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的百科【精品20篇】

“我们既是护士，也是母亲，当病区里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需要隔离护理时，我当起了临时妈妈……”今天下午，在团省委、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行的“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上，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护士刘胜芳用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再次将大家带进了难忘的抗疫日子。

今天下午3时许，团省委书记蒋小丽、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国胜一行来到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为重症科医生郭龙飞颁发“甘肃青年五四奖章”。随后又来到日间病房，为甘肃省优秀抗疫青年志愿者集体获得者——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抗疫青年突击队送上了锦旗。

之后，主题为“绽放战疫青春、彰显时代担当”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在省人民医院多功能厅拉开序幕，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甘肃省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蔡辉讲述了他与队员“心系陇原，情洒楚鄂”的故事，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代表郭龙飞、支援武汉第二批护理医疗队队长宋霞、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代表刘胜芬、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优秀青年代表王安奇、后勤优秀青年代表王润民、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马克文等一一分享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团省委书记蒋小丽说，近日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分别到我省14个市州，同步开展“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将荣获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和荣获甘肃省优秀团员、团干部、团组织称号的奖章、证书、奖牌送到获奖者所在单位、生产一线，并在基层广泛开展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代表、抗击疫情青年代表、脱贫攻坚代表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和座谈会，用身边的榜样引领和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生动实践，同时广泛听取青年意见建议。

把自己对小故事大道理的感悟和家人分享幸福的人生智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名人成长小故事100字，欢迎来参考!

名人的故事（一）：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名人的故事（二）：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名人的故事（三）：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思考。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忙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名人的故事（四）：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最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

名人的故事（五）：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最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礼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名人的故事（六）：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向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但是你明白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名人的故事（七）：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最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名人的故事（八）：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一天都带着自我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一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名人的故事（九）：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我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个性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名人的故事（十）：华佗拜师学艺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很有效的全身，比西方的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佗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十分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神医，华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

一本散发着墨香的语文书放在我的面前，我好奇地拿起来翻阅着。呵，一篇篇文章多么生动、优美！特别是爱迪生这篇课文更深深地吸引了我。

爱迪生只上了三个月的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饥饿、流浪的痛苦，有数不清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可他一心热爱科学，凭借信心和执着踏踏实实地前进。每次试验，爱迪生几乎废寝忘食。肚子饿了，忘食。肚子饿了，就胡乱吃点东西，眼皮重得撑不起来了，就在桌子上打个盹儿，是呀，山是一步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我从中悟出了这个深深的道理，而我，虽然有过美好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但惰性大于了我的斗志，学习上遇到难题，我从不刻苦钻研，有时拿同学们的作业抄袭，以敷衍了事。我对所学的知识不能牢固掌握，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我曾有过苦恼，掉过眼泪，但是始终找不出真正落差的原因。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水滴集多成大海，读书集多成学问，更深深地懂得汗水是把愿望变为事实的条件，不付出血汗，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也不会产生天才。

我要向爱迪生学习。记得爱迪生说过，天才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我将把它铭记在心，它将激励着我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用勤奋创造成功，这，就是我的理想。

今天，我看了《绍兴名人故事》，其中的一篇“看白书”，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

“看白书”讲的是古代王充十八岁那年到洛阳求学时，看到了讲授经文的班彪知识渊博，讲学时广征博引，思想开阔，常常令自己感到才疏学浅，所以下决心以苦读来充实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于是他每天去书铺“看白书”。后来被店主感动，有了好书主动向他介绍，偌大京城，俨然成了王充免费的图书馆。后来王充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巨著《论衡》一书。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只要我想学习，妈妈哪本书不会给我买？而我呢，多余的时间总是出去玩，不肯多学点知识，总让妈妈生气。而王充在“看白书”的情况下，却成为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果不是靠他的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哪来这样的成就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好时代，如果现在还不好好学习，那么长大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有所改进了

李白（701-762）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开口成文，挥翰霞散"，写出数以千计为人民传诵的诗篇，主要是他长期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结果。当然，与家教也是不无关系的。

李白的父亲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李白刚刚懂事的时候，有一次听到父亲在书房里朗读《子虚赋》，那优美动听的文词，使李白人迷人神。开始，父亲以为他听不懂，后来父亲发现每当他朗读诗文的时候，李白便到父亲跟前，眼睛盯着父亲，认真聆听。有时竟随着父亲感情的起落表示悲欢。于是，父亲便留他在书房里一块学习，一块朗诵。幼时的李白几乎每天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在父亲的教育下，李白"五岁诵六甲"（指推算生辰年月的六十甲子），"十岁观百家"（指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十五岁开始学写文章和诗歌。他最早写的《惜余春赋》、《明堂赋》、《大猎赋》都曾受到文豪的重视。

李白的进取精神特别强，他甚至有超过司马相如的抱负。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下了很大决心，同一位好朋友住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里去，专心攻读，博览群书，钻研诗文书法。他在青城山，一连苦读了好几个年头，都不曾进城去闲逛一次。

但是，少年时的李白，在学业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动摇的。他在四川眉州象耳山读书的时候，一度对学习的艰苦和紧张适应不了，曾想中途放弃学业，做一个自由自在、随意飘游的浪子。一天，他离开象耳山，正走到山下小河边时，遇见一位头发花白姓武的老大娘蹲在河边磨铁杵。李白好生奇怪，走上前去问大娘干什么。武大娘指着铁柞说："我要把它磨成针。"李白以为老大娘在拿他开心，不相信老大娘的话，问道；"这么粗的一根铁杵，能把它磨成针吗？"老大娘意味深长地对李白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听了心里不觉一怔，顿时感慨万分，独自一人在河边沉思了很久，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于是，他又坚定地往山里走去，决心继续归山终业。

从此，"铁杵磨成针"成了李白的座右铭。他始终以这种精神来要求自己"读破万卷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后来做的诗，都能达到有如信手拈来、妙语天成的程度。

20xx年9月初，由宁财神导演、编剧的《龙门镖局》展开新一轮播出浪潮之际，剧中女主角、盛秋月的饰演者袁咏仪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利落短发、一身素黑衣服，没有化过妆面容却几无瑕疵，年过四十的袁咏仪，依然不负她“靓靓”的美称。

普通话说得很好，笑起来很大声，兴致一高就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勾肩搭背，看谁不顺眼也会立马指出来。笔者面前的袁咏仪，还有那个嚷嚷着“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盛秋月的影子。问现实中的她，和盛秋月是否有相似之处？袁咏仪沉静片刻后大笑：“我可是公认的绝世好妈妈！”顿了顿，她说，“但是，我刚当妈妈那阵，倒是也像盛秋月一样疯狂和彪悍。”

20xx年，袁咏仪生下了和张智霖的爱情结晶：儿子张慕童。经受十月怀胎的种种艰辛，而且还因此身材爆肥的袁咏仪，曾多次向张智霖抱怨高龄怀孕太辛苦，咬牙切齿说，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减肥然后去拍戏。但儿子出生后不久，经纪人去医院看她，袁咏仪却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当妈妈，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儿子，别想我给你挣钱了！”为了儿子无限期休假不再拍戏，袁咏仪差点和经纪人解约。

当然不演戏对袁咏仪来说没什么，因为张智霖答应会养她和儿子。只是，让张智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生下孩子后的袁咏仪性情大变，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主动提出了离婚。

虽然信心满满要带孩子、陪伴孩子长大，但生完孩子后，身材爆肥、天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袁咏仪，变得特别敏感多疑，得了产后抑郁症。张智霖开玩笑说“你好肥”，换作以前，袁咏仪会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她却暴跳如雷，悲哀地想东想西，然后对张智霖抱怨：“我这么肥是为了什么？你怎么能嫌弃我？”诉苦、责骂、哭泣地闹腾半天，如果张智霖有半句反驳，她的坏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袁咏仪是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让张智霖把孩子抱给她看，可他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根本不敢抱。他对她解释道：“突然多出个孩子，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自然又会遭到袁咏仪的一通责骂。她把儿子视为宝贝，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地看着他。可老公却对自己说：孩子是“多出来”的，他很不适应！从那以后，张智霖只要说到“儿子”，袁咏仪会马上挤兑他：“是多出来的，你还是别管孩子好了！”

儿子一个多月大时，袁咏仪去冲奶，让张智霖把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他踌躇了半天，弯腰去抱孩子，但一不小心，儿子却从襁褓里掉了出来，幸好小家伙掉在床上并无大碍。但袁咏仪却疯了似的跑过去，一把推开张智霖，然后抱起了儿子，说：“张智霖，你以后再也不能碰我的儿子了！”张智霖既委屈又惊讶：“儿子也是我的，再说我也没摔着他！”但袁咏仪手一挥对他说：“滚出去！”

她不仅不让张智霖碰儿子，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谁也不能碰儿子。“直到有一天，我妈说我的世界里，好像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人了。装不下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但是不能把爱人完全踢出去。”可那时的袁咏仪根本不当回事，哪个女人做了母亲不是像她这样，疯狂地爱着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除了不让别人接触儿子，在教育问题上，袁咏仪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犯错后，妈妈会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书，让她双手托书，平举15分钟；她贪玩看电视，妈妈就会让她背对电视，把她喜欢的节目开得很大声。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袁咏仪对儿子的教育。儿子6个月大时，她已经安排他“上学”了，请了专门的家教，每天55分钟给儿子讲故事、放音乐。张智霖说：半岁的孩子就“上学”太夸张了。袁咏仪却坚持：“半岁的孩子也是人，我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你不要管！”

从此，袁咏仪把张智霖从儿子的世界里完全排斥出去，也把他从自己心里踢了出去。儿子8个月大时，张智霖对袁咏仪说：“我们分手吧。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害怕，而且，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不爱你，会和你恋爱那么多年，还为你生孩子吗？”袁咏仪歇斯底里，想起两人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哭得不能自抑。

袁咏仪与张智霖是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1992年，两人在北京拍摄《边城浪子》，感情从戏里走到了戏外。恋爱多年一直感情甜蜜，袁咏仪认定了张智霖就是携手一辈子的人。但转眼两个人都30岁了，张智霖却从未提过结婚。袁咏仪忍不住，上演了“女求男”的戏码，2001年某天突然问张智霖：“我们俩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是不是该结婚了？”张智霖想了想，说：“我不想结婚，哪里有时间结婚？”

这个回答让袁咏仪委屈尴尬，朋友见她很受伤，就建议她，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不愿娶你的男人。她想了几天后，说：“离开他，我也未必会再恋爱，即使再恋爱了，也未必能结婚。那就再等等看吧。”但她并没有等太久。

因为袁咏仪并不知道，这一次她“求婚”时，张智霖其实正考虑结婚。当时他说没时间结，是想看看袁咏仪的失望表情。不久以后，她去新加坡探班，张智霖在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袁咏仪激动地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对珍珠耳环。失落可想而知，袁咏仪不情愿地说了“谢谢！”

张智霖问：“不开心吗？”袁咏仪不看他，说：“哪有。”“那这个可以吗？”他再次递来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枚戒指。“但他没有下跪，也没有求婚，他本来就是个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但有戒指就够了，况且他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重要的是，他很帅！”担心自己嫁不掉的袁咏仪，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智霖的求婚。

不久，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日子和结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人都忙着事业，聚少离多，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每天，袁咏仪都会给张智霖打电话、发短信，叮咛、问候，诉说想念。两人在一起时，制造浪漫气氛或者小惊喜的，也多是袁咏仪。常常有人说，张智霖之所以一直逆生长，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不老神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像妈妈宠着、爱着他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当她做了母亲，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儿子，完全将丈夫置之度外的“疯狂”妈妈了呢？正是因为袁咏仪眼中只有儿子的疯狂和不可理喻，让张智霖对爱情产生了失望和畏惧。他提出“离婚”让袁咏仪震惊又难过，从相识到孩子出生，两人在一起携手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期间袁咏仪提过分手。这一次，是张智霖头一次提出分手。

哭过之后，袁咏仪突然在心底问自己：“还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当然还爱他。这个处处包容自己，每次她大吵大闹都在一旁沉默不语地看着她的男人，袁咏仪不想放手。想到这里，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约张智霖出去坐坐。“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有你的问题。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地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吗？”袁咏仪说，她知道夫妻要维系感情，最重要的是沟通、理解和相互宽容。妈妈告诉过她：“只有好太太才能成为好母亲。”袁咏仪还对张智霖保证，从现在起，她会一一改正自己。

袁咏仪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让家人接触儿子。她手把手地教依然还不敢抱孩子的张智霖，只要他有空，就拉他一起陪孩子玩。“只要你用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我说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张智霖对她说。袁咏仪突然豁然开朗，把老公也当成孩子来对待，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在袁咏仪的悉心调教下，张智霖很快就会带孩子了，而且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地更像他，张智霖自己也变成了特别黏儿子的爸爸。孩子一岁半时，身材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袁咏仪，趁张智霖休假在家的空当，接拍了电视剧《沧海一粟》。在横店拍了两个多星期，袁咏仪开始疯狂地想念儿子。剧组同事常听到她拍戏之余念叨“很快的很快的”，原来是在安慰自己：戏很快就拍完了，可以回家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回到家，看儿子张开双臂朝自己跑过去，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袁咏仪的心都要化了。

那一刻，她突然问张智霖：“接下来，我可以不再拍戏，直到孩子不需要我吗？好戏年年都会有，孩子的童年却只有一次。”张智霖说：“但是，我希望你是个理智的妈妈，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个家还有个男人叫张智霖。”

袁咏仪的父亲是警官，从小对她和哥哥、姐姐都很严厉。所以她在儿子面前也是“严母”，做错事就惩罚、吃饭必须自己来而不能让大人喂、不能用哭闹要挟大人等等，决定做全职妈妈的袁咏仪给儿子列了很多规矩。

但是，张智霖对儿子却严格不起来。“儿子做错事了，我让他去教训，他会蹲下身来，轻声说：不能这样哦。我教训儿子时，提醒他配合一下，但结果是我对儿子发飙，他依然温柔地说：不能这样哦。”袁咏仪说，儿子一点都不怕爸爸，因为爸爸一点原则都没有。“比如我每周日都会替儿子安排，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做什么，我老公有时就说想带儿子去玩，儿子就问我能取消吗？我说不行，这是你早就答应妈妈要完成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去做。”

在儿子眼中，妈妈严格得让他畏惧，爸爸才是永远不发脾气的温暖港湾。所以，袁咏仪和张智霖吵架时，儿子总护着爸爸。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平常黏爸爸，但碰到害怕的事，总是第一个找妈妈。对儿子而言，妈妈就是保镖，是小小的他能找到安全感的保护伞。

听到家人和朋友夸赞儿子时还夸她：“你很了不起，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儿子！”袁咏仪也会“谦虚”：“其实我老公也有付出，在教育儿子方面，他唱白脸我唱黑脸，他是慈父我是严母。没有他的付出，儿子不会这么优秀懂事！”

她一天天陪伴和见证儿子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做妈妈之前，袁咏仪的性子很直，对谁有意见就会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的袁咏仪婉转、玲珑了许多。以前她喜欢到处旅行、购物，尤其喜欢买车，但做了母亲后，袁咏仪非常“抠门”。她不再喜欢购物，而是很有计划地存钱，为儿子将来留学、谈恋爱和结婚做准备。袁咏仪和很多普通妈妈一样，希望能为儿子多攒钱，让他的未来可以幸福无忧。

袁咏仪说，如果没有经历张智霖提出分手那件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做了母亲后，不能忘了身边还有个男人。为了不让张智霖吃醋，觉得自己被妻子忽视，每隔一段时间，袁咏仪都会专门“讨好”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给他买一样他早就想买的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原来总觉得老公不浪漫，也不轻易被感动的袁咏仪，现在会觉得，张智霖开车带她和儿子去吃个大排档，也是很浪漫快乐的事。

在袁咏仪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慕童渐渐长大了。他开朗乐观、聪明礼貌，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有爱心和责任心。比如袁咏仪曾叮嘱他：“和妈妈出去时，有人拍照你要用手挡着脸。因为拍照的叔叔都是坏人。”但是后来有人拍，小家伙却主动面对镜头，人家照完还说“叔叔拜拜！”他对妈妈说：“他们不是坏叔叔，他们都有对我说‘拜拜’。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坏人！”从那以后，袁咏仪不再刻意让儿子躲避镜头，也不再为了儿子被拍和记者吵架。

转眼，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开始不再那么黏妈妈，有时会因为要和朋友聚会而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我渐渐地显得多余了，和儿子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这让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做自己了。”袁咏仪说，在亲自为儿子物色了不错的小学后，她决定复出。

朋友说：“儿子成长中的最重要阶段，你都没有错过，是时候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了。”袁咏仪对经纪人说，接戏有两个条件：剧本好、喜剧。当了母亲后，不能再去接那种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戏了，袁咏仪担心自己会把坏情绪带回家让儿子看到。她希望儿子看到妈妈演的戏是正面的、开心的，而等他慢慢长大了，完全看得懂电视和电影了，再考虑去接其他的角色。而这，也是袁咏仪最终接拍《龙门镖局》的主要原因。

《龙门镖局》热播时，慕童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英俊聪明、善良又有爱心的孩子。袁咏仪欣慰地说：“我从没有想到我这个疯狂妈妈，会把儿子培养得善良和大气。而我作为妈妈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大半。”

问现在的袁咏仪，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她脱口而出：“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不是，是和儿子、老公在一起的时光。”尽管，一家三口在一起时，儿子和老公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她。换成以前，袁咏仪肯定会委屈、落泪甚至大哭大闹。但现在，她觉得幸福满满。在她眼中，丈夫和儿子都是她的孩子。而一个人管两个“儿子”，像《龙门镖局》里的盛秋月一样，靠疯狂和发飙是做不来的。理智、智慧和耐心，是袁咏仪的“妈妈经”。

《龙门镖局》热播时，7岁的儿子慕童天天都会上网追着看。看完后他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很有名？你是不是拿过很多奖？”袁咏仪告诉他：“我和你爸爸，常常会去演某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形象出现，是我们饰演的某个人很有名，我们只不过从事了一份常常会上电视的职业。当然，妈妈也拿过一些奖，但是，你才是妈妈最好的奖杯！”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激发创新创造的精神动力、推进复兴伟业的精神定力。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国人民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弘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中国精神的磅礴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每个人都是战士，都通过各种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火神山、雷神山从无到有的横空出世，防护物资从严重紧缺到库存充足，中国人民以智慧与汗水书写着改天换地的伟大创造精神;一封封炙热的请战书，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抒发着中国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伟大奋斗精神;一批批白衣战士、一台台装满防护物资与生活物资的车辆飞驰湖北武汉，结对帮扶、共同抗疫，彰显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团结精神;我们不仅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还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展现着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行的伟大梦想精神。思政课教学要充分运用好社会大课堂思政素材，阐释好中国精神的深刻内涵，引领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增强家国情怀，做忠诚爱国者。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激发时代新人的青春担当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年轻的面孔、青春的身影总是让我们深深感动。那些嘴上说着“不想长大”的“90后”“00后”年轻人们，一转身就成为了战士。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这样说，“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抗疫一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验人。”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表示，“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经过抗疫斗争的洗礼，年轻的群体已然长大，稚嫩的肩膀已经可以扛起大梁。思政课教学要充分运用好社会大课堂思政素材，阐明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展示青年榜样的蓬勃力量，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奋发有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孩子是未来，既属于父母期望的未来，也属于社会期望的未来。父母往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并不就是父母的一切，父母心中还应有事业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所有，父母要关心；但孩子的所有，父母未必都要在意。尤其是父母并不认同的孩子的那一些，父母应留出心底里的一角，求同存异吧！有道是：“理解了干，不理解的看，但不要顶着干。”我想，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处事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缘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教儿子读唐诗，教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甚至于八卦……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杨振宁进行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请专人教儿子谈《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象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杨武之留学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给祖国科学事业出谋划策，他是祖国忠实的儿子。杨振宁常谈起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和生活，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一场大雪席卷了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一位美术老师对学生说：“今天的作业就是画一幅雪景。”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跑向室外，边画画边玩耍，场面非常热闹。只有一个学生例外，他静静地趴在窗前，老师好奇地走到他的身后，发现他正在画那些在雪地里画雪的同学。

他叫尤伯罗斯，小学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价是：一个不喜欢热闹、不爱当主角的学生。尤伯罗斯自己却说，我喜欢看热闹。

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创建了旅游服务公司。当时，美国的服务业竞争异常激烈，诸多商家为了赢得生存空间，不惜通过价格战互相厮杀。尤伯罗斯坚持冷眼旁观，即使在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仍旧岿然不动，只是在服务质量上不断下功夫。他保留了喜欢看热闹的习惯，当同行两败俱伤之时，果断出手，一举兼并了许多负债累累的小企业。40岁以前，尤伯罗斯已拥有个人资产100多万，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成为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的老板。

然而，真正让尤伯罗斯蜚声全球的，并不是他在旅游业的崛起，而是他亲自导演的一场奥运“好戏”。

1978年，美国洛杉矶获得了198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尤伯罗斯当选为奥组委主席。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历史经验表明，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灾难。

尤伯罗斯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回答：“我不但不用政府一分钱，还要为这次奥运会赢利两亿美元。”

尤伯罗斯首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全世界约有12,000家企业愿意赞助奥运会，但每家只愿出资几千美元。他对工作人员说：“继续和他们商谈。我们将提供最好的广告和宣传平台，条件是他们必须提高赞助费。”

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沮丧地汇报：“几乎没有人愿意提高价码。”尤伯罗斯笑了，说：“看来，气氛太平静了，我要让他们‘热闹’起来。”于是，尤伯罗斯公开宣布：第一，本次奥运会限定“进场价”400万美元，低于此价一律免谈;第二，奥运会的赞助商限于30家，每个行业最多1家。

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的企业骚动了，尤其是那些准备压制竞争对手的企业，更是心急如焚，竞相抬出更高的价码。而此时，尤伯罗斯又像几十年前那个趴在窗前的少年一样，任凭外面再热闹，他都躲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的电话也不接，静静地观看别人的表演。

热闹看够了，尤伯罗斯叫工作人员递来报价单。美国通用汽车以900万美元压倒日产汽车，成为汽车业唯一赞助商;可口可乐以1200万美元力压百事可乐，拔得了饮料业的头筹;日本富士公司以700万美元战胜美国柯达，买断了胶卷专卖权……30家企业陆续凑齐，尤伯罗斯高调露面，爽快地签订了合同。

尤伯罗斯兑现了承诺，为洛杉矶奥运会赚取了2.25亿美金，从此也开创了奥运会赢利的先河，他被世人称作“奥运商业之父”。

或许当年那个老师说得对，他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但是他却早早地学会了把别人的热闹收于自己的画框。“画框”里众生百相，热闹非凡，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一旦时机成熟，就跳入画中，成为真正的主角、最大的赢家。

以静制动，在别人的热闹中寻觅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的智慧。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音乐家鲁宾斯坦先生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先生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先生不耐烦地问：“每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个性，看到不同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同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不同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先生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同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美丽，生活原本可以如此丰富，精神原本可以如此充实。

演艺这条路，黄渤一直走得不顺。

他是有天赋的！初中毕业不久，黄渤就签约了太平洋唱片公司。跟他一同签约的还有毛宁与杨玉莹。这两位后来都红了，只有黄渤，一直默默无闻。

1994年，黄渤离开太平洋公司，来到北京，在酒吧里当驻唱歌手。住在郊区的农民房子里，大冬天的，他每天要蹬两个钟头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这期间，黄渤认识了许多同他一样在酒吧里卖唱的朋友，例如周迅、满江、零点乐队、沙宝亮等。这些人相继大红大紫，又只有他，像一枚干枯的稻草，黯然地，被世界遗忘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2000年，通过朋友高虎的推荐，黄渤开始演电影。但大多都是诸如士兵甲、路人乙的小角色。微薄的片酬，根本无法维持他在北京的生活。黄渤睡过桥洞，吃过饭店的剩饭，捡过垃圾堆里的衣裤，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与酸楚，就如暗夜里的一只狼，忍受着饥饿与凉寒，时不时对着苍天明月一声凄厉无言地嚎叫。

有朋友劝黄渤：“改行吧，演艺圈向来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你不能再耗下去了。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以后的路到底怎么走，是改行，还是继续耗？黄渤的内心充满了彷徨。

可是不久黄渤就想通了，继续在各大片场蹭一些小角色。朋友见了，不由感叹：“这是何苦呢？”他笑笑：“演艺这条路，我虽然一直都不顺，但是却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与人脉关系，若是改行，这一切还不都得从零开始！”

就这样，黄渤又开始了艰难的尝试与坚持，事业终于慢慢有了起色。2009年，他在电影《斗牛》中饰演牛二。有一次拍摄，在一座三五百米高的石头山上，场工上去一回都累得直喘，黄渤却要一个镜头从山脚跑到山顶，跑三四十趟。戏拍了3个月，鞋子磨破了38双。

付出总有回报！凭借该剧，黄渤一举夺得第46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从此，黄渤的事业步入坦途，仅2009年，他就参与演出了十部电影。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2008年，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苏炳添收获了男子60米的金牌。并先后获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全国田径冠军赛暨系列赛男子4×100米接力两块金牌。

2009年2月18日，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海站，苏炳添以6秒66的成绩获得男子60米冠军。5月15日，在玉林举行的第11届全运会预选赛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苏炳添以10秒28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并达到世锦赛B标;接力比赛中又代表广东队以39秒32的成绩夺得男子4×100米冠军。5月21日-5月30日，苏炳添踏上亚洲田径大奖赛苏州、昆山、香港三站赛，在男子100米和4×100米接力两项比赛中连夺5金。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代表广东队以39秒22的成绩夺冠。10月31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男子60米决赛，苏炳添以6秒65的成绩夺冠。12月12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苏炳添以10秒33夺得男子100米冠军，以全年11金的成绩结束赛季。

2010年，苏炳添受伤病困扰，上半年基本上没有比赛，主要以养伤和力量练习为主。在年底的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苏炳添与陆斌、梁嘉鸿、劳义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78夺得冠军，并刷新全国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摘金后，中国接力队时隔20年再度封王亚洲。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文革”一来，他可就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一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可以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老天爷大约总喜欢考验人，他们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做砸了。公司投资录制的单田芳的评书盒带鲜有人问津。投入了一定资金的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觉得公司前景堪忧，于是立即撤股。

单田芳对也入了股份的肖建陆说：“公司就剩我俩了，还有啥突围的好办法吗?”肖建陆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单老，可以将您的传统评书改编成电视剧。”

这可是一种很有前途然而风险也更大的尝试。单田芳负责剧本，肖建陆张罗资金。剧本好办，单田芳的脑子里有的是东西，可资金难求，因为这种投资不是一个小数目。终于有一位是单田芳的“粉丝”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愿意投资300万元。

他们常常日以继夜地连轴转，通过一年多的苦干，先后拍摄出了《风尘豪客》《山河泪》两部电视连续剧。初涉影视圈的他们终究只是门外汉，因“行业壁垒”，片子的销售一时竟成了“老大难”，公司入不敷出。

可单田芳并没有退缩之意。通过苦苦摸索，两三年后，他们的公司终于有了转机。5年后，他们找到了既适合自身也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从2000年开始，公司每年上缴利税多达100多万元。

如今，年逾70的单田芳俨然成了一位财大气粗的阔老板。可他并不满足，他说，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不要忘记对自己“吼一嗓子”，要回归自己的评书事业，要在评书上为中国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自己“吼一嗓子”，是对自己的一种解剖，是对“昨日之非”的一种坚定的告别，展示出的是勇于进取、敢于开拓的精神与风范。

一个总能对自己“吼一嗓子”的人，那种清脆而又激越的吼声会让他青春永驻、前途宽广。

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曾写过一篇借物述志的《咏石灰》诗：

千锤百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

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小时候，相貌很平常，眼神还有些呆板，见人不大会说话。在他八岁那年，家里请来了一位有名的朱素云先生教他学戏。第一出开蒙戏《二进宫》，老师反复教他，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他不是学戏的材料，再不教他了。朱先生临走时，将梅兰芳叫到跟前斥责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我也没办法。”说完就拂袖而去。

梅兰芳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孩子，朱先生的话像一根针刺疼了他的心。

他想，难道别人能学会的戏，我就学不会？难道我比别人少点啥？他暗下决心，非闯出个样子来不可。

不久，梅兰芳入了“云和堂”学戏，拜吴菱仙老先生为师。吴先生对梅兰芳的要求很严，有时还采取十分严苛的训练方法，但梅兰芳总是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努力完成练功任务。当时，吴先生最厉害的一手是跷功。他搬来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块砖头，让梅兰芳脚踏两根半来多长的高跷站在砖头上，并要求站一柱香的工夫。起初，梅兰芳站上去总是战战兢兢，不到三分钟，就腰酸脚疼支撑不住了。可他刚跳下来，又必须马上再站上去，因为一柱香烧不完，是不准下来休息的。为了练出过硬功夫，梅兰芳的腿都站肿了。

经过一段基本功训练，梅兰芳的跷功有了很大长进。但他没有满足，又积极主动地设法增加训练难度。秋去冬来，他在庭院里找块地方浇了一个冰场，冰面光洁如镜，人走上去都免不了摔跤。可梅兰芳偏偏要踏上高跷，到冰场上去跑圆场。高跷本来重心就高，支撑面又很小，再加上冰滑，梅兰芳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吴先生看了有些怜惜和心疼，就对梅兰芳说：“休息几天再练吧！”梅兰芳却坚决地说：“先生，您不是常常说，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吗？”先生无奈，只好让他继续练下去。

冰上踩跷的功夫，使梅兰芳受益甚大。他晚年时曾多次说过：“幼年练跷功，颇以为苦，但使我腰腿力量倍增。我在六十多岁时仍然演出《醉酒》、《穆柯寨》一类刀马花旦戏，就不能不说是当年严格训练跷功的好处。真可谓‘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啊！”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你知道我崇拜的人是谁吗?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而是发明大王——爱迪生。爱迪生发明过许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东西，如电影、电话 、电灯、电视、留声机等等，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知道他是怎样发明这么多东西的吗？他小时候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但是他遇到问题总爱问“为什么”。爱迪生如果实验做不好，不会灰心，继续努力，这就是成功的原因。最后请大家记住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我们要学习爱迪生这种勤学好问、坚持不懈的精神，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