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CEO像两岁小孩外国名人故事(精品20篇)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生于明朝末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张溥自幼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每次读书，定要先亲手抄一遍，抄完后朗读一遍，然后焚化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焚，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才肯罢休。因为每一篇文章张溥都要抄七遍，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头手掌都结成厚茧了。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时，手指皮受冻干燥而裂开，他就用温水暖一下手再抄，一天总要用温水暖好几次。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一生的著作也称为《七录斋集》。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一次中层干部干部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头怎样才能在水上飘起来？”反馈回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认说“把石头掏空”，张先生摇摇头;有人说把它放在木板上，张先生说“没有木板”;有人说“石头是假的”，张先生说“石头是真的”……终于有人站起来回答说：“速度！”张瑞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正确！《孙子兵法》上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速度决定了石头能否漂起来。”

提示

不要等待，要积极前行。要讲效率。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有的名人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的则是一开始就是在贵族家庭出生并受到良好教育的。

我喜欢“经天纬地，旷世奇才——诸葛亮”。诸葛亮一生博闻强记，深谋远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于是他便和叔父流落异乡。后来，诸葛亮的叔父客死他乡，他便在襄阳隆中定居下来。接下来，又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他死去后，留给后世的只有神话一般的人物和机智。

我最喜欢的是“软件大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第一个软件大王，世界首富。他从小精力过人而且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当他15岁时，他的电脑才能已远近闻名了。

这本书收纳了很多名人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坚持不懈，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样才可以成大事。

贞德1412年出生在法国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时正执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大片领土已被英国占领。此外，法国国内还爆发了内战，勃艮第公爵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站在了英国一边。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和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于1422年相继去世后，继位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还只是一个孩子。虽然英国宣称他同时拥有英国和法国的王冠，但法国王太子查理却不想放弃他的地位。

可是，他要想成为法国国王，就必须在兰斯举行加冕仪式，而这个地方已被英国占领。此时，贞德已经13岁了。。她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祈祷。她经常听到空中传来希奇的声音，并看到希奇的幻象。这个神秘的声音告诉她，她的使命就是重振法国，帮助王太子查理成为法国国王。为此，她必须着男装，执利刃，统率军队，冲锋陷阵。

一天，贞德外出归来，发现她的村庄已被英军蹂躏。她躲在柜中，目睹了英军杀害了她18岁的姐姐。这场悲剧后，她被送到邻村的叔叔家生活。谁也想不到这个纯真的小姑娘会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可是这个不满20岁的少女，。却面对世界公布她将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解放她的国家。17岁的她面见王太子查理，宣称她带来了上帝的意旨，要求查理给她一支军队去反抗英军。查理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

两个月后，身披白甲的贞德率领她的军队在卢瓦尔河畔的战略要地奥尔良奇迹般地击败了英军。法军随后节节胜利，查理也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法国国王的宝座。可是，贞德却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战斗中被勃艮第人捉住并送给了对她恨之入骨的英国人。19岁的时候，她被判作女巫烧死。25年后，她被追授圣女的称号。

1920年，她又被封为圣徒，成为人们供奉的偶像。看来她注定将成为无休止争论的焦点。

1853年，洪秀全颁布诏书举行科考选拔能士，并且打破陈规增加了“女科”，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男科的主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考试的题目男女一样，都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结果考生傅善祥以其独到的视角，犀利的文笔获得了男女主考官的一致赞扬，被选为当期的女状元。

傅善祥在得到科考第一名后，受到了杨秀清的看重，破格任命傅善祥为“恩赏丞相”，位列州司座次，隶属天王府六部，主要职责仍旧是辅佐东王处理政务。

傅善祥任职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替杨秀清处理了非常多棘手的问题。受到了太平天国军民的一致赞扬。当时曾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的说法。

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农民领袖们却急速的腐化堕落了起来。尤其是东王，更是以“天父下凡”自居。有六十多个老婆还嫌不够，看着傅善祥年轻貌美，于是也将她长期霸占。可怜一代才女，不能为国家百姓效力，却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真是可悲至极。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作恶多端的杨秀清迎来了他的灭亡。1856年的8月，“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的密令昌辉连夜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人仰马翻鸡犬不留，二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而一代才女傅善祥，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下。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

四川仪陇人。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任过滇军营长、团长、旅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领导 四川沪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曾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1928年 同陈毅等发动了湘南起义，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部指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后改称华北分会)书记。

1938至1939年间，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曾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协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军事理论和实战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了解她的需求，她的需求。这是我在35年的生活中找到的真理，在洗衣房里也同样奏效。”宝洁的首席执行长雷富礼常常用这种幽默的比喻来描述宝洁是一家为了女性需求而创生的企业。

“我们发现女性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技术，对于产品从哪些设备上生产出来就更加无所谓了。她们希望我们了解她们的需求。”

而今，在美国，购买宝洁产品的消费者大约有80%是女性。因此，雷富礼会每隔一段会到商店里去，听听那些买了宝洁产品的女性顾客的看法。去年，他还说服了一些宝洁管理人士跟在一群法国身后采购化妆品。

雷富礼从宝洁的洗涤产品部门起步，参加过汰渍、Dawn、Ivory Snow和Cheer品牌的工作。洗涤和肥皂产品是宝洁的基石，公司文化也是最保守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宝洁的业务很糟糕。它被联合利华?Unilever?抢去了不少生意，员工的士气也很低落。雷富礼对宝洁行动迟缓的官僚做法深感失望，提出辞职，但他的多诺万劝他三思，一周内可以暂时不来上班。这一周，他俩每晚都要见面，喝着啤酒好好聊上一会儿。多诺万提醒他，这么做是在逃避问题，而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他提议给雷富礼升职、加薪，并请雷富礼负责改善宝洁的洗衣业务。当时是1984年，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宝洁的洗涤子公司发生了雷富礼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变革”。

在雷富礼任期内，宝洁大约275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提高了三分之一，现在是50多人。在宝洁11万员工当中，女性的比例大约是37%。根据公司的安排，这几年女性员工的比例每年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年招收的员工有44%是女性。他说，最好不要轻言什么是女性固有的特点，但我们谈到女性直觉的时候，纯粹都是好意。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为美国的独立立下过汗马功劳。

亚当斯在接替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着与法国关系破裂的危险。到了1797年底，两国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交战前夕。

常识告诉亚当斯，要打胜仗，必须要有得力的统帅指挥。有很多人劝他亲自统帅军队，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军事上的特别才能。思来想去，他认为华盛顿才是惟一能够唤起美国军魂、团结全美人民的统帅。最后，他下定决心请华盛顿出山。

亚当斯的亲信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这样势必对亚当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胁。

千军容易得，一帅最难求。亚当斯毫不动摇，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命运高于一切。他授权汉尼尔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再次担当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打败入侵者。

与此同时，又亲自给华盛顿写了封信。信中诚恳地写到：“当我想到万不得已而要组织一支军队时，我就把握不准到底是该起用老一辈将领，还是起用一批新人，为此我不得不随时要向你求教。如果你允许，我们必须借用你的大名去动员民众，因为你的名字要胜过一支军队。”

华盛顿接到信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刻肩负重任。幸运的是，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亚当斯终于通过外交斡旋的途径同法国达成了和解。

这件事被美国人民传为佳话，亚当斯的正直与豁达也被广为传诵。后来，有位著名的记者采访他，问到：“您为什么不怕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进而威胁您的威望和地位?为什么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亚当斯开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这位著名记者讲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件往事。

“年幼的时候，父亲要我学拉丁文。那玩意儿真无聊，我恨得牙痒痒。因此，我对父亲说，我不喜欢拉丁文，能不能换个事情做?”

“好啊!约翰，”父亲说，“你去挖水沟好啦，牧场需要一条灌溉渠道。”

于是，亚当斯真的到牧场去挖水沟。可是，拿惯笔的人，拿不惯锹。那天晚上，他就后悔了，整个身子疲惫不堪。只是他的傲气不减，不愿意认错。于是，他咬紧牙关又挖了一天。傍晚时，他只好承认：“疲惫压倒了我的傲气。”他终于回到了学拉丁文的课堂上。

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一直记着从挖水沟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必须承认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认为自己样样都行，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不自量力。

亚当斯深有体会地说：“真正出色的领导者，绝非事必躬亲，而是知人善任，特别是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如果高层领导者事无巨细，一律包揽，那只能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勤杂工式的领导者。”

正是因为亚当斯知人善任，才能凭借众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凭借那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一步一步地攀登上了成功的巅峰。

阿凡提请依麻目、喀孜、麦曾等人士到家做客时，用抻面拌过油肉款待了他们。依麻目望着香喷喷的过油肉抻面，一连吃了两大盘子还想吃，但不好意思开口，只是连连点头赞美说：“夫人的手艺真不错，这面抻得跟她的头发丝一般细，菜做得跟她的容貌一样鲜。”

“阁下，你过奖了，请您再享用一盘吧！”阿凡提说。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的美味不多吃一点真是太可惜了，就是撑破肚皮也值得。”依麻目说道。

于是，阿凡提用他的空盘子盛了一盘子土端来放到依麻目面前，说：“请用吧，依麻目阁下！”

“阿凡提，你这是什么意思？”依麻目不解地问。

阿凡提说：“阁下，我想起了您前些日子给我们讲经时说过的一句话。”

“是哪一句话？”依麻目问。

“贪婪者的欲望只有进了土壤中才能填满。”阿凡提说道。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张良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向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那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样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但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样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先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之后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齐。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卡耐基是美车的钢铁大王，也是成功学的创始者。

一次，卡耐基将要在纽约一家饭店举办系列讲序，就在一切都准备好时，突然接到饭店的一个通知，要求他支付比原来高出两倍的租金，否则将收回场地。卡耐基听了非常恼火。

卡耐基去见经理，目的是想让他改变态度，他说：“收到通知时虽然有点儿震惊，伹我一点儿也不埋怨你们，如果我处于你的位子也会这样做，因为饭店的直接 目的是赢得更高的利润，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被解雇。”一开始，卡耐基只字未提自己的愿望，而是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既避免了争吵，又使双方产生了 合作的诚意。

接着，卡耐基拿过一张纸，帮助经理分析这样做的“利”和“弊”，他说，“如果我们退出，你们可以举办舞会或别的会议，收入自然要比租给我办讲座要高得 多，但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办讲座，你们也有损失，因为来我这里听课的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对你来说是个好广告，是不是？实际上，你花5000元钱在报上 登广告，也吸引不了比我这讲座更多的人来看这个饭店，这对你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是不是？”最后，卡耐基把纸递给经理，说，“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权衡，然后 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

第二天，卡耐基某收到经理写来的一封信，通知他租金只提高50%，而不是300%。

后来，卡耐基问忆此亊说：“如果我不是这样，采取常规方式，闯进他的办公室质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的票已经经印好，预告都已发出，你却把 我的租金提高300%，真是荒唐愚蠢，我不付款！’结局会怎样呢？ 一场争吵将不可避免，即使我能向他证实他错了，但自尊心绝不会使他轻易让歩。”

[外国名人故事：卡耐基为对方设想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十分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务必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但就是，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十分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１匡衡听后十分气愤，但就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我所掌握的知识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此刻大户人家门前。他

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就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能够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如果问：1946年，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教几年级？你也许答不出。但要问：现在名校中的名师教几年级？你一定脱口而出——毕业班。且不说大学，就说一窝蜂扩招的名中学，师资匮乏，便让高二老师教高三，高一老师教高二，初三老师晋高一，依此拆低补高，最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初一。

但当年徐悲鸿反其道而行之。他亲授一年级课，教新生起稿、观察、修改、乃至铅笔、纸张、油彩等工具的用法，还到学生宿舍指导写生。二年级由吴作人等名家任课。三年级，待学生好规矩养成，才交给青年老师带班。新师应该得到尊重，可教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新生刚起步，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悲鸿大师用心良苦，大师何以如此？一是心有学生，尽力对学生的一生负责。二是教学理念崇高，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这也许是那时既不扩招收费、也不以“升学率”为考评标准的缘故。由名师开启智慧，乃三生有幸。当代人唯有羡慕的份了。

今天，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陈山枝，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晓丹来到中青在线演播室，做客第九期“劳动·创造·奋斗——我的青春故事”励志教育在线访谈。作为通讯和软件行业领军人物，两位嘉宾与网友分享了他们工作和创业中的青春故事。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家里人希望陈山枝选医学，但听说学医要背很多东西，不喜欢背东西的他选择了通讯技术，并一直读到博士。

我国的第一代移动通讯设备都是进口的，第二代的，我国还只能做部分系统设备。到第三代移动通信时候，大唐电信集团抓住了机会，提出了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标准——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接纳为三个国际主流标准值之一，“大唐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是依靠一个团队，不是技术总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依靠团队企业化运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从2006开始，陈山枝带领科研团队开展TD-SCDMA4G业务，今年1月正式被国际电联接纳为4G的国际标准，“后面的‘拉犁’更多是我们团队一块‘拉犁’的过程”，陈山枝说。

回首自己的成长，陈山枝认为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很重要，“交给你的项目你能认真做好就会有新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经验、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会得到提升。给你更大项目时候，只要你认真做，一定还会有新机会。”陈山枝说。

姜晓丹研究生阶段和几个同学共同做一些IT方面的研究，“到快毕业的时候，大家觉得把这事就扔了，有点可惜”，当时清华信息学院院长也有一个观点，IT行业是年轻人的行业，必须紧密地和市场结合。

凭着年轻人的拼劲，几个人成立了北京慧点科技公司。“当时也是一种感召，那会儿谈的比较多的是微软、比尔·盖茨，看到软件产业快速的发展趋势，觉得中国总应该在这个产业上做点事”。

姜晓丹雄心勃勃，但是刚刚创业的他还很快就遇到了企业的困难，“我们是一帮学计算机、自动化、电子类专业的人凑在一块，但是做综合管理的没有，懂技术的没有，懂销售的人没有，我们从只会做技术。”好在这个团队“一直在学习中成长，缺什么就补什么”。

“在成长过程当中，，肯定有失败，慧点的成长也是在教训中成长的过程”，面对未来的发展道路，姜晓丹和他的团队已经将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定位于要做中国最好的软件企业。

同样作为电子技术领域的领跑者，北京华旗资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冯军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企业取名叫“华旗”，就是希望能成为中华企业的一面旗帜。当他还是学生时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后来成立华旗，决定公司的品牌就叫“爱国者”。这个名字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志同道合的人才进来。

在企业与日本品牌、韩国品牌激烈竞争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团队努力坚持。“确实压力很大、很辛苦。但是大家志同道合，我们都有决心做出一番事业，还是坚守下来了”。

“华旗”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冯军坦言，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包括怎样帮助别人，怎样与其他企业合作，以及如何走向世界。

对于年轻创业者，冯军建议别把创业局限在办企业、做老板上。创业就是创造新的价值，要把创业当作事业。

莫言只是小学毕业，没有上到初中，可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曾被拿到了中学生的课堂里宣读，作为一种学习的范文。

莫言的作文很棒，记得第一次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写的是一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学校篮球比赛。每逢“五一”，小学里就举行体育盛会，有乒乓球、标枪、跳高、赛跑。写作文的时候，同学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流水账一样把各种运动项目都写一遍。他另辟蹊径，别的比赛一笔带过，把绝大部分笔墨专门写篮球比赛，写怎样抢球，怎样运球，怎样投篮，受到了老师赞扬，当作范文全班宣读。

莫言受了表扬，一下子兴趣就上来了，天天盼着上语文课，因为那是他出风头的时候。后来，他经常在作文中虚构故事，而他的小学作文还被拿到中学里宣读，给中学生当范文。他回忆说，自己文学的开窍比别人多了一份觉悟，那就是对“虚构”的重视。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那天看中央电视台《人生采访》年底大戏《温暖2003》，被大导演许鞍华打动。我想象的许鞍华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子，一个领导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大导演能不是这样的女子吗?但她走上台来先是羞涩地笑，再是孩子气地说自己胖，新年的愿望是减肥，一点不像五十五岁的女人，那样孩子似的可爱和单纯，不能想象她居然拍了那么多好电影。接着胖胖的智慧型主持人张x问她觉得不觉得自己特别出色，因为后来香港那些大导演开始都是跟她做助手的。她笑着说，出色?我很自卑呢。这样出色的女人会自卑?我疑惑起来。她笑着说，孩子似的说自己的不足：我长得这么不好看，分不清左右，学不会开车，常常把刹车当油门，而且我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在生活中几乎是一个废人，人多的时候我还不会讲话……所以，我常常很自卑，自卑的好处是我得加倍地努力，结果我终于有一样出色了。在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没有考过第二名。

后来我出来工作，能感受到电影的美好，能捕捉那些美丽的瞬间，但这时我还是自卑的，因为我总是留下了遗憾，超越不了自己。她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她的谦逊，因为她的自卑，因为她说，自卑，其实是一种美德，可以让自己更奋进，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找到长处。因为她的一番话，让我那么喜欢着许鞍华。现实中的我们，总是如孔雀开屏，看到的多是自己的优势和强项，于是责怪着生活待我们不公。去找工作不满意，就说用人单位有眼不识珠;恋爱失败了，觉得对方一定是不明白自己。从来想的都是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好，不曾想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缺陷与瑕疵，所以，不思进取;所以，挑剔着生活。没有一颗自卑的心，没有对生活的感恩。自卑，不是低下头委屈自己。许鞍华的自卑，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哪里长哪里短，还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命运在哪里发生转变。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它可以让我们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短处，感觉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变成生命中最强的一股动力。没有那种刻骨的自卑，也许许鞍华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或者还不如平常人，因为她不会煮饭不会熨衣服，她分不清左右，但她知道自己要另辟蹊径，所以，会成为一代名导，会在五十五岁时那样美丽而智慧，然后笑着告诉我们，自卑，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