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训斥林彪的故事（优秀20篇）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赵惠文王时得到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和氏璧，秦国强以15座城换取“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璧出使秦国，与秦王当庭力争，完璧归赵。赵王封相如为上大夫。公元前279年，他又随赵惠文王到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与秦王相会，使赵王未受辱于秦，归国后因功封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对廉颇容忍谦让。使廉颇愧悟，负荆请罪，二人成为至交。将相和的故事传为美谈。

放下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我的思绪开始滚动起来。我抚摸着每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讲述着一件往事，关于我，还有我的童年。我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一张边缘有些发黄的照片上，我开心的笑了起来。

在这张照片里。有一个穿着连衣裙，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她在仰天痛哭，这就是我;还有一个一边吃着棒棒糖一边坏笑的大男孩，那就是我的哥哥。

我记得那是一个秋天，妈妈从商店里面给我买了一块很大很漂亮的棒棒糖。我哥哥也想吃，但是我就是不给他，他就给我动了坏脑经。

他骗我说妈妈的车筐里能找到一块更大更漂亮的棒棒糖，谁拿到是谁的。我好想要，就要过去拿。那时候我的个子很矮，够不着车筐，就让我的哥哥帮我拿着棒棒糖，我搬凳子去翻妈妈的车筐。

我没有在车筐里找到棒棒糖，正要问哥哥，回头一看，他正抱着我的棒棒糖啃呢!我想他要，他始终不给，我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正巧被刚买了照相机的姑姑给拍了下来。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还真是挺可爱的呢。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照片里的故事。

由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失陷，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中央领导权的旁落及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党和红军遭受到重大损失，红军由长征时的 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后，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厂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大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一生写诗1000余首，他的诗雄奇豪放，把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对后世和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被后人尊为“诗仙”。

李白5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西域（ｙù）回到四川青莲地区定居。到10岁的时候，他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一年春天，岷（ｍíｎ）山山脚下有个客人前来拜访李白的父亲，恰巧他外出未归。客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要离去。李白见了，连忙拉住客人说：“伯伯，您远道而来找我父亲，累了半天也不休息一下，就要返回，这样会伤身体和精神的啊。”

客人见李白礼貌热情，能言会道，心中暗暗佩服，便坐了下来。

李白开始忙起来，他又是送茶，又是递毛巾，对客人非常尊敬。为使客人不寂寞，李白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到客厅陪着客人说话，他大大方方地说：“请问大伯尊姓大名，以便我转告父亲。”

客人有心要试试李白的才学，便咳了一声，用手指轻捻（ｎｉǎｎ）了一下胡须，大声说：“我的姓是‘有人偷’，名字是‘鸟落山头不见脚’。”

李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拱手回答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亲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客人疑惑地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白他立刻回答说：“‘有人偷’就是把‘偷’字去掉单人旁，那么就是‘俞’字；‘鸟落山头不见脚’，就是‘岛’字。您姓俞，名字叫岛！”

客人听后，十分佩服，连连拍着他的脑袋说：“童子真是奇才，可喜可贺！”

李白不到10岁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家乡。14岁时，李白来到南浦（今四川万州市），当地有个姓胡的乡绅（ｓｈēｎ）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别人，他想考一考李白。有一天，他当着李白的面就出了一副上联：“梁山栽大竹，无须淋（邻）水。”这个上联含有当地三个地名，因此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谁知李白随口答道：“南浦人长寿，何惧丰都。”这个下联前后也是三个地名，对仗非常工整。

胡乡绅很不服气，他又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大家看。那画上有个老神仙，怀抱一个大酒坛，睡在崖边，坛口朝外面流着酒。胡乡绅以画为题又出了副上联：“酉（ｙǒｕ）加卒是醉，目加垂是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月添半是胖，月添长是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堂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胡乡绅本想借联讥笑李白，谁知反被李白针锋相对嘲讽了一番，大家一看胡乡绅肥胖如猪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胡乡绅羞得满脸通红，还想找个机会再挽回面子。酒席散后，他领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里有几只小鹅浮在水上，游来游去，便灵动一动，对李白说：“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

李白心里明白胡乡绅的用意，回头向池塘中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只乌龟伸出头来，便应声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

一节令人翘首以待的语文课马上要开始了，可我的心情却很复杂，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

昨天老师说今天有个有趣的活动，要求全班同学每人查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资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精心准备的华罗庚资料，偏巧这时候居然不翼而飞了。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甚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奇怪感觉。

上课铃按部就班地准时响起，老师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说：“请同学们选两名优秀选手，上台轮流演讲。”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开始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可这时的我却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千万别选我哦！

过了一会儿，老师说：“推选时间到，同学们！”教室里一下又变得鸦雀无声，推选结果让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一下子如释重负。“真是苍天有眼，没让我难堪！”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

演讲开始了，可谓一波三折。佘焱辉信心满满地走上讲台，可他的破锣嗓子一亮嗓，就让人明显地感到他底气不足，只演讲到一部分，老师就让他灰溜溜地下台了。同学们大失所望，我的心也开始莫名其妙地忧心忡忡起来，“柴晨晰可千万别这样呀？”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柴晨晰神态自若地登上了演讲台。他讲的是同学们都饶有趣味“狼牙山五壮士”故事，随着他的绘声绘色地讲述，我们的思想也一下子进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时英勇行为，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一波三折的名人事迹报告会就这样结束了。这次生动有趣名人事迹报告会，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们要发扬狼牙山五壮士精神，认真学习，增强本领，时刻准备报效祖国！

在我的脑海中，有过快乐也有过悲伤，这些事犹如过眼云烟，一带而过，而有一件事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是临近暑假的一天，天气特别闷热，到了下午天就开始下起大雨来了。“叮铃铃”，放学的铃声打过后，同学们纷纷被家长们接走了，唯独我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因为我没有带伞。“张栋，你在教室里干嘛?”我的身子一颤，头转向窗口，原来是班主任王老师，“我……我没带伞，回不了家。”说完，我委屈地低下了头。“来，我送你回去。”

到了楼梯口，王老师撑开了他那把已有好些年头的黑雨伞，向我招了招手，“来吧，到伞下来。”我急忙跑了过去，紧挨着王老师。我与王老师冲进了大雨，黑伞庇护着我们。可是，慢慢地我就感觉自己全身打起鸡皮疙瘩，原来雨水顺着伞面滑到了我的脖子里，我的手臂上，我打了个寒颤。这时，黑伞渐渐地向我这边靠过来，渐渐降下来，直到把我完全笼罩在它下面，雨水再也没有可乘之机。我转头看了一眼王老师，发现他完全暴露在大雨中。“王老师……”“嘘，赶紧走，夏天的雨非常凉爽，省了洗澡水啦!”说完，他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将信将疑。

终于到家了，王老师把我送到楼梯口，招了招手：“快进去吧!”说完转身就离去。在他转身的刹那，我看到他才将黑伞撑高，撑过他的头顶，而他那件蓝色的衬衣湿漉漉的，紧紧地贴着背，看到他身体微微发抖，我怔住了。

这就是让我无法忘怀的一幕，那一幕每时每刻都感动着我，让我想起那些无私奉献的老师。

“晨晨，你瞧!”妈妈坐在摇椅上翻着相册，叫我过去，我一个箭步来到她眼前，“怎么了?”我问：“你看呀!”妈妈指着一张照片说。只见，照片上六岁时胖乎乎的我，站在老房子花坛旁，笑容满面，可爱极了。“咿!这不是童年时代的我吗!”我说道。

小时候，我住在岳阳路的一幢老式洋房里，邻里之间十分和蔼，像一家人一样，我有时闲着无聊，就来到隔壁邻居天天哥哥家，请他陪我打牌、做游戏……虽然我经常懒皮，但是他总不计较。邻家的老爷爷更关心我，一有什么好吃的就送给我一些。有一次，我和妈妈正在房间里打扫卫生，“丁冬”我跑去打开门，只见老爷爷手里拿着一根黄澄澄的香蕉，笑着对我说：“晨晨，给你。”我说：“不用了。”他还是将香蕉硬塞到我的手里，“你还是收下吧!”还没等我来得及退还，老爷爷已经把门“砰”的关上了，我想：老爷爷待我可真好呀!一天晚上，爸爸对我说：“晨晨啊!我们要搬家了。”“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爸爸将话重复了一遍，我听了，心里有一百个不高兴，再三向爸爸提出不搬家的要求，因为那里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啊!可这个事实还是改变不了。转眼间，我们搬家的日子到了。这天上午，搬场公司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家具搬上了车，车子启动了，我打开窗门，向邻居们挥手告别，眼睛都湿润了，天天哥哥妈妈喊着：“有空常来这儿看看。”“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要记住我们。”老爷爷大声喊道。顿时，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们来到新房子，虽然我有了自己的房间，上楼时也是乘电梯的，但邻居间没有多少来往，每当我做完功课后，再也不能再和天天哥哥一起玩耍了，也不能看见老爷爷他那慈祥的面容。还是老房子好啊!我十分眷恋我在老房子度过的那段童年美好的生活……

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人们都沉浸于本身的梦境之中，却浑然不知，一条冰封的乡村公路上，一位孤独的老翁，正拄着拐，颤颤巍巍地转移着，探求着一处可以投宿的处所。

白叟费力地挪着步子，用尽仅剩的一点气力喊道：“有没有人能给我一点食物?”说是喊，现实上，只有离他一米远的人能听到。北风还在吹，发出刺耳的呼呼声，夜空中，除了这声音，再没有其余响动。

这位白叟坐在路边，守候着救星的来临，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传来喇叭的嘀嘀声。白叟仿佛看到了进展，他用拐杖拄在石头上，将本身支了起来，使车上的人更容易发现本身，哪知，汽车闪电般地一过，发出“嗖”的声响，白叟的背被重重地摔了一下，比及他再爬起来时汽车早已无影无踪了。

白叟叹了口吻，持续向前搬动着。终于，他找到一户人家，他满怀欣喜地走了进去，却被狗血喷头的骂了一顿，赶了出来。就连门口的看门狗也不怀好意地叫了两声。他只好又到路边坐着，忍受着北风的澈骨。

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再看白叟，已经晕倒在路旁了。

几分钟后，两个骑着车，正要回家的小伙子来到这里。看到白叟，急忙翻身下车，合力抬起白叟，放在车上，然后坐到车座上，再把白叟护在车座前，然则道路崎岖，加上冰天雪地，自行车根本无法移动。于是两个小伙子轮流背着白叟，对峙把白叟背到了本身家中，并很快为白叟生起了火，做起了食物。

感受到温暖的白叟慢慢复苏，见小伙子端着热腾腾的饭菜，站在面前。白叟用颤动的双手接过饭菜，脸上流下两行浊泪。小伙子见白叟清醒了，脸上暴露欣慰的微笑。

太阳暴露第一丝曙光，白叟流着泪对小伙子说：“如果不是你们，我此刻便是一座冰雕了。”小伙子却说：“孝老爱亲是每个人的义务。”

冬夜的声音很多，有风声、狗吠，可哪一个是美好的呢?实际中的人很多，有中年、少年，可又有哪一个是像那两个小伙子一样乐于助人的呢?

繁琐，让人痛苦；简单，使人幸福。心态，越简单的人，那么拥有的快乐就会越多。---题记

厌倦了人情薄凉，看透了世间冷暖，以为炙热的心开始凉了，殊不知，不是心凉了，而是岁月磨历了心智，我们变得淡然了，学会了安静，学会了静静的在光阴似箭里，沉淀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不奢望繁华似锦，只求云卷云舒的清淡，似水一样的舒缓快乐，守一座可以让快乐的城池，让精神有所阪依，远离喧嚣，接近清宁。

习惯了随意的生活，随意但是不可以随便，随意是一种光阴深处的惬意。当有人问我过的好吗？我会笑意的说过的很好。好与不好，都要生活。事实生活本来就是一本书，放在不同的人手里，读出的`理解也会不同。

生活是过给自己来感受的，生活是一本大书，作者，读者，都是你自己，无须渴盼所有的人都能读懂，一生有那么一两个人认真读你，就是一种满足，一种幸福，毕竟朋友易得，知音难求。生活，不是过给谁来炫耀，亦不需要谁来怜悯的？别人羡慕你，别人同情，那只是一时半会的光景。炫耀久了，疼惜久了，都会麻木的。生活，终究是过给自己感觉的。一个人的人生，过的健康，平安，有亲人朋友的疼爱关心，有上天的眷顾就够了。

人生苦短，没有那么多的甘与不甘，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只要活着，就是自己的英雄。活着，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很多事情，很多人我们都想不开，那就不要想了，想也罢，不想也罢，这一刻无论多么美好，或者多么糟糕，终究都带不到明天的时光里，唯有的就是过好这一刻，不要浪费光阴，浪费生命，且行切珍惜。

让每一个今天，活出自己舒服的样子，绽放自己的精彩，活得踏实，活得自在。

今晚与很多同行聚餐，心里甚觉欢喜的。聚会，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除了忙生意，就喜欢一个人的安静，习惯了一个人蜗居在文字这片小小的天地，听着音乐，挥舞着笔墨，独自沉醉，独自享受。随意的抒发自己的感想，音乐是文字的情人，茶是文字的另一半。在文字里，感受惊鸿一瞥的美丽，在文字来一场自己与自己灵魂的温婉交流，美丽着一个人的风轻云淡，细水长天。

很久没有喝酒了，今天因为高兴，居然也开心的喝了一瓶啤酒，心是喜悦的，是丰盈的，情绪也是无限的饱满，因为我看到大家在一起没有拘束的，是随意交流的。此刻，都是一种简单的朋友，没有生意场上的较量，争锋，就这么一个简单温馨的聚会。而如今人与人之间，真的少了很多暖流，很多都是出于利益为前提的接触。

很是不喜欢这样的交流，一直是喜欢简单的，就如同今晚的聚会一样轻松简单，就好。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于我，都是一次快乐的聚餐，至少我是用一颗纯简的心，来真诚，真心的赴宴，没有半点的虚情假意与私心杂念。当聚会散去，一路上，我在默默的想着，如果每一个人都如此简单的活着，没有勾心斗角，利欲熏心，纸醉金迷，那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该多么的幸福与快乐，轻松与自在！

对我而言，人活着，就应该让自己拥有一颗简单的心，简单到像一朵花，没有杂念的盛开着，在自己的世界，绽放成美丽模样，散发出自己独特味道。你赏与不赏，爱与不爱，你疼，亦或不疼，闻，亦或不闻，都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盛开在属于她的季节。

在野陌，在田园，在路边，在花园，无论在哪里生根？只要有土壤，有阳光，有雨露，什么也阻挡不住我盛开的脚步，处处都有她简单快乐绽放的身影，立在风中，立在雨季，立在关注她人的心中。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生活画趣

作者:陈卫卫

漫画家是离不开幽默的，丰子恺的漫画，一向以富有诗意和哲理著称，生活中的丰子恺为作画，也曾遇到很多趣事。

丰子恺总是带着速写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他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她们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兴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正当他画得入神时，竟被其中一位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

“你画我们作什么?”

“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的吧?”

其中一位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

“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

那些女人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村里的一位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在谢过了那位好心的老人之后，丰子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速写本查看，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

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觉得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观察他，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是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之下只好将错就错地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他不喜欢做名人，他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还曾因给家里的自鸣钟改头换面而引出一段趣闻。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台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里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对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客厅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附近的人几乎全知道了，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人们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

“好冷啊。”是啊，这鬼天气。”“滴滴……”路上的行人抱怨着，就连汽车也发出了不满，不停地叫。北风吹得更大了，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直往人们射，精准地打在人们身上，无孔不入，就算人们裹紧了衣服，也无济于事。只剩夕阳在天边，带给人们微弱的温暖。

陆天——六年级小学生，充满爱心。这天，他去同学家玩，临近晚上才回家，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眼看行人渐渐少了，陆天也加快了脚步。云朵把太阳遮住了，天好像更加寒冷，陆天正赶着回家，不由得跑了起来。

当陆天拐进一个小巷子时，忽然听见一声狗叫，那声音都被狂风的吼声盖去了大半，声音非常小，小到陆天以为自己听错了。可越往前走，那声音又大了起来，陆天急忙往声音源头追去。“小畜生，老子洗的衣服哪是你能叼着玩的呀?看我不打死你!”这声音中似乎还夹杂了另一个人的劝说声，但陆天并没有太注意。现在陆天心里满是怒火，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一旁的角落里躺着一只看起来只有一两岁的小狗，身上满是血污，伤口，垃圾，脏兮兮的，伤口显然是被那木棍打伤的，血迹还没凝固，陆天一把冲上去，对那男人吼道：“你还有没有同情心，那么小的小狗，你也打!”“关你什么事?”那男人不耐烦地说，男人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手臂上还戴着志愿者的袖章，陆天一看，火气更旺，“你也能当志愿者。”志愿者——徐明刚想张嘴解释，“去去去，小屁孩一边去!”那男人又说，陆天走过去，一把推开壮汉。别看他个子小，力气还真大呢，将小狗抱在怀里，奔回了家。天气依然还是那么冷，冻得小狗直哆嗦。

第二天，陆天上学时，在路边又看见了那个志愿者，怒气又回来了。徐明也看见了他。但当时徐明正扶老人过马路，陆天只觉得他在装模作样，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从徐明身边走过，徐明拉住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小朋友，我昨天正值日呢!听到声音就来阻止男人打小狗，你来时我也没来多久。”陆天半信半疑，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他两眼，徐明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又挠了挠头说：“好吧，当时我邻居正洗澡，那小狗叼走了邻居的衣服，他气不过便将小狗打了一顿，我出来制止，我真不是欧打小狗的人。”仔细一想，陆天好像听到过劝说的声音，但仍然怀疑。

直到放学陆天看到了这一幕，徐明嘴唇干枯，把唯一的一瓶矿泉水给了一只流浪狗，还摸了摸小狗的脑袋，那眼中的爱心是藏不住的，陆天打消了疑虑，过去对徐明说：“对不起，我错怪了你啊!”“那有什么。”“要看看昨天的小狗吗?”“好啊。”徐明又摸了摸脑袋。陆天把徐明带到小区的草坪上，小狗正在地上打滚呢，非常可爱，“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就叫朵朵吧。”“为什么?”“我也喜欢花朵啊!”徐明又搬出了招牌动作——摸脑袋。

这一刻，陆天和徐明已经成了朋友。这天，北风不再吹了，阳光明媚，温暖，就像是被徐明和陆天的爱心温暖的。“汪汪汪……”

一个人的一生究竟会在哪个领域取得杰出的建树，并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很多杰出的人最终的成就并不是他一开始追求的道路，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大利经济学家莫迪利阿尼就是一个意外的成功者。他在17岁那一年考上了大学，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什么自己却毫无主见。作为医生的父亲在他13岁那一年就去世了，周围的亲戚都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学习医学。他想想自己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兴趣，就下了决心攻读医学。但是当他走向注册窗口，就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的时候，他想到医生将要经常面对血淋淋的场面，就感觉自己还是离医学远一点好。学习什么好呢他就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进入法学院就读。入学以后，每天面对枯燥乏味的法律术语，他简直厌恶透顶，因而常常逃课。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过经济学院的课堂门口，听到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正在讲课，就走进去听了一会，顿时感觉趣味盎然。他就找来了一些流行的经济学书籍阅读，并经常去经济学院旁听，渐渐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一个朋友的公司委托他把一些金融方面的资料从德文翻译成意大利文，由此广泛接触到德文的经济学资料，使他的经济学视野大为开阔。正巧这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举行的论文竞赛开始了，他毫不犹豫地撰写文章参加征文。果然，他的文章获得了头奖，大家都认为他在经济学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年轻的莫迪利阿尼踏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后来，莫迪利阿尼在企业金融、资本市场、宏观经济学以及计量学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特别因对储蓄及金融方面的开创性分析而获得了198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家人甚至他本人都没有想到，他们刻意要他学习的专业没有什么进展，他一次偶然留意，竟然成就了一番伟业。

开辟了科学史一个新时代的控制论先驱，美国人维纳也是一个意外的成功者。进入大学以后，维纳的兴趣就没有稳定过。第一年他对物理和化学产生了旺盛的热情，常常自己偷偷溜进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或去进行电学的课外冒险，并且常常自己构思出一个实验，再想办法实施。但是不久，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工程学上。喜欢工程学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他又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为斯宾诺莎对伦理学的精辟见解和莱布尼兹的多才多艺所倾倒。他贪婪地阅读大部头的哲学书籍，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第三年，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生物学上。这一次他似乎真的钻进去了，他认定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生物学家。他常常偷偷跟着生物系的学生外出采集标本，但是因为一次失败的生物实验他险些葬送了实验室。他吓坏了，不再去学习生物学了，在父亲的劝说下开始学习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数学。

但是，令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有着非常奇异的数学天赋，他一下子进入了数学的领域而一发不可收，在39岁就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杰出人物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是去日本学习医学的，但是最后却都成为了一代文化巨匠。

我们需要时刻领悟的，是提醒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一个人的成功之路不是事前选定的，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探索和变化当中。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二、开灯的故事

有一个盲人住在一栋楼里。每天晚上他都会到楼下花园去散步。奇怪的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他虽然只能顺着墙摸索，却一定要按亮楼道里的灯。一天，一个邻居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的眼睛看不见，为何还要开灯呢？”。盲人回答道：“开灯能给他人上下楼带来方便，也会给我带来方便。”邻居疑惑地问道：“开灯能给你带来什么方便呢？”。盲人答道：“开灯后，上下楼的人都会看见东西，就不会把我撞倒了，这不就给我方便了吗。”邻居这才恍然大悟。

哲理：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方便了他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方便。

有一只猎豹正在吃一头鹿，一只鬣狗闻着气味赶过来了。鬣狗先是小心翼翼地看看猎豹，然后一步一步挪过来。它每进一步，猎豹就退一步。

最后鬣狗占有了那头鹿，大口大口地撕咬起来。猎豹只能远远地看着，眼神里满是无奈。那只鬣狗虽然健壮，但体形较小，若正面交手，猎豹是有优势的。但从猎豹的神情看，它显然不愿或不敢这样做。

除了豹子的矫捷，我们还希望看到它的凶猛。遗憾的是，它的战斗力并不强。这一切源于猎豹进化得太专一。它有超强的速度和爆发力，却也因此身体柔软、骨头长而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跟其他动物互相撕咬，猎豹也不一定会输，但它总会多多少少受点伤。

它把鬣狗咬死，自己受伤，两相比较似乎不吃亏，其实细究起来是很不划算的。受伤是什么概念？就是从此变为残疾。一只猎豹腿瘸了，或者爪子被咬坏，它便无法再捕猎，只能一瘸一拐地去偷其他小型动物捕获的猎物，从叱咤风云的草原之王变成小偷。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实上，一旦受伤，光靠偷食根本填不饱肚子，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活活饿死。可以设想，为了一顿美餐，付出如此代价何其惨痛，猎豹很清楚事情的后果。

对于某些动物来说，伤痕是一种资本，每一个伤口都能让它的皮肤更坚韧，骨头更结实，绒毛更柔滑，智力得到大幅提升；但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每个伤口都是致命的，它们面对斗争，第一选择是保证自己不受伤，第二才是勝利。

诚信，在字典中的意思就是：诚实，守信用。可是，诚信就只是诚实守信?诚信的表现就是不文饰，不虚美，胸怀坦荡?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于是，我怀着虔诚的求知心理拜读了这本《共铸诚信》。 Integrity, in the dictionary means: honesty, keeping credit.However, integrity is just honesty and trustworthy? The expression of integrity is the decoration, not beautiful, and frank? A series of question marks formed in my head.So, I read this "Casting Integrity" with psychological psychology.

人以诚为本。读这本书，就像是在漫游诚实王国一般。里面关于诚信的故事数不胜数，其中一个故事，使我受益匪浅：以前，有个高二的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后来，电脑游戏就像毒品一般向他伸出了“毒手”，难道他忘记了在庄严的国旗下许下的诺言。不诚信的表现，使他跳入沼泽，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违背的不仅仅是诺言，他的不诚信有可能欺骗了自己一时，但长期下去，他会变成一个废物，遭到社会的淘汰。虚度年华，人生之漫长，何必窝窝囊囊过一辈子。

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但是信用乃立身之本，守住信用，就是守住人品，守住人格。他的不负责任，他所谓的“诺言”都自然展现出他虚伪的诚信。古人有句话：言必行，行必果。诚实是美德的基石，所以只有以守信来体现尊重生命的执着。

汉朝的季布以真诚守信着称于世。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季布说的一句话，比金子还要贵重。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为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掩护他，最后，季布凭着诚信，受到了汉王朝的重用。

做到诚信，看似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在实践中，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会有意想不到的压力阻挠着守信。我们看到的事例已经十分明确了，季布“重诺言，守诚信。”在人们心中比黄金还重要。所以，有信，朋友如织。无信，则无人相伴。

哦，诚，是对一个人的真诚;信，是一个人之间的原则，两者合一，那将是一个人的综合道德的体现。

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中。回到家中，母亲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很妙：“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呀！而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启示：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知道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地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聪明。

家风，就是家庭的信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则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颜氏家训》与《傅雷家书》并称我国“四大家教范本”。除此之外，许多历史名人的家风家训，也令人称道。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下26条家训传给后人，告诫后代：“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意思是说，当官不如务农，一辈子不做官也不要紧。自己耕种，衣食无忧，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切记，千万不要为了生存而去做坏事。除了这条家训外，他还殷切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注重道德层面的修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错必改，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勤俭持家，俭朴生活。胸怀宽广，心系苍生。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意思是，节俭能使家庭兴旺，勤快会使身体强健。既勤劳又节俭，人生才能高枕无忧。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意思是，为官应当清廉，当为民请命，不是为了发财。子孙全靠自己，何须我来帮衬。所以，我绝对不留一文钱给后人。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家教很严，对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了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像我一样正直、果敢，那我留钱做什么？贤良的人拥有了大量钱财，就会玩物丧志，失去了远大志向。如果子孙不如我，那我留钱做什么？愚蠢的人手中有了钱，不仅不思进取，还会去做坏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爱。传说73岁时，病危的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父命难违，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可他从未做过馒头，请教了邻家大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好了馒头，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谁知父亲早已断气。案头上有张信笺，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他的这句话，激励着当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志士，努力奋斗,坚持不懈，走向成功,不辱门风。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至今日，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成为许多有志之士为人处世的标准。

可见，好的家训家风，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他在人生的大海上不仅不会迷失，还会走得更远。

幸福是什么?有人说，幸福是五星级宾馆里面的山珍海味;有人说，幸福是高档舞厅里动人的旋律;有人说，幸福是呆在家里数着成叠无数的百元大钞;也有人说，幸福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而我觉得：拥有了这些，并不一定是真的拥有了幸福，我认为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人。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

在一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我在睡梦中恍惚在那美丽的旅游景点参观，还看见了一名慈祥的老师在旁边陪伴着我们，她看见我们的好奇，情不自禁地笑了。

这件事还得从我五年级说起，我们小学组织了一次有趣的社会实践活动，我虽然有点害怕晕车，但是还是忍不住参加了这次活动。那天，我早早的来到学校登车出发，非常兴奋和喜悦，可半个小时后我却晕车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不顾车间的摇动，飞快地向我走来，无微不至关心地我，问候我：好了点没，还着急地拿来了风油精，小心翼翼的帮我涂在太阳穴上方。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车已经开到了实践活动旅游景点。我们下车后，太阳公公却偏偏露出了头，气温飞快地升高了。可我却偏偏忘记带伞，老师见状，立刻打开她自己的雨伞，同我一起走。除此之外，在路上还时不时关心我并问我：“好了点没?”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我也十分敬佩与感谢这位老师。

现在，再看看我的桌面上这张陈旧而开心的留念照。老师，那慈祥的笑容，乌黑的头发，眼角的皱纹，轻快的脚步，勇气，我的童年，永记我的心中，我要好好保存这张照片，它是我成长的标志。“老师啊老师，你像我兄长，你给我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这首歌唱的真好!老师就像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学会了在阴云中坚强，在阳光中微笑，在暴雨中抓紧理想，在狂风中抓紧希望，在重要时刻抓紧机会，在风雨中努力向前……

据古代印度佛经中讲，古时印度有一个小国，国王名叫镜面王。他每天都拜佛诵经，十分虔诚。可是，国内当时流行着很多神教巫道，多数臣民被它们的说教所迷惑，人心混乱，是非不明，很不利于国家的治理。

镜面王很想让其臣民们都归依佛教，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盲人摸象的现身说法教育诱导他们。镜面王吩咐侍臣说：“你找一些完全失明的盲人到王城来。”使者很快就凑集了一群盲人，带领他们来到王宫。

使者走进宫殿向镜面王禀报说：“大王，您吩咐找的盲人现已带到殿前。”镜面王说：“你明天一早带领盲人们到象苑去，让他们每人只能触摸大象身体的一个部位，然后马上带他们来王宫前广场。”

第二天上午，镜面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和数万平民聚集在王宫前的广场上，沸沸扬扬的人们交头接耳，谁也不知道国王将要宣布什么重大的事情。不一会，使者领着盲人们来到了镜面王的高座前，广场上的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镜面王向盲人们问道：“你们都摸到大象了吗？”盲人们齐声回答说：“我摸到大象了！”镜面王又说：“你们每个人都讲述一下大象是什么模样的！”摸到大象腿的盲人首先站出来说：“禀告圣明的国君，大象就像一只盛漆的大圆桶。”

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说：“大王，大象应该像一把扫帚。”摸到大象腹部的盲人说：“大王，大象确实像大鼓。”随后，摸到大象头部的说大象像大勺子，摸到大象牙的说大象像牛角，摸到大象尾巴后部的说大象像棍杖，摸到大象耳朵的则说大象犹如簸箕。

最后，摸到大象鼻子的盲人说：“圣明的大王，大象实在像一根粗绳索。”

一群盲人分成了几伙，吵吵嚷嚷，争论不休，都说自己正确而别人说的不对。他们又纷纷到镜面王前争辩说：“大王！大象的模样确实像我说的那样！”这时，在场的臣民见此都大笑不止，镜面王也意味深长地看着众人笑了起来。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