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推荐经典20篇

同志们、队友们：

你们好，辛苦啦!

自踏上长征的征途，你们已经艰难跋涉了近五个月，“爬雪山，过草地”，熬酷暑，战伤病，跨越数省，行程数千公里，克服重重困难，爱心撒播一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可惜战果。在国庆五十七周年即将到来之即，在你们四渡赤水的进程中，作为一个热爱长征的老兵，一个曾参与过和同行的队友——我，向你们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属、亲人表示衷心感谢!

五个月的长征路，充满了艰险和坎坷。《我的长征》不负众望，探访、慰问、救济老红军，修缮红军墓，沿途扶贫公益，建学校、医院，演电影，做环保，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拥护。

队友们通过亲身体验和观摩红军长征遗址、古迹，不仅磨练了自己的意志、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增强了自己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你们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那种精神，领悟到了长征的非凡意义，也让长征爱好者通过电视和你们的博客了解了长征的很多信息，看到了长征沿线七十年的变迁。

我，通过《我的长征》的播出和你们的博文，大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对长征中的人物、事件、会议、战例等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对长征沿途的人文、社会、经济、民俗、环境等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发自内心地说：感谢你们，感谢〈我的长征〉节目。

漫漫长征路，处处有荆棘。虽然你们已经战胜了很多艰险，但千万不可松懈，思想上要更紧张，纪律上更严明，组织上更严密，力保安全抵达会宁。

在队员的博客评论上，出现个别的不同声音，你们不要受干扰，集中精力走好路，他说他的，你走你的，不要犹豫，不要懈怠，坚定不移的完成好全程安全顺利的任务。博客评论关不关都无所谓，我是理解和支持你们的。

团结协作，战胜自我，不畏艰险，勇于胜利是长征精神的主要方面，是红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的长征》效仿和行之有效的行为规则和基本做法。

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的长征》一定会使长征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

预祝队友们四渡赤水圆满成功，国庆和中秋节快乐!

最后，让我们再重温毛主席的诗《七律 长征》

七律 长征(1935.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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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位老汉住在与胡人相邻的边塞地区，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尊称他为"塞翁"。塞翁生性达观，为人处世的方法与众不同。

有一天，塞翁家的马不知什么原因，在放牧时竟迷了路，回不来了。邻居们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纷纷表示惋惜。可是塞翁却不以为意，他反而释怀地劝慰大伙儿："丢了马，当然是件坏事，但谁知道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果然，没过几个月，那匹迷途的老马又从塞外跑了回来，并且还带回了一匹胡人骑的骏马。于是，邻居们又一齐来向塞翁贺喜，并夸他在丢马时有远见。然而，这时的塞翁却忧心忡忡地说："唉，谁知道这件事会不会给我带来灾祸呢?"

塞翁家平添了一匹胡人骑的骏马，使他的儿子喜不自禁，于是就天天骑马兜风，乐此不疲。终于有一天，儿子因得意而忘形，竟从飞驰的马背上掉了下来，摔伤了一条腿，造成了终生残疾。善良的邻居们闻讯后，赶紧前来慰问，而塞翁却还是那句老话："谁知道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又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中原，边塞形势骤然吃紧，身强力壮的青年都被征去当了兵，结果十有八九都在战场上送了命。而塞翁的儿子因为是个跛腿，免服兵役，所以他们父子得以避免了这场生离死别的灾难。

这个故事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渐渐地浓缩成了一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它说明人世间的好事与坏事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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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敬爱的红军叔叔：

你们好!虽然我知道您不可能再看见这封信，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那股敬佩之情，还是勇敢的提起笔给您写信。

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我们这一代，因为你们的牺牲奉献，过上了以前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知道，没有您的热血，就没有我们的快乐日子。您为了后代可以不顾一切的和鬼子战斗，在电视里看见您被残杀的画面，我忍不住想哭。我为您感到惋惜，响当当的热血男儿，过早地与世永别。我恨透了鬼子，恨不得把他们痛揍一顿为你们出气，中国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叔叔，您一定很盼望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吧?跟您说：“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有巍然挺立的楼房，漂亮的小汽车潇洒的在马路上飞奔，彩色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总而言之，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你们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吧!

叔叔，每当我看到战斗片的时候，心里总是装着一股对敌人的恨意和对您的敬意。我恨敌人的冷酷无情，敬佩你们永垂不朽的爱国精神。你们为了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自己默默的咽着皮带和野菜。你们为了后代的幸福安宁，自己忍受着气愤和欺侮。你们知道从事红军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还是选择了这份职业。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敬佩!

红军叔叔，您放心，祖国将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一定继承你们的优良传统，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此致

敬礼

你们的后代：幸福女孩

20XX年XX月XX日

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计划。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49师大部被歼。

在漳州，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冲突。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任务。漳州是著名侨乡，红军部队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很大。因此，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还统一颁发了“入城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队入城后，总体纪律是良好的。部队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这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聂荣臻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惩戒是必要的，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多年之后，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路线”之争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企图破坏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于是，他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有自己的立场。他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个敏感的词语，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同志的观点最后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蚂蚁的故事

久以前，有一个人看到了蚂蚁的壮举：

突如其来的水包围了一小块陆地，那一小块陆地有许多的蚂蚁，是蚂蚁的家园。蚂蚁们对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们不会水。天要是要下大雨了，它们总是能够预先知道，于是就能看到它们浩浩荡荡搬家的场面。但是这一次它们无法预先知道，因为这一次是人祸，那个人挖开了沟渠，要浇灌他的菜园子。天灾可以预知，但是对于人祸蚂蚁们就无法预知了。蚂蚁们爬出了洞穴，一阵慌乱后，蚂蚁们秩序了，它们聚拢，聚拢，聚拢成了一个大大的蚂蚁团，这时，水漫了上去，蚂蚁团就漂在了水面，而且在微风的吹动下，蚂蚁团滚动，在水面上向前滚动。没有一只蚂蚁松手，那蚂蚁团好像向前漂得很轻灵。终于，他们抵达了陆地，它们分散开来，它们一定又一次开始重建家园。

那人看得呆了。他在想，假如有蚂蚁不想在最外边，想在里边安全着，还会有那紧密的蚂蚁团吗?假如有更多的蚂蚁这样想，还会有蚂蚁团吗?他的脑海闪现了一个词：团结。这是他因为目睹蚂蚁的壮举而创造的一个词!他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词啊!

他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的子孙，临了总要说一句：“团结啊!”

他的子孙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们的子孙，临了总要说：“这就是团结啊!”

后来蚂蚁的故事传丢了，一代叮嘱一代：“团结啊!”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一个青年背着个大包裹千里迢迢跑来见无际大师，他说：“大师，我是那样的孤独、痛苦与寂寞，长期的跋涉使我疲倦到极点;我的鞋子破了，荆棘割破双脚;手也受伤了，流血不止;嗓子因为大声呼喊而喑哑……为什么我还不能找到心中的阳光?”

大师问：“你的大包裹里装的是什么?”青年说：“它对我可重要了。里面装的是我每一次跌倒时的痛苦，每一次受伤后的哭泣，每一次孤寂时的烦恼……靠了它，我才走到了你这儿来。”

于是无际大师带青年来到河边，他们坐船过了河。上岸后，大师说：“你扛着船赶路吧!”“什么，扛着船赶路?”青年很惊讶，“它那么沉，我扛得动吗?”“是的，你扛不动它。”大师微微一笑，说：“过河时，船是有用的。但过河后，我们就要放下船赶路，否则它会变成我们的包袱。痛苦、孤独、寂寞、灾难、眼泪，这些对人生都是有用的。它能使生命得到升华，但须臾不忘，就成了人生的包袱。放下它吧!孩子，生命不能太负重。”

青年放下包袱，继续赶路，他发觉自己的步子轻松而愉悦，比以前快得多。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次胜利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下面是小编收集的2017高考作文素材积累：长征故事飞夺泸定桥，希望对你们有用!

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下面是语文网整理的具体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1932年春，丁德山的家乡来了红军。12岁的丁德山嚷着要参加革命，可红军说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不肯要。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丁德山把事先准备的砖块垫在脚下，终于加入了红军，被分到了卫生队。在卫生队，丁德山是个机灵鬼，干活卖力，上下都很喜欢他。

一次，红30军政委李先念来了，听说了丁德山的情况，就跟卫生队长说： "这个小鬼跟我一起走。"

在给李先念当勤务兵时，敌机扔炸弹，结果丁德山的腿受了伤。本来只是轻伤，可是部队没有药，他的伤口一直得不到治疗。李先念就让丁德山骑着他的骡子。然而丁德山的腿伤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烂的洞越来越大，里面还生了一团一团的蛆。行军一停下来，丁德山就用手抠里面的蛆，抠完了继续走，跟没事人一样。后来李先念见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丁德山又回卫生队，那里好歹还有点药。从这以后，丁德山又回到作战部队，开始扛枪打仗。

初进草地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一些稀疏的树木、山坡和牦牛走过的足迹，再往深处走，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草丛像陷阱一样，下面汪着水，一不小心，就会有战友陷进烂泥潭。一次，走在丁德山前面的两位战友，一个人的腿不小心陷进去了，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拽，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当丁德山赶上去营救时，自己也陷进去了。这时后面上来救援的战士解下身上的绑腿带，扔给他们，让他们缠在腰间，大家合力向上拉，这才把两个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但第一个战友已经被污泥吞没了。

进入草地后，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小袋青稞麦，但青稞麦被雨淋湿后，便成了粘糊糊的软胶疙瘩，把牙齿磨酸了也吃不到两口。身上的干粮吃完后，大伙不得不寻找野菜或树皮充饥，实在没办法就宰杀骡马牲口、煮皮带......草地里根本没有盐，这让他们感到嘴里无味，全身无力。那时候只要让他们舔一舔盐，真是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啊!

爬雪山的时候，气温有零下几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划着每个人的脸，钻入每个人的骨头里，仿佛咯吱咯吱地在锯着大家的身体。有些战士想了个办法，倒着往上走，脸朝下，屁股朝上。路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如果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把自己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

长征途中，丁德山先后负了12次重伤，肩膀上一个疤，腿上一个洞。每次打仗，丁德山都要求跟着突击队第一个上。他在四川广元、甘孜、岷山都负过重伤，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养伤，可他一次都没落下。后来首长夸他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是大家的好榜样。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进忽退，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四处兜圈子，弄得蒋军晕头转向。但同时，在红军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红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打仗不多，走路不少，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基层官兵有之，高级干部也有之。其中，林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在场的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即王家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毛、周、朱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

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被聂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来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是毛主席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尽管这封信遭多方反对，但林彪还是设法递了上去。

广大红军将士的苦，毛泽东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比一般官兵更加辛苦劳累，他不仅要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艰苦跋涉，还要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外，还要忍受妻伤子别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居然要唱对台戏，甚至要威胁自己的指挥权，这使毛泽东极为难过和恼怒。史称的中共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1935年5月12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脚的铁场，中央决定立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档案馆仍保留一份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聂荣臻“于今午14时到铁场”参加会议的通知。

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十分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洛甫、彭德怀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出提出让我来干，更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但是，林彪本人并不服气，思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表面上低头认输，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包括辽沈战役初期，林彪还与毛泽东对着干。直到最后妄图篡党夺权，自取灭亡。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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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长征。长征是一幅画，这又是一幅火红的画，一幅坚毅的画，一幅绵延二万五千里的历史画卷。红军面对高耸的悬崖、冰雪雨露、湍急的河流、无底的大沼泽……可每个红军从来没有退缩过，每个红军他们的大胆无私为长征这幅画卷画上凄美的一笔，这将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画卷哪!这就是长征。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信念，这又是一种顽强?信念，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坚持下来的信念。长征路上多险阻，可我们的工农红军并没有放弃，他们也想回家，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坚持了下来，靠一种信念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长达二万五千里的跋涉。这就是长征。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每人发一个红辣椒取暖，没有食物，但红军战士互相鼓励，坚持下来，最终他们翻越了雪山，这是长征顽强拼搏的信念。在红军的面前，不肯克服困难的我显得无比苍白无力和渺小。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精?，这又是一种不怕苦的精神，这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这是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红军们靠着这种长征精神坚持下来，并用血和泪谱写出了这辉煌的历史篇章。这就是长征精神。

“不经一番彻苦寒，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潜心研究十多年，验算用的草稿纸竟达十几麻袋之多。终于攻克了数学上的难题哥得巴赫猜想。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在轮椅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神舟五号经过中国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的飞上了太空，让世界人民所瞩目，这不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吗?正是由于他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的精神才换来他们伟大的成功。

当我们在挑剔饭不可口时，想想我们长征英雄们，他们是靠吃难以下咽的草根、牛皮带、树皮度日的呀!当我们躺在柔软的床上酣然入梦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是怎样忍着寒冷，睡在雪地上、山谷中!当我们乘坐舒适的车辆在天地间自由穿梭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只能靠脚力一步一步越过雪山，穿过草地!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吮吸知识的阳光雨露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得到一个带字的纸片，就是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追寻长征。重踏长征路，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前进!前进!前进!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