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长征故事做红色接班人作文(经典20篇)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日前，市文明办在全市未成年人中组织开展了“学长征精神做红色传人”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引导未成年人重温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

在沙河口区高玉宝青少年教育基地，沙河口区老战士报告团团长李光祥将军为中小学生讲述了红军长征故事，并带领孩子们学习党旗、国旗、团旗、队旗的意义，学唱革命歌曲。金普新区拥政街道举办了“童心向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知识竞赛，100多名小学生通过比赛，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了解。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开展了以“弘扬长征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为主题的红色讲堂活动，县关工委辅导员刘书常以通俗的语言，生动地为青少年和家长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

据了解，市文明办还将组织各中小学抓住开学时间节点，开展长征故事汇、慰问红军老战士和烈士家属等活动。

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下面是语文网整理的具体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阅读着《小学版伟人故事: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本书，我深深地被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精神所吸引，所感动，内心的钦佩油然而生。

我敬佩毛主席，敬佩他那孜孜不倦的读书精神。他从小酷爱读书，每次阅读总要拿笔标记着重点，写下评论和感想，在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圈点。他还特地锻炼自己在最嘈杂最热闹的城门洞里聚精会神看书。

可是，再回头看看自己，永远是被动者。比如老师让我们那笔做记号记录，我们才这样做，而且当在看书时，别人在那玩，干什么的，我的心思也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了。读书时，人家是一句句推敲，我呢?囫囵吞枣，一目十行，甚至一本书看完，都不知讲什么内容。唉!

我敬佩毛主席，更敬佩他那坚强的意志，他说:“干大事业的人，必须锻炼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大雨天他在操场上淋，大风天他在城墙上让风吹身体，下霜时节他去野炊，露营，太阳下他脱了衣服晒晒身体，这样的锻炼使他有坚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有一次，我做数学导学案，眼睛一看，哇，这么长的题目，就不想，留给了爸爸做。其实，仔细一分析，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题，真令人汗颜。

我敬佩毛主席，敬佩他那为中华名族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长征时，被疾病缠身，重病数月的毛主席，走不动路，组织为他配备了一副担架，但他不睡觉，而是开展特殊的“办公室”。

再看看我自己，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还谈什么为别人服务，为祖国服务呢?唉，真是惭愧，同是人，为什么他能做到，我却不行呢!

踏着伟人的足迹，走过了伟人的一生。我深深地被毛主席那种崇高的品质与光辉的思想感动，所以我要以他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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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是长征时期红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被誉为“铁军团长”。在节目现场，耿飚的女儿耿莹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耿莹说，父亲带领的红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长征第一步就是他们迈出的。长征中，父亲和广大红军战士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创下了一天行军240里的奇迹。“他们并没有超人的体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过了万水千山。”

耿飚虽生于湖南贫穷之家，但也从小读私塾，背诗文。特别是他的传奇家世，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个游方郎中。到了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他父亲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打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耿飚的父亲耿楚南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1909年出生的耿飚作为长子，从小一方面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热爱学问，喜欢文史。十三岁，到水口山矿上当童工，开始投身革命。 父亲主要教给他南拳、气功、单刀、点穴功。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指挥活捉张辉瓒，用的是太平军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斗中，耿飚作为参谋，有勇有谋，他手挥马刀，冲锋陷阵，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由于懂得战术阵法，耿飚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管理第一期教导队。

耿飚文武双全，非常重视地图。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他自学的能力非常强，为了给部队架桥，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水口战役中负伤，子弹打尽，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率领红四团勇猛战斗，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歼灭敌人一个旅，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就俘敌千余，红军只有三个人负伤。陈光师长先表扬他打胜仗，而后又批评他带领党员干部打冲锋，罚他写文章，题目叫《反对个人勇敢》。耿飚当天就写好了，发表在《红色中华》上。这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

一次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与敌人硬打，耿飚三次建议，黄永胜才留下一个连守住隘口。结果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后，幸好留守连拼命阻击，才避免了全团覆没。陈光表扬了耿飚。

长征时，耿飚克服疟疾，为全军当开路先锋。幸遇一位神医给他配了一副秘方，根除了他的恶性脾寒，但副作用是掉头发和手足发麻。耿飚严守诺言，终生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老神医还建议红军用“七叶灵芝草”抵御深山老林的瘴气，非常灵验。而所谓“七叶灵芝草”，其实就是大蒜。

湘江之战，要是没有耿飚这样天神般的勇将拼死冲杀，红军肯定彻底覆灭。耿飚的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团长的耿飚，手挥马刀亲身搏斗，全身都是血浆，血腥味呛得他不停地干呕。连林彪聂荣臻都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血战五天五夜，红军由八万四千人打到不足四万人。海龟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要是没有毛泽东、林彪、彭德怀、耿飚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天神系列”，那就不会有“长征”这个词。

突破五道封锁线后，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得到重视，耿飚所部连打胜仗。强渡乌江时，炮兵的五发炮弹发挥了作用。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每次开炮前要念经，抚摸着炮弹说些“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煞是好笑。由于神速突破了乌江天险，老百姓和敌军都传言说红军是“水马渡乌江”，先头部队干脆写上了“第一水马司令部”。百姓和学生都围着红军要看“水马”，还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穷人啦，与红军是一家呀。”耿飚的红四团能者多劳，连续不能休息，强渡乌江就打娄山关，一路见敌就打，真是天兵怒气。俘虏惊讶地问：“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耿飚随即升为红一师参谋长。

渡金沙江时，耿飚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解决了瘴气和江水里的毒气问题。刘伯承跟小叶丹歃血为盟时，耿飚在场协助。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少数民族的攻击时，红军打几颗信号弹，他们以为遇到了妖魔，就远远逃走了。

非常可贵的是，耿飚这员毛泽东重视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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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启了长征的艰难跋涉。期间，数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躲过敌人枪林弹雨，穿越道道生死防线，一路与敌斗智斗勇，殊死较量。血染湘江，强渡乌江，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严重缺医少药，极度缺吃少穿，红军没有在绝境中倒下，历时两年，三大主力终在甘肃会宁会师，取得万里长征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红色力量。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埋下了多少忠魂烈骨。“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越是艰难险阻，越能锤炼铮铮铁骨，越是血雨腥风，越能砥砺红色精神。长征的胜利，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亿万贫苦人民渴望翻身、争取自由、向往和平的胜利;是历经沧桑，期盼民族独立强盛的胜利。万里长征，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为千疮百孔的古老大地带来曙光。

百年中华，数遭列强洗劫。“七.七”事变，日帝举起全面侵华屠刀，国家危如累卵，人民水深火热。长征精神再次挺直民族脊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全国迅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小米加步枪，驱除贼寇，收复河山，解救人民。平型关首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灭掉日军的狂妄叫嚣……不屈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八年浴血奋战，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外患刚除，内变又起。没等从抗战中喘过气，国民党便抛弃和平协定，悍然发动内战。然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用长征“红色基因”武装起来的解放军，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望风而逃。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中华民族完全站立起来。

建国初期，举国一片废墟，满目皆是疮痍，国家建设如同又一次长征。困难面前，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没有退缩，没有悲观，而是拿出长征精神，完成土地改革，让人民种上属于自己的土地。铁人王进喜式的大批工人，开创了中国工业基础，两弹一星更是扬我国威。近40年的改革开放，共产党人以无穷智慧，率领人民走上富裕路。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中国梦正变为现实。

80年的风雨历程，从长征磨砺出的坚韧，“红色基因”不断增加源动力。美好来之不易，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以生命换取。长征没有尽头，永远都在路上，每次征程都是新的长征。党员干部应传承长征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让红色基因发扬光大，永葆本色，为国家持续发展，民族不断强盛挺身向前，锐意进取。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这一座座的墓碑，就代表着一份份的忠诚。他们拼命的战斗难道不是为了祖国的明天，祖国的未来吗?红军战士长途跋涉，都在步步泥泞的路上走着，他们没有松懈过，一生都在拯救祖国，保卫祖国。没有他们，哪来如今的美好的家园，哪业如今的富裕生活，他们是创使者，他们尊敬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多少年来，有多少人赞扬过他们，他们百折不挠，奉献生命，为了革命的斗争而光荣殉职，总之，一句话——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热爱他们，我赞扬他们，我崇敬他们。他们为了革命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折磨中，他们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宁愿死也要守住党的秘密，他们宁愿做光荣牺牲英雄，也不愿做苟且偷生的叛徒，这就是我们中国烈士的特点，我也因此对他们产生了无限的敬佩，无限的感慨，我也要因此而赞扬他们，他们是我们 中国人民的感谢者，他们是神圣的，没有人能取代他们。在我的眼里，他们是光明的象征，他们是战胜一切的力量。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

张闻天同志曾讲，“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力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充分表现出了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牺牲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在长征中，我们曾经遇到了无数困难，许多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选集》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个理想就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的理想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它激励着红军将士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困难踩在脚下，在绝境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出路，杀出了一条条血路，克服了一个个难关，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长征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下殊死搏斗的战争奇观——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军阀势力的封锁扼杀，红军将士表现出了“刺破晴天锷未残”的坚定理想信念。长征途中，红军时刻面临着“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扫射，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艰难境地。据统计，“三方四路”红军先后参加战役战斗60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歼灭和击溃敌7个师19个旅100多个团，俘敌2万余人。长征出发时有10万人，到达时仅剩1万人，而只有4000人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只要跟着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红旗一定能到达”的理想信念。也正因为这种“献身甘为万矢”的精神，红军才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压倒，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国民党军队为了彻底消灭南方游击队，以数倍于我方的兵力，进行了多次“清剿”“进剿”“驻剿”“搜剿”。一些红军将士被敌人压迫在一些无人山区，只能以岩洞、草棚御寒，以野菜、树皮充饥，斗争环境非常艰苦，形势十分险恶，但仍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志，英勇地坚持战斗。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笑对强敌围攻和作战失利，从不低头、从不退却?是什么让红军将士一批倒下去，另一批冲上来，从未动摇他们的意志?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是吓不倒、摧不垮的。

长征是一曲人类征服大自然谋生存的英雄凯歌——面对自然环境的艰难险阻和战伤病痛的困扰折磨，红军将士表现出了“风雨侵衣命更硬”的坚定理想信念。长征途中，红军除了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承受来自自然环境和战伤病痛的磨难。红军先后跨越了近百条激流险川，征服了20余座高海拔、终年积雪的大山，数次穿过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正是在崇高理想和必胜信念的指引下，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过草地就有希望”的支撑下，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红军将士脚踩千难万险如平地，以惊人的毅力经受住了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磨炼。

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靠的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正是这一坚定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使红军将士在面对天然险阻时，毫不畏惧地跟着党走，毅然踏上艰难困苦之路，使党的绝对领导成为红军不变的军魂。这就是红军的敌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原因——即使他们的兵力比红军强大几十上百倍，即使他们拥有多得无法计数的粮食，拥有更先进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弹药，即使他们一再把红军逼进鸟兽绝迹、人类无法生存的绝境，却依然永远无法战胜红军的原因。对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道：“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与之相比，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长征是红军同敌人威胁和党内消极畏战的角力较量——面对国民党军的分化瓦解和部分官兵的悲观失望，红军将士表现出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坚定理想信念。长征途中，红军还面临着国民党军在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个别官兵丧失革命信心，滋生逃跑主义。主力红军撤离后，中央苏区形势顿趋险恶，一批经不起严酷斗争环境考验的投机者、软骨头、异己分子，相继变节乞降，背叛革命，其数量之多，超过大革命失败后的那几年。红军留守部队在根据地周边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瞿秋白、方志敏等多位领导人被捕，他们表现出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而慷慨赴死的伟大和坚贞。毫无疑问，这是信仰的力量。正是千万个这样杰出的勇士，组成了这支军队和国家的脊梁。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他们是最坚定、最勇敢、最无私无畏的一批人，如星辰照亮了黯淡的夜空。

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盲目迷信苏联教条，洋顾问负责军事指挥，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又深陷于国民党军布好的口袋阵中，损失惨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成熟，宣告了彻底结束盲目照搬外国教条的“左”倾错误。事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理想信念，需要共产党人自己解决本国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斗争方式和革命道路。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对抗中央路线，直至最后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8年初张国焘背叛信仰、叛党投敌时，连自己的警卫员都带不走。可见丢掉理想信念的人，是多么的令人唾弃!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将士，有着何其坚定的理想信念! 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今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趁着好天气，我们来到了徂徕山游玩，山青水秀，景色美极了！忽然，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碑展现在我们面前，走近一看，原来是徂徕山起义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它是1987年为纪念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50周年，建的高23米的纪念碑，徐向前题写“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武中奇题写隶书碑文。

看着这座碑，让我心潮澎湃，想起当年的徂徕山起义！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泰安、新泰、莱芜、泗水等地群众和平津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在此誓师，宣布抗日武装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队长，赵杰任副队长，黎玉任政治委员。队伍以徂徕山为根据地，转战于鲁中南地区，经过短期训练后，1月中旬，部队下山，沿泰安的茅茨、良庄向新泰进发。途中，得知敌人要从大汶口去新泰便决定伏击敌人以打击敌人、锻炼部队。部队从二、三中队中挑选了部分精干人员和武器，由赵杰、封振武率领，26日拂晓隐蔽进入设伏阵地寺岭村。下午15时,日军的一支马车运输队由大汶口方向进入了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开火,排子枪、手榴弹，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打响了四支队抗日的第一枪。但是战斗中，三中队班长杨桂芳在抽出大刀要冲上去砍鬼子机枪时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胸口儿壮烈牺牲，成为四支队创建以来的第一位烈士。

徂徕山起义是山东省委直接发动领导的一次起义，发挥了山东抗战的源头作用、山东抗日队伍的种子作用，在山东首次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打响了山东省委独立领导山东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山东省党组织独立自主领导抗战的序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全省共爆发了十余起较有影响力的抗日武装起义，而泰安地区这两场起义为今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看着长埋在大山里的这些英雄，想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一些真的是来之不易，是先烈们为国捐躯，不怕牺牲，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要为祖国做出贡献，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

无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年代，还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初期，亦或是“四个现代化”的今天，江西这片红色的革命热土都不乏顶天立地的豪迈慷慨之士，他们用行动演绎了赣鄱儿女身上孕育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激活红色基因的生动实践。

红土地孕育了红色基因。每一个赣鄱儿女身上都镌刻着“红色基因”这个达芬奇密码，传承红色基因是赣鄱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激活红色基因，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要靠行动跟进。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人的价值追求也多元多变。但越是这样，越突显红色基因的可贵，越需要传递“红色基因”正能量。

做“红色基因”坚定的传承者。什么是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江西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苏区好干部作风等一系列宝贵精神财富的一脉相承、世代相袭，通俗的讲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高度契合。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坚守心中的一方净土，敬畏法纪、敬畏组织、敬畏群众，宣传好、传播好，自觉把个人梦想的追逐融入到“江西梦”、“中国梦”的大潮中，奏响“红色基因”时代旋律的主音符。

做“红色基因”坚定的实践者。“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红色基因既然根植于肌体细胞，每一名赣鄱儿女要自觉行动跟进、拾级而上，围绕着“青山绿水”做文章，抢抓环鄱阳湖经济区建设战略目标和中央支持赣南苏区发展契机，实现“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发展目标，用生命唱响红色基因的强音，用壮举诠释红色基因的内涵，以“务实为民清廉”的成效赢取群众的口碑，迸发红色基因无穷活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一名赣鄱儿女，我们要以龚全珍、曾建等先进模范人物为标杆，有信仰、有责任、有担当、有节气，以拥有红色基因而自豪，以激活红色基因而赶超，以传承红色基因而自豪，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为“实干兴赣”添砖加瓦，写下俯仰无愧的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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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关爱留守儿童和住宿生的健康成长，9月1日，开学的第一个晚上，祁门二中组织了22名留守儿童和住宿生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的《开学第一课•先辈的旗帜》。

当晚，同学们早早来到了学校留守儿童之家，认真地观看《开学第一课》。观看过程中，同学们被长征中红军的故事深深的吸引着、革命先烈的事迹深深的感动着、先辈们的勇往直前、爱国奉献的精神深深的感染着，有的同学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同学们一直观看到节目结束，才依依不舍的回到宿舍。

近年来，该校非常重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不断创新形式，营造关爱的良好氛围，把关爱工作落在实处。通过此次观看《开学第一课》，旨在激发他们克服家长常年不在身边的困难，争做坚强好学的中学生。据了解，该校政教处还于8月31日报名期间指导各班级，做好“开学第一课”工作，将爱国教育、安全教育、感恩教育、法制教育等纳入到9月1日的开学第一课中，切实做好新学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尽快尽早融入班级，健康快乐成长。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在北京最美的季节里，北京市京源学校小学部迎来了2016—2017第一学期“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文明少年”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在雄壮有力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操场的上空;整齐一致的“一日生活好习惯”的背诵，响彻在每个京源学子的心中。

新的学期我们也迎来了新的面孔，在真切的祝福中，大家欢迎了新加入了京源学校小学部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年级小同学。

然后，京源学校小学部李晓军校长对全校师生给予了新学期的希望与祝福：希望同学们在新学期制定学习计划，健康成长，踏实努力，成为求真善美明德至善的小学生。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年级的小同学用稚嫩的童声表达了作为小学生的自豪，新教师带了《长征组歌》的诗朗诵。而随着《闪闪红星》音乐响起，校合唱队与舞蹈团的同学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让我校师生沐浴在昂扬奋进的精神中。

之后，四年级的同学们带来了“树礼仪之风展京源风采”的文明礼仪行为展示，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文明，那么优美，体现了我校小学生积极自信的态度、健康美丽的举止。看着他们的展示，同学们也表示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让自己成为京源学校小学部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学典礼上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区、校领导为我校区三好生、市优秀班集体颁奖，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最后，石景山区学籍科杨明华科长热情洋溢地为师生们致词，他殷切地期望我们全体同学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学习成绩，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整个开学典礼热烈而庄重。我们相信，这学期全校师生一定会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与学习中，创造出属于京源学校小学部的灿烂辉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占据。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四渡赤水，飞跃大渡河，过湘江，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无数战士倒了下去，但无数战士凭借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长征是一曲悲壮的歌，也是一首催人奋进的诗。

红军战士历经重重磨难，风欺雪压不低头，就是为了能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生活中，我只要遇到一点儿挫折，就退缩了，再也不敢迎难而上；学习上，遇到难题，就等着父母或老师讲，从不动脑筋思考。生活给我的机会，我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了！记得还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爬惠山，爬到半山腰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便一噘嘴，说什么也不爬了。现在想想，真惭愧呀！

虽然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周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a还要时刻牢记在心间。

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在挖掘长征故事的同时，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采访团成员感到欣慰。昔日偏僻闭塞的贫困山区，在党的好政策的领导下，道路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越来越平坦。如今，村民们种植的果子、药材，养殖的鸡子、肉牛都能方便的卖出去了;依托青山绿水、环境宜人的优势，不少地方都搞起了景区开发，而周围的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能发展农家乐，从事旅游服务业。群众的腰包鼓了，他们笑的也就更甜了!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20XX年6月11日、雄伟壮丽的史诗，是长征75周年的日子，效果良好，寓教于乐，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快乐之旅”和“团结之旅”，重走革命先烈走过的历程，我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每一项活动。这次活动组织严密、“教育之旅”。艰苦奋斗，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五岭逶迤腾细浪。更喜岷山千里雪，依然散发着激荡人心的神奇魅力、团结协作的长征精神紧扣着时代脉搏一起律动，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艰难险阻，认真感受到了长征精神带给我们的震撼，是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铸成的历史，使我深深感受到了长征中的艰辛，既对全体参加活动的集团干部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形式多样，仔细品味着每一次心灵交流的感动，乌蒙磅礴走泥丸，多了点希望。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的来到单位院内，而且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毛泽东用如椽的大笔和包举宇内的诗情，并进行了宣誓。然而诗歌毕竟是诗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红军不怕远征难，生穿红T恤，将永远奏响出时代的最强音?历史是无法回溯的，它不仅激励着中国几代人，我对长征的了解和认识大都来自于影像和文字。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红色之旅”，长征精神更是革命先辈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佩戴共产党员标志、勇往直前，切身体会着团队协作的力量，为我们勾勒出当年的长征景象，多了分浪漫，但是长征精神永不落伍、是宣传队，大渡桥横铁索寒，记忆并不能复原历史。长征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和前仆后继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这是当代人的缺憾、是宣言书，乘车到六盘山山顶，但“重走长征路”为我带来了希望，是一部史无前例，参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长征是历史上第一次，亦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淡漠。金沙水拍云崖暖。相信很多人都心存疑惑真正的长征到底是怎样的，内容丰富，又增进了大家的团队意识和进取精神，作为一名今年刚被党组织讨论吸收的预备党员的我，万水千山只等闲、战胜敌人的英雄壮举，多了些豪情，有幸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身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预备党员、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的人们的心灵感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