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一个小故事(合集19篇)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力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所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市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 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份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像一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敌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的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的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

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 壮 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得哭了，再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刻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刻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声便响过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

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上、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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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在抗战那些年，你还记那些爱国的文学家吗?比如：叶圣陶，鲁迅，朱自清。下面，就由yuwenmi小编给大家分享与q有关的作文，希望对各位童鞋能有所感悟!

著名文学家的爱国故事三则

故事一：文学家叶圣陶的爱国心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五四”运动直到1988年他生命终了的每个历史时期，始终怀有一颗强烈而诚挚的爱国心.他主张唤起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他写了大量爱憎分明的战斗檄文，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解放后，他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之中.叶圣陶的一生，是自觉追随共产党，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一生，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的一生.者。从“五四”运动直到1988年他生命终了的每个历史时期，始终怀有一颗强烈而诚挚的爱国心。他主张唤起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他写了大量爱憎分明的战斗檄文，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解放后，他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之中。叶圣陶的一生，是自觉追随共产党，探求真理，不断前进的一生，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的一生。

故事二：鲁迅弃医从文

鲁迅(188l一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深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命运担忧。1902年，二十一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的真理。在日本，他最初在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语。此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思想十分活跃，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和当时以反清为目的、在东京组成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发生联系。1904年9月，鲁迅按照其通过医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学习极为刻苦认真，深受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赞许。

但是，鲁迅没有想到，他学习成绩优异，竟会引起一些日本学生的嫉妒。在这些日本学生眼里，中国留学生是"低能儿"，是不能取得好成绩的。他们甚至认为，鲁迅所以每回考试都是好成绩，是因为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了他。--他们看不起中国留学生，这使鲁迅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刺激。

1905年学校里发生的另一件事，给鲁迅的刺激更大：一次上细菌课后放映纪录片，内容是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所谓战绩的。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枪杀，而周围观看叫好的竟是一群中国人。当时，看这部影片舶只有鲁迅一个是中国人。看完影片之后，大家拍手欢呼。这影片、这掌声都深深地刺痛了鲁迅，他在数月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为此曾一个人走进深山里放声悲歌。他翻来覆去的苦苦思索：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同胞被杀害而无动于衷?他终于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他毅然弃医从文(尽管他在医学上的学业已有成就)，走上了用笔唤起中国人觉醒的道路。

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的热爱，促使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抉择，这一抉择使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更增添了若许光辉。

故事三：朱自清不领美国面粉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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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梅兰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他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事艺术研究，还认真培养青年 演员。他的学生，不但有京剧演员还有不少地方戏的演员。同时，他仍然经常演出。全国各地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那里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时间里，走了十九个省，让观众实现了 “看看梅兰芳”的愿望。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1、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2、华罗庚毅然回国：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向祖国。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3、郑成功收复台湾：早在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就派兵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英勇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1661年，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多人，包围了台湾，经过9个月的激战，荷兰总督被迫签订投降书，带领残兵败将，灰溜溜地滚出台湾。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4、爱国英雄杨靖宇：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5、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jiang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订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构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上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guo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jiang介石，就运来了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困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王天保，1926年11月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原宜村乡)丰阳村。家境贫寒的他读完小学后再无力上学，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1939年11月的一天，同村一个早年离家名叫王建平的年轻人突然从外地回到村里，一有空便找王天保谈话，讲外面的故事。原来王建平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副官，此次是专程奉命回老家来发展进步青年的。在他的影响下，不久，王天保及村中的几个年轻人便决定投身革命，一起奔赴延安。这年，他年仅13岁。

那时王天保太小了，别人都说王天保只有10岁。坐火车售票员都主动让王天保买半票。可王天保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们先到达了西安，王天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道，被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那时最小号的军装对王天保来说也显得十分肥大。1940年初，几经辗转，王天保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步行20多天，从西安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已经成长起来的王天保先后在延安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战火的熏陶使王天保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1945年，王天保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王天保转入部队，被送到东北航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3年后，他学业期满，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批飞机驾驶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动用了大量拥有先进装备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机群遮天蔽日，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宁静的朝鲜北部三千里河山上，许多城镇和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边境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野蛮轰炸。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全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5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八师接到任务：由24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驻扎在朝鲜铁山半岛一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王天保所在的4团出动战斗机群负责掩护。下午2时19分，9架“杜-2”型轰炸机和16架“拉-11”型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准时起飞。王天保的战机是执行掩护任务的战斗机群的带队长机。下午3时14分，混合编队飞抵铁山半岛海域上空时，美军34架新式“F-86”喷气式战斗机突然迎面飞来，试图绕过我军战斗机群，直接攻击我军轰炸机群。王天保看破美军意图，立即向战斗机群下达命令：“全力出击，我在轰炸机在!”“拉-11”战斗机群奋力迎战，一面以炮火吸引敌机，一面改变编队，从两翼编队转换成一字编队，在我军轰炸机群前形成一道屏障。当时我军拥有的“拉-11”战斗机系苏制螺旋桨驱逐机，时速最大极限是700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时速则可达到1100公里，我战机在升限、攻击能力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敌战机。况且，我军的16架“拉-11”战斗机都是服役多年的老飞机，面对如狼似虎扑过来的34架美军新式飞机，王天保没有退却，他以坚定的信念沉着指挥应战。

发现王天保是带队长机后，7架美军飞机向他包围过来。王天保上下翻飞，左冲右突。终于出现了战机!他发现前方距离最近的敌机只有200米，敌机上的座舱、炮口，甚至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准备开炮，但左后方的两架敌机死死地“咬”住了他，另4架敌机急忙转弯欲拦住他的去路。也许转弯太猛，4架敌机贴着他飞机的上方呼啸冲过。王天保发现冲过去的敌机又处在了他的前方，马上抓住战机，瞄准其中两架猛烈射击，将其笼罩在一片火力网中。遭受重创的两架敌机摇摇晃晃，拖着浓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打落前面两架敌机，王天保士气大振，他又猛地调转机头，与一直尾随在其后的两架敌机来了个“面对面”。敌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掉头逃窜。此举正中王天保下怀，他稳稳地瞄准一架敌机，40发炮弹呼啸着命中敌机，那架敌机也很快冒着黑烟坠入大海。

螺旋桨战斗机居然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敌机群慌了神，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那一刻，王天保突然感到：不怕牺牲、勇敢沉着的共产党员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敌机对抗，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使我军轰炸机成功地炸瘫痪了美军设在铁山半岛的空军设施，拔掉了美军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塞。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王天保在又一次空战中再次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创造了1人击落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辉煌战绩，随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记特等功，被中朝联合司令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王天保任空军第九师副师长时，还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省东海面上的一江山岛战斗，再次荣立战功。此后，王天保历任空军飞行副大队长、副师长、师长和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司令等职，直至1983年离休。

1999年海军建军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再次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毛泽东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毛泽东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由于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