。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马援(前14-后49)是汉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兄马况抚养成人。他从小胸怀大志，眼光高远，深为其兄器重。王莽时期，马援在军队里当个小军官。一次上司派他率队押送一些犯人，在途中，马援看到犯人们哭得挺伤心，不由动了侧隐之心，便把犯人们都放了。私放犯人是大罪，马援只得逃亡到北方的边境上，躲避朝廷的追捕。

碰巧时间没多长，赶上朝廷大赦，马援也得以免罪。之后，他就在那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心胸宽广，乐于助人，为人忠厚而有远见，没几年功夫，来归附他的人竟有好几百。他常对身边的人们说：做人不能因为贫穷潦倒而丧失志气，不能因为年纪老迈而颓唐，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不几年，马援有了几千头牛、羊和马匹，几万斛粮食，家产多得花不完用不尽，但他不为物累，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财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帮助人；要不然，做个守财奴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怀着高远志向的马援果然把财产分给了他的本家和亲友，自己空身外出投军谋事，后归附了汉光武帝刘秀，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1853年，洪秀全颁布诏书举行科考选拔能士，并且打破陈规增加了“女科”，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男科的主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考试的题目男女一样，都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结果考生傅善祥以其独到的视角，犀利的文笔获得了男女主考官的一致赞扬，被选为当期的女状元。

傅善祥在得到科考第一名后，受到了杨秀清的看重，破格任命傅善祥为“恩赏丞相”，位列州司座次，隶属天王府六部，主要职责仍旧是辅佐东王处理政务。

傅善祥任职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替杨秀清处理了非常多棘手的问题。受到了太平天国军民的一致赞扬。当时曾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的说法。

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农民领袖们却急速的腐化堕落了起来。尤其是东王，更是以“天父下凡”自居。有六十多个老婆还嫌不够，看着傅善祥年轻貌美，于是也将她长期霸占。可怜一代才女，不能为国家百姓效力，却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真是可悲至极。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作恶多端的杨秀清迎来了他的灭亡。1856年的8月，“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的密令昌辉连夜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人仰马翻鸡犬不留，二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而一代才女傅善祥，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下。

东汉末年，七岁的华佗到一位姓蔡的医生家里去拜师学艺。见过师傅之后，华佗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静听老师的吩咐。

蔡医生技术精湛，前来拜师的人很多。蔡医生想收一个聪明的孩子为徒弟，决定先考考他们。

他把华佗叫到跟前，指着家门前的一棵桑树提了一个问题：“你瞧，这棵桑树最高的枝条上的叶子，人够不着，怎么才能采下桑叶？”

“那就用梯子呗！”

“我家没有梯子！”

“那我就爬上去采！”

“不！你能够想出别的办法吗？”华佗找来一根绳子，在绳子上系了一块小石头，然后将它往最高的树枝上抛。绳子将那根树枝拉了下来，华佗一伸手就把桑叶采下来了。

“好，很好！”蔡医生高兴地点点头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院子里有两只山羊在打架。几个孩子去拉，结果都没有拉开。

“你能让那两只羊不再打架了吗？”

华佗围着桑树转了一圈，拔了一把鲜嫩的绿草。他把草送到山羊面前。这时，山羊的肚子也饿了，见了草就顾不上打架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很高兴当你的老师！”

后来，华佗成了一代神医。

凡事善于开动脑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若是知难而退，只会使自己变的更加平庸。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我们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我们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大学》等典籍。而他很小时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替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唐代大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一生写诗1000余首，他的诗雄奇豪放，把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对后世和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被后人尊为“诗仙”。

李白5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西域（ｙù）回到四川青莲地区定居。到10岁的时候，他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一年春天，岷（ｍíｎ）山山脚下有个客人前来拜访李白的父亲，恰巧他外出未归。客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要离去。李白见了，连忙拉住客人说：“伯伯，您远道而来找我父亲，累了半天也不休息一下，就要返回，这样会伤身体和精神的啊。”

客人见李白礼貌热情，能言会道，心中暗暗佩服，便坐了下来。

李白开始忙起来，他又是送茶，又是递毛巾，对客人非常尊敬。为使客人不寂寞，李白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到客厅陪着客人说话，他大大方方地说：“请问大伯尊姓大名，以便我转告父亲。”

客人有心要试试李白的才学，便咳了一声，用手指轻捻（ｎｉǎｎ）了一下胡须，大声说：“我的姓是‘有人偷’，名字是‘鸟落山头不见脚’。”

李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拱手回答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亲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客人疑惑地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白他立刻回答说：“‘有人偷’就是把‘偷’字去掉单人旁，那么就是‘俞’字；‘鸟落山头不见脚’，就是‘岛’字。您姓俞，名字叫岛！”

客人听后，十分佩服，连连拍着他的脑袋说：“童子真是奇才，可喜可贺！”

李白不到10岁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家乡。14岁时，李白来到南浦（今四川万州市），当地有个姓胡的乡绅（ｓｈēｎ）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别人，他想考一考李白。有一天，他当着李白的面就出了一副上联：“梁山栽大竹，无须淋（邻）水。”这个上联含有当地三个地名，因此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谁知李白随口答道：“南浦人长寿，何惧丰都。”这个下联前后也是三个地名，对仗非常工整。

胡乡绅很不服气，他又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大家看。那画上有个老神仙，怀抱一个大酒坛，睡在崖边，坛口朝外面流着酒。胡乡绅以画为题又出了副上联：“酉（ｙǒｕ）加卒是醉，目加垂是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月添半是胖，月添长是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堂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胡乡绅本想借联讥笑李白，谁知反被李白针锋相对嘲讽了一番，大家一看胡乡绅肥胖如猪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胡乡绅羞得满脸通红，还想找个机会再挽回面子。酒席散后，他领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里有几只小鹅浮在水上，游来游去，便灵动一动，对李白说：“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

李白心里明白胡乡绅的用意，回头向池塘中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只乌龟伸出头来，便应声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

以下是一个人一生的简历：5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他从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是处处不顺心；18岁时，他娶了个媳妇，可只过了几个月，媳妇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不久又放弃了；后来，他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

人到中年，他成了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因政府修公路而拆了那家餐馆，他又失业了；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而他仍一无所有。65岁那年，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用这105美元保险金创办了自己的一份崭新的事业；88岁高龄时，他的事业终于大获成功。他，就是肯德基创始人——哈伦德·山德士！

童稚的年岁，她一力撑起几经风雨的家。她的存在，是养母生存的勇气，更是激起了千万人心中的涟漪。命运对孟佩杰很残忍，她却用微笑回报这个世界古今中外名人感恩父母的故事精选古今中外名人感恩父母的故事精选。

五岁那年，爸爸遭遇车祸身亡，妈妈将孟佩杰送给别人领养，不久也因病去世。在新的家庭，孟佩杰还是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养母刘芳英在三年后瘫痪在床，养父不堪生活压力，一走了之。绝望中，刘芳英企图自杀，但她放在枕头下的40多粒止痛片被孟佩杰发现。“妈，你别死，妈妈不死就是我的天，你活着就是我的心劲，有妈就有家。”

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刘芳英微薄的病退工资。当别人家的孩子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没喊过疼。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孟佩杰总是来去匆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替养母穿衣、刷牙洗脸、换尿布、喂早饭，然后一路小跑去上学。中午回家，给养母生火做饭、敷药按摩、换洗床单……有时来不及吃饭，拿个冷馍就赶去学校了。晚上又是一堆家务活，等服侍养母睡觉后，她才坐下来做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女儿身上最大的特点是有孝心、爱心和耐心。”刘芳英说，如果有来生，她要好好补偿女儿。为配合医院的治疗，孟佩杰每天要帮养母做200个仰卧起坐、拉腿240次、捏腿30分钟。碰上刘芳英排便困难，孟佩杰就用手指一点点抠出来。

2009年，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权衡之下，她决定带着养母去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大一那年暑假，孟佩杰顶着炎炎烈日上街发广告传单，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养母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不少好心人提出过帮助，都被孟佩杰婉拒了，她坚持自己照顾养母。孟佩杰的毕业愿望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安安稳稳，与养母简单快乐地生活。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德国，出现了一位非同寻常的着名将领。他既非贵族职业军官家庭出身，又未在高等军事院校里接受过正规参谋教育;但他却以在战场上风驰电掣般的行动而在德国军事史上留下盛名。他就是拥有“沙漠之狐”绰号的德国陆军元帅艾尔文·隆美尔。

隆美尔，这个德国装甲兵的战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构成隆美尔传奇色彩的因素，首先是他矮小的身材、狐狸般的狡诈和诡秘的微笑，而更主要的是他在北非沙漠中指挥装甲部队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使对手措手不及。

隆美尔1891年出生于德国南部布伦兹的海登海姆镇。1910年7月入德国军队服役，不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屡建战功而多次获奖，并晋升为上尉。1919年以后，先后担任连长、步兵学校战术教员、猎骑兵营营长、军事学校校长等职。1937年根据自己的讲稿写成《步兵进攻》一书，很受德国青年的欢迎，也为他以后担任指挥要职铺设了进身之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隆美尔任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1940年任第十装甲师师长。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许多军事要职。

隆美尔认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在两军作战中，谁先用火力压住对方，谁就往往可以获得胜利。在1940年夏的对法作战中，隆美尔彻底实现了这一信念。从6月5日起，隆美尔的第7师便已开始从索姆河北岸向南岸发起进攻。索姆河上的公路桥，在法军撤退时已经被炸毁，保存完整的只有两座铁路桥和两座旱桥。隆美尔在向索姆河南岸发动进攻前，首先以强大的炮火对这几座桥梁作封锁性射击，当占领这4座桥后，即令战车及其他车辆和步兵迅速通过。6月6日晨，隆美尔的第7师已在索姆河南岸像演习一样，以疏散的战斗序列越野前进。装甲车打头阵，一面走一面战斗，前进的速度恰好可以使步兵跟上。第7师以每天70-80英里的速度前进，连克第厄普、甚瓦勒雷和法国最重要的深水港瑟堡，从而结束了隆美尔的闪电战。第7师仅死伤2000余人，损失坦克42辆，而俘虏的盟军官兵共计有9.7万余人。隆美尔因此而荣获一枚武士级十字勋章，成为传奇人物。第7师也获得“魔鬼之师”的称号。

1941年初，隆美尔被任命为援救意大利军的德国非洲军军长，远征来到黎波里。当时，英军认为德军前来支援的兵力很少，决不敢贸然开战，主观上有轻敌思想;客观上英军又正处于换防阶段，补给困难。而在当时，德、意一共只有4个师的兵力，处于劣势。隆美尔利用英军调防、轻敌的有利时机，不顾柏林和罗马军事当局的坚决反对，出其不意，悍然下令，展开进攻。3月15日，隆美尔军从塞尔提向穆尔祖赫发起进攻，迅速向南挺进了450英里，给英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英军撤到阿吉打比亚地区，准备据险固守。隆美尔不给英军以喘息机会，利用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再创敌军，结果英军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从昔兰尼加的东界后退了400英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也被英军总部解职。隆美尔因其指挥作战灵活，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而被称为“沙漠之孤”。同年6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军元帅，时年49岁，成为德军中最年轻的元帅。

接着，隆美尔挥军乘胜追击，不到10天，前进500多公里，直抵埃及境内的阿拉曼。然而隆美尔部队过长的战线增加了供给困难，他的疲劳至极的部队也失去了攻势，不得不暂停进攻。而英国人则加强了其在北非的兵力，大量的美国新式重型坦克也源源而来，从而使中东英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隆美尔自昔兰尼加会战大胜以来几乎没得到什么补充。1942年10月23日，英第8集团军新司令官蒙哥马利向隆美尔发起代号为“轻步”的进攻。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他弹药缺乏，坦克和车辆所剩的燃油也不多了。如果他的部队坚守在原地，一但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围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此，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死守命令，断然下令撤退。此时的隆美尔手中既无预备队，又缺乏燃料。然而，蒙哥马利没能及时察觉隆美尔的撤退行动，察觉后又用兵过于谨慎，没有抓住最有利的追击时机，使隆美尔的溃退之军摆脱了被全歼的恶运。11月9日，隆美尔终于带着德非洲军的部分部队撤出埃及，退回到利比亚境内。

1943年11月，隆美尔出任B集团群军司令并奉命加强“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他一再强调“必须在海岸击败敌人”的论点。在隆美尔的推动下，“大西洋壁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全貌改观。在他认为可能登陆的任一滩头，架起了粗糙的登陆障碍物，另外在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埋设了500万枚地雷。在空旷地立尖杵使滑翔机无法着陆。尽管“大西洋壁垒”工事做得很完善，敌军仍可能夹带强势兵力与物资抢滩登陆，因此隆美尔主张把装甲部队部署于海岸不远处。以免盟军的空中力量切断预备队与战场的联系。但以西线统帅伦斯德为首的多数高级军官，认为把装甲部队分散来防御海岸，不但无法做强大反击，也失去了机动性，所以计划将装甲师做纵深部署，待判定敌军主攻位置后再展开攻击。由于双方争论不休，希特勒做了一个致命性的折衷决定，将装甲师分散于海岸，但仍距海岸有一段距离，却造成了战略战术装甲预备队不足。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来源：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来源：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xx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马克思十二岁进了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所中学。

有一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来给大家讲课，正讲得津津有味，有个外号叫“小傻瓜”的葡萄园主的儿子在下面吃起糖果来。老校长生气了，突然提出了问题，让“小傻瓜”回答。“小傻瓜”慌了神，不断地暗使眼色，恳求同学们提示，可谁也不理他。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

马克思瞅着“小傻瓜”那副可怜相，心中一阵好笑。他麻利地写了个纸条，卷成团儿，暗暗递给了“小傻瓜”。

“小傻瓜”以为是答案，趁老校长低头翻书的空儿，慌忙打开纸团，一看，竟是一首讽刺诗。诗中挖苦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傻瓜”，胖得像头小猪娃，不动脑筋光贪玩，浑身都是臭泥巴。

这下子，可把“小傻瓜”惹恼了。下课后，他拦住马克思就要报复。马克思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你办了没理的事，还想找别人的事吗？”

随即又编了一首讽刺诗，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打这以后，那些不守规矩的贵族子弟都很害怕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