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中国女排最佳自由人——林莉合集20篇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起来，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抗“疫”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牺牲小我、大爱无疆的平民英雄，以实际行动奏响生命赞歌，挺起了民族脊梁。

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可以说，英雄始终是矗立在人们心中不朽的精神丰碑。中华民族虽饱受磨难，历尽沧桑，却始终在逆境中奋起，在挫折中坚强，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重要原因是危难之际总有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以实际行动凝聚起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时代的闪亮坐标，是民族的精神图腾、文化符号。我们反对“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但绝不因此否定英雄的重要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先锋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二、人民群众扛起战“疫”的重要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战斗岁月，转而面临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英雄不再仅仅是那些以身许国、以身报国的少数杰出人物，也包括在重大考验面前敢于负责、奉献的普通人。

疫情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网格员、青年志愿者、快递小哥、建筑工人等等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投入战“疫”一线。平常之事成就凡人英雄，正是因为有了平民英雄的执着坚守和顽强奋战，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才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武汉社区民警皮明伟搭起“椅子床”当好“守门人”;雨衣妹妹每天免费为武汉医护人员送400-600份盒饭;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560余名环卫工人始终奋斗在第一线……他们只是千千万平民英雄中一员。他们的英雄壮举和善行义举不是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民族大义。

三、平民英雄挺身而出的文化根源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疫”过程中，平民英雄的善行义举呈井喷式爆发，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之中，可以找到重要的内在动因。

一是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一体的情怀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思想高地，内化为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外化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无数平凡人宁愿舍弃小家团圆，坚守在抗疫一线，为保护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义无反顾地日夜奋战，这正是对家国情怀及爱国精神的生动传承。

二是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担当精神已经深深融进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重要因子。新冠疫情来袭，每一个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行动起来，以不同方式参与抗“疫”斗争，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生动诠释。

三是勇于牺牲的英雄情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数平凡人深明大义，敢于牺牲，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践行英雄情怀。这并不单纯是党和政府号召的结果，更是英雄情结的自然流露。

四、营造崇尚英雄争当英雄的有效机制

伴随着抗击疫情的力量不断凝聚起来，我们相信国家治理体系会更加改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医学事业会取得更大进步，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会更加深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会更加得到弘扬，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氛围也会更加浓厚。

为此，我们还要继续切实保障平民英雄尤其是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医用废弃物人员、密闭空间服务人员等人群的防护，有针对性落实防控措施。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及时安排免费体检，合理安排轮休，增加带薪休假时间，把关心关爱医护人员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抗疫英雄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我们要讲好抗疫故事，弘扬英雄精神，号召全社会向平民英雄学习，营造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使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坚定信心、敢于作为的担当精神，更加自觉地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蓬勃力量。

我们还要完善培育平民英雄的长效机制。完善优抚保障政策，在薪酬待遇、工伤认定、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组织发展等方面给予平民英雄适当倾斜。更重要的是要将疫情防控作为生动教材，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英雄情怀更加深入人心，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结硕果。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世界着名推销大师乔·吉拉德。在15年中，他销售了13001辆汽车，平均每年卖出1425辆（每天4辆），这项纪录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收入并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吉拉德的成功并非与生俱来，35岁以前，乔·吉拉德是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他小时候不喜欢念书，经常逃学，连高中都没有念完。更要命的是，他患有严重的口吃。为了生计，他甚至当过小偷，开过赌场。

在我人生的前35个年头，我自认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失败者！走投无路时，吉拉德向朋友求得汽车销售员的工作。60年代，被喻为汽车城的全球汽车工业重镇底特律，有39家大型的汽车经销营业所，每家又各有几十名销售员，可说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一处市场。没有丝毫经验的吉拉德就在这时候闯来了。

因为严重口吃，靠嘴谋生的吉拉德必须放慢说话速度，同时他更注意聆听客户的需求与问题。而没有人脉的乔·吉拉德，最初只靠着一部电话、一枝笔，和几页电话簿作为客户名单。只要有人接电话，他就记录下对方的职业、嗜好、买车需求等生活细节，虽吃了不少闭门羹，但多少有些收获。曾有人在电话中用半年后才想买车的理由打发他，半年后，乔·吉拉德便提前打电话给这位客户。就是靠着掌握客户未来需求、紧迫盯人的超常毅力，吉拉德从对手如云的底特律，杀出一条血路。

吉拉德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很多人早上起床后，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天，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人总在等待机会的到来，期望一条大鱼撞到自己怀里。上帝才知道这种人是否能成功？我绝对不做这种人！我每天都有目标，而且是前一天就计划好的。不管别人怎么摸鱼，我只管捕自己的鱼！

东晋时，祖狄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青年时代就胸怀为国立功的大志。

他有个好朋友刘琨，也是一位抱负不凡的人。他们两个同做"司州主簿" （司州，今河南洛阳一带，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的官吏）时，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局看法相同，共同怀着光复河山的报国之志，两个人夜间同睡一床，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到深夜。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得鸡啼。祖狄使用脚踢刘琨说： "你听听，这鸡啼的声音是多么激越昂扬，它是在叫人奋发图强啊！"于是，俩人便披衣起床抽出宝剑，在鸡啼声中舞起剑来。 "闻鸡起舞"的成语，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的。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赵一曼留有诗篇《滨江述怀》，其故里宜宾有“赵一曼纪念馆”，相关电影有《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的小城，8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辞世，母亲用坚强和隐忍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却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差。一次，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的坚强性格。渐渐地，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高三那一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然后，白岩松一天看每科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持之以恒，白岩松终于考上大学。

现在回想这些，白岩松感慨地说：“青春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你可以犯无数的错误，因为你有改正错误的时间，但是当中年这杯下午茶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赶紧做正确事，因为错了就没有改正的时间了。”

卡当于1501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除了数学他也专注于收集、组织、研究、评论希腊和罗马的成果。

卡当有个不幸的童年，在40岁之前，他穷得一无所有。个性孤僻，、自负、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反省，并且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得冷漠无情。他为了逃避穷困、病痛、毁谤和不公平的待遇，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维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波隆纳和米兰行医并教受他人医术，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 1570年，因丢掷耶稣的天宫图，被视为异教徒，而被捕入狱。不过，令人称其奇的是，主教随即以占星术士来聘用他。

卡当的著作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占星学、物理学、医学以及关于道德方面的语录。借着辛勤的耕耘，他将古世纪、中世纪以及当代所能搜集到的数学知识，编成百科全书的形式。他更将自己珍爱、偏好的数论和代数理论，结合在一起。

1545年，他出版的著作《ArsMagra》（大术），在代数学上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书中首次出现使用符号的雏形，例如："3. quad . quad . p .29. quad . p .57 . aqualia36 . pos . p . 74."这相当于"3X4+29X2+57=36X+74"；他对三次及四次方程式提出了系统性的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卡当在代数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认真地引入了虚数，并接受虚数是方程式的根。虚数的出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虚数和原有的实数统称为复数系。根据代数基本定理，在复数系里任何多项式必有根，而且n次多项式恰有n个根，这就解决了根的存在性问题。要解出方程式的根，在复数系中，便可迎刃而解了。

除了在代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卡当在概率论这门学科上，也扮演了奠基的工作。例如在其《De Ludo Aleoe》（博奕论，1663年出版）一书中，他已经计算了投掷两颗或三颗骰子时，在可能方法里，有多少方法是得到某一点数，这可以说是，概率论发展的一个滥觞。

时间过得真快，寒假已经接近尾声。这个寒假，我用心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作《名人故事》。从书中，我了解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故事中的道理也让我记忆犹新。

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墨池的故事里，王羲之从小不停的练习书法和清洗毛笔砚台，最终原本清澈见底的池塘竟变成了墨池。他在书法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这与他坚持不懈的勤学和苦练是分不开的。所谓熟能生巧，做任何事亦是如此。我们在学习上更应该做到勤勤恳恳，千万不能心浮气躁。

另有古人祖冲之，大家一定不陌生，就是最早算出圆周率的数学家。祖冲之小时候就对所有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不懂的地方都会拉着他的祖父问个不停，而且对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都非常感兴趣。经过多年的实验与研究，终于算出了圆周率。他从小就敢想敢问并努力寻找答案，最后才会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也应该多想多问，勇于探索新知识。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向比自己职位低或者学问差的人求学，并不可耻。好学是一种美德，学习上就是在知识海洋里的不断寻求和探索，面对学习的困难和疑惑绝对不能敷衍和逃避。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因为从小妈妈就给我讲过。勇敢的司马光在小朋友掉进水缸里的时候并没有吓呆，而是急中生智拿起大石头就砸向水缸，救出了小朋友。比起身边的一群小朋友，司马光的沉重冷静确实值得敬佩。故事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能慌张，一定要静下心来想办法，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读了这么多的名人故事，我受益匪浅。自古英雄出少年，很多的伟人都是从小就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还有那些勇于挑战自己，面对困难不畏惧，机智勇敢的小名人们。我们一定要向这些名人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世界上任何一位名人都是从凡人群体中孕育而生的，当他们历经了无数奋斗和拼搏的风雨，跨上了人生瑰丽灿烂的巅峰之后，不仅是一次人生的转折，更是一次人性的历练。当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荣誉之后，一个普通的凡人将会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而不偏离?谁能依旧坚守心灵的最后一份宽容?

卡尔夫·柯立芝是美国第30任总统。就任总统后，他依然住在一家饭店的套间里。1923年夏天的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细微的响动惊醒。他起身走出卧室，发现一个人影正从他的大衣上解自己的表链。他轻声说：“请你不要动它。”

黑影转过身来，见只有他一人，便大着胆子问为什么。柯立芝说：“因为那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小偷借着室内微弱的灯光发现上面赫然刻着“卡尔夫·柯立芝”的名字，他愕然地说：“您就是总统?”此时，他吓得几乎要瘫倒在地，手里的钱包也滑落在地上。

柯立芝让这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然后问他为什么出来偷东西?年轻人说自己是个大学生，与同学外出旅游期间，钱花光了，连路费和住宿费都没有了，害怕同学讥笑，便跑出来偷钱。柯立芝听罢，捡起地上的钱包，从里面掏出30美元说：“这些钱足够你这两天的开销，但你要记住，这钱是我借给你的，而不是你偷的。”

年轻人接过钱，茫然不知所措地问：“总统先生，我该如何从这里走出去呢?”

柯立芝说：“按原道走吧，每个楼梯口都有我的警卫。”柯立芝站在窗前，静静地看着他从视线中消失。

后来，柯立芝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和另外两位朋友，但都要求他们保守秘密，并拒绝透露对方的姓名。25年后总统逝世了，夫人遵从他的意愿，此事依然没有公开，多年后，他的夫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此事依然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夫人生前透露的最后一个细节是，那个青年很快如数退还了那30美元“借款”，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律师。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么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阿凡提请依麻目、喀孜、麦曾等人士到家做客时，用抻面拌过油肉款待了他们。依麻目望着香喷喷的过油肉抻面，一连吃了两大盘子还想吃，但不好意思开口，只是连连点头赞美说：“夫人的手艺真不错，这面抻得跟她的头发丝一般细，菜做得跟她的容貌一样鲜。”

“阁下，你过奖了，请您再享用一盘吧！”阿凡提说。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的美味不多吃一点真是太可惜了，就是撑破肚皮也值得。”依麻目说道。

于是，阿凡提用他的空盘子盛了一盘子土端来放到依麻目面前，说：“请用吧，依麻目阁下！”

“阿凡提，你这是什么意思？”依麻目不解地问。

阿凡提说：“阁下，我想起了您前些日子给我们讲经时说过的一句话。”

“是哪一句话？”依麻目问。

“贪婪者的欲望只有进了土壤中才能填满。”阿凡提说道。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历史上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听过吗?

曹操持王允所赠之七星宝刀立于董卓榻前。董卓前日染疾，不便起身，就让吕布去牵一匹好马来送给曹操以示感谢。曹操见吕布前去牵马，而董卓又面向里卧，知道这是刺杀董卓的唯一机会，便提起七星宝刀准备行刺。没想到董卓的前面有一面镜子，董卓从镜子里看到曹操提起了七星宝刀，便大声问道：“你要干什么?”这个时候曹操听到了屋外有响动，正是董卓麾下最为精锐的侍卫——铁甲士。如今刺杀已被董卓发现，就算拼死一击也未必能够成功，于是曹操不退反进道：“此刀正是我要献给董大人之物，正要拿给大人过目。”董卓从镜子里看见曹操面无惧色，而且手中的宝刀镶有7块宝石，刀锋幽萃而洗练，知道的确是一件宝贝，便起身欲接过刀来。曹操见董卓来接刀，心想只要他收下宝刀，到时自己借口有事离去，即使刺杀不成也可以留下一条命来。但是屋外侍候的李儒此时走进屋内，看到曹操手中的七星宝刀，顿时大惊。他曾在王允府上见过此刀，决不会看错。而王允与董卓争权早已人尽皆知，现在七星宝刀在曹操手上，虽说是献宝，刺杀想必才是真。于是不等董卓下令，李儒已经召集了数十位铁甲士围在了房屋四周。

果然如同李儒所料，曹操一等董卓接过宝刀便起身告辞，董卓只是被宝刀吸引而并未阻拦。当曹操走出房门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数十个铁甲士围住了。他看见了一旁正在冷笑的李儒，明白自己的意图依然暴露，现在只有杀出去一条路了。于是曹操从腰间解下两只短戟，朝着包围最稀疏的地方冲了过去。董卓听见外面的动静，忙问近侍发生了什么事，被告知李儒正在指挥铁甲士截杀曹操。董卓大怒，正要拿李儒问罪，刚好吕布牵马回来。曹操看见吕布回来，大喊一声：“吕将军救我!”然后挥舞双戟朝吕布的方向杀了过去。李儒一面指挥铁甲士截杀曹操，一面对吕布高喊：“不要放走曹操。”但是他不知道，此时的吕布已经对董卓起了杀心，因为司徒王允给他的筹码更大。他本来也是见过七星宝刀的，之所以没有揭穿，是因为一旦曹操成功杀死了董卓，而自己便可以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于是他没有阻拦曹操，而是装出一副很奇怪的样子看着曹操骑上马逃之夭夭了。

以上是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

在这个假期里，我认真读完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读过书后让我感慨万千，这里面的每一个名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他们能取得如此成绩，并不代表他们从小就是天才，他们是比别人流下更多的汗水才取得如此成就。

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从小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就发奋图强的学习近代文化知识，学习拯救祖国，拯救人民的思想。可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几经波折，最终以武昌起义的成功解放了旧中国，开创了共和时代。

孙中山先生家里虽然贫穷，但他没有气馁，而是树立了远大的理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也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美术老师，为了这个理想，我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多观察，多动手，用心感受生活。相信在我的努力下，我一定会实现我心中的愿望。

评语：这一篇文章的结构简洁合理，作者对原文的理解也很深刻，明白了“从小就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小作者把读与议联系紧密，语言虽然并不华丽，但却极为准确生动。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乾隆弘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见父皇雍正的一位妃子正在梳妆，映在镜子里的她美眸清澈，娇艳无比。生性风流的弘历不觉砰然心动，便悄悄走过去，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吓了一跳，不知就里，下意识地用手里的梳子朝后一打，正好打在了弘历的额头上，竟然把他的额头打出血来了。

恰在这时，弘历的母后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也许皇后在心里早就对这位妃子抱有成见，便认定是该妃子调戏太子，就赐帛命该妃子自尽。该妃子被迫自尽后，太子弘历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点，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二十五年后，一位青年入宫侍驾，乾隆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像那个因自己的轻佻而冤死的妃子，验其颈项，果有一点红色胎记，与当年他给那个妃子脖颈上点的的朱砂位置一样;又问其年龄，回答二十五岁，与那位妃子死去的时间也正好一致。乾隆愈发吃惊，认定该青年就是那个冤死的妃子再世，是向自己讨偿孽债来的。

从此，乾隆便对这个年轻人关爱有加，处处袒护，使他平步青云，连连高升，一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也是赐帛自尽，与冤死的那位妃子一般无二。这个人就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和。

几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使人半信半疑，不得其解。倘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和是那个冤死的妃子转世是不是真的呢?抑或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也许，只是乾隆皇帝的负疚心理作祟，他就非得那样认定不可?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