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摘抄推荐20篇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名人屈原的生平故事

屈原，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死于前283年—前269年)，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种深刻批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着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核酸检测结果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保证检验结果能够在24小时内反馈给送检方，军事医学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第一时间搭建核酸检测平台。今天(3月7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检测组长姜涛。

晚上9点，姜涛和团队成员正准备进入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完成核酸提取，由于当天检测样本送来时间较晚，为了能尽快把结果反馈给送检单位，他们要连夜完成样本的核酸检测。

样本提取属于高风险操作，进入实验室，他们要对几百只来自不同单位的样本试管进行清点并完成提取，这就需要检测团队在处理过程中十分的谨慎小心。

由于各单位送来的样本试管批次不同，有些咽拭子棉签的长度过长，在开盖的一瞬间，液体很容易溢洒，要迅速对溢洒部位及时进行专业处理。

专业的处理离不开姜涛曾经的经历，作为一名病毒学专家，他参与过多种疫苗的研制工作，研发出我军首个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还赴塞拉利昂进行埃博拉疫情防控等任务。

在完成3个批次的核酸提取工作后，姜涛和他的团队还要转战到另一间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确定样本检测结果。

目前，核酸检测组一个小时内可以完成90多份的样本核酸提取，单日标本最高检测能力达500份以上。

做生意最大的成功之处不在于赚多少钱，而在于为他人提供多少服务。

——洛克菲勒

乔.吉拉德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他在15年中卖出13001辆汽车，并创下一年卖出1425辆（平均每天4辆）的记录，这个成绩被收入《吉尼斯世界大全》。那么你想知道他推销的秘密吗？

曾经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乔.吉拉德的展销室，说她想在这儿看看车打发一会时间。闲谈中，她告诉乔.吉拉德她想买一辆白色的福特车，就像她表姐开的那辆一样，但福特车行的推销员让她一小时后再去，所以她就先来这儿看看。她还说这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今天是我55岁生日。”

“生日快乐！夫人。”乔.吉拉德一边说，一边请她进来随便看看，接着出去交待了一下，然后回来对她说：“夫人，您喜欢白色车，既然您现在有时间，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双门式轿车——也是白色的。”

他们正谈着，女秘书走了进来，递给乔.吉拉德一打玫瑰花。乔.吉拉德把花送给那位夫人：“祝您生日快乐，尊敬的夫人。”

显然她很受感动，眼眶都湿了。“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送礼物了。”她说，“刚才那位福特推销员一定是看见我开了部旧车，以为我买不起新车，我刚要看车他却说要去收一笔款，于是我就到这儿来等他。其实我只是想要一辆白色车而已，只不过表姐的车是福特，所以我也想买福特。现在想想，不买福特也可以。”

最后她在乔.吉拉德这儿买走了一辆雪佛莱，并写了一张全额支票，其实从头到尾乔.吉拉德的言语中都没有劝她放弃福特而买雪佛莱的词句。只是因为她在这里感觉受到了重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转而选择了乔.吉拉德的产品。

不要做任何事都以利益为前提，做生意赚钱固然重要，但是，记住做人是做生意的前提。会做人自然就会做好生意，其实这个世界是以人为本的，真正尊重你的顾客，你才能赢得顾客。

马克思：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鲁迅：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鲁迅嚼辣椒驱寒：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诸葛亮：读书方法是“观其大略”.这个方法意味者他注重知识的全面性和开拓性。

爱因斯坦：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 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华罗庚：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苏东坡：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况衡：况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汉郡名，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连山东省滋阳县以东至海地区)人。他出身农家，祖父、父亲世代都是农民。传到匡衡，却喜欢读书。他年轻时家里贫穷，白天给人做雇工来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是家里穷得连灯烛也点不起。邻家灯烛明峦，却又照不过来。匡衡就想出个法子，在贴着邻家的墙上凿穿一个孔洞，“偷”它一点光亮，让邻家的灯光照射过来。他就捧着书本，在洞前映着光来读书。

孙敬：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车胤：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张之洞 （1837-1909）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兴办民用工业方面颇多建树。他先后创办了湖北织造局、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创办了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的两广书院。

张之洞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颇有学识。据传，同治二年（1863年），他参加殿试对策。当时，他掘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很得阅卷官赏识，欲点他为状元，后因慈僖干预，得了个第三名。

张之洞常年宫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儿旬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这位布政史所为符合清代官场礼仪的。

名人故事

甘地小故事当甘地准备到英国学习法律时，别人曾反覆警告他重新吃肉，否则无法在英国生活。但是他母亲不想让儿子成为肉食者，于是就强迫他发誓；在一个耆那教出家人的主持下，甘地对他母亲发誓说他将永远不碰酒、女人和肉，甘地的母亲才放心地答应甘地去英国。没有这一誓言，甘地可能不会成为素食者。当甘地到达英国后，他发现继续坚持素食主义非常困难，因为她的女房东同意提供面包和住处，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烹饪蔬菜和面包。甘地说他那时几乎快要饿死。尽管甘地以前曾经吃过肉且认为吃肉是好事，但他仍坚守誓言。有一次甘地含著泪对一位劝他吃肉的朋友说：‘我知道你一次次地劝我吃肉是因为同情找，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破的。’

虽然甘地没有因诱惑而破誓，但他仍然需要面对寻找食物的实际问题。在从英国女房东那里听说市内有素食餐馆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当他找到之后，他说：‘我当时的感受就像孩子得到了一件心爱之物。’

今天，我读了一篇故事，名字叫《张海迪的故事》。读后我深受感动，下面听我介绍一下。

张海迪小时候很聪明，也很健康。张海迪曾经也有过快乐的童年，和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她自己的幻想，张海迪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她的身上。一天，海迪正在排练节目。她正在练习的时候，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了，她想站起来，但用尽全力也没能站起来。父母知道后把她送到了医院，过了一会，医生说出了结果，五岁的她正得了脊髓血管瘤。许多医生都没能救起她。后来有许多人关爱她，她的三分之二身体几乎都没有了知觉，在她住院时，她坚持学习。妈妈也经常鼓励她。每当病情折磨她时，她都非常坚强。海迪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长大后成了作家。

读完之后，我想：张海迪真是我们的榜样啊，我对一件事非常怀疑，为什么张海迪那么可爱聪明，而上天还要折磨她？张海迪在生病的时候还在自学，我真惭愧，现在有的同学把生病作为借口，不学习。她还那么坚强，病情折磨她时都不掉眼泪，而现在有的同学因为一点小事就哭，一点都不坚强，张海迪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有的人一星期写一篇就不错了。张海迪非常爱上学，得了病还想上学。她可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她那爱学习、坚强、坚持写日记的好精神。

张海迪我们为你加油！

大部分人知道陈鸥估计还是他为自己代言的广告词：“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的漂亮。我是陈鸥，我为自己代言。”

不仅因为陈鸥的青春帅气，这则广告更吐露了年轻人的心声，展现了年轻人的梦想，“陈欧体”意外走红，引无数网友众效仿。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陈欧体 “我为自己代言”。“我是**，我为自己代言”、“我是学生，我为自己代言”、“我是单身，我为自己代言”……

2011年初，董事会要求陈欧出来为公司做代言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犹豫的。

“2010年做过一些采访，但是没有正式说一定要我豁出去，后来董事会讨论，尤其是徐小平老师希望我站出来，但也有其他投资人说不要我站出来，希望我花更多的精力在业务上，但是徐老师说一定要发挥优势，后来我就站出来了。”陈欧说，他的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还给他举了张朝阳的例子，这位互联网第一代创业者，通过打个人品牌，以极低的代价成功带动了搜狐的知名度。

“围绕自己做CEO营销，不太好意思，别人会说我得瑟。我这个人挺好面子的。”陈欧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低调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出来炫，“而且，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但是到后来一想，我是CEO，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陈欧坦言为自己代言的广告迅速爆红网络，给自己和聚美优品带来的带来了知名度的巨大提升，而且节省了很大一笔广告费。“真是省了不少钱，估计省了1个亿的广告费。”陈欧说，聚美优品的营销费用比例在行业中是非常低的，几次广告营销下来，聚美的销量几乎翻了十几二十倍。陈欧甚至自夸，“这是电商圈内，继韩寒的凡客广告之后，最好的一个电商广告。”

“为了公司，还是得牺牲自己。如果公司到了一定阶段，作为CEO我就能淡出舞台退居幕后，就交给代言人去做。我不能保证企业和陈欧都永远辉煌下去，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尽全力去努力。”陈欧说，他现在每天加班到很晚，下了班就回家。

有很多人，会对始终如一的爱情充满向往。然而现实残酷，有太多的变故，导致一对又一对深爱的情侣，各奔天涯。苏炳添就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爱情。苏炳添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恋同班的班花：林艳芳。那时候林艳芳长得极其漂亮，苏炳添却瘦瘦小小的，学习成绩也是倒数，林艳芳看不上他。上了初中，苏炳添始终不改对林艳芳的执着，每天都要缠着她。忽然有一天，苏炳添转学去了体校，没有人再给林艳芳上课扔小纸条，给她讲无聊的笑话。林艳芳觉得很寂寞，很想念苏炳添，所以答应了他的追求。

后来苏炳添起早贪黑训练短跑，林艳芳也要为了升学而努力，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两人从书信到手机，始终对彼此忠贞不渝。苏炳添也是个内敛的人，从市冠军到省冠军，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苏炳添始终如一，对林艳芳爱慕不已。苏炳添除了训练，每天向林艳芳汇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给了她很多安全感。林艳芳则成了苏炳添背后的女人，尽管很多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2016年，苏炳添26岁，却和林艳芳已经相恋16年。他们终于也结束了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8年，林艳芳产子，苏炳添却因为比赛，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林艳芳没有怪他，反而理解他的辛苦。

几十年的理解和坚持，也正是他们修成正果的关键。亦如苏炳添在赛场上的坚持，才使得他创造历史。

苏炳添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谦逊和持之以恒。

这是苏炳添展示给世界的，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

莱布尼兹（1646-1716）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生平事迹

莱布尼兹出生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母亲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莱布尼兹的父亲在他年仅6岁时便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兹因此得以广泛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阅读了许多着名学者的着作，由此而获得了坚实的文化功底和明确的学术目标。15岁时，他进了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还广泛阅读了培根、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着作，并对他们的着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价。在听了教授讲授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课程后，莱布尼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他在耶拿大学学习了短时期的数学，并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20岁时，莱布尼兹转入阿尔特道夫大学。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组合的艺术》。这是一篇关于数理逻辑的文章，其基本思想是出于想把理论的真理性论证归结于一种计算的结果。这篇论文虽不够成熟，但却闪耀着创新的智慧和数学才华。莱布尼兹在阿尔特道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投身外交界。从1671年开始，他利用外交活动开拓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尤以通信作为他获取外界信息、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出访巴黎时，莱布尼兹深受帕斯卡事迹的鼓舞，决心钻研高等数学，并研究了笛卡儿、费尔马、帕斯卡等人的着作。1673年，莱布尼兹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时，他的兴趣已明显地朝向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了对无穷小算法的研究，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与算法，和牛顿并蒂双辉共同奠定了微积分学。1676年，他到汉诺威公爵府担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1700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促成建立了柏林科学院并任首任院长。

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兹在汉诺威逝世，终年70岁。

二、始创微积分

17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经各国科学家的努力与历史的积累，建立在函数与极限概念基础上的微积分理论应运而生了。微积分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由阿基米德等人提出的计算面积和体积的方法。1665年牛顿创始了微积分，莱布尼兹在1673~1676年间也发表了微积分思想的论着。以前，微分和积分作为两种数学运算、两类数学问题，是分别的加以研究的。卡瓦列里、巴罗、沃利斯等人得到了一系列求面积（积分）、求切线斜率（导数）的重要结果，但这些结果都是孤立的，不连贯的。只有莱布尼兹和牛顿将积分和微分真正沟通起来，明确地找到了两者内在的直接联系：微分和积分是互逆的两种运算。而这是微积分建立的关键所在。只有确立了这一基本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的微积分学。并从对各种函数的微分和求积公式中，总结出共同的算法程序，使微积分方法普遍化，发展成用符号表示的微积分运算法则。因此，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然而关于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数学上曾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实际上，牛顿在微积分方面的研究虽早于莱布尼兹，但莱布尼兹成果的发表则早于牛顿。莱布尼兹在1684年10月发表的《教师学报》上的论文，“一种求极大极小的奇妙类型的计算”，在数学史上被认为是最早发表的微积分文献。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也写道：“十年前在我和最杰出的几何学家G、W莱布尼兹的通信中，我表明我已经知道确定极大值和极小值的方法、作切线的方法以及类似的方法，但我在交换的信件中隐瞒了这方法，……这位最卓越的科学家在回信中写道，他也发现了一种同样的方法。他并诉述了他的方法，它与我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的措词和符号而外。”（但在第三版及以后再版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因此，后来人们公认牛顿和莱布尼兹是各自独立地创建微积分的。牛顿从物理学出发，运用集合方法研究微积分，其应用上更多地结合了运动学，造诣高于莱布尼兹。莱布尼兹则从几何问题出发，运用分析学方法引进微积分概念、得出运算法则，其数学的严密性与系统性是牛顿所不及的。莱布尼兹认识到好的数学符号能节省思维劳动，运用符号的技巧是数学成功的关键之一。因此，他发明了一套适用的符号系统，如，引入dx表示x的微分，∫表示积分，dnx表示n阶微分等等。这些符号进一步促进了微积分学的发展。1713年，莱布尼兹发表了《微积分的历史和起源》一文，总结了自己创立微积分学的思路，说明了自己成就的独立性。

三、高等数学上的众多成就

莱布尼兹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研究及成果渗透到高等数学的许多领域。他的一系列重要数学理论的提出，为后来的数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莱布尼兹曾讨论过负数和复数的性质，得出复数的对数并不存在，共扼复数的和是实数的结论。在后来的研究中，莱布尼兹证明了自己结论是正确的。他还对线性方程组进行研究，对消元法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首先引入了行列式的概念，提出行列式的某些理论。此外，莱布尼兹还创立了符号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发明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及开方运算的计算机和二进制，为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丰硕的物理学成果

莱布尼兹的物理学成就也是非凡的。他发表了《物理学新假说》，提出了具体运动原理和抽象运动原理，认为运动着的物体，不论多么渺小，他将带着处于完全静止状态的物体的部分一起运动。他还对笛卡儿提出的动量守恒原理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的雏型，并在《教师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笛卡儿和其他人在自然定律方面的显着错误的简短证明”，提出了运动的量的问题，证明了动量不能作为运动的度量单位，并引入动能概念，第一次认为动能守恒是一个普通的物理原理。他又充分地证明了“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观点。他也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没有物质也就没有空见，空间本身不是绝对的实在性”，“空间和物质的区别就象时间和运动的区别一样，可是这些东西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分离的”。在光学方面，莱布尼兹也有所建树，他利用微积分中的求极值方法，推导出了折射定律，并尝试用求极值的方法解释光学基本定律。可以说莱布尼兹的物理学研究一直是朝着为物理学建立一个类似欧氏几何的公理系统的目标前进的。

五、中西文化交流之倡导者

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酥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兹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了。”在这里，莱布尼兹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是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

莱布尼兹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后世永远敬仰、效仿。

我是一名从事呼吸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的医生。医院启动疫情防控工作以来，300多名医护人员递交了请战书，满满的红手印令人感动。作为参与过抗击非典HIN1病毒的“老兵”，我主动要求来到疫情防控一线，尽己所能做一些贡献。

在医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我们制定了防控工作预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对科室医护人员进行应急能力培训，组建医疗救治三级梯队，时刻保持工作状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了能够及时发现及早治疗，我把精力都投入到肺病门诊发热门诊

肺病科病房感染科病房，用心诊断排查发热患者，随时掌握门诊状况。确保病人尽快得到救治，保护更多的易感人群不受伤害，这是医院的使命，更是医生的天职。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只有尽早制定工作预案，不断完善工作流程，严格把控工作环节，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效果做到。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片祥和的休假气息中，我对着车讯网总编辑一顿狂吼之后，开始写这份市场部布置的“作业”。

这份“作业”——介绍职场上的成功经验，多少让我心存忐忑。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在这一路上，不曾奢望成功，只能靠信念拼搏且从未放弃信念。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或者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女魔头”。如果工作狂是一种病，我已经病入膏肓。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在采访飞行，坐月子期间还在同时发稿；刚刚接触网络的转型期，曾有半年时间坚持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记得早年在腾讯打工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十二级。”自此，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孟浪而对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人的平等和尊重要来自天然和本性。

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公司政治上的“白痴”和鄙视导致我加倍工作狂起来。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起点和支撑点。

因为工作狂，在管理风格上，我为人苛刻，锱铢必较，甚至脾气暴虐，强迫症一样的驱动自己和别人，曾经多次高喊“不疯狂，就死亡”。做我的直接下属，有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些人因此而背弃了我，而另一些人却习惯与我为伍，接受我的“虐待”和疯狂。

自然，我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背弃而停止工作狂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在职业的丛林里，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价值观趋同的人。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统一的价值观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沟通成本，提供快速成长的基本动力。从这一点上，我喜欢做个单细胞的动物，同时也喜欢和很多单细胞动物一起生存长大。

简单地说，职场是一个“噪音”工厂。这些噪音时常释放各种诱惑，各种纠结。（励志歌曲 ）属于我这类的单细胞动物+工作狂们只能听从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我们的内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功是给予努力者的奖赏。

三个月前，蒙实力雄厚的资方信赖，我接手了车讯网，希望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工作狂状态把车讯网打造成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三个月来，车讯网明确了“精明买车明白用车”的方向，流量已经翻了三番，在清华大学汽车实验室展开的“拆车坊”已经推进，同时稳定了自己首次购车用户和享乐型白领的用户人群，接下来，会继续在团购、用车和移动方向持续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很短，工作狂还在继续，希望在三年后，车讯网能够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成长为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路很长，工作狂们一直在路上。

在我曾经工作并喜爱的平面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最后想说，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

时间一旦有了坐标，就过得特别快。

我每个月剪一次头发，每周做一次指甲，隔上三四天就去超市逛一圈。家里的琐事胡阿姨过来料理。她勤快又环保，床单浴巾四天一换，脏衣服凑够一缸才塞进洗衣机里。我的日常生活就被这周而复始的一天天填满，日子，也在不知不觉间匆匆滑过。

工作至今还是我的主旋律。我一个月至少有十天在演播室里度过，进棚前要开录前会，出棚后要开录后会。

除此之外，我每周总会接到几张请柬。就像上星期，某品牌亚洲最大的旗舰店在香港开业，另一个品牌在中环举办前卫的艺术展览，我也想去看。还有下周，一个女性论坛请我去演讲，我还在犹豫。越来越怕被当做成功女性的典范，越来越怕一本正经和别人分享我的成长历程。

我不是奥普拉，不是希拉里，不是我远在美国的另外两个女同行KatieCouric和BaharaWaters。我曾经想成为她们，今天却害怕成为她们。她们位高权重，她们一言九鼎，可她们丧偶，遭遇羞辱和背叛，独身或离婚。我不要这样的人生。

小时候，我幼稚地认为，只有忙碌于事业，才意味着丰盈的人生。偶尔看到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蔬菜水果匆忙回家做晚饭的主妇，总会流露出惋惜怜悯的神情。反正，我不要这样的未来。当过去的未来成为现在，我却真心地渴望着曾经不屑的柴米油盐。

常常有女孩子对我说：“鲁豫，我看你的书，看你的节目。我也要考广院，去学国际新闻，做电视，周游世界……就像你一样。”

我总是感动地笑一笑，心里有种想拥抱她们的冲动。

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曾经渴望外面的世界，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不是榜样。我只是你们成长中的一个坐标。

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见星空清朗，便在草地上观察星星。

他一边仰头看着天空，一边慢慢地走着。不料前面有个深坑，积满了雨水，泰勒斯只顾看星星而忘了脚下，一脚踩空，人便像石头般掉了下去。待他明白过来，身子已经泡在水里了，水虽仅淹及胸部，离路面却有两三米，出不来上不去，只得高呼求救。

当路人救他出了水坑，泰勒斯抚摸着摔痛了的身体对那人说：“明天会下雨！”那人笑着摇摇头走了，将泰勒斯的预言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第二天，果真下了雨，人们为泰勒斯在气象学方面的知识如此丰富而惊叹。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泰勒斯对这种嘲笑只付之一笑，没有说什么。

两千年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听到了泰勒斯的这个故事。他想了想，说了一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白居易(772-846)，唐代大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祖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的东北)。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贞元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任左拾遗和左赞善大夫，曾因故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历任杭州、苏州刺史，官至刑部尚书。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着名的“新乐府”的倡导者。早期的讽喻诗，有不少篇章能较广泛尖锐地揭发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现实，也反映出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除讽喻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很有名。着有《白氏长庆集》。

那一年，杭州大旱，一旱旱了九九八十一天。西湖旁边的几千亩农田，地皮都干裂了口，稻禾枯黄，象火烧过一样。老百姓天天到衙门里去请求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可是，那些官府大老爷，只知整天在西湖上寻欢作乐，却一直不理不睬。

有一天，百姓们又熙熙攘攘地赶到衙门里来，要求大老爷放西湖水，有的喊：“青天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吧!”有的喊：“大老爷，再不放西湖水，我们百姓都活不下去啦!”闹得那位大老爷睡也睡不安，吃也吃不香，只好亲自到衙门口，怒气冲冲地对百姓说：

“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湖里的鱼龙就没有地方栖息啦!”

这时，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长着五绺长须的老汉，不慌不忙地反问道：“鱼龙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个要紧?”

大老爷一听，又气呼呼地说：

“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菱角就不能生长了!”

老汉冷冷地一笑，又反问道：

“菱角与稻米相比，哪一种重要?”

大老爷一听，更加气急败坏：

“谁说放西湖水?放了西湖水，对皇上洪福不利!”其实，这位大老爷想说的是对自己的官运不利，怕说得太露骨了，触犯众怒，就把当今皇上抬了出来，吓唬吓唬老百姓。

谁知那老汉一听这话，更生气了，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道：

“皇上与百姓相比，哪一个要紧?假如没有百姓种稻谷给他吃，做衣服给他穿，他还当得成皇帝吗?”

周围的百姓们，听了大老爷的话，条条无理，早想大骂他一顿;现在听了这位老汉的话，驳得句句有力，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说得对!他说得有理啊!”

大老爷早已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是哪一个?胆敢当众顶撞老爷，煽动百姓!”

那老汉又微微一笑，说：“问我哪一个?我就是白居易!”

大老爷一听，原来新上任的白居易到了。这老头儿，当今皇上也怕他三分，不好硬顶，连忙打躬作揖地说：“原来是新任的刺史白大人到啦!下官有失远迎，当面谢罪。请，请到衙内休息一下。”

老百姓听说这老汉就是白居易，有的还读过他关心百姓的诗篇，都说：“白居易来做我们的父母官，我们的农田有救了!”

果然，第二天，碧绿绿的西湖水，哗哗地流进了附近的农田，干枯的稻禾，象喝上了甘露，“唰”地一下子直起了腰。百姓们望着哗哗的湖水，流进自己的农田，兴奋得掉下眼泪来。

后来，白居易又访问了附近农家，在钱塘门外，修了一条堤，造了一座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他又恐怕后代的地方官不了解堤坝对人民的利害关系，亲自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当时西湖又叫钱塘湖)刻在石碑上，详细写明堤坝的用处，以及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

百姓都围拢来看这块石碑。当看到上面写着：放一寸湖水能够灌溉多少顷田时，大家都为白居易深知百姓疾苦，精密设计了这个水利工程，感动得热泪滚滚。大家纷纷议论，觉得这大老爷不错，要为他向朝廷请功。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忙阻止，还沉痛地做了一首诗。

税重多贫户，

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对这一湖水，平时管理得可严啦。

有一次，白居易去游湖。看到南面的湖边上，有人在挑土填湖，建造亭台楼阁。白居易就传问是哪一家造的?当差的回来说：“这是衙内二爷的老丈人在造一座花园!”

白居易就把二爷的老丈人传来，说：“西湖，是百姓的西湖，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占用?现在，罚你开田一百亩。”

那位二爷的老丈人没办法，晓得刺史说一不二，只好雇了一批百姓，挖了一百亩湖泥。

又有一次，白居易从白沙堤上散步回来，看见有人从山上砍了两株树，背回来当柴烧。白居易就对那人说：“山上的树砍光了，山泥就会流到西湖里去，积聚起来，那怎么行?罚你补种十株树!”

那人就只好到山上去补种了十株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占湖造屋，上山砍树了。这样，白居易在杭州三年，把西湖整治得水绿山青，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可是，白居易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吏们。他们把白居易看做眼中钉，偷偷地把他写的《醉后狂言》等诗篇，加油添醋地送到皇帝面前去告发他。皇帝一看，这还了得，就把他贬到另外地方做官去了。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手下佣人把他剩余的俸钱装好箱子，准备带走。白居易看见了，说：“把它存到库里吧，今后治理西湖好用!”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杭州的老百姓，心里好不难过。他们打听好白居易上路的日子，纷纷提了酒壶，托了糕点，站在西湖边来送别。

百姓们在西湖边等啊等啊，没听到鸣锣喝道的声音，也没看到抬着满箱金银、满筐绸缎的行列，只见白居易从天竺山骑着马缓缓而来。后面两个佣人抬着两块天竺石跟随着。一路走来，一路与百姓们话别。百姓们跪着拦住白居易，许多人都哭了。

白居易看了，心中十分感动。当即在马上吟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在杭州三年，惭愧没有什么功绩，只不过是脱不了诗人的习气，做了十多首诗歌，临走还带走了两块天竺山的石头，这怕也有伤清白吧!

白居易离开杭州后，杭州百姓一直亲切地呼他为“白舍人”。有的人画了他的像，供在家里;有的人把他的诗抄写了贴在墙上。白居易在西湖修的堤，早已经没了。但是，千百年来，杭州人一直把原来的一条白沙堤，叫做“白公堤”，来纪念这位关心民瘼的诗人!

阿弗烈德·艾德勒小时候，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他弟弟死在床上，而且就在他身旁。这一惊使他立下了终生守之不渝的决心：做个医生，与死神搏斗。

艾德勒行医之初，又偶然发现一连串现象，促使他在解剖尸体时，注意到以前并没特别受人注意的种种情况。

他发现一具死尸的心脏大得异乎寻常，同时发现其中一个心瓣被堵住，血液不能充足流到肺里去。他想，心脏是为了应付这种缺陷而变大的吗？另外一具死尸里，有病的一个肾已经割掉，他发现剩下的那个肾也比寻常的大得多。他又发现当人的一叶肺因为有病而萎缩时，另一叶肺就可能变得更有力量。这些健全器官是想弥补不健全器官所失去的功能吗？骨头断了，会长出厚骨痂，也是为了使骨头比以前更结实吗？这些现象一再出现，仿佛人体自有其规律：为了自保，本能地以强补弱。

艾德勒进一步研究下去。他在到各美术学校去测验学生的视力时发现，学生70%以上视力都很差，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可是视力既然不好，这些学生为什么还偏要从事必须用眼的职业呢？他发现，这些学生从小就感觉到视力欠佳，因此特别努力，要使自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敏锐。他们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培养用眼睛看的乐趣，结果对视觉世界的兴趣就比普通人要大。

艾德勒又去研究大画家的生平，结果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眼睛都有缺陷。眼睛不好而偏要做画家的人何以这样多呢？难道也是受他在解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条造化补偿缺陷规律的驱使吗？

他又去研究盲人，证实了盲人的听觉、触觉和嗅觉都特别灵敏。布鲁克纳、法朗次、史麦塔纳和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所以特别热心致力于声音之美，似乎至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听觉有缺陷。

贝多芬是令人惊奇的例子。他的听觉从小就有机能性的缺陷，28岁时已经聋得很厉害。4年之后，如果不用耳筒，他连整个乐队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就在那年，他写出了美妙的第二交响曲。耳朵全聋之后，又写出了更优美的英雄交响曲、月光奏鸣曲和第五交响曲。全聋了25年之后，贝多人居然还写出了不朽的第九交响曲。

艾德勒的研究，不知不觉从生物学转入神经病学，又从神经病学转入心理学，从机能性缺陷的生理补偿而研究到心理补偿。不过到那时候为止，他所注意到的各种补偿都只是无意识的，人的意志并没有发挥作用。

于是他开始研究较为不明显的实例。巴斯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中风，脑子里控制言语的那部分损坏掉，他凭着莫大毅力，痛苦地不懈奋斗，终于在脑子里发展了新的言语神经中心。艾德勒发现了好几百个相同的实例：小时候孱弱而长大成了有名的大力士；从前不善于行，后来却成了芭蕾舞星；患过肺痨，却成了大歌唱家等等。这些人拼命奋斗，要克服他们的弱点，结果培养出超群的能力。这并不是造化在茫然补偿，而是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

他渐渐发现，这仿佛是个定律：人往往因为早期的弱点而获得了他们奋力以求的成就。好像人必须有个栏才会跳过去，栏越高，跳得也越高。

万物之中，只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只有人有自卑感，只有人要设法补偿自己的缺陷。

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此。艾德勒就是这样推究出其中的道理的。

说到新疆，大家当然会想到那儿的天之高，地之大，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那拉提大草原。那里的天上翱翔着快如闪电的雄鹰，草地上奔跑着雄壮威武的骏马，一群群温顺可爱的大尾巴羊漫步在山谷之间，远远望去，仿佛是缠绕在山间的一朵朵白云。他们才是草原的主人。

在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山谷间，星星点点散布着哈萨克族的村寨。这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没有商场丰富多彩的物品，他们的日子是多么的安静，祥和!

坐在高大的马背上，草原上湿润的风从我耳旁掠过，在广阔的草原上我手持马鞭轻轻挥舞，任由骏马自由驰骋，仿佛我就是草原上的精灵。草原上的马匹皮毛光亮，阳光下到处闪着光，似乎全身上下都涂着油;它们体态协调，有着健美的肌肉，一看便知都是风驰电掣的能手;它们气宇轩昂，个个精神抖擞，在哈萨克族主人的带领下任劳任怨的载着我们来到毡房前。

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热情的哈萨克族青年，他们个个都能歌善舞，热情好客。大家围坐在毡房里，品尝着美味的马奶酒和烤全羊，欣赏着刚健有力、优美动人、舒缓豪放的舞蹈，耳旁是悠扬的冬不拉，这一切使我们深深的陶醉其中。

“歌和马是哈萨克族人的两个翅膀”。当草原上传来冬不拉的琴声，传来高亢嘹亮的歌声，那是哈萨克族人在歌唱。

走进新疆大草原，才真正的走进新疆!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书法大师启功面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很少拒绝。但启功在题字时有两件事一直非常慎重，不敢马虎。

一件事是在给别人题字时，他总要先问一下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直到对方确定了才下笔书写，写好后并让对方也检查一下有无疏漏。有人不明白，于是问启功：“启先生，你想写简体就写简体，你想写繁体就写繁体，何必麻烦呢？”启功说：“写别人喜欢的才让别人更喜欢，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第二件事是求字之人要启功题写书刊或牌匾时，启功必定不问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的征求意见，直接写简体字。对方想让启功写“繁体字”，启功也不写。有人不理解，问他：“启先生，你是不是爱写简体字？简体字好看？”启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问与不问，体现了启功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