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生活保障书面申请书(汇编2篇)

年复一年的辛勤耕作，换取子孙环绕和稍有盈余的晚年生活，靠土地和子女养老，似乎是千百年来农民的共同指望。然而，随着农村家庭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渐渐独守空房，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农村养老，问题频现。

对于农民来讲，目前有“三座大山”压得自己喘不过起来。儿子结婚所需的高额礼金已经沦为了“代际剥夺”手段，辛苦半辈子的积蓄因一场婚礼而消失殆尽;子女生孩子的照顾问题落在自己身上，在带大了子女之后，并不意味着可以歇息了;自己的养老问题如此堪忧，大部分子女都纷纷外出务工安家了，“空巢”后的自己还得自己照顾自己。这已经成为了农村之“痛”。

农村老年人该如何养老?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国家用实际行动在破冰农村养老问题，十年前启动了“新农保”政策，让农民们也可以领到“养老金”，这属破天荒头一次。但是每月几十上百元的养老金显然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老年人还得子女养老。但是，随着农村独生子女人群的增多，很多农村的80后、90后们却变着法子剥夺父母的财产，农村的“啃老族”同样存在，自己没有立业便成家，没有打拼出必备的生活基础，便向父母索取“高额彩礼”，“代际剥夺”成为了农村中老人的生存之痛。到老了，还能指望这些年轻时就剥夺父母财产的子女为其花钱养老么?

面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国家层面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的补助比例，各地方政府也应提高农民的养老资金拨付，让农民们不至于老无所养，深受养老金偏低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需要营造文明的乡风民俗，遏制农村不良的社会风气，绝对不能助长高额彩礼等代际剥夺之风蔓延。

而相较于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干预，更需要农村养老人才的支撑。多少年来，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成为了关注的重点，但是精神需求却长久地被忽视。在城市，有老年公寓、老年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养老中心等供城市老年人选择，大家可以在专业机构得到专业照顾。但是，在农村，这样的配套设施显然太过薄弱。只有提升农村养老的设施配套水平，引导社工专业人才到农村提供专业服务，才能够减少农村老年人因“空巢”而引发悲剧。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做客央视《遇见大咖》，从对员工的拳拳之心一直谈到企业的价值坚守。刘强东坦言：对员工好永远不能变，而企业的价值也在于真正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节目中，刘强东还谈到，只要把用户体验做好了，把成本效率做到极致了，盈利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他并不想人为地逼着团队挣钱，而是希望一切都是自然的。当记者提出将基层员工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以节约成本时，刘强东强调，这样的成本不允许节省，更直言：这是耻辱的。

以下为《遇见大咖》对话节选：

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国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定现金资助，以保证该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会保障制度。上海市近日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新标准。

上海市民政部门31日透露，将从4月1日起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将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790元调整提高到每人每月880元，每人每月增加90元，增幅11.39%。

据悉，本次调整的社会救助标准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殊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的收入标准和申请社会救助家庭中就业人员收入豁免标准。

在特殊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方面，上海市民政部门表示，重残无业人员、社会孤老残幼、三胞胎和司法老残等4类对象，从每人每月1030元调整提高到每人每月1150元，每人每月增加120元。散居归侨、历史老案纠错平反人员等8类对象，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150元至370元不等。

对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日常生活费标准从每人每月不低于103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150元。

对于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经济状况认定标准中，收入标准调整为：城乡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760元。其他标准仍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申请救助家庭中就业人员收入豁免标准，从每人每月835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70元。在经济状况认定时，对申请社会救助家庭中就业人员的收入，按照该标准予以豁免，进一步鼓励申请社会救助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解困。

相关阅读：

最低生活保障确定因素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该地区社会人均生活水平;

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

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该时段的物价指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与发布

1、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居民、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确定。

2、 设区的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县(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当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乡差别，分别确定、执行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