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训斥林彪的故事优秀20篇

最近，我和爸爸一起阅读了一本书：《励志故事全集》，使我和爸爸都深有感触。

这本书囊括了许许多多名人的励志故事。全书分为“亲手叩响机遇之门”、“给梦想一个支点”、“一路行去，春暖花开”等9个章节，有300余篇励志美文。故事虽短，但总能发人深省。其中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故事叫《一枚戒指》：一位小伙子觉得十分自卑，因为别人总说他又蠢有笨，便去向他的老师诉苦。

老师给了小伙子一枚戒指，让他把这枚戒指卖了，得到的钱不能低于1金币。他先来到集市，那里的人说戒指只值1银币。而他来到珠宝店时，珠宝商人却说它值70金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只有真正的“内行”，才能发现它耀眼光芒。同时，我们也要珍惜自己，并精心“打磨”，才能领世人瞩目。

这本书告诉了我“坚强、勇敢、自信、乐观…………”等做人的道理。它就像一碗心灵鸡汤调养我的身心。当我疲惫、困惑、烦恼的时候，它给了我心灵的洗礼。同时也让我知道要少小励志，就像一句名言所说“在人生中找到目标是‘志’，一鼓作气干下去是‘气’，二者合起来就是‘志气’”，人生的成败决定于此。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却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在我刚入小学一年级时，没有时间概念，总是最后一个到校，结果被罚站到了后面。那时，我从不烦恼，也不难为情，周而复始。就这样开开心心，无忧无滤地过着我的小学生活。到了期末，取成绩单时，老师很开心地说：“这个学期，同学们表现很棒，只有一位同学得了两个良，其余都是优。”我听了，赶紧打开成绩单，仔细地看了起来，果然被我找到了，两个良，那老师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太开心了!我被表扬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这节课，我一直沉浸在幸福当中，老师后来说什么根本没听进去。

好不容易放学了，我飞奔地跑出去，看见妈妈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妈妈，老师表扬我了，我们班只有一个人是两个良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听了，开心地说：“真的吗?我女儿真能干!来，把老师说的原话告诉妈妈。”于是，我就把老师说的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妈妈听了，说：“回家把好消息告诉爸爸。”我开心地点点头。

回到家，我马上告诉了爸爸，爸爸也开心极了。说这么好的事，得买点东西奖励一下。于是，我说我要巧克力，爸爸妈妈欣然同意了。那次的巧克力是我最好吃的一次，我永远也忘不了。

自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取得好成绩是很开心的。于是，我每天都很准时上学，从不迟到，而且老师的表扬也越来越多，我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现在，我慢慢地理解了以前的事，也懂得了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我会加倍努力报答父母的恩情的。

当时我10岁，跟隔壁邻居家的小妹妹一起给人当小伴郎伴娘时，那位摄影师提出要给我和小妹妹在婚车前来一张合影。一番调整，“咔嚓”一声就照下来了，几天后洗出来了，送到我家里。照片上我穿燕尾服，挽着穿礼服的小妹妹，后面是一辆红色婚车，咋一看像结婚照。

一次老师让我们带一张自己的照片到学校里去，种类不限。我住在上塘阿姨家，当时没有别的照片，于是就带上这一张。到学校了，好像谁告密我带了一张不一般的照片一样，很多同学围到我桌前，向我要求看看照片，我一拿出来，他们其中一个同学便抢去照片，他看一眼，便大叫：“快来看汤金若的结婚照。”同学拥来拥去，我好羞。

才三年级就被人家说有结婚照，我还想当一个帅哥呢，要是被女同学知道了怎么办?下次一定不带这张照片给别人看见。我好不容易抢回照片，带回家藏起来，不再给外人看。由于照了这张照片，我和那个小妹妹被老人说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对。我一开始只当做玩笑，忍忍就过去了，可是现在我当真了，见都不敢见那位小妹妹了，她在楼下我就不下楼。

我渐渐开始抱怨那个摄影师为什么要给我和小妹妹拍这张十分像是结婚照的照片，真想把照片撕了，又不敢，怕妈妈说。终于，在一次房子大装修后，照片不见了，我有点高兴，但好像又有点舍不得。

“好冷啊。”是啊，这鬼天气。”“滴滴……”路上的行人抱怨着，就连汽车也发出了不满，不停地叫。北风吹得更大了，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直往人们射，精准地打在人们身上，无孔不入，就算人们裹紧了衣服，也无济于事。只剩夕阳在天边，带给人们微弱的温暖。

陆天——六年级小学生，充满爱心。这天，他去同学家玩，临近晚上才回家，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眼看行人渐渐少了，陆天也加快了脚步。云朵把太阳遮住了，天好像更加寒冷，陆天正赶着回家，不由得跑了起来。

当陆天拐进一个小巷子时，忽然听见一声狗叫，那声音都被狂风的吼声盖去了大半，声音非常小，小到陆天以为自己听错了。可越往前走，那声音又大了起来，陆天急忙往声音源头追去。“小畜生，老子洗的衣服哪是你能叼着玩的呀?看我不打死你!”这声音中似乎还夹杂了另一个人的劝说声，但陆天并没有太注意。现在陆天心里满是怒火，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一旁的角落里躺着一只看起来只有一两岁的小狗，身上满是血污，伤口，垃圾，脏兮兮的，伤口显然是被那木棍打伤的，血迹还没凝固，陆天一把冲上去，对那男人吼道：“你还有没有同情心，那么小的小狗，你也打!”“关你什么事?”那男人不耐烦地说，男人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手臂上还戴着志愿者的袖章，陆天一看，火气更旺，“你也能当志愿者。”志愿者——徐明刚想张嘴解释，“去去去，小屁孩一边去!”那男人又说，陆天走过去，一把推开壮汉。别看他个子小，力气还真大呢，将小狗抱在怀里，奔回了家。天气依然还是那么冷，冻得小狗直哆嗦。

第二天，陆天上学时，在路边又看见了那个志愿者，怒气又回来了。徐明也看见了他。但当时徐明正扶老人过马路，陆天只觉得他在装模作样，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从徐明身边走过，徐明拉住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小朋友，我昨天正值日呢!听到声音就来阻止男人打小狗，你来时我也没来多久。”陆天半信半疑，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他两眼，徐明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又挠了挠头说：“好吧，当时我邻居正洗澡，那小狗叼走了邻居的衣服，他气不过便将小狗打了一顿，我出来制止，我真不是欧打小狗的人。”仔细一想，陆天好像听到过劝说的声音，但仍然怀疑。

直到放学陆天看到了这一幕，徐明嘴唇干枯，把唯一的一瓶矿泉水给了一只流浪狗，还摸了摸小狗的脑袋，那眼中的爱心是藏不住的，陆天打消了疑虑，过去对徐明说：“对不起，我错怪了你啊!”“那有什么。”“要看看昨天的小狗吗?”“好啊。”徐明又摸了摸脑袋。陆天把徐明带到小区的草坪上，小狗正在地上打滚呢，非常可爱，“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就叫朵朵吧。”“为什么?”“我也喜欢花朵啊!”徐明又搬出了招牌动作——摸脑袋。

这一刻，陆天和徐明已经成了朋友。这天，北风不再吹了，阳光明媚，温暖，就像是被徐明和陆天的爱心温暖的。“汪汪汪……”

近日，已经“消失”了许久的疫情又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而这轮疫情反扑的“祸根”是境外输入我国本土的德尔塔病毒。

不同于以往的新冠病毒，它的变异导制了传染性的极剧增强，传播率提升了近一倍，而且，它的潜伏期以及传代间隔都缩短至了3一4天，所以，现在的防控难度将会加大。而且，输入地点是流通量巨大的南京国际机场，人员流动密集，输入时间也恰巧赶上了暑期旅游季，正值盛夏，许多城币客游量巨大，人员密集，极易发生连续性的传染。所以，国家对此进行了紧急防控。

“说走就走的旅行”完全泡汤了。许多景点关闭、城市劝返游客……可能许多人“玩得正嗨”，却被“赶”回了老家”，或是已制定好详细的旅行计划却一下“备感失落”……疫情形势又变得严峻，国家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选择将人们的活动范围缩小。而且，即使是小范围的游玩也不被允许，出市之前是要通过批准才能出去。为了自身的健，口罩又要备上咯!虽不用在家“闭户”，但日常出行需要戴上口罩，给别人一份、也给自己一份安心。

又一轮“疫情”来袭，希望大家可以、我自己也会做到：不为国家添乱。但风波过后，再去“补偿这些天缺失的“旅行”!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今天，我无意间在爸爸的手机中翻到一张我与小鹿和小鸟的一起玩耍的合影，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在日本旅游的那段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们乘坐火登上长城帘的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山林，犹如一幅幽静的水墨画。走近一看，一棵棵高大挺拔的雪松和槐树像哨兵一样整齐地排列着，好像在对我们说：“放心吧，林间没有危险，只有可爱的小鸟和优雅的小鹿，还有我们时时刻刻为你们放哨。”

林子深处异常寂静，偶尔会传来几声小鸟清脆的鸣叫，浓密的枝叶遮住了夏日的烈阳，让整个人身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正当我陶醉在这美妙的环境中时，忽然掌心传来湿漉漉的感觉，转头一看：“我的天哪!”原来是一头可爱的小鹿不声不响地来到我的身边，伸出长长的舌头在舔我的掌心。

起初，我很害怕，但过了会，发现小鹿并不会攻击我，反而很有礼貌地对我点着头。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原来是来的路上买的鹿饼把小鹿吸引过来了。”于是，我连忙从包中取出鹿饼，一片片地喂给小鹿吃。几只小鸟看见了，也悄悄地飞了过来，在地上跳来跳去，我很“大方”地把鹿饼也分给它们一份。

我一会儿喂喂鹿，一会儿逗逗小鸟，玩得不亦乐乎。只听见“咔嚓”一声，一旁的爸爸用手机抓拍下这美丽的画面，而这美好的一天也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五彩缤纷的青春。孟郊言：青春须早为，岂能常少年。在你年轻的时候，青春是最宝贵的财富;在你年老的时候，青春是最美好的回忆。

俗话说，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青春是美妙的，许多人利用青春幸福和活力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年仅十八岁的普希金既然写出了世界名著《自由颂》，年仅二十六岁他，爱因斯坦既然创立了相对论，年仅二十三岁的牛顿，既然发现了万有引力，年仅二十五岁的华罗庚竟然成为了致命的数学家。

正因为青春是成长的黄金时期，所以处于叛逆期的我们应该求学苦读。

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学习十分刻苦，为了收集资料，图书馆几乎成了他第二个学校，出出进进无数次，收集了上万种资料。他这种意志努力学习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

青春是我们学习的黄金时期，但我们也应该正确的看待青春。青春是美妙的，一切错误都还来得及改正，一切希望也还来得及开始。

青春为什么会那么幸福呢?就因为他有前途。

在青春期，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着一种，不认输的细胞;在学习中，就因为这种细胞促使我们不甘心落在他人之后，不愿意认输，使我们刻苦上进，努力学习;在学习上，我们也许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吵得不可开交，一旦问题解决了，便会烟消云散。

青春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若把青春比作水果，那么青春则是一个青苹果。因为青苹果是酸的，只有对生活没有耐心的你，人才会品尝。因为他们太性急，他们不知道，生活就是耐心的体验，急于求成是的得不到佳品的。

青春还是快乐的。青春期的我们是非常快乐的，大街上，我们是蹦蹦跳跳的，雨丝中，我们是悠哉漫步的，家中，我们是逗乐搞笑的。我们唱流行歌曲，我们说社会事实，我们无忧无虑。难怪有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

青春，流露着浓浓的诗情画意，青春，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幽情。青春里拥有难以忘怀的篇目，也有不堪回首的章节。拥有青春的朋友，我想送你一句话：青春是生命之晨，是日之黎明，懂得珍惜，不轻言放弃，让你的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

让我们放飞梦想，飞扬青春吧!

照片里，一个男孩正独自骑着自行车驶向远方，只留下一道精致而去的背影。

这张照片是我无意间在qq相册里翻到的，它早已尘封多时。如今，终于重见天日。起初，刚看到这张照片时，我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这不是我第一次骑车上路吗?而且那次我不是一个人走的吗?怎么还有照片?”我一头雾水。随机，思绪片刻后我恍然大悟：这应该是妈妈偷偷跟着拍的。

刹那间，遗失的记忆突然浮现。将我带回了那个暑假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上周就说一个人骑车去上课了，这都几天过去了?今天必须骑车去。”妈妈不满地向我命令道。

“这都二十几了，四十就上课了，迟到了怎么办?下次一定，这次就免了吧!”我苦苦哀求道。

“迟到了我在微信上跟老师说，你别管这么多，不骑车去你就走过去吧，烦我我不送你去。”见妈妈如此坚决，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也只得妥协。

刚上车，就有些踉跄，差点摔下来。“大半年没骑车，突然让我骑车上路，这不是让我‘送死’吗?”我在心中默默埋怨。

“算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不然就真迟到了。”我默想。

片刻，就来到了照片拍摄处。依稀记得，在这条路上，我悠哉悠哉地骑得是摇头晃脑，很快地就适应了，不久前的生疏也褪去不少。

接着，两条相邻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也被我通过，成功过度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却是步步惊心，一次是不小心在个坑里颠了下面差点碰到路边停的车，一个是过红绿灯时被一辆电动车追尾了。但是我似乎像是被上天眷顾了，两次都是有惊无险。到达目的地后也是赶上了，没有吃啊的哦。一路上，虽然有不少磕磕绊绊，不过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回忆的胶卷也随着故事的结束而停止，就在我退出照片是，我不经意间看到了相册吗——成长。我愣了愣，又联想到了照片的拍摄经历。

我若有所思——成长的道路上，父母总会对我们进行磨练，不要有所抱怨，因为这是父母对我们未来的关心，而且父母也总会在我们身后支持、陪伴着我们。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奉公守法”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奉行公事，遵守法纪。

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赵奢列传》，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英勇善战，屡战屡胜，建立了显赫的功勋。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官列上卿。

赵奢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收取田税的官吏。他对赵王一片忠心，收税时大公无私，一视同仁。有一次，他来到惠文王之弟、平原君赵胜家收取田税，但是赵胜的管家仗势欺人，戏弄赵奢，拒付税款。赵奢并不怕赵胜的权势，他毫不客气地，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且依照赵国法令杀了那些无事生非的闹事者。赵胜听说后，怒气冲天，一定要赵奢抵命，以显示他的权势。赵奢得知赵胜的想法后，马上去找了赵胜，真心诚意的对他说：“您是赵国栋梁之材，是受朝廷重用的大官。应该遵守国家法令，以昭示天下百姓。而现在您的管家却依靠您的权势，公然违反国家法令。如果百姓都拒不付税，那么天下还会太平吗?国家还会富强吗?到那时候，您还会有现在这样显赫的地位?但是，您要是能够奉公守法，那么百姓也会以您为榜样，天下就会稳定，国家就会富强，您怎么能轻视呢?”

赵胜听了这番话，惭愧万分。继而转怒为喜，将赵奢保举给赵惠文王，赵王封了他一个掌管整个赵国税收的官。赵奢上任后，没有仗着权势欺压百姓，仍然公正、无私的处理一切事务。后来，赵奢又被赵王任命为大将，为赵国建立了很多战功。

我是一个很挑剔的孩子，对书也是如此，要是让我在茫茫书海中挑选出一本我最喜欢的、最中意的图书，那就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莫属了。

那天，正好我的一个好朋友刚看完一本书。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随手拿起那本书翻了翻，看了看。朋友见我好像很喜欢这本书似的，便对我说：“这本书借你看几天吧!”当时我竟莫名其妙地接了过来。过了几天，我的朋友突然问我：“那本书好不好看?”那时我才想起这事，可又不敢告诉她我根本没有理会过那本书，就支支吾吾地说：“还……行……吧!不过……我还没有看完呢。”她听我这样说就笑眯眯地走开了。看她那个样子，我心里还真是有些内疚。于是我就硬着头皮看了看那本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开始我还是漫不经心地看，渐渐地我便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了，心情也随着主人公的遭遇而起伏不定，慢慢地好像自己变成了书中的人物，高兴、喜悦、伤心、悲伤……一时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体会到了。难道说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爱上这本书了吗?

我不知如何感谢我的那位朋友了，如果不是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读书的好处。“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但书却不可以一日不读。”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奶奶家度过的，记得那里有柔软的像是棉花糖的白云，湛蓝的天空，还有一大片的油菜地和像紫水晶一样的葡萄。 Most of my childhood was spent at the grandmas house.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soft white clouds like marshmallow, blue sky, and a large piece of rapeseedGrapes like amethyst.

奶奶家在一个小村庄里，每当我到来时，伙伴们总是用葡萄来招待我。所以奶奶家总是会有一大堆吃不掉的葡萄。刚一下车，我总是在炕上待不到一分钟，便出去和小伙伴们疯起来。每当我跑出门槛时，奶奶总会说：“慢点!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安静。”这时，我和伙伴们便向奶奶做个鬼脸，便笑的跑开了。

我们经常去田野里油菜地玩。那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我和小伙伴们便在这一片油菜地中飞奔起来，那金灿灿的油菜花十分耀眼，我们总是会摘一大把，编成花环套在自己头上。我总是采的最多的那一个，编成一个大的花环放在自己头上。但因为花环太大，我的头太小，花环总是套在我的脖子上，成为一条“项链”。

这天，我仍采着油菜花，哼着小曲，但几声犬吠打破了这样的宁静。不远处跑来几只狼狗，我反应很快，拉着那群小伙伴便开始撒丫子跑起来。我们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把那几只狼狗甩掉。我们都停下来，喘着粗气，我抬起头，问道：“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那儿有狗啊!”“我们又怎么晓得，好像是昨天刚买的吧?”我躺下来，望着那天空，口中赞叹着：“多美啊!”小伙伴们也躺下，一起看着天空，沉浸在那湛蓝的遐想中。

“哎!还干点什么好?”我睁开眼，嘴里衔着一个稻草，问道。“不如，我们去摘葡萄吧?”徐萌坐起来回答。“这主意不错，走!我们就去摘葡萄!”我起身，拍了拍屁股上少许的灰尘，又想着葡萄地前进。

我们来到葡萄地，那紫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么的耀眼。我们迫不及待的开始摘了起来，边摘还边流着口水，口中说着：“好大啊!”“不用羡慕，一会儿这些葡萄便都是我们的了!”小冲对着我们大喊，我们没有理他，开始穿梭在葡萄架中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捧着一串又一串的葡萄，消失在夕阳中。

童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湛蓝的天空，金灿灿的油菜花和一串串像紫水晶一样的葡萄一直都留在我的心中，是童年里最美的风景。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在这个开满丁香花的校园里，有一个非常淘气的捣蛋鬼——张明。

这一天，淘气包张明在和班里的象棋高手——宋雪儿在下棋。证下这一半，张明的死对头班长王寒冰走了过来，说：“哈哈，宋雪儿，你只要把炮移过来，然后……就胜利了。”“王寒冰，不知道观棋不语吗?你在那哗哗什么呀?”张明对王寒冰的行为表示不满，张明又向王寒冰踢了几脚。王寒冰见势不妙就走开了。可是张明的气并没有消，他拍了一下桌子，气洪洪的走了。

张明来到学校的后花园，这里到处都是丁香花，到处香气扑鼻。张明在这里走了一会儿，就发现花丛中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张明觉得这只小花猫很可怜，就决定收养他。于是，张明每天都在饭堂打包一些菜给小花猫吃。

一天王寒冰路过这里，发现了张明。王寒冰以为张明在欺负这只可爱的小花猫，王寒冰马上去报告老师。老师听到后决定去看一看怎么回事。这天，老师李军悄悄的跟着张鸣去一探究竟。没想到张明打开了一个袋子，里面有许多的菜，小花猫吃的可高兴了。李军老师决定帮助这只小花猫找到家。

今天李军老师在班上说：“同学们在后花园里有一只小花猫，张明同学每天去喂它。请问有哪一位同学想要收养这只可爱的小花猫呢?”这时，班长王寒冰站了出来说：“老师我想要收养着只小花猫。之前我错怪了张明，所以我想弥补我之前的过错。”

于是小花猫找到了自己的主人——班长王寒冰。

我们家有一个“小书虫”，为什么叫他“小书虫”呢?因为他酷爱读书，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书虫”，现在我给你讲一讲他的故事吧。

小时候他就已经和书分不开了，妈妈讲的《狼来了》是他的启蒙故事。七岁时，他看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大书”――《格林童话》，里面那有趣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吸引了他，就这样慢慢地他与书结伴长大。在他身上因为读书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呢!

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看《窗边的豆豆》这本书看得痴迷，一时忘了下车，当他看完这本书正回味着书中的情节时，猛然发现他早已错过了应下的车站，司机师傅已经开过了三站，于是他赶紧在下一站下车，然后飞奔回家。

还有一次，“小书虫”的妈妈出去办事，让他看着锅里的米饭，他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过了十几分钟，厨房里传来一股糊味儿，他拿着书赶紧跑进厨房，立刻关上锅，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饭已经糊了。正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书中讲到：如果米饭糊了，放上两三根葱，再放点牛奶就不会那么糊了，他按照书上的方法来，一试还真管用，而且米饭比之前更香了!妈妈回来后闻见厨房的香味，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今天的米饭怎么这么香啊?”听到妈妈的疑问，“小书虫”偷偷地笑了。

怎么样“小书虫”这个称号对他名副其实吧!想知道这个小书虫是谁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小书虫就是我呀!

这就是我和读书时发生的故事，怎么样?很不错吧。我想你也一定有十分有趣的读书经历吧，说来让我听听吧!

爱因斯坦说过：“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方向。”我也有理想——将来开一家手工精品店。 Einstein said: "Everyone has certain ideals, this ideal determines his efforts and judgment direction." I also have ideals -in the future to open in the futureA handmade boutique.

这个理想源于我对手工工艺品的热爱。我从小动手能力极强，经常自己做手工。虽然手被刀子划伤、被强力胶粘住，也做过一件又一件丑陋的次品，但我仍不放弃。当我用涂改带的齿轮组成一辆自行车让客人们赞叹不已，当我用干花做成装饰品让朋友们羡慕不已，我更坚定了我要开一家手工精品店的理想。

“理想的实现只靠干，不靠空谈。”要实现这个理想，我深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自从心里有了这个小小的想法，我就多了一份心思。我每去到一家店，我都会留心店内的装修风格，注意商品的摆放和货架的布置。在与店员的谈话中，我还注意到什么样的态度会让顾客印象更好。打折促销是顾客购买的一大因素，但是要怎样打折才能让顾客觉得划算，店家自己又不会亏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买了许多教人做手工的书，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做一做小手工，提高自己的手工技巧。

这么一来，我觉得开一家店还真不容易，要学的还真不少，我的头都大起来了。我觉得还是要先学好功课，有空余时间再去做这些才比较妥当，毕竟学业、知识才是实现理想的坚实后盾。

我知道成功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有时还会困难重重。但是，我想，在挫折面前，我一定会自我反省，重整旗鼓，然后迎难而上，绝不会向困难低头。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为理想而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而奋斗。”苏格拉底这句话真是金玉良言。在为理想而奋斗的道路上，虽然有苦有甜，但我相信，那甜一定会到最后的。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