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远庖厨的历史典故(汇编20篇)

破釜沉舟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具体运用。它是人们在出乎意料的紧急状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可以焕发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激发人的生存潜能。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释义】釜：古代用来煮饭的锅;舟：小船。把饭锅打破，把渡船凿沉。比喻不留退路，非打胜仗不可。

【历史典故】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在吴中的项梁、项羽起而响应。原先齐、赵、燕、魏等国的旧贵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立了王，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名称。秦朝派大将章邯出征，章邯击破了项梁率领的楚军主力之后，带领大军北渡黄河，攻打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军被围，赶紧派人四处求救。

楚怀王接到赵王求援的书信，派宋义为上将军，带着项羽、范增北上救赵。大军由彭城出发，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斗志很旺。但是宋义胆小怕事，根本就不想到城下和秦军拼命，到达安陽的时候，便号令全军原地休息，一住就是40多天。项羽实在忍不住了，便来质问宋义。原来宋义想让秦赵两国的军队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兵。他还说全军不服从命令的一概都得砍头。

项羽脾气火暴，怎么能咽下这口气!一天早晨，他全副武装，来到宋义的军帐之中，一剑斩下他的脑袋。将士们纷纷表示愿意服从项羽的指挥，拥立项羽代理上将军一职。项羽下令士兵每人带足三天的口粮，还要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并跟将士们说，要吃饭的话，就到章邯的军营中取锅。大军渡过漳河，项羽又命令士兵把渡船全都砸沉，烧掉所有的行军帐篷，以此表明要决一死战。

战士们看退路没了，这场仗如果打不赢，谁也活不成。在项羽的指挥下，楚军同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个个以一当十，如下山猛虎，奋勇拼杀。楚军终于以少胜多，大败秦军。

【成长心语】

破釜沉舟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具体运用。它是人们在出乎意料的紧急状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可以焕发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激发人的生存潜能。军事家孙武曾说过：“将帅赋予军队任务，要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使他们有进无退;率领军队深入诸侯国土，要像弩机射出的箭一样使其一往直前。”处于绝境中的人，为了求生会爆发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潜力。如果你的人生过于安逸，毫无激情，就可以试着切断自己的后路，将自己置身于悬崖绝壁之上，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如此大的能量，原来自己还可以做许多自己从未想过的事情。

鱼腥草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其根茎有利尿通淋、清热解毒之功效。鱼腥草主产湖南，而又以怀化市各县最多，其他下茎成为人们最爱吃的桌上佳肴。近几年，在一些城市的商店里，还出现了真空包装的袋装鱼腥草食品。公路边，还有人用稻田大片进行人工栽培鱼腥草，很多农民靠种植鱼腥草走上了致富路。其实，吃鱼腥草是有个由来的。那是从古沅洲(即今芷江)开始流传着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相传宋朝熙宁6年夏季，大雨滂沱，河水猛涨，泥沙淤塞，冲毁房屋，淹没农田，弄得沿河两岸侗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传说雨停水退后，沿河两岸的侗民甚至牲畜大多患上了同样的一种病，整天拉稀。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人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就在这紧要关头，在白马滩侗寨(今芷江新店坪镇白马铺村)里，有一个张姓后生手持一把鱼腥草，对寨子里的人说：“这种草大概可以治这种病，大家不妨试试看吧。”

侗民们半信半疑，想了想，反正等死也是死，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试一试也无妨。于是，侗民们就拖着病躯上山下地挖鱼腥草的根吃，果然病情见好。消息很快传遍了沅洲各寨，所有染病之人全都因吃了鱼腥草把病治好了。

原来，姓张的后生是因为他家常用房前屋后的鱼腥草喂猪，左邻右舍的猪都病了，惟独他家的猪没有发病，全家人都甚觉奇怪。由于他对草药也略知一二，他想：难道是吃了鱼腥草的缘故?难道鱼腥草可以清热解毒、通淋利尿?于是全家人试着挖鱼腥草吃。果然不出三天，全家人的病情大为好转。

从此，沅洲侗民对鱼腥草特别珍爱，觉得越吃越好吃了。吃的方法也越来越讲究，把鱼腥草在地下茎洗净切短，拌上烤香的辣椒粉、生姜、芫荽、葱蒜、味精、香料、食醋等。就这样一直吃到今天，吃出了一种传统美味，吃出了一道药食同源的佳肴。

孔夫子到六十岁之后，不再环游列国。就在曲阜家乡办了一座学馆，靠授徒为生。老先生喜欢吃鲜肉馄饨，天全国午都叫子路到馄饨店买馄饨当点心。

这全国午，子路又去馄饨店买了一碗馄饨，双手端着朝学馆走来。哪晓得刚走到学馆门口的老柳树下啊，一片树叶子被风吹下来，恰巧落在棍饨碗里头。子路一看，怎么办呢

到店里换一碗吧，先生等着要吃；用手去拿掉叶子吧，又没洗手，对老先生不尊敬。突然，他灵机一动，低下头来，用嘴去衔叶子。

合法这时候，孔夫子等馄饨吃等得心焦了，抬头朝窗外看，正悦目到子路用嘴伸到馄饨碗里，他心里一动，也不吱声，等馄饨来了，端碗就吃，一面吃，一面心里就当心数了，果真只有十九只。“凭我的名望，店家从来不敢少我半只，老是一碗二十只。目前为啥独独少了一只？子路啊子路，你是我的自得弟子，竟会做出这等事来！”想来想去，着实惆怅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孔夫子独自上街散散心，勿知勿觉来到馄饨店门口。只见东家人满面堆笑迎了出来，招呼老先生进去坐坐。孔夫子情面难却，只好到店里去坐坐。端过主人泡的茶慢慢喝着。正喝着，又见东家人用碗盛着一只方才出锅的馄饨，必恭必敬放到老汉子眼前。

老汉子一愣，“哎，老板，这算啥？”东家人讲：“嗬，三四天前头，由于小店客人多，就拿馄饨同面一锅下的，手忙脚乱，捞到后来，才发现还剩一只馄饨在锅里头，目前特意给先生补上。”老汉子说：“一把只馄饨算得什么。”东家人道：“子路先生已付足一碗馄饨铜钱，我却少给他一只，这非礼之财，我是千万不能取的。再说，假如老先生是有心之人，发现少一只馄饨，勿是要猜疑子路偷吃了吗？子路先生勿是要被冤枉煞吗？”

听到这头，孔夫子自言自语道：“子路啊子路，老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不该！这真是日久见人心啊！”东家人听了，把“日久见人心”几个字牢紧记在心里头，还常在主顾眼前提起。从此今后，“日久见人心”这句话一直传播到目前。

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本是祭祀地官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天官生日，故定为上元节(即元宵)，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水官生日，故定为下元节。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 《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左传》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混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子产，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基督教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汤一介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搞怪，有的猥琐，有的凶残，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阮瞻的人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郑玄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老东西，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老东西”，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对《幽明录》里一个故事的概括：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他的更牛，威胁说如果不给，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牛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甚至斗争。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让何其芳等人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干宝《搜神记》中著名的《宋定伯捉鬼》更是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这里讲一个大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西窗都成了此生的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20世纪诗人聂绀弩，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小玉、聂小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宁财神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毛泽东说《聊斋》一书是“借鬼狐说教”，这一评价可谓吃透了古人，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干宝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晋纪》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理性化”。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孔子的“敬而远之”，毛泽东的“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敬而远之”的基础上还应该“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灭商两年后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不能理政，周公代成王摄政，当时天下很不平静，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不服，阴谋作乱;商后裔武庚图谋反叛复国。

周公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摄政，对内勤政仁治，对外镇压叛乱，夙夜操劳，食不甘味，礼贤下士，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周公为了国家兴旺，十分珍惜人才，热心接待来宾，甚至到了“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程度。“握发吐哺”后指贤相勤政爱民，为国殚尽竭虑，废寝忘食，公而忘私，忠心耿耿。曹操在《短歌行》一诗中借用这个典故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鲍叔牙，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都知道他和管仲的好朋友，下面是鲍叔牙荐管仲的故事，一起来阅读下吧：

周平王在公元前年把国都迁到洛邑。从这一年起到公元前年周被秦消灭为止，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个时代，一般把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叫做春秋，把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叫做战国。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周天子一天天丧失了权势和威力，称霸的诸侯国的权力大于天子。到后来周天子的国土只相当于一个很小的诸侯国了。

春秋初期，齐（都城临淄，在今山东淄博）是个大诸侯。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齐桓（ｈｕáｎ）公在位。齐桓公即位七年后就开始称霸。他得力于管仲，管仲又叫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治理国家的本事很大。齐桓公任命他为国相以后，齐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可是以前管仲却是齐桓公的死敌。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不能不归功于鲍叔牙了。

原先，齐国的国君是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齐襄公残暴荒唐，连他的两个兄弟都逃到别国去了。这两个兄弟是两个母亲生的。一个叫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姥姥家。一个叫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逃到了莒（ｊǔ）国（都城在今山东莒县）的姥姥家。公子纠的师傅是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是鲍叔牙。

管仲和鲍叔牙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分别在当纠、小白公子的师傅以前，合伙做过买卖。鲍叔牙本钱出得多，管仲家里穷，出的本钱少。赚了钱呢，管仲倒多拿一份。伙计不服，鲍叔牙说：“管仲家里难，等着钱用，多分点给他我乐意。”他们俩也一块儿打过仗。冲锋时，管仲排在鲍叔牙后头，退兵时，管仲跑在鲍叔牙前头。人家说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分辩说，管仲不贪生，不怕死，他的母亲老了，多病，不能不奉养母亲。还说：“他的勇敢天下少有。”管仲听了这些话就对人说：“唉，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却是鲍叔牙!”

公元前年，齐襄公被人杀死了。第二年春天，齐国的大臣派使者迎接公子纠回去做国君。鲁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派兵护送。管仲怕小白抢在前头，就带着几十辆兵车赶紧走。走到即墨（在今山东平度东南），听人说公子小白已经跑在头里了。管仲使劲地追，追了三十多里路才追上。管仲瞧见公子小白坐在车里，也不多说，偷偷地拿起弓箭，对准了公子小白，“嗖”地一箭射过去。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子里。管仲一看，小白死了，急急忙忙带着人马逃跑。他想公子小白已经被射死，公子纠的君位稳坐了。

谁知道公子小白并没有死，只是咬破舌头，弄得满口的鲜血装死。鲍叔牙护着小白抄小道赶到都城临淄（ｚī），可是公子纠年龄比公子小白大，照理应该立公子纠。鲍叔牙硬是说服了大臣们，立公子小白为国君，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任命鲍叔牙做宰（最高助手），鲍叔牙推辞不做，说管仲才可以当这个官。

不久，鲁国的兵马送公子纠回到了齐国地界。齐国的鲍叔牙立即请齐桓公发兵抵抗，结果鲁庄公吃了败仗，又把公子纠和管仲带回鲁国。不料齐国的追兵追上门来打。鲁庄公没有法子，逼死了公子纠，拿住管仲。鲍叔牙关照齐国的使者对鲁庄公说：管仲射过齐桓公，齐桓公要报一箭之仇，亲手杀了他。鲁庄公只好把管仲装上囚车，押回齐国。管仲明白，自己能活着回去，全是鲍叔牙的主意。原来鲍叔牙要举荐管仲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怕鲁国先杀管仲。等到管仲一回到齐国，鲍叔牙就亲自到城外迎接。

接着，鲍叔牙大力把管仲保举给齐桓公。齐桓公说：“他拿箭射我，要我的命，你还叫我用他吗?”

鲍叔牙说：“那会儿他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自然冒死帮着公子纠啦。管仲的本领比我强十倍。主公要是用他，他准能给您立大功。”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立即拜管仲为相国。鲍叔牙反倒做了管仲的副手。

管仲当相国以后，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大力实行改革，使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七年后，齐桓公就称霸四方，不久齐桓公就成了春秋第一霸。他尊称管仲为仲父。鲍叔牙则一心为齐国着想，甘居管仲之下，历史上传为美谈。

[鲍叔牙荐管仲的历史典故

丹参是一味常用中药，别名红根、紫丹参、血参根等，这是因其药用的根部呈紫红色之故。此外，民间还有将其称作“丹心”的，这与流传的一个感人故事有关。

相传很久以前，东海岸边的一个渔村里住着一个叫“阿明”的青年。阿明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自幼在风浪中长大，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人称“小蛟龙”。有一年，阿明的母亲患了妇科病，经常崩漏下血，请了很多大夫，都未治愈，阿明甚是一筹莫展。正当此时，有人说东海中有个无名岛，岛上生长着一种花开紫蓝色、根呈红色的药草，以这种药草的根煎汤内服，就能治愈其母亲的病。阿明听后，喜出望外，便决定去无名岛采药。村里的人听说后，都为阿明捏着一把汗，因为去无名岛的海路不但暗礁林立，而且水流湍急，欲上岛者十有九死，犹过“鬼门关”。但病不宜迟，阿明救母心切，毅然决定出海上岛采药。

第二天，阿明就驾船出海了。他凭着高超的水性，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冲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终于闯过“鬼门关”、顺利登上了无名岛。上岸后，他四处寻找那种开着紫蓝色花、根是红色的药草。每找到一棵，便赶快挖出其根，不一会儿就挖了一大捆。返回渔村后，阿明每日按时侍奉母亲服药，母亲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村里人对阿明冒死采药为母治病的事，非常敬佩。都说这种药草凝结了阿明的一片丹心，便给这种根红的药草取名“丹心”。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取其谐音就变成“丹参”了。沈正蓉/辑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常章富点评：上述故事读后着实感人。故事中所说的“丹参”，始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医认为，其味苦性微寒，具有活血通经、祛淤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等作用，适用于血淤、血热、血淤兼热或血热兼淤所致的各种病证，尤为妇科、内科及外伤科证属血淤兼热者所常用。按故事所说，阿明的母亲所患的崩漏病证，大概也是血淤兼热所致，故服用本品收效。当今，该药又被制成注射剂、滴丸等，用于心脑血管等病的治疗，均有较好疗效。

《窦娥冤》全称《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悲剧剧情取材自“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下面是小编收集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历史典故，快来看看吧!

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历史典故

元杂剧本《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代大戏曲家关汉聊的力作，明代改成传奇本《金锁记》，后人又改编成京剧。数百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如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东北有个窦娥巷，就是窦娥当年居住的地方。

元朝年间的楚州城，称为楚州淮安路山阳县。当时，在山阳城北门内向东的一条蜡烛巷内，住着一户姓窦的贫苦人家，户主窦秀才屡试不第，不到50岁，夫妻双双染病身亡，遗下孤女——只有7岁的窦端云，被邻居蔡婆婆收养。蔡家靠放高利贷为生，蔡婆婆丈夫早故，只有一个儿子蔡文，窦端云被收养后改名窦娥，一家三口也还算过得去。

窦娥满15岁那年，已是肌丰冰雪、莲脸生春的俏丽姑娘，大她3岁的蔡文也已文章有成，知书达理，两人恰似天生的一对。于是，就由蔡婆做主，给蔡文和窦娥完了婚。小夫妻本来就是青梅竹马，亲如兄妹一起生活，婚后更是相敬如宾，孝顺老母，举家终年笑声不歇。

大比之年，蔡文要进就赶考，老母、少妇皆不能相陪，只好约请邻人张曲作伴。这张曲从小丧父，不读诗书，性如野马，加之他生就一副长长的驴脸儿，当地人没有一个喊他的名子，都叫他“张驴儿”。谁知这张驴儿心地歹毒，早就想把把貌美贤慧的窦娥占为己有，只恨无机会可乘。他做梦也想不到蔡家会约他为伴进京，不由暗自欢喜。一边假献殷勤，一边另打主意。进京途中，蔡文求取功名心切，端坐船头对月夜读。张驴儿一会儿端茶，一会儿送水，半夜过后，他乘蔡文倦怠，猛然将其推落水中，用谎话骗过艄公，自己稍稍回到山阳，挤出眼泪向蔡家婆媳哭诉说：“蔡相公捧书夜读，打盹跌落河中，风大浪急，黑更半夜，自己势单力薄，无力相救，只带回他的书箱、包裹和盘缠。”说罢放声大哭，蔡家婆媳一听，如雷轰顶，痛不欲生，望着张驴儿捧上来的银两盘费和他那痛哭悲哀的样子 ，心中并没有生疑，只是自叹命苦，望北啼哭。

过了一段时间，张驴儿见他第一步得手，便进一步向蔡家婆媳大献殷勤，并不时挑逗窦娥。无奈窦娥心坚如铁，执意不从，又碍着蔡婆婆的面，不敢放肆。于是张驴儿竟把蔡婆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就又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先把蔡婆婆毒死，最后对付窦娥。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迫于生计要出去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就嘱咐邻居张妈(张驴儿母亲)来照看一下婆婆，张驴儿见时机已到，偷偷买回砒霜，趁母亲给蔡婆婆送饭之机下毒，然而事有凑巧，张驴儿放药的那碗饭反被他自己的母亲端错碗误吃了。欲害蔡婆婆不成反而把自己的妈妈毒死了，这时张驴儿仍不知悔悟，继而再生歹心。他跑到州衙鸣冤告状，反诬蔡家婆媳毒害了他的母亲，楚州太守胡应举收了贿赂之后，草菅人命，不问青红皂白，将蔡家婆媳捉上公堂。窦娥在严刑拷打面前，坚不招供，贪官胡应举无奈，又当着窦娥的面对她婆婆用刑。可怜老人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之高龄丧子的折磨，哪里还经得起如狼似虎的棍棒酷刑，那悲惨的叫声动天惊地，闻者无不泪下。窦娥恐年迈婆母命丧黄泉，长叹一声，违心地向胡太守承认张妈是她一人所害，与婆婆无关。于是胡太守当堂释放了蔡婆婆，将窦娥长枷重锁关入死囚牢。

行刑那天，正值农历六月初六，本该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但窦娥一路呼冤，感天动地，路人无不为之动容，一时楚州城里泪如雨下。到中午行刑时偏又陡起狂风，刮得天昏地暗、雪花飘落 。人人皆称是窦娥冤情感动上苍。恰逢巡案官船路过，冻得巡案大人在舱中发抖，因惊其怪，令停船登岸。几经周折，最终问明案情。贪官胡应举去职问斩，罪大恶极张驴儿凌迟处死，洗了窦娥之冤。这就是《窦娥冤》，也叫《六月雪》的本来事实。打那以后，当地人为了缅怀窦娥的贤慧，就把蜡烛巷改为窦娥巷，一直到今天。只有“文革”年间被短暂改名为“斗妇巷”

数百年来，这条长约一华里的普通小巷，虽寂静古朴，却年年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各霸一方，战乱连年不休。王世充霸占洛阳后，自立皇位，定国号为郑，封其侄儿王仁则为领兵大元帅。这叔侄二人终日东杀西战，民不聊生。那时候，洛阳城郊十五里的柏谷庄，有少林寺千亩田地，住着十三个有武艺的和尚，专管种田护园。一日，饲养牲口的和尚智守，听见有人在谷草垛后嘀嘀咕咕说，原来他们是青泥沱人，听说唐王那里年景好，在闯潼关逃荒要饭时，拾到上书秦王之印玉印一个。丢印的是一个被抓的郎中。智守听完以后，把这夫妇带进庄院，让他俩把经过又说了一遍。寺主僧志操，留下玉印，打发逃荒夫妇走后，十三武僧议论起来，说郎中可能是李世民。都说唐王李渊父子办事顺天理和人情，关内五谷丰登，军队秋毫无犯。王世充自称皇帝，祸国殃民，实属蟊贼，要设法搭救那个郎中才是。最后上座僧善护决定，搭救李世民立即奔洛阳，十三人扮成挑柴汉子，混在人群里。

来到禁地洛阳监狱那里，在距监狱门口不远的地方，正好碰上一个巡逻禁卒走来。普胜来个猛虎跳涧势，飞上去卡住了禁卒的喉咙，象提小鸡一样，毫无声息的将那个禁卒提到僻静之处，昙宗得到钥匙，又将那总管捆了手脚，嘴里填上东西，推到墙角暗处，昙宗开了监门，背起李世民跑出内监，智守、普胜紧紧跟上，三人一起离开了禁地。他们当即拿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兵分两路，一路护送李世民出城，到洛阳桥头相等;一路去捉贼子王仁则。在善护带领下，昙宗、明嵩、善护等五人，穿过伊洛街口，见星光下三四个郑兵在一座高楼前游荡，便抓住其中一个让他领到王仁则院前，又想办法打开了房门。

屋内的王仁则正奸淫一女子，忽见有人进屋，劈头就是一剑，昙宗来个镏金沙飞掌，拨过来剑，闪进屋中，两人就在屋内相斗起来。几个回合，昙宗伸手抓起一泡菜缸上的石磨照着王仁则砸去，只听啊呀一声，王仁则倒在地上。昙宗一脚踏在王仁则身上，让姑娘开门、点灯。明嵩进到屋里，用绳子将王仁则一绑，昙宗象扛粮食袋子似的，往肩头一放，五个僧人一同赶往洛阳桥。再说志操他们，在官马棚牵了十四匹战马，把李世民扶上马，破门来到洛阳桥头等候。昙宗扛着王仁则来到桥头，翻身上马，用胳膊夹着王仁则，十四匹战马直向西而去。不远遇见了李世民的唐营兵将，十三个少林和尚，把俘虏到的郑将王仁则和那块玉印，一并交给了李世民，便得胜回柏谷庄去了。唐王李世民当了大唐皇帝之后，便封昙宗为大将军，其他十二个和尚因不愿做官，各自云游四方去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

春秋时期，晋献公在宠妾骊姬的挑拨下，杀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也被迫分别逃亡到狄国和梁国。后来，晋献公死了，夷吾在秦穆公和齐桓公的帮助下做了国君，他担心重耳会回来争夺王位，便派人去追杀重耳。于是，重耳又从狄国历尽艰险，逃到了齐国。

齐桓公对重耳以及追随他的子犯、赵衰、狐偃等人都十分优待，还把自己的女儿齐姜嫁给了重耳，送给他20辆四匹马拉的车，并且在各方面都很照顾他。重耳在齐国一住7年，日子过得十分舒服，不想回国了。他的随从子犯、赵衰等人对于重耳如此胸无大志很是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不久，齐桓公死了，齐孝公做了齐国的国君。子犯、赵衰、狐偃等觉得齐孝公不是一个贤能之人，不会有什么作为，于是便到桑园里秘密商议，要想办法让重耳离开齐国。

不料，正巧齐姜的一个小丫鬟在树上采桑叶，把他们说的话全听去了，小丫鬟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齐姜。齐姜希望丈夫能做一番大事业，害怕这丫鬟泄露了秘密，就把丫鬟杀了，然后对重耳说：“公子，知道你有远大的志向，我很高兴。你走吧!男子汉大丈夫总得做一番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惜走遍天涯海角，留恋妻子和贪图安逸是没有出息的!那个听到你部下秘密商议的丫鬟，我已把她杀掉灭口了。”重耳听了很惊讶，说：“可是我并没打算离开你，离开齐国呀!”

齐姜听了，知道重耳不想走，便不再劝他了，和子犯等人商量了一个计策，把重耳灌醉后，送出了齐国。后来，重耳在62岁的时候，终于回到晋国，当上了晋国的国君，史称晋文公。

形容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愿意到遥远的地方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志向高远与否，使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产生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天生没有志向，有的人志向卑微，有的人志向高远，他们进步和成功的程度和他们志向的大小是相称的。“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都说明了人们对于志向的一种追求。不要蜗居于自己的狭小天地之中，做一只井底的青蛙，而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去关注天下苍生，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看待世间的万物，以一种更广阔的胸怀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历史典故：志在四方

导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的历史典故，欢迎参考阅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一些像李绛那样的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他想讨伐藩镇，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着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gu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huang，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着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把他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北宋那年的春天，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来到了汴京。汴京宽阔的大街上，兄弟二人左顾右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上还有这么繁华的城市。在一处幽深的巷子里，那个花蝴蝶般的妓女朝苏洵招了招手，苏洵的脸立即涨成了猪肝色。他看了两个儿子一眼，对这座城市刹那间充满了无名的恐惧。

照苏洵的意思，在汴京租一处房子住下算了，等谋取了功名，说不准都是要外放的。苏轼不同意。苏轼说：“租房子哪如买房子!”苏轼又说：“租的房子永远是人家的，买的房子才是自家的。”

苏辙也附和哥哥，说：“我们应该买一处房子。”

于是，他们就有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仪秋门附近，房前房后遍栽高大的榆树和槐树。房子的后面，是一处占地约半亩的小花园，园内的花儿已开始含苞吐蕾，有早熟的蝴蝶在花蕾上扇动翅膀。

不久，朝廷的任命下达，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在京城任职。苏辙只有辞去外补职务，陪同父亲住在汴京，这是宋朝的规矩，无须赘言。

苏轼却去了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不得不告别刚刚入住的房子。苏轼的这一西行，在他以后人生的旅途中，或许埋下了某种暗示。

以后的若干年，苏轼辗转于凤翔、杭州、徐州等地方任上，居住的都是官舍。年轻的苏轼，一心想建立功业，还没有出现过为自己造房筑屋的念头。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在这里，他开始筑建他一生中最有田园风味的“雪堂”。

这一年的冬天，黄州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稍霁，苏轼就开始在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筑造房屋。房屋建好，苏轼给它取名雪堂。

苏轼在雪堂的四壁画上了森林、河流及渔夫垂钓的景致。雪堂的石阶下有一座小桥跨沟而过，除了下雨天，这条水沟都是干涸的。沟里常有野兔出没。在雪堂的东边，苏轼栽了一棵柳树，每天早晨，枝头有黄雀梳理着羽毛。苏轼雇人在柳树下打了一眼土井，井水清澈，除了汲水做饭，苏轼还用井里的水浇花、洗衣服。绕过柳树，走下山坡，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稻田旁栽着几棵高大的桑葚树，桑葚成熟时，小孩子吃得满嘴红紫。

雪堂后边，是一个小土岗，遍栽青翠的毛竹，荫翳蔽日，苏轼搬一把躺椅，就在这下边乘凉，间或打个小盹儿，立即就有蝴蝶飞来，在他眉毛上翩翩起舞。

这一段时间，苏轼喜欢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赋。在田间耕作时，他将《归去来兮》中的句子打乱，重新组合起来，配上当地民歌小调，教家人吟唱。他用竹枝敲击着接牛角，敲出了优美的旋律。

一幅多么美妙的田园图啊!

然而，这种生活不久就被打破。朝廷一张诏书，苏轼由黄州迁任汝州。是夜，苏轼站在雪堂的院子里，遥望满天星辰，长久地沉默不语。

苏轼九月抵达金陵，和王安石在一起数日，饱览了秦淮河两岸的美景，他怀恋雪堂，想在这儿再置一处房子。他想，朝廷这样把他调来调去，每到一地都得寻找房屋，很是操劳，不如趁早找一个养老的去处。

消息传出，仪真的太守邀请苏轼，让他把养老的房子建在仪真。

仪真靠近金陵，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

湖州太守腾元发是苏轼的好朋友，亲自登上门来，迎接苏轼去湖州小住，并劝他在山清水秀的宜兴买上一块田地，还出主意，让苏轼上表朝廷，一家老小需要靠种田谋生，申请朝廷允许他把家安在宜兴。

恰巧，腾元发有一个亲戚，在宜兴城外二十里的深山中有一处田地，每年可产八百担大米，苏家可以凭此衣食无忧了。苏轼有点儿动心。托人卖掉了他父亲当年在汴京买下的那处住宅，筹了银两，用来购买田产。

一天清晨，苏轼去看那片田地。船在荆溪里行走，两岸繁树浓荫，恍如仙境。想到将来要在这样的环境中颐养天年，苏轼几乎陶醉了。

那果然是一片肥沃异常的土地，可以说旱涝都能保住好的收成。

苏轼站在那片田地上，开始谋划起来，那儿种水稻，那儿种桑椹，那儿种柑橘。等等。他手舞足蹈，像一个小孩子。

苏轼把这片地买了下来，又写信给腾元发，说已决定在荆溪边买上一处房子，然后把家小接来，要长期定居于此了。

过几天，房子找到了，这是一栋老宅子，房子建得古朴而精巧。

几经说合，原房主人同意五十万钱出手，苏轼掏干净所有口袋，才凑齐这笔钱。买下房子，苏轼掐着手指头定了个黄道吉日，准备在那一天搬进新房子里去。

离搬进新房子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天晚上，有着很好的月亮，苏轼与朋友邵民瞻在月下散步，邵氏就是这所房子的说合者。他们偶然进了一个村子，听到一个老妇人在一间茅舍里很伤心地痛哭。苏轼听得心酸，就推门进去问个究竟。

老妇人说：“我有一套房子，世代相传好几百年了，可我生个不争气的儿子，卖掉了房子，把我撵到这间茅屋里来了。看到明晃晃的月亮，想起祖宅，很是心酸。”

苏轼一问之下，暗自吃惊。老妇人所说的房子正是自己刚买下的那所。苏轼弯下腰安慰那位老妇人说：“你不用伤心了，我就是买你房子的人，现在我就把房子还给你。”苏轼掏出买房的字据，当着老妇人的面撕掉了。

苏轼带着家眷要离开宜兴了。小船在荆溪里穿行，两岸有怪鸟惊起。小儿子问苏轼：“父亲，我们的房子呢?”苏轼站在船头，抬目望向远处。

远处一片迷蒙。

晋灵公长大了。可是他就知道变着法儿地胡闹。国家大事一股脑儿地推给赵盾去瞧着办。赵盾一心想恢复文公的霸业，对灵公的不成器，不免有点“恨铁不成钢”，睑上老是阴天多晴天少。晋灵公又恼他，又怕他，巴不得赵盾离开朝堂，省得一天听他三通训。只有笑面虎屠岸贾[屠岸夷的孙子，贾gu三声]能叫他精神百倍。

屠岸贾可把晋灵公咂摸透了，就像钻在他肚子里听他心里的话似的，只要灵公心机一动，他就能料个八九不离十。他给爱玩儿的国君弄了所大花园，因为里头种了好多桃花，这座花园就叫“桃园”。桃园里盖了一座高台，四面围着栏杆，一眼看去，全城的房子和街道全能瞧得见。晋灵公和屠岸贾这两个人老在这儿玩儿。有时候他们拿着弹弓打鸟，大伙儿比赛谁手快、眼快。有时候叫宫女们到台上来跳舞，大家伙儿喝喝酒、唱唱歌。就这么玩儿下去。园子外面的老百姓也有在外头凑着瞧热闹的。有那么一天，晋灵公瞧见园子外的人比园子里的鸟儿还多。他一时高兴起来，对屠岸贾说：“咱们老打鸟儿也腻了。今儿个换个新花样，用弹弓打人怎么样?比如说：打中眼睛，算是十分;打中耳朵，八分;打中脑袋，五分;打着身上，一分;打不着人的罚酒一杯。”屠岸贾当然赞成。他们俩人拿着弹弓，向墙外人堆里打去。果然有打出一个眼珠子的，有门牙给打下来的，有打肿耳朵的，也有打破腮帮子或是脑门子的，直打得老百姓乱叫乱跑，各自逃命。晋灵公一瞧，哈哈大笑。打人到底比打鸟开心。

赵盾和士会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就到宫里去见晋灵公。晋灵公还没出来，他们就瞧见两个宫女抬着一只竹筐子，筐子外头露着一只手。赵盾、士会过去一瞧，原来里头装着一堆大卸八块的尸首。赵盾问她们：“这是哪儿来的?”她们说：“这是厨子老二。主公因为他没把熊掌烧透，发了脾气。”赵盾对士会说：“他把人命当草芥一般看待，简直太不像话了。”士会说：“还是让我先去劝劝他吧。要是不听，您再来。”士会进去了。晋灵公一瞧见他，就说：“得了，请你别说了。从今以后，我改过就是了。”士会一瞧他这么痛快，反倒不好意思再费话了。

没过了几天，晋灵公不到朝堂去，他坐着车又到桃园去了。赵盾赶快赶到桃园门口等着。一瞧见晋灵公过来，就跪在地下。晋灵公挺不痛快，红着脸，说：“相国有事吗?”赵盾说：“主公玩儿，多少也得有个分寸，怎么能拿弹弓打人呐?厨子有小错儿也不能把他治死呀!主公这么干下去，一定要出乱子。我怕主公的命、晋国的命都有危险。我宁可得罪主公，还是请主公回去吧!”晋灵公低着脑袋，眼睛瞧着鞋头，说：“你去吧!这回让我玩儿，下回听你的。行不行?”赵盾堵住了大门，一定要叫他回去。屠岸贾说：“相国劝主公原来是一片好意。不过主公既然到了这儿，您多少方便方便，有什么要紧的事，明儿再说吧!”赵盾没有办法，狠狠地向屠岸贾瞪了一眼，让他们进去了。

他们进了桃园，屠岸贾跟晋灵公说：“唉!这可是最后一回玩儿了。从明天起，您得关在宫里，听相国管教!”晋灵公央告屠岸贾，说：“你得想个主意啊!”屠岸贾笑嘻嘻地说：“有了，我家有个大力士叫闵?[chu二声ni二声]。我叫他刺死那个老不死的，咱们就不受他管了。”灵公说：“好，就这么办吧!”

当天晚上，屠岸贾叫闵?在五更上朝以前把赵盾刺死。闵?得了命令，当夜跳进赵盾家的院子，躲在大树底下。过了四更天，天还没亮，赵家的人都起来预备草马，堂屋的门也开了。他在暗地里一瞧，堂屋上点着蜡，一位大臣已经穿好了上朝的衣服，坐在那儿等天亮。闵?的心也是肉长的，受了感动。他再细一瞧堂屋的摆设，净是些个粗家具，跟他所想像的相府排场完全不一样。他一想：“这么忠诚老实的大臣，可叫我怎么下手呐?”他就跑到堂屋门口，嚷着说：“相国，您听着：有人派我来刺您，我可不能丧尽天良，杀害好人。可是也许还有人再来，您得多留神!”说完了回头就走。赵盾的胆子也不小，跑出去想问个明白。他还没张嘴呐，那个刺客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杀了忠臣，自己就是不忠;要是不杀，对那派我来的人就是不信。我这么不忠不信的人还有什么脸活着呐!”他只知道不杀赵盾对那派他去的人就是不信，就向一棵大槐树一头撞去。大力士这一撞可非同小可，连脑子都撞出来了。赵盾全瞧傻了。他立刻嘱咐底下人乘着天蒙蒙亮，把刺客的尸首埋在槐树底下。

那天早上赵盾照常上朝，反倒把晋灵公和屠岸贾吓了一大跳。他们觉得不对头，他怎么还活着呐?大概是刺客出了毛病了。散朝以后，屠岸贾对晋灵公说：“我有一只猎狗，凶极了。要打算杀赵盾非它不可。”他又把办法详细说明白了，乐得晋灵公拍手叫好。屠岸贾回家以后，做了一个草人，给他穿上跟赵盾一模一样的衣裳，胸脯里搁着羊肉。天天训练那只狗叫它扑过去，抓破胸脯，饱吃一顿。经过几天的训练，那只狗一瞧见那个草人立刻就扑过去，抓破胸口。

有一天，晋灵公叫赵盾到宫里去喝酒，赵盾的家臣提弥明陪着他去。屠岸贾当然也在座，他说：“主公请相国喝酒，别人不得上来。”提弥明只好站在堂下。君臣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倒也挺有礼貌。谈话当中，晋灵公忽然直夸赵盾的宝剑，要他拔出来让他瞧瞧。按规矩，做臣下的要是在国君面前拔出宝剑来，他就犯了行刺国君的大罪，那还了得?赵盾没想到这些个。他正要摘下宝剑的时候，提弥明在堂下大声嚷着说：“主公面前不得无礼!”赵盾给他一提，才知道这是他们的诡计，就站起来告别。提弥明怒气勃勃地扶他出来。屠岸贾就放出那只猎狗去追赵盾。那只狗一瞧见活的“草人”，就立刻扑过去。提弥明一瞧，飞似地跑过去，把那只狗的脖子一拧，就好比拧手巾一样，当场结果了那条狗命。宫里当时乱了起来。晋灵公大怒，叫武士们去杀赵盾和提弥明。提弥明非常英勇，一个人保护着赵盾，一面还手，一面跑。提弥明杀了几个武士，末了给他们杀了。他们杀了提弥明，又来追赶赵盾。其中有一个武士真卖力气，比别人跑得更快。赵盾一瞧他到了眼前，吓得两腿一软，眼前一发黑，倒在地下，不能动弹了。那个武士一把拉起赵盾，背着就跑。

这时候赵盾的儿子赵朔，带了家丁来接他父亲。那个武士把赵盾放在车上，自己拔出刀来，准备跟国君的卫兵拼命。那班卫兵一瞧赵家的人这么多，才向后转了。赵盾问那武士：“他们全来害我，你怎么反倒救了我?你是谁?”他说：“相国忘了道儿旁饿得快死的人吗?”原来五年之前赵盾打猎回来，看见道旁躺着一个汉子，以为是刺客，叫人把他抓来。那个人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赵盾问了他来历，才知道他叫灵辄[zhe二声]，在卫国游学三年，这次回来，穷得一无所有，已经饿了三天了。赵盾只觉得他可怜，就给他一点干粮和盘缠。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卫士，老想着赵盾的好处。这会儿屠岸贾唆使国君要害赵盾，灵辄就代抱不平，救了他的命。赵盾脱了险，就和他儿子跑到国外去，他们还想带着灵辄一起逃，可是灵辄早已溜了。

“冯唐易老”这个典故出自于《史记·冯唐列传》。

汉文帝时，冯唐是一位大臣，他当初以孝悌而闻名，拜为中郎署。由于他为人正直无私，敢于进谏，不徇私情，所以时时处处遭到排挤，直到头发花白，年事已高，也没有得到升迁，还只是个郎官。

后来，北方的匈奴族又来入侵汉朝，汉文帝下令到各地征招平匈奴的将军。这一天，汉文帝经过郎署时，遇上了冯唐，于是两人就将帅之事交谈起来，没想到，汉文帝非常赏识冯唐的才能。冯唐趁此机会向汉文帝申斥了云中太守魏尚被削职的冤案，并恳求汉文帝把魏尚官复原职，而且让魏尚率兵攻打匈奴。魏尚不负众望，击退了匈奴，冯唐也因为荐贤而升为车都尉。汉景帝即位后，由于冯唐性格耿直，不久又被罢官。汉景帝去世后，汉武帝即位，匈奴又来侵犯边疆，汉武帝又广征贤良，有人推举冯唐，可是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不能出来任职。

后来，人们就用冯唐易老来形容老来难以得志。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就有这个典故：“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飞将军李广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唐朝诗人王昌龄曾赞美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但是李广纵然战功赫赫，但其至死也没有封侯，唐朝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为李广惋惜“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李广难封是真的不走运吗?历史评价一个人常带有感情色彩(现代评价一个人多带有政治色彩)，对李广同情多于理性分析。因此对于李广难封侯的原因，除了其不走运外，还有其它方面原因。

李广身材高大，手臂修长，擅长骑射,打起仗来行踪飘乎不定，行动敏捷，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在做上谷太守时，他每天都跟匈奴人打仗，他置个人生死于外，战斗非常勇猛。以力战为名。典属国公孙昆邪哭着对皇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皇上爱其才，恐亡之，把李广调到上郡做太守。老子曰：“揣而锐之，不可长葆。”意思是兵器太锋利了就容易折断。李广本人自以为天下无敌，从心底里蔑视匈奴人，因此每次打仗拼了命的打，匈奴算什么，多亏匈奴人不懂汉家孙子兵法，如果匈奴人略懂兵法一二，李广很有可能被匈奴人施计捉走或杀死。虽然李广每次都是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但李广除了力战外，不懂战略部署，从战术上胜敌人，只是以勇猛胜人，如一介猛夫，自负非常轻敌。

李广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李广被捉。此点说明李广一介勇夫，除了单对单、等对等、多打少外，只要敌人兵一多，李广便无可奈何，要么兵败，要么被捉。

李广设计逃走，李广兵败，当斩，赎为庶人。李广回霸陵亭太晚，城门已关。霸陵亭尉趁着一股酒劲，呵斥广：“今将军不得夜行，何况你是前将军!”李广气而无可奈何。虽然霸陵亭尉酒喝多了，但他也算的上是秉公办事。等李广又一次被皇上用为右北平太守时，李广心想：“上次被那个霸陵亭尉拒之城外，竟然蔑视我飞将军，这次我非杀了他而后快。”于是李广把霸陵亭尉召至自己的军中，后而斩之。这一点说明李广心胸太狭窄，心中容不得对自己有意见的人。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李广心里竟容不下一个小小的霸陵亭尉，可见李广气量狭小，不足以成大事。如果李广不杀霸陵亭尉的话，霸陵亭尉必然会内疚自责，感激李广的不杀之恩，他也必然在杀敌时力战以报答李广，但李广却凭一时之气杀了他。没有恢宏气度的人又怎么会去统领千军万马呢?

同样是同时代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他坐牢的时，狱吏田甲辱安国。韩安国说：“你就不怕我死灰复燃?”田甲此人很幽默：“你复燃，我当洒尿灭之。”后韩安国被拜为梁内史。田甲知后，逃走。韩安国更幽默说：“不逃走就不杀，如果逃走，就灭其九族。”田甲不敢走，向韩安国认罪。韩安国笑着说：“你给我洒泡尿看看。”韩安国不仅放走了田甲，而且还善待了他。这就是韩安国一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气度。但李广却做不到。

李广数不能封侯，于是向搞星相占卜的王朔抱怨道：“自从汉朝北击匈奴以来，我未尝不在其中，然而其他将领都封侯位列三公，然而我却没有封侯，难道我命中注定不封侯?”王朔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情?”李广说：“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杀了已经投降的八百人。”王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及将军所以不得封侯者也。”杀俘虏在古代本身就是不道义的事情，何况又杀了800人，因此李广必会遭到报应。果然从李陵投降匈奴之后，李广家就衰败下去。

李广在参与卫青大将军的漠北之决战时，卫青让李广从侧路袭击，但李广一介勇夫思想的顽疾又出现，他请战当先锋，但卫青却没有同意李广的请求，李广怒而回部。一是卫青了解李广，李广自以为是，不听指挥，没有大局意识，跟敌人小打小闹行，大规模作战就不能胜任了;二是卫青看到李广年纪也大了，体力和精力都不足，而且李广急于封侯，想最后一博取得战绩，因此在他这种急于求胜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失误。因此卫青还是很理智的拒绝了李广的请战请求。但就是让李广从侧路进攻，李广也没有顺利完成任务，他带领队伍迷了路，没有及时和卫青主力部队会合，以至让单于逃跑。卫青责怪了李广几句。李广顿时感到一阵悲凉：“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然后引刀自刭，死的很悲壮，百姓闻之皆恸哭之。最终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机会。

说到跟匈奴的大战斗李广没有胜过，但在“七国之乱”时，李广跟随周亚夫平定吴楚联军，立下战功。梁王刘武看上李广之才，私授李广将军印，李广不识事务，竟然接受了。刘武当时很想做皇帝，想等哪天他起兵逼宫时，希望李广能支持他，这一点汉景帝刘启很明白。当时李广为什么要接受将军印呢，还是一点原因李广眼光短浅，分不清利害关系，自以为立下战功，梁王授给将军印，这是对我的奖赏，我还要拿回京城炫耀一番。结果李广此局触怒皇帝，未受到丝毫奖赏。老子曰：“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但李广却不明白其中道理，他太天真。

不可否认，李广很忠诚很爱国，但毕竟李广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能力上(运筹帷幄的大战略能力以及大局意识)的不足，虽然在小规模战斗上，他表现出来的勇猛以及处变不惊的大将气度，但这些只能使李广扬名，而大战斗中李广总是屡战屡败，没有大的战绩可言，因此李广至死难封。命哉!

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怀嬴]听到了秦国打了败仗，孟明视等全给逮住了，恐怕晋国跟秦国的冤仇越结越深，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向来彼此帮忙。为了孟明视这群武人自己要争势力，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恨他们三个人。要是咱们把他们杀了，恐怕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治他们，他必定会感激咱们的。”晋襄公说：“已经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放回山里去呐?”文嬴说：“成得臣打了败仗，就给楚王杀了。难道秦国没有军法吗?再说咱们的先君惠公，也给秦国人逮住过，秦伯可把他放回来了。你爸爸全靠人家秦国才做了国君。难道咱们连这一点情义都忘了吗?”晋襄公觉得她说得挺对，就把秦国的三个俘虏放了。

这时候先轸正在家里吃饭，一听说国君把秦国的将军放了，赶快吐出嘴里的饭，三步当两步地跑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他：“秦国的将军在哪儿?”晋襄公脸红了，说：“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先轸一听，直气得青筋乱跳，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你这个小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将士们费了多少心计，儿郎们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人。你就凭妇道人一句话，把他们放了，也不想想以后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挺抱歉地说：“这是我不好。可怎么办呐?不知道还能不能追上去?”大将阳处父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追!”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能追上他们，好言好语请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阳处父手提大刀，上了车，连连加鞭，飞似地追下去了。

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恐怕晋襄公后悔，派人去追，就拼命地跑，连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他们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果然有人追下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就是铁打的英雄好汉，也瘫痪下来了。正在这吃紧的关头，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那儿。三个人也不管是什么船，赶快跳下去。船舱里出来了一个打鱼的。他们一瞧，连话都说不上来，就这么倒在船上。那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好朋友公孙枝!原来蹇叔送走了他儿子以后，就说身害重病，告老还乡了。百里奚对他说：“我也打算回去，可是我还得等着，也许能再见儿子一面。您有什么吩咐没有?”蹇叔说：“咱们这回一定得打败仗。您还是私下里请公孙枝在河东预备船只。万一他们能够回来，多少也有个接应。”百里奚就去见公孙枝，请他准备。公孙枝在河东等了好些天，这时候果然见他们三位来了，立刻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阳处父赶到了，赶着说：“秦国将军慢点走，我们主公一时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吧!”孟明视站起来，向阳处父行个礼，说：“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哪儿还敢再受礼物?要是我们回去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亲自到贵国来道谢。”阳处父还想再说什么，就瞧见那只小船漂摇漂摇地越去越远了。阳处父只好张着嘴、瞪着眼，呆呆地出了一会神，懒洋洋地上了车，拖着大刀回去了。

晋襄公听了阳处父的报告，很不安心。他只怕孟明视前来“道谢”，老派人到秦国去探听。他指望秦穆公治死孟明视他们，就好比楚成王治死成得臣一样。谁想秦穆公另有主意。他一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就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他们。孟明视这三个人跪在地下，请他办罪。秦穆公把他们扶起来，反倒向他们赔罪，流着眼泪，说：“这全是我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害得你们吃苦受罪。我哪儿能怪你们呐?你们只要别忘了阵亡的将士们就是了。”三个人好比是罪孽深重的败家子，在外头把家业花完了，丢了父亲的脸面，回到家来，他们情愿挨打受骂。万没想到秦穆公反倒好好地安慰他们一番，仍旧叫他们执掌兵权，待他们比以前更关心。他们感激得直流眼泪，心坎里把君主当做父亲那么看待。百里奚总算能够和儿子见了面，他嘱咐孟明视别辜负了君主的大恩，自己也像蹇叔那样告老回家了。

导读：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近五万首，作者两千两百多人，涌现了李白、杜甫等许多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唐诗的兴盛，是从唐太宗时就开始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的历史典故，欢迎参考阅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公元676年(唐高宗上元三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上大宴宾朋。滕王阁是高宗显庆年间，由前任都督李元婴修建的。阎伯屿继任后，将滕王阁修缮一新。这天请客，阎都督一是想让大家看看刚修好的滕王阁，二是他已事先让自己的女婿写好了一篇纪念这个盛会的文章，想借机显示女婿的才学。

宴会开始后，阎都督命下人捧出纸砚，请客人们写赋作序。客人们知道底细，都识趣地推辞了。当阎都督请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年轻人却毫不谦辞，接过笔砚写了起来。这位年轻人便是在初唐文坛上享有盛誉的着名诗人王勃。他是去海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而被邀请的。

可是阎都督见此情形还是有点不高兴，便推说更衣走开了。暗中他派随从看王勃怎样写，并要他们随时报告。随从先报来的是开篇的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屿听了觉得平常，认为不过是老生常谈。随从后来又报来“星分翼轸(洪州处于楚地，翼轸是传说中楚地上空的两个星宿)，地接衡庐(衡山与庐山)”，阎伯屿听了沉吟不语。当随从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时，阎伯屿一下跳了起来，赞叹道：“这位是真天才，他的文章可以永垂不朽!”

阎都督重新回到宴席上，与王勃欢饮至终。王勃离开洪州时，阎都督还送了他一百匹绸缎。而他在滕王阁上写的这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简称为《滕王阁序》)，则成了传诵千古的杰作。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号称“初唐四杰”。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打破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用诗反映社会现实，描画边塞江山，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很高评价。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近五万首，作者两千两百多人，涌现了李白、杜甫等许多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唐诗的兴盛，是从唐太宗时就开始的。

唐太宗本身就爱好文学，也喜欢写诗。早在做秦王时，他就开设弘文馆，接纳四方文人学士。做了皇帝后，他身边更有一大批宫廷诗人，奉他的命令写“应制诗”。在这些诗人中，最出名的是上官仪。他是贞观年间的进士，被唐太宗任命为秘书郎。当时文坛上弥漫着六朝以来的靡丽文风，流行的也大多是点缀宫廷生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宫体诗。上官仪奉命所作的诗，也十分婉媚工整，适合宫廷需要，引得文人们纷纷仿效，被称为“上官体”。

唐代以前，诗歌创作比较自由，没有格律、声韵方面的太多限制。上官仪在创作中，却很讲究对仗。他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归纳出“六对”“八对”等对仗方法，定为格律。这对唐代的律诗(每首八句，每句五个字的称为五律，每句七个字的称为七律)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上官仪之后的“初唐四杰”，写了很多五言律诗，促进了律诗的发展，并通过他们的作品把五律这种形式固定了下来。在内容上，“初唐四杰”冲破“上官体”的框架，把诗歌从狭小的宫廷中解放出来。他们以广阔的内容、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刚健活泼的诗风，推动诗歌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各朝也像唐太宗那样，聚集着一批宫廷诗人。在这批诗人中，最出名的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个。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把律诗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定型化，使后来的诗人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在他们手里，五言律诗的形式确定并成熟了，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七言律诗的格局。到这时，唐代的律诗完全形成。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许多诗人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无数优秀的篇章。

郭子仪死时，历史上评其一生道：“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致大官、为名臣者甚众。”这几句评语凸出地描绘了一个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巨人的形象：皇帝不疑忌他的大功、同僚们不厌恶他做大官、一般并不反对他生活享受的过份;同时，他善于提拔与培养人才，所以他属下的干部有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重要官员。在历史上，郭子仪是许多人的理想，出将入相，即富贵亦寿考，“七子八婿，皆为朝廷显官。”据说他做寿那天，家人拜寿时把朝笏(朝见皇帝时捧在手中的那块板)放在床上，竟致堆满一床，可见家中大官之多。所以演出《打金枝》这剧目的京剧又叫做《富贵寿考》或《满床笏》。

用现在的历史观点看来，郭子仪仍旧是一个值得赞扬、值得钦佩的人。他在中华民族受外族围攻时保卫国家，收复被侵略者占领了的京都;他使人民免于被外族劫掠之苦，得到了相对的安居乐业。他在军事上与李光弼齐名，但他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国家的光辉政绩，却是李光弼所远不及的(李光弼不是汉族人)。

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中级军官时，据说两人感情很不好，虽然同桌吃饭，但只互相对望一眼，不说一句话。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郭子仪做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李光弼很怕郭借故杀他，谁知郭反向皇帝极力举荐，皇帝就任李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还分了部下一万名精兵给他。这种博大的胸襟和政治风度，真是一个巨人!

(据杜牧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郭子仪当节度使后，李光弼想逃走，还没决定，皇帝已下旨令他领一部分郭的兵东征。他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放他不过了，于是对郭说：“我死是心甘情愿的，只求你饶了我的妻儿。”郭子仪忙拉住他的手上堂对坐，道：“现在国家大乱，哪里是计较私仇的时候!”当即分兵给他。两人相别时握手泣涕，相勉报国。)

郭子仪为人宽厚，待部下与士卒极好，李光弼却军令严肃，威猛善战。这两人代表着军人的两种美德。在临阵战斗上，似乎李光弼更为能干，几场大战打得光采漂亮之极，但部下对他“畏”而对郭“感”。史书上不断登到军士怎样盼望郭子仪来统率他们，如何“如子弟之望父兄”、“如天旱之望大雨”、“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等等。

“郭子仪单骑退敌”是极有名的故事，这件事固然表现了他的勇敢，但更重要的，是他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识见。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公儿七六五年，升平公主就是在这一年五月嫁给郭暧的)，回绝与吐蕃两大外族联军进攻径陽，兵力强大之极，唐兵远远不及。郭子仪下令严守不战，他知道回纥与吐蕃内部颇有矛盾，于是命卫队长去见回纥。回纥人不信道：“听说郭公已经死了，你骗人。要是真的在这里，我们见见可以吗?”卫队长回来报告，子仪道：“目下众寡不敌，难以力胜。从前我和回纥颇有交情，不如挺身去说服他们。”部下主张选五百名铁骑兵作卫从，子仪道：“这反而有害。”他儿子郭唏(子仪的第二子，最会打仗的一个，郭暧则是第六子，远不及哥哥本事)大惊，拉住他的马劝道：“他们是虎狼，大人是国家大元帅，怎么可以把身体送入虎口!”子仪道：“目下要是战，那么咱父子一定都得死，国家不免遭难。我以至诚的话去说服他们，如幸而见从，那是四海之福!否则，只牺性我一个人，可以保全全体。”郭唏拉住马缰不放，子仪扬起马鞭，在他手上猛击一鞭，喝道：“走开!”大开城门而出，命人高呼：“令公来啦!”回讫人大惊，大元帅弯弓搭箭，立在阵前。子仪脱下盔甲，抛下铁槍，缓缓纵马上前。回绝诸酋长相顾道：“不错，是他!”皆下马罗拜。子仪也下马，上前握住回纥元帅的手，责备他进军侵略。两人一番谈论之后，回纥元帅终于被他说服，并答应去打吐蕃兵。这时回纥兵两翼缓缓推进，子仪部下见状也疾忙上前，两军对峙。子仪挥手令部下退开，取酒与回纥酋长共饮。回纥人请他先发誓，子仪叫道：“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家族灭绝!”回纥元帅也照样发誓，两军大喜，齐呼万岁。吐蕃兵知道后连夜逃走。子仪与回纥合兵追逐，大胜了两仗。

这时局势本来危险异常，代宗已下令御驾亲征，京城戒严。由于郭子仪这个外交上的大胜利，大局才转危为安。

王不留行又叫做王不留、麦蓝菜，是石竹科植物麦蓝菜的干燥种子。

具有活血通经，消肿止痛，催生下乳的功能。用于月经不调，乳汁缺乏，难产，痈肿疔毒等症，是临床常用下乳的药。关于中药王不留行还有一典故，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北方有一段歌谣说："穿山甲，王不留，大闺女喝了顺怀流。"夸张地说出了王不留行的通乳作用。

那王不留行不过是一种草的种子，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呢?

传说王不留行这种药是药王邳彤发现的，经实验，具有很好的舒筋活血、通乳止痛的作用，可是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邳彤想起当年王莽、王郎曾来过这里的事。

王郎率兵追杀主公刘秀，黄昏时来到邳彤的家乡，扬言他们的主子是真正的汉室后裔，刘秀是冒充汉室的孽种，要老百姓给他们送饭送菜，并让村民腾出房子给他们住。这村里的老百性知道他们是祸乱天下的奸贼，就不搭他们的茬儿。

天黑了，王郎见百性还不把饭菜送来，不由心中火起，便带人进村催要，走遍全村，家家关门锁户，没有一缕饱烟。王郎气急败坏，扬言要踏平村庄，斩尽杀绝。

此时一参军进谏道："此地青纱帐起，树草丛生，庄稼人藏在暗处，哪里去找。再说就是踏平十会村庄也解不了兵将的饥饿，不如赶紧离开此地。

另作安顿，也好保存实力，追杀刘秀。"王郎听了，才传令离开了这个村庄。

邳彤想到这段历史，就给那草药起了个名字叫"王不留行"，就是这个村子不留王莽、王郎食宿，借此让人们记住"得人心得天下"的道理。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现在胡服骑射这个建筑位于河北省东环路与邯大路圆盘处，就是来马台村东南处，附近村庄经济繁华，人们安居乐业，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这个建筑屹立在一个大转盘中间，所有的车辆经过此处时都要绕过这个大转盘，这样防止发生车祸意外，它属于我们邯郸吉利的象征。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华夏文明本位论者”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历史典故：胡服骑射

在两千年漫长的家具历史长河中，无论在史料中，或是在民间，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家具故事、传说和趣闻，反映出时代、民族、地域的情感和脉络相连的文化背景，直抒着社会的兴衰，见证岁月的沧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典故传说。今天就给大家具体分享一下有关家具的历史典故，希望读者喜欢。

有关家具的历史典故

1、榻的典故

历史上关于榻有很多故事，最典型的故事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因为我们都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他心里老是忐忑不安的，所以他对身边的事，尤其经过五代十国以后，五代十国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残酷的时期，不停地在换君主，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就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好像是一种担心。这个榻呢，显然是睡觉来用的。

跟榻相关的有一个词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叫“下榻”。就是出差，说您在哪儿下榻呀?榻是睡觉的，床也是睡觉的，可是睡觉却说“上床”，那么它为什么叫“下榻”，不叫“上榻”呢?

这就有个历史故事，东汉有一个名臣陈蕃，他性情耿直，是一个非常廉政的官，他喜欢结交有气节的人，他专门设专榻。就是他分人嘛，看不上的人，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我看上的人，我就专门有一个榻。他这榻平时是挂在墙上的。一来了重要的客人，就是他喜欢，他看得中的人，他就把这个榻从墙上拿下来，让你睡觉，所以叫“下榻”。如果当时他要挂一床在墙上，那就叫“下床”了。所以“下榻”是这么来的，是非常古的一个词。

2、八仙桌的传说

八仙桌的起源已经无从追究，但是民间有很多关于八仙桌的美好传说。八仙桌，凝聚了很多文化;八仙桌，造福了炎黄子孙;八仙桌，闪耀着五千年文化。怀着对八仙桌的崇高敬意，我们来欣赏此文。

相传，以前布依人家办喜事，没有桌子，吃饭时只能用木头或石板摆在外面吃，大热天，晒得满头大汗;雨天，淋得周身湿。

一天，有一家娶媳妇，中午摆饭时太阳变得火热起来，蹲在地上吃饭的亲戚朋友们个个被晒得满头大汗，但刚摆了两轮，天上乌云滚滚，下起瓢泼大雨来，地上的饭菜被雨淋得吃不成。大雨刚过，来了一帮人，自称是这家远方亲戚，一人骑驴，一人拄拐共八人，见地上的饭菜被雨淋得吃不成，来吃酒的亲戚们也被淋得不成样子，便问主人家，为何不摆在屋里吃，主人说，石板太重，不便搬动，木头在屋里又顺不转，只能在外面将就些。几位远方的“亲戚”问明原由后，一合计，决定为好客的布依人家创造一个好的办酒环境，让亲戚们能舒舒服服地坐在屋里吃饭，不遭日晒雨淋。

于是几位“亲戚”叫主人把地下的饭菜收进灶房，又叫亲戚们把淋湿的衣服换掉，暂时不要到堂屋来。等亲戚们换好干衣服再来到堂屋时，只见几位远方来的“亲戚”已在堂屋摆上了一大排整齐的木方桌，四周还放上木条凳，请亲戚们按每桌八人坐下吃饭。主人见状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请几位“亲戚”到加神脚的那一张桌坐下吃饭，嘴里不停地念:“我的天哪，你们真是神仙哪!”嘴里念着，手边摆酒菜，等将酒菜摆齐后，几位“亲戚”突然不见了。这时所有的亲戚都感到奇怪，说他们可能就是仙人，有心来帮我们布依人家办好事的。据说这几位“亲戚”确实是天上的张果老、铁拐李等八位仙人。

后来布依人家就称这种桌子叫“八仙桌”，凡是办酒或亲戚朋友来，都用这种桌子摆饭吃酒。为了纪念八仙的功德，平时有好酒、好吃的东西，布依人家都要摆在家神脚的八仙桌上，表示对八仙的祭祀。

还有的传说为，八仙结伴云游天下。有一天，路过杭州，听人说杭州有个画圣吴道子，就一齐来拜访。

吴道子正在家中作画，忽见八仙来拜访，忙上前把他们迎进房内，海阔天空的谈论起来，不知不觉天已暗了下来。吴道子想：难得八仙光临，要招待他们吃饭，吩咐下人准备酒菜。可是这么多人没有一张大桌。吴道子灵机一动，大笔一挥，画出一张四角方方的桌子。正好够坐八个人。高高兴兴地吃喝起来。吕洞宾问吴道子：“吴先生这张桌子倒很实惠，叫啥名字?”吴道子想了想说：“我为你们而作，就干脆叫八仙桌吧!”

到了明代，八仙桌的造型已基本完善，分为有束腰与无束腰两种形式，有束腰的工艺是，在桌面下部有一圈是收缩进去的，而无束腰的即四腿直接连着桌面。至清代时，八仙桌大部分改成带束腰的，腿有的也改成了三弯腿，牙板加了很多如拐子龙、浮雕吉祥图案等装饰性的部件，美观性很强，做工很精巧。

3、关于太师椅的典故

在中国古典家具中，有一种以官衔命名的家具十分特别，这就是“太师椅”。太师椅兴于北宋，以后在宋元明清的史书、名人笔记以及现今流行的几部有影响的辞书中均有记载和描述。到底什么样的椅子才叫太师椅?太师椅的名称又从何而来呢?

有关太师椅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书中提到“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宰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之。遂号太师样。”

文中提到的秦师垣，即当时任太师的大奸臣秦桧。这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秦桧坐在那里一仰头，无意中头巾坠落，当时有个官员叫吴渊，很有眼力见儿，喜欢拍马屁，赶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随后便命人制做了一种荷叶托首，由工匠安在秦桧等人的椅圈上。太师椅由此产生，太师椅这一名称也由此传开。这段文字除了告诉我们太师椅的名称由来以外，还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太师椅就是带有荷叶托首的圈椅。这种拖首的功用类似于现代汽车、飞机靠背椅上的头枕。一个大奸臣，一个马屁精，无意中为中国家具史留下了一笔遗产。

有趣的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也提到秦桧与太师椅的种种瓜葛，并将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明确称为“荷叶交椅”、“太师交椅”，为张瑞义的说法提供一个佐证。

宋人王明清在《挥尘三录》中记载了当时其他朝臣用太师椅“仰首而寝”的情形，并说“达宦者皆用之”。可见“太师椅”之名流传颇快。宋代名画《春游晚归图》中将太师椅描绘得十分清晰。图中一个官员游春归来，鞍前马后簇拥十余侍从。其中一个肩扛的就是这种带荷叶托首的太师椅，用以供主人随时休息。

明代时，“太师椅”之名仍很流行。到清代，就把屏背式扶手椅称为太师椅，除了对使用这种椅子的官宦、长辈们表示尊敬外，还因为这种椅子多用狮子纹作装饰，称其为太师椅也就不足为奇了。

永乐迁都又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指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是具有中国历史重大意义的事件。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有关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朱棣在南京做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军事与政治根据地北平。当年，他就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陪都，并着手迁都北京的工作。

北京在辽和金代都做过都城，元代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末年，北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到关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将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就曾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贵族。

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二十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更能巩固他的统治。

早在永乐元年以后，明成祖就多次命令将江苏、浙江、山西等九省大批富足的居民迁到北京；又在昌平营建他的陵墓。

公元1416年，他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第二年，任命泰宁侯陈为营建北京的总指挥，前后从全国各地招来二十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还有难以计数的军队。建城所需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百年以上的珍贵木材，是从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伐，经过千山万水运送到北京的；城砖与墙砖，则在山东日夜烧制；宫内铺地的“金砖”（大方砖），则烧制于苏州。

营建北京，主要是建设宫城（紫禁城）和皇城（包括祭坛和官署）。明代的紫禁城建在元代皇宫大内的旧址，但略向南移，南北方向上则扩大了许多，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六十米。周围城墙高十多米，在东西南北的正中分别有东华、西华、午、神武四座城门。午门南面是皇城的南门，称承天门，就是今天的******。皇城外有宽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紫禁城中的宫殿分前后朝。前朝（外朝）有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后朝有乾清宫、交泰殿、保宁宫三大殿。六座大殿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布局非常严整。

营建北京的工程中，明成祖重用了一个能工巧匠蒯（ｋｕǎｉ）祥。蒯祥是苏州人，出身于木工世家。他父亲主持过南京城宫殿木工活的制作。蒯祥也学得一手好手艺，建房造屋，估计尺寸，量度长短，布置间架结构，与设计不差分毫。他还精通泥、石、漆、竹等手艺。据说，他能够双手各拿一支笔，同时画两条龙。画成后，两条龙龙身可以完全重合在一起。

蒯祥隶属于工部管辖。紫禁城开始修建后，他被明成祖召到北京，担任“营缮所丞”（负责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紫禁城的布局，多出于他的巧妙设计。他还常常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据说，有一次，一个木工锯皇极殿宫门门槛时，不小心将木料锯短了一尺。这根木料是缅甸进贡的珍贵巨木，这个工匠立即面临杀身之祸，吓得没了主意。蒯祥来看后，端详了一会，说：“没有关系，可以补救。”他让闯了祸的木工将木料的另一头也锯短一尺。那木工却不敢下手。蒯祥便接过锯来就锯。锯完，按尺寸另外雕刻了两个口中含珠的龙头，用活动头装到锯短了的门槛上。再把门槛安装到门上，尺寸完全吻合，而且便于拆卸。这种装置，被称为“金刚腿”。

还有一次，宫殿上梁时，一端的头怎么也投不准，在场的工匠毫无办法，又请蒯祥来解决。他爬到梁上，看准位置，猛一斧头，两根梁木就服服帖帖地吻合到一起了。蒯祥因此被人称为“蒯鲁班”。他后来做到工部尚书（负责建筑、制作的最高长官）。直到明天顺年间，明朝宫廷内的所有营缮、建筑，都还由他负责。

经过多年的修建，北京宫城与皇城终于基本建成。明成祖于公元1420年，正式将京城迁往北京。原京城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副都。

明成祖在北京，还让他的大臣姚广孝为他建造了两口青铜巨钟。人们推测，这是因为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屠杀过的人太多，心里恐惧，而希望建造这样两座充满法力的大钟，来保佑他的心灵的平安。这两座大钟，现在还剩一口，重四百多公斤，高七米，外径三米三，上面铸满二十多万字的经文，成了北京的传世珍宝。

[有关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历史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