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小故事作文【推荐20篇】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小时候是从大人的口中了解长征的，所以，印象是粗浅而零散的。不久前，我读了《万水千山--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本书，随着书中的故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重“回”了红军当年的战场，重温了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长征在我心中终于鲜活起来。

茫茫长征路，途中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地蠕动……夜，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战士硬是咬牙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7天内走过了600多里的黑草地……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想想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危险!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每个人只有一块木版，木板架在铁链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爬过去，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汹涌的狂澜巨浪中。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却克服了重重险阻，正因为有这样的惊人的毅力，长征所以能胜利!

…………

长征的故事远不止于此。确确实实，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她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而这种精神已成为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激励我努力进取、勇于拼搏。我们要弘扬红军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一名初中学生，在学习中、生活中，我们要向红军战士那样遇到困难奋勇攀登，滑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困难最终会征服的。既不要因基础差而忧虑，自暴自弃;也不要因压力大竞争激烈而背思想包袱。要确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潜能，战胜自己的惰性，以饱满的热情、积极自信的姿态走进学习，磨练出良好的意志，取得优异的成绩，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长大后报效祖国。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1932年春，丁德山的家乡来了红军。12岁的丁德山嚷着要参加革命，可红军说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不肯要。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丁德山把事先准备的砖块垫在脚下，终于加入了红军，被分到了卫生队。在卫生队，丁德山是个机灵鬼，干活卖力，上下都很喜欢他。

一次，红30军政委李先念来了，听说了丁德山的情况，就跟卫生队长说： "这个小鬼跟我一起走。"

在给李先念当勤务兵时，敌机扔炸弹，结果丁德山的腿受了伤。本来只是轻伤，可是部队没有药，他的伤口一直得不到治疗。李先念就让丁德山骑着他的骡子。然而丁德山的腿伤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烂的洞越来越大，里面还生了一团一团的蛆。行军一停下来，丁德山就用手抠里面的蛆，抠完了继续走，跟没事人一样。后来李先念见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丁德山又回卫生队，那里好歹还有点药。从这以后，丁德山又回到作战部队，开始扛枪打仗。

初进草地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一些稀疏的树木、山坡和牦牛走过的足迹，再往深处走，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草丛像陷阱一样，下面汪着水，一不小心，就会有战友陷进烂泥潭。一次，走在丁德山前面的两位战友，一个人的腿不小心陷进去了，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拽，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当丁德山赶上去营救时，自己也陷进去了。这时后面上来救援的战士解下身上的绑腿带，扔给他们，让他们缠在腰间，大家合力向上拉，这才把两个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但第一个战友已经被污泥吞没了。

进入草地后，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小袋青稞麦，但青稞麦被雨淋湿后，便成了粘糊糊的软胶疙瘩，把牙齿磨酸了也吃不到两口。身上的干粮吃完后，大伙不得不寻找野菜或树皮充饥，实在没办法就宰杀骡马牲口、煮皮带......草地里根本没有盐，这让他们感到嘴里无味，全身无力。那时候只要让他们舔一舔盐，真是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啊!

爬雪山的时候，气温有零下几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划着每个人的脸，钻入每个人的骨头里，仿佛咯吱咯吱地在锯着大家的身体。有些战士想了个办法，倒着往上走，脸朝下，屁股朝上。路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如果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把自己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

长征途中，丁德山先后负了12次重伤，肩膀上一个疤，腿上一个洞。每次打仗，丁德山都要求跟着突击队第一个上。他在四川广元、甘孜、岷山都负过重伤，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养伤，可他一次都没落下。后来首长夸他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是大家的好榜样。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第一次过草地时，他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思忠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任思忠当时脸就变白了，疼得直冒汗，可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声痛。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思忠可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任思忠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就咬紧牙关坚持跟上队伍。不幸的是，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任思忠都觉得像脚板里有个锯在割自己的肉，没有麻药，那种疼痛在钻他的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靠着坚强的意志，任思忠挺了过来。

在战友的帮助下，任思忠的脚伤渐渐好转，最后，脚背中央永远留下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的凹陷。

第二次过草地更是死里逃生，任思忠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当时任思忠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木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过河，任思忠和另外30名干部和战士趁黑夜游水渡河。

当时正是隆冬，数九寒天，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站在岸边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游泳到对岸了。不过，越是危急时刻，战士们的勇气越是大增，最后成功游到对岸的有8名，任思忠就是其中一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呢，就在睡梦中被击毙了，8名勇士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然而，任思忠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也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来到绥靖。此时的任思忠长时间休克，脸色苍白，呼吸时有时无。有一次，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口渴无比，轻轻地翻了个身子，浑身疼痛难忍，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只有挣扎着爬向河边去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思忠竟然爬了整整三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快到河边的时候，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了他，听他说了情况后，立刻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思忠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里，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

两个月后，任思忠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80年前，外国学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媒介。80年后，“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中，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跟着采访团重走长征路，记录新长征故事，见证中国沧桑巨变。

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在北京工作5年，他选修中国历史，但对长征了解并不多。“长征很艰苦，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低潮期，毛泽东在长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Tyler对长征的印象。

这次采访活动地点主要在湖南湘西、怀化、张家界等地。“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我从没有来过中国这些贫困的地方。”正如Tyler在他的稿子里面写到，不了解长征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贫困区。

随着采访行程的推进，他看到许多贫困山区修起了水泥路，建起了洋房，一个个家庭脱离了贫困，Tyler说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在十八洞村，龙德成老太太拉着tlyer的手，跟他讲脱贫故事，Tyler觉得特别感动。

“老太太住在这样封闭的大山里，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人生，在这种条件下还很乐观，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Tyler觉得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新的理解，长征精神就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中国人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做到，经历地震等灾难都能挺过去。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种坚韧的精神，但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坚韧达到了极致。”Tyler说，长征的先烈们，为了理想，为了生存，那么艰苦的条件也没放弃，最后完成目标。

Tyler很期待中国的扶贫政策，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给村民，教村民养殖技术。“跟长征一样，脱贫也是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他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脱贫比喻成新长征。

“多传递一些正能量。”Tyler希望自己有机会深入群众去了解在这场脱贫新长征路上的发生故事，并把他铭记在心，像斯诺那样写书。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八十年前，对，八十年前，很遥远很遥远的一天，在若尔盖草原上走过一对人马。

他们衣衫破旧，挎枪的挎枪，拄棍的拄棍，踉踉跄跄地走啊走啊，互相搀扶着的队列里，夹杂着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柳棍儿。他没有枪，也没有马刀，这根柳棍是她从湘西桑植老家的天子山上折下的，跟着他走了好多天了。

小孩子叫侯德明，母亲刘大梅，爸爸侯清芝，全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将军的战士，只不过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刘大梅、侯清芝和侯德明走散了，可是，侯德明没有感到害怕和孤独，因为身边的红军战士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大家都用生命庇护着他的安全。

若尔盖，藏语是“美女的故乡”，可是这片沼泽地见不到一个美女，只有苍鹰盘旋，偶或有草原鼠掠过。这种老鼠呆头呆脑的模样，可是却机灵无比，想捉住它们很不容易。

抓老鼠干什么?吃。

这支队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能吃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甚至连草原鼠都所剩无多。泥泞的草地上，一行行深陷的脚印存着积水，伸向天边，远方真的很远。“走过这片草地就是胜利”，一个大个子叔叔冲小娃娃侯德明说道。

侯徳明点点头，把勉强挤出的微笑献给大个子叔叔。他面黄肌瘦，可是一双眼睛却清澈无比。“叔叔，我饿!”小娃娃告诉大个子叔叔。

前面有几个端坐着的红军，像是一个班的人马，在围着一堆燃成灰烬的炭火休息。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个子叔叔走上前去打招呼，可是，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

大伙走上前去细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灰烬上是半脸盆的野菜汤，灰黑色的菜汤闪着不详的光，“肯定吃了有毒的野菜!”大个子叔叔告诉侯徳明。

疲惫的队伍肃立着，向牺牲的战友们默哀。

小孩子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帽子是爸爸的，戴上去有点大，让他更像一个有趣的大头娃娃。他想哭，不光是因为饿，反正他觉得委屈。这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死亡!

队伍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看到一星微弱的灯光在草原上摇曳，大家加快了脚步。当几头凶猛的藏獒吠叫时，大个子叔叔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不怕狗咬，只怕饿虫!”

黑牦牛毡的帐篷里有人，一对藏族老夫妻。也许是习惯了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走过，老夫妻淡定甚至有几分漠然地注视着大个子叔叔，可是，小孩子侯徳明的出场让他们的目光亮了起来。男主人递过肉干，女主人端出酥油茶。

侯徳明顾不得推开头顶的大号军帽，大口地吃了起来。然后，然后他在温暖的火堆旁沉沉入睡，好香好甜的睡眠，这是七岁的娃娃侯徳明平生最惬意的一次入睡。

头顶上不再是月光和星星，而是一顶黑牦牛毡帐篷。肚子里也不再是虫咬般的饥饿，不是辘辘的肠鸣，所以小娃娃如死亡一般沉睡着，甚至连梦都不曾有。

好像时间停滞了似的，当侯徳明猛然睁开眼时，身边除了藏族老夫妻，一个人也没有了。

“大个子叔叔!”小娃娃惊恐地跑出帐篷，草地上除了渗水的脚印，只有苍鹰和飒飒的风声应和着他的呼喊。侯徳明一下子明白了：他已经留在这座帐篷里，因为他看到老阿妈正冲他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手上是牦牛肉干，还有自己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

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把眼泪用衣袖擦干，侯徳明小鸟一样扑进阿妈那宽大的藏袍里，他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然后小娃娃走出帐篷，把故乡的植物伙伴插入松软的土地，柳树的生命是顽强的，来年春天，这柳棍会生根发芽，而红军的娃娃侯徳明，也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遥远的故乡，漫长的征途，一切的故事都将重新开始。黑牦牛毡帐篷像个故事宝盒，默默收藏起了侯徳明的童年往事，一藏八十年。

在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旅游胜地，如今有一处最著名的景点：红军柳。

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曳，甚至有高原罕见的鸣蝉纵情吟唱。每逢一个藏族老人来为柳树浇水时，蝉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它们知道柳树的来历，也知道这个连汉话都不会说的藏族老人却有一个典型的汉名：侯徳明。

1.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更多热门文章：

时下，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那些所谓的“重新发现”、所谓的“揭秘解密”，不过是打着种种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无视人类精神的力量，更无意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让精神庸俗化、让历史碎片化。对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民主党派成员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的夹金山。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

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孩儿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女孩儿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女孩儿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英勇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

很多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那一年，她15岁。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这个暑假，我读了这么一本令人感动的书——《长征路上的故事》!看着那书上的字句，我不由地想起那场景：二万五千大军在泥泞的草地中行走，饿了，就挖野草充饥，渴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泪水在眼眶内打转。

这本书讲述了二万五千个红军过雪山、爬草地、渡大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不畏强暴、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生活中，我像一位“小皇帝”，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仿佛我是一块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碰了”，正因为这样我被宠坏了，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睡觉要妈妈陪。从今天起，我要学习红军们的精神，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挫折。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们互帮互助的行为所折服，如今，人与人之间竟争激烈，更需要这种“互帮互助”的红军精神，社会才能进步。

读了这本书，我受益非浅。红军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不惜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要以他为榜样，刻苦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古诗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多么漫长的征途啊，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呢?然而，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而红军战士们却做到了。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但是战士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正是因为这样，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当他们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时，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他们却没有一句怨言，继续克服困难。当他们把自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在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他们是多么坚强啊! 在我们看来，这些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多么的坚强，多么的勇敢啊!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现在，我们能为祖国做更多的事，就是努力学习，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自己的能力把国家强大。同学们，我们要好好学习，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挑战，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不能在享受祖先的东西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像红军一样，有着顽强拼搏的精神。 顽强拼搏的精神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具备的。而是需要经过持久的刻苦磨炼，才能逐步形成。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好:勇敢产生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想要连跑带跳地把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得着，那是办不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顽强性和艰苦的劳动。

我们青少年的箴言就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除一切障碍。 看，我们现在的祖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许多国家对我们国家虎视眈眈，想把我们挤兑下去，害怕我们的强大，甚至有些地方想搞分裂，搞独立。在他们进行这种丑恶行经的同时，我们更要勇敢面对。以极大的信心和毅力来面对挑战。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血肉一般不可分割的。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用长征精神充实自己，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国防，提高国家的实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显示中国的世界地位，让世界人看看中国的强大，不让外敌有机可乘。

我们从红军长征中收获了坚强、智慧、勇敢、自信、顽强、团结……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些品德继续在祖国建设中去。把自己的成长、成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的强国，我们的民族将成为宇宙的骄子，让我们携起手来，书写崭新的历史，奏响未来更有力的强音!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