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眼中的一百位中国历史名人读后感（热门20篇）

高尔基说得好：“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

《名人传》是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所创作的，这本书不仅让我得到了知识，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升华，让我的精神家园得到充实，让我受到启迪。

最爱的是书中的贝多芬，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最需要的是敏锐的听觉，但他还不到30岁时，耳朵就开始变聋，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这在别人眼里似乎觉得贝多芬的生命太不幸了，都对他持有同情与怜悯之心。但是，在我的眼中，贝多芬的人生之路上虽然被上帝关掉了一扇大门，但是也为你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贝多芬顽强的毅力让他创作了一系列辉煌的作品。这是我最喜欢的他地方，因为看了贝多芬传，所以受益匪浅。

通过《名人传》，我从贝多芬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这两个人都给了我启发，让我明白人生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太多的坎坷和困难，不要气馁放弃，即使上帝关了一扇门，但他会在另一扇窗前让你看到生活的希望，成功的光芒，人生的终点。她就是海伦凯勒。

罗曼·罗兰通过《名人传》向全世界人民的心灵进行培养，使人民感到生命的烈火。我从这中间深受感触。我要向贝多芬学习不屈不挠，高昂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向命运屈服低头；从米开朗琪罗身上知道了精神力量的重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看来想要有知识，就必须读书，《名人传》真是一本令人深受启发的名著。作文

**战争那会儿，英国商人把**卖到中国，不仅赚取了大船大船的白银，还使很多中国人染上毒瘾。

林则徐妙用竹筷子因为吸**烟，中国人体质日渐衰弱，被洋人称为“东亚病夫”。

当时有个大臣名叫林则徐，他主张禁止**买卖，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他到广州去禁烟。

刚到广州，英国的大使便发来请柬，请林则徐到醉仙楼吃饭。

醉仙楼是广州当时最有名的酒楼，既有做中餐的名厨，又有煮西餐的大师。

话说林则徐刚刚坐下，英国大使就说：“林大人，难得你远道而来，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我们英国有一道甜点，味道甜美可口，象征甜蜜快乐的生活——请大人品尝。”

大使一挥手，英国厨师端上来一盘冰淇淋，他在英国大使面前放一套刀叉，在林则徐面前放一双竹筷子。

林则徐从没吃过冰淇淋，见它在冒烟，以为这东西肯定很烫，于是他把嘴巴凑近冰淇淋，使劲吹使劲吹，等冰淇淋不冒烟，就融化了。他用竹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尝，发现它跟冰雪一样凉。

在场的洋人齐声大笑，嘲笑他说：“林大人，你不免太谨慎了。”

吃过冰淇淋，林则徐说：“我们中国人重视礼仪，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请你们吃一道甜点。”

林则徐把中餐厨师叫过来，吩咐他做一道福建甜点“芋泥”。

过了一会儿，中餐名厨端上来一盘“芋泥”，那“芋泥”看上去跟雪糕倒有几分相似，闻起来香喷喷的，只是不冒烟。

英国人一见芋泥，食欲大开，马上大口吃起来，没想到，那“芋泥”外冷内热，里面原来是滚烫的，洋大使被芋泥烫伤了舌头，呲牙裂嘴，忙不迭把芋泥吐了出来。

林则徐微笑说：“大使大人，你不免太心急了。”

吃过甜点，便要上正菜，林则徐让厨师做了一盆发菜，他向洋人介绍说：“这道菜是有名的海味，它的名字叫发菜，谐音‘发财’，意头很好，是广东人爱吃的名菜。”

发菜细细的，软软的，用筷子夹十分方便。

林则徐一夹一小把，吃起来津津有味。

洋人用刀子和叉子，无论怎么切、怎么叉，都不能把发菜弄到碗里，洋人手忙脚乱，忙得满头大汗，连一丁点发菜也吃不着。

“一道好菜讲究色、香、味三美，这发菜黑不溜秋，卖相不佳，即使味道鲜美，也说不上名菜。”英国大使说着，把洋厨师叫上来，吩咐他做一道大青鱼头。

不一会儿，大青鱼头烧好了，每人面前都摆上来一份，每一份都是一个圆骨碌的大鱼头，洋人用刀子切开鱼头，用叉子一块接一块吃，吃得得意洋洋。他们一边吃，一边想看林则徐出丑。

圆骨碌的大鱼头，用两根竹筷子，怎么吃呢？

林则徐拿起竹筷子，想了想，先挑鱼眼睛吃了，然后拿筷子从鱼眼眶戳进去，就这样他夹起了整个鱼头，夹得比洋人用刀叉还要稳当。

林则徐用竹筷子夹着青鱼头，慢慢地吃，稳稳当当地吃，他吃得很有风度。洋人讪讪地笑了。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一、萧菊芳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二、陈玉珍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伍若兰

1928年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1929年底三次反围剿时，伍若兰去世。

四、康克清

1929年43岁的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这一对白头到老。

在沉默的岁月中，唤醒五千年的记忆。像层层细沙，积淀已久。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一叠叠脚印，一缕缕阳光。谱写了一段无法重现的历史。

刚读完《中国古代历史常识》这本书。这本书好，不是因为它比其它历史书描写生动，只不过更详尽些。要单说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历史书都是用记叙的表达方式记录史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看完这本书后对历史的“感”。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很常见的一句话。我觉得，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例如：张骞出使西域，隋文帝统一南北，玄奘西游…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今天，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也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谈过历代伟人的做为，那我们又该如何呢？人为点，纵横阡陌为线，才构成了点线交织的历史画卷。所以比起伟人的作为，我们的责任才更重要。历史是一个厚重的话题，但我们要做的，就在点滴。就如同清晨的露水，一片叶子上可能不多，但每片叶子加起来，就会发出阵阵清香。

从现在，文明守信，遵纪守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所能的帮助他人。为历史担一份责任！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默默无语，却胜过千言。她的魅力，使人们多一份责任，也为人们添上了绚丽的色彩！

朋友，你到过我的家乡——新疆吗?你饱览过新疆的山水风光吗?你了解新疆的风土人情吗?这里确实是一处让你迷恋的地方。

我爱新疆，因为她不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还是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更是和祖国各地血肉相连的地方。当年，由于军垦戍边的需要，许多汉族青年随军入驻这块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边陲。从此，他们扎根雪域，世代繁衍，与这里的兄弟民族一起创建了西北的安定与繁荣。

说起新疆，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春夏之际，远望巍巍雪山耸入蓝天，山脚下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镶嵌在一望无垠的牧场边上，羊群洒在碧绿的草场内，如同点点白帆游弋在绿色的海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海、棉田、玉米，生机无限，简直是美丽江南的翻版。如果你到南疆走一走，定会感受到与内地不同的奇特风光：头顶是蓝天白云，远处是茫茫沙海，近处是绿色的庄稼，徜徉在远接天际的林荫道上，你很远就会闻到田里飘来哈密瓜的清香。

十月金秋，新疆的美景更让你目不暇接：金灿灿的玉米，雪白的棉花……阵阵风送五谷香。走进村庄，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栉次鳞比，家家门前绿荫环抱，果满枝头，葡萄架遮掩着庭院的天空。绿荫下的石桌上经常摆放着瓜果、清茶，随时招待来自远方的客人。走进果园，看，缀满了果实的树干压弯了腰：黄澄澄葫芦似的鸭梨、光鲜泛亮的红富士苹果，会让你垂涎欲滴;葡萄架上一串串珍珠似的葡萄弥散着甜蜜的馨香，你会感到象来到仙境一样。

这时候，正是哈密瓜成熟的季节。昼暖夜寒，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酿就了哈密瓜的奇特甘甜。红瓤、绿皮、个儿大、味美的哈密瓜吸引着无数游人的目光。林荫道上穿梭往来的汽车、马车把甘甜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你满载着新疆的情谊，乘着汽车来到边陲小城，扑面而来的是改革与时尚的新风。你看，那一幢幢高楼大厦，光彩耀眼;一排排琳琅满目的商业街，穿梭着服饰各异的人流;一阵阵随风飘来的乐曲让你真正领略到少有的异域风情。此时，你会真实感受到这里与祖国内地一样的心的律动。

看到新疆的今天，你一定憧憬她明天的美好。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一天，我正看着枯燥无味的电视节目，突然，一阵清脆的“叮铃铃”声把我惊醒了，我四处张望，想看到什么东西在响。哦，是电话!这么早谁会打电话来呢?我心里在想。我马上跑过去，拿起电话喊道：“喂!是谁呀?有话快说!”“是我，儿子!”“啊!是老爸呀!刚才说的话你就当它不存在。”我像老鼠见了猫似的，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过错。“算了，算了，不和你斤斤计较，以后记得要有礼貌就行!对了，我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可以去新疆了，而且是今天!”“真的?太好了!”我一蹦三尺高，“老爸，万岁!”

到了新疆，爸爸就带我们去乌鲁木齐市的小沙漠玩。爸爸首先带我玩摩托车，这太刺激了，这次比赛是摘旗子，我们也摘了很多旗子。最后达到了最高峰，也就是终点。接着，我们订了个旅馆，然后去吃晚饭。在街上，有各种应有尽有的商品。我们到了吃晚饭的地方，我吃到了当地的特色手抓饭，“这简直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饭!”我感叹道。

第二天，爸爸带我们去吐鲁番的葡萄沟玩，那里是盛产葡萄的地方。那里的紫葡萄像一串串紫水晶，绿葡萄像一块块翡翠玉，黄葡萄像晶莹的玛瑙……品种繁多，酸甜可口，好吃极了!

最后是去骑马，我的马总是不听指挥。我叫东它往西，我叫西它往东，总是和我唱反调。下坡时，那匹马跑得飞快，我使劲地拉它还是不停，后来还是爸爸帮了我，让我逃过了这次即将降临的“灾难”。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疆，希望下次还能到新疆来游玩。

自称总扮演“收拾残局”角色的叶剑英，多次为周恩来、胡耀邦、习仲勋等人挺身而出，在诸多历史节点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他的50多位后人中，有从政位至副国级，也有从商、从艺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叶剑英的做出的贡献，欢迎查阅，谢谢。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xx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寓言，就是把一些难以理解的寓意写成一个个故事，让人么去读懂。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收集了许多寓言，让大家只要读一本书，就可以明白许多道理。

整本书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如《守纪律的海鸟》这篇文章，里面讲了一种海鸟，这种海鸟很傻，还很笨拙，但他们重视一群一群活动，很守纪律，一起飞，一起睡，就连吃东西也一起吃，从不争先，所以，没人敢伤害它们，可见，团结友爱多么重要啊。

此外，这本书还用《画蛇添足》告诉我们：不要把事干过头。用《亡羊补牢》让我们明白，做错了事，与其后悔，不如加以改正，做得更好……

这本书里还有许多故事，许多寓言，这都是古人智慧结晶，让我们去好好读一读吧！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道德体系、礼法、乡村权力的分配、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各篇之间相互联系递进，费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分析与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与观点。

读完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表达了中国的乡土社会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是一个追求稳定的、变化漫长的熟人社会。但在这种社会中也在不断孕育出新的概念，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等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社会仍然是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部分。无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该书主要描绘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展望。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于这本书的学习，不仅仅是透过费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解社会学的知识，更加是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结合现在发展的现状，感悟出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作用的影响，乡土文化是一种我国独特的文化状态，几千年来文化形态的培养造就了我们独特的国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们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直接影响着我们。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基层社会的状况，更加是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想起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自杀事件，同时也堪称史上最著名的自杀，那就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博主本家里最伟大的人物——蔡伦。

说蔡伦最伟大，自然不会有任何异义，因为造纸术位列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首，另外三项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均产生于他身后一千年的宋代。在一部美国人写的《影响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中，蔡伦名列第7，在中国人中仅次于孔子(第5)，排在他后面还有三个政治人物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和两个知识分子，老子和孟子分别列第73和第92。

蔡伦大约生于公元63年，湖南郴州人，曾任尚书坊，主持朝廷用的各种器物的制造。公元105年，他用树皮、破布、麻头、鱼网造出纸张，呈送给汉和帝，受到奖励，官封龙亭侯(今陕西羊洋县)，后人戏称他“蔡侯纸”。他的发明也因此推广开来。

在蔡伦之前，中国人把字写在竹简上，文人(例如孔子)出行要用车载书，因此才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而西方人则把字写在羊皮纸上，后者稀少而昂贵。蔡伦发明造纸以后，中国才有了写字用的桌子，随后中国(特别是唐朝)的繁荣昌盛恐怕也与此有关。

但蔡伦却是宦官出身，成名以后，卷入宫廷斗争，和帝死后，在掌权的窦太后的授意，参与诬陷年幼汉安帝的祖母。待窦太后驾崩，汉安帝亲政后，要他到廷尉那里去自首。蔡伦为了避免受辱，於是洗浴全身，换上整洁的衣冠，(与苏格拉底一样)服毒自尽(苏是被赐毒药，但他没有进入前文提及的100排行榜，倒是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弟子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入榜，分列第40和第10位)。

相比诗人屈原的自杀，后者已经尽人皆知，且已经有节日纪念，而蔡伦的自杀不大为人所知，而其影响力却是世界性的。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有两个蔡伦墓，一个在他的封地陕西，另一个在他的故乡湖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发行过纪念蔡伦的邮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国官方对蔡伦发明的造纸工艺严格保密，那么它是如何传到西方的呢?原来在公元751年，在今天哈萨克斯坦中部的江布尔，唐朝军队与阿拉伯人打了一仗，结果输了。在被捕的人中有几个造纸匠人，他们被关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监狱里，受不了严刑拷打，招出了造纸工艺。

之后，阿拉伯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至于后来如何传入欧洲，这与阿拉伯帝国的庞大有关。说来也巧，大约都是在12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就如同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这个名称是以讹传讹，对此博主即将出笼的新作《数学与人类文明》有详解)那样，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沿逆时针方向绕过地中海(经中东、北非、西班牙)到达欧洲(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帝国是阿拉伯人的死对头)。

王羲之吃墨

朋友，你知道王羲之吗？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写过很多作品，最有名的是《兰亭集序》，他的儿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家，世人把他们合称“二王”。但是你知道王羲之还吃过墨吗？下面就听我娓娓道来吧！

一天中午，王羲之在练书法，书童端来了午饭，并催促王羲之趁热快点吃。

但是王羲之因为在练字，像是没听见似的，继续练字。书童没办法，只好请王羲之的妈妈过来喊他吃饭。

当王羲之的妈妈过来，看到满嘴黑漆漆的王羲之，很奇怪。又看他仍然手拿馒头，往墨水里沾了沾，看都不看直接送到嘴里，这时妈妈才知道王羲之吃墨了，顿时忍不住大笑起来，而王羲之看到妈妈哈哈大笑的样子，却不以为然的对妈妈说：“妈妈，今天的午饭真好吃呀！弄得妈妈哭笑不得。

王羲之看着哈哈大笑的妈妈，又看看自己手上剩下的馒头，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平时总是大大咧咧，做事三心二意，写字时要不就给一个笔画来个隐身术，要不就是把字写成“甲骨文”。

当我看完王羲之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学习王羲之专心致志的精神。以后我可千万不能这样，必须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件事。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叫做《美丽的中国我的中国梦》的书，这本书一共有13课，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文明永续”“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的历史课文和现在的环境保护问题，通过这些课文我学习了许多历史知识。

首先说下历史课文，当我看到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等的历史时，我为他们的才华横溢、道德思想而敬佩;当我看到神秘的巴蜀文字时，我在想像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当我看着这绵延的丝绸之路时，我在想像那是祖先的艰辛;当我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时，被它们的规模宏达所感叹;当我看到“鬼谷下山”和“吉庆有余”的图片时，对古人巧夺天工的手艺我心生佩服。青铜器述说着一段段千年的历史文化，书法展现着中国汉子的精髓。从古到今，有些历史也在渐渐被遗忘，所以传承和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

其次就是环境保护，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雾霾、沙尘暴侵袭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妈妈，正在遭受严重的污染，大多数都是认为的，我们常常能看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许多工厂随意的往河里排放污水，乱砍乱伐树木等都是污染大自然的罪魁祸首，地上经常见到一次性的筷子、饭盒、白色垃圾，这一切的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甚至夺走了许多人的宝贵生命，为了我们的中国梦我们要加强环保意识，多植树，努力拯救我们的世界。

我很喜欢这本书，我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来看看这本书，你能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知识，都来看看这本书吧!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都是把字写在竹简和丝帛上，由于承载的笨重和价格的昂贵，制约了文化的传播。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造纸术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蔡伦，东汉桂阳(今湖南郴州)人。他出身低微，很小就入宫做了太监，服侍汉和帝。蔡伦聪明勤奋，人又谨慎好学。平时他不喜欢和人交往，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思考。汉和帝即位后，蔡伦被提升为中常侍，出入宫廷内外，平时服侍皇帝，负责掌管文书，传达皇帝的命令。

当时许多外官经常和宦官结交，但是蔡伦却能坚守原则，并不随便与人交往，因此汉和帝更加信任他。蔡伦敢于指出和帝不对的地方，因此也很受和帝的器重，经常参与朝政。蔡伦是一个喜欢思考和有所发明的人，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蔡伦升任尚方令，负责掌管皇帝的手工作坊。

这个作坊是皇家的私人作坊，主要是为皇家服务。蔡伦在监管作坊期间，经常和匠人一起切磋制造器械的技术，由他监管制造的各类军械非常精良、锋利，被天下人赞叹。

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也开始逐渐显露。东汉以前，人们通常都用竹简和丝帛作为记载文字的工具，有些很长的奏章要用许多竹简，翻阅起来非常不方便，也难于随身携带，而用丝帛作为书写的载体，虽然方便，但是很昂贵，普通人家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费用。蔡伦平常喜欢读书，对于书简带来的种种不便深有感触，如何制造出一种轻便的、价格低廉的书写工具，成为蔡伦的一个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蔡伦翻阅了许多前人的资料。有一天，蔡伦看到宫女们在用蚕丝制造各种丝织品，从她们的制造过程中，蔡伦顿时有了灵感。

他连忙赶回去，和匠人们共同研究，把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混合在一起，捣碎弄烂，然后将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拌匀后晾干，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研究，蔡伦终于制造出了廉价和实用的纸张。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发明纸的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连同自己制造的第一张纸，一起奉献给汉和帝，请他过目。

汉和帝亲自试验后，非常满意，厚厚赏赐了蔡伦，并把制造纸的方法颁布天下，蔡伦的造纸术马上在各级社会阶层中传播开来，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喜爱。

为了赞颂蔡伦的杰出贡献，当时人们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从此蔡伦的名气越来越大。

垂钓，是一项独具魅力的娱乐活动，古往今来，不少名人乐此不疲。

✦ 说道古代钓鱼名人，当然是首推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已是流传千古。

晋人诗人陶渊明隐居时，垂纶养性，怡然自得。有一次，他得知好友郑次都钓鱼去了，便立即赶了去，拿起鱼竿垂钓，并赋诗曰：“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官究微。”

唐代大诗人李白喜欢钓鱼，他常“闲来垂钓碧溪上”。一次，他到安徽贵池游览，钓兴大发，坐在河畔江祖石上，垂纶碧流，潇洒脱俗，怡然自得。相传，著名的太白钓台正缘于此。

唐代诗人张志和被贬官隐退时，垂纶江湖之上，相传十年不归，自称为“烟波钓徒”，正如他在《渔歌子》中所流露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是位垂钓高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几笔，勾画出了一幅寒江独钓的画卷，表现出诗人浓厚的钓鱼兴趣，可谓是垂钓近痴的写照。

宋代的陆游晚年一直以垂钓、创作为乐，一生作钓鱼的诗词有七百多首。他是一位夜钓高手，时常“江边有月夜投竿”。陆游还谙熟傍晚和雨后钓鱼，有诗曰：“日落苔矶闲把久，雨余篷舵乱堆蓑。”

明太祖朱元璋爱好钓鱼，不过钓技太差。一次，他携才子解缙去钓鱼，可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一条鱼上钩，朱元璋面露愠色，解缙灵机一动，献了一首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钓抛云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顿使朱元璋由嗔转喜。

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是一位寄情烟波的钓客，从他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烟水孤篷足寄居，日常能办一餐桌。问渠勾当平生事，不弄纶竿便读书。”

清代乾隆皇帝爱好旅游和垂钓。他下江南时，曾先后在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钓过鱼。至今，瘦西湖中还留有乾隆皇帝的钓鱼台。

叶剑英元帅与钓鱼有着不解之缘，曾留下“轻波垂钓叟，昔日弄潮童”的名句。一九八三年，中国钓鱼协会成立，叶帅担任了协会名誉主席，为推动我国钓鱼运动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学良少年即贵，英俊非凡，一生风流，是女人堆里的香饽饽。他的口述史，自然少不了这一段段的风流往事。张氏对自己当年的风流手段很有些得意洋洋的味道，对自己身边朋友像顾维钧叶公超等的风流情事也多有提及。以下是他回顾自己与十一个情妇的情爱史。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这三个女朋友的丈夫，那一个比一个不用说了，他们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可是装傻。不是没地位，都是相当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说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样啊，我有势力，和权势这也有很大关系，我并不是仗着我权势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这也很有关系。还有我就不说了，我再说这个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离开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开课了，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我不说了。我告诉你这个，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十一个。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我说过吧，不是无名小辈啊。

我到上海的时候，我到人家里，她家请客。她给我写过一个纸条，我说过吗?纸条上写的：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给那个纸条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这是谁，这不能说，不能讲，这个人已经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给我父亲做部下。

她并不是个好人，是个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时我才十六岁嘛，有一天家里没人，她调戏我，所以我坏蛋就是从她身上学来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我这个表嫂呀，大家都给她起个外号，说她是连长。懂得么?她男朋友有一个连那么多。

我再给你讲一个，我这三个里头的一个，她的先生是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相当有钱。我跟他太太来往，他太太是中式女校的学生，上海一个女校的学生，我跟他太太来往。我专门讲“春儿”的故事了呵，他的太太陪着我玩，常常两个人开着汽车。

有这么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在客厅两个人衣服都脱了，两个人刚脱了，她跑了。她跟我讲啊，她说所谓的她丈夫，实际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发生关系了，她离不开他了。那么她就是她姐夫的外家，所以我就跟她俩玩，差不多就(发)生关系了嘛，她跑了。

(后来)她回来问我，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说?我这人很规矩啊，这个地方向来我不强迫女人的，以后我就不来往了，我就不找她了。

过了两年多了，她有一天上我这来，找我来了。她来了，我跟她开玩笑，我说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来的。她丈夫姓齐，我说你来你丈夫知道么?咱俩的事你跟你丈夫说过么?你丈夫呢?她说他让我来的。我说他让你来的，当然就可以公开了，没事了。

我就说这三个特别的，这个是她丈夫有点事求我，这个事情给他解决了，解决以后，她丈夫跟她俩来谢我了，我跟她丈夫开玩笑，我说你别谢了，你也有代价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个更奇怪了，另外一个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的，他看出来了，后来我和他太太发生关系了。她自己告诉我，她说他跟我讲啊，你跟小张两个人玩要小心啊，这个家伙靠不住的。她说我扑哧笑了。还有什么靠不住的，都已经发生关系了!

她丈夫差不多也知道，很奇怪的，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很奇怪，我打电话，她丈夫说你接电话吧，有你一个好朋友来电话。

我在电话里都听见了。

我给你讲一个真的故事，你不讲心理学，你就不知道这男人的事情，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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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篇名人故事，供欣赏，希望您能喜欢。

孔子小时候勤奋读书的故事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之所以能成为弟子三千、名扬四海的圣人，是和他小时候的刻苦勤奋分不开的，也正所谓是“天才来自勤奋”。

史书言，孔子的母亲在他刚刚三岁的时候，就教他读书识字，到四岁的时候，他已会念百余字了。

有一天，他的妈妈说：“昨天我教你的字会背了吗?”

孔丘说：“都记住了。”

妈妈说：“那好，明天一早我考考你。”

孔丘睡觉，是和哥哥在一起。这天晚上，他钻入被窝后对哥哥说：“哥哥，妈妈教给你的字都记住了吗?”

哥哥道：“都记住了。你呢?”

孔丘说：“一我已经练了多遍，也许都记住了，可又没有打握，明天一早娘要考我，若有不会的，娘一定非常伤心和难过。不行，我一定要起来再多练几遍。”

哥哥被他这种刻苦学习、孝顺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心疼地说：“天气凉了，别起来练了，就在我的肚子上写吧。我能觉出对错，也好对你写的做个检查!”

于是，小孔丘就在哥哥的胸口上写了起来。每写一字，就念出声来。可这声音越来越轻，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到了。哥哥验完他的最后一个字，听着他那均匀的呼吸，望着他甜中带笑的睡容，既心疼又爱怜地笑了。

第二天一早，在母亲考核时，他一遍通过。母亲惊喜道：“这孩子真神了，前天教了他那么多字，只过了一天，就如此滚瓜烂熟，将来准能干大事啊!”

孔丘望着母亲欣喜的面容，高兴地笑了。然而在这微笑中，却伴着两行泪水。

站在旁边的哥哥，深深地理解他，知道在他超人的天资背后，更多的则是弟弟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刻苦勤奋的汗水。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的刚正不阿】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同党，一点不讲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县份，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

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鄢音yān，懋音mào)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他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不肯放过的。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底，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为了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终于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到严嵩倒了台，鄢懋卿也被充军到外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

海瑞到了京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了。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跟一些道士们鬼混。一些朝臣谁也不敢说话。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大胆写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造成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他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全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又气又恨，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到海瑞的名声，跟明世宗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

后来，明世宗还是下命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直到明世宗死去，海瑞才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