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观后感第一期精选20篇

越来越多的人缺少“坐冷板凳”读书的韧劲和毅力，越来越多的文化底蕴被模糊，经典背后的情感不被理解，失去了她的感染了和号召力。目前国人阅读量少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力量发出号召---多读书、读好书。

积学贵有恒。读书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自己，要少一些急功近利的目的性，要在读书中积累知识、提升自我，当你在埋怨没时间读书时，你的读书时间在浪费，当你的浏览各种八卦新闻时，你的读书时间在流逝。在工作和生活的空隙，要善于规划时间，善于利用时间，哪怕一天只读一小段，常时间的积累也是不容忽视的。要有“坐冷板凳”的毅力，鲁迅说自己“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要善于利用零星时间，坚持学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中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读书不是为了看完一本书，而是要将读书的过程作为一个深入思考问题的过程，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能启迪智慧，能使人思想厚重。

读书过程中要勤动笔墨，善于积累，在学习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心得，培养思考的能力，善于综合、分析、提炼，使思想厚重，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和能力水平。

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后人在读书中发散思考，总结经验，在实践中活用读书时习来的智慧，将读书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纸上谈兵”的赵括，致兵败国衰;“自幼熟读兵法”的马谡，信奉教条，败于街亭。

作为“两个一百年”建设的当代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用智慧的、奉献的青春书写祖国美好的未来。

在《朗读者》节目中，节目组和潘老特意选择的便是当年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写的那篇著名的檄文——《告全国民众书》。

节目组除了请来近十位清华校友与潘老共同朗读这篇血泪檄文，还邀请了十多位当年西南联大的清华老校友：91岁的音乐家茅沅、95岁的历史学者胡邦定、97岁的诗人郑敏、91岁的航天科学家林宗棠等等在场外一同朗诵。

老人们的总年龄加起来有1200岁，但当他们读起这一段“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时，依然像几十年前一样心潮澎湃，群情激愤。

是啊!没有国，哪有家?

潘老在节目中透露：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的他，差点死于日军的轰炸，最后全家成了难民。

他说：我们念书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回家。

《朗读者》以“家”为主题词，邀请到中国拳王邹市明一家四口与大家一起分享和“家”有关的故事。

邹市明夫妻带着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上台，主持人董卿形容这一家是“刚柔并济”。相比邹明轩的活泼，弟弟邹明皓则文静不少。看着弟弟发呆，董卿问皓皓想什么呢，哥哥机智回答“在想你漂亮不漂亮!”

在现场秀完恩爱后，一家人开始朗读起《我有多爱你》。虽然观众最终看到的录制效果相当完美，但在朗读完后却插播进了当时录制中出现的N多意外情况。

打断讲话、现场“斗殴”、完全“失控”……从来没有谁，能让主持了13届春晚的央视主持人董卿在自己的主场如此无可奈何。拳王邹市明带着妻子冉莹颖和两位可爱的小宝贝邹明轩、邹明皓，堪称组成了《朗读者》史上最“失控”的朗读团。然而两位精力旺盛的小“拳王”显然还没到对文字产生感情的年纪，游戏打闹才是他们目前最热爱的活动。

原本父母朗读，孩子配合表演的设计在小朋友们不断“抢戏”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游戏。连董卿都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失控的一次。”不过紧接着“失控”，董卿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也是让我们觉得最快乐的一次”。

一位镁光灯下的明星，很难把她跟山区女教师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低调地在广西山区支教，至今已坚持九年，每年都至少待一个月。

娱乐圈向来是是非之地，浮躁之气盛行，人人都想着如何成名，如何捞金。在这样的圈子，常常会迷失，身处其中的江一燕学会了一直抽离。

明星愿意把时间用到山区的贫困孩子身上，实属难能可贵;而一年年地回去支教，坚持近十年，可以说是“做着伟大的事情了”!

出爱者爱返，福往者福归。在奉献爱的同时，她也收获了孩子们满满的爱的回馈，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小江老师”。

在最近一期的《朗读者》节目中，江一燕朗读了《晶莹的泪珠》，感人至深!

2006年，因为拍一部文艺片，江一燕来到了特别贫困的广西山区。虽有思想准备，但当她到达实地后，还是傻眼了。每天爬山拍戏，大巴车开在悬崖一样的山路上。也正是这次经历，让她整个人突然被打开了，在这里感受到了孩子们的能量，“他们就像石头缝里的小草一样，一出生就要自己学会努力地去寻找阳光，而不是别人给予他”。

在大山里，她不施粉黛、素衣素颜，和留守的孩子们一起上课、游戏、洗漱、抱着吉他歌唱。

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有洁癖。可当她和山区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却仿佛忘了一切，细心体贴地照顾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导演陆川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的处女秀，就是朗读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这篇散文献给多年来关注自然、默默守护可可西里的人们。在陆川的朗读中，那只面对猎人枪口跪拜的藏羚羊并没能挽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却让猎人从此放下了猎枪。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陆川自认为是个“见光死”的人，在镜头前做任何事情都会情不自禁地紧张，在镜头后面看监视器，才会觉得舒服。距离拍摄电影《可可西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年在可可西里的那段经历成了陆川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不仅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更让他对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生和死的探讨

以天葬的仪式开场，以天葬的仪式结束，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影片《可可西里》已然将焦点锁定在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个生命神圣却又脆弱，无人区的奔波追逐，还有那些野蛮的放逐，让观众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无助，以及命运的无常。影片没有那种惩恶扬善的鲜明表达，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可可西里》上映，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荣誉，同年他还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它让陆川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电影不是《可可西里》，我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创作。拍完《可可西里》的时候，感觉对于生和死的探讨没有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儿。”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

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去年，陆川的动物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和观众见面，“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很多想法都改变了。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接触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我的改变很大。”陆川说。

1971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的陆川，2002年凭借自己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寻枪》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可可西里》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对于陆川而言，拍摄《可可西里》的那段日子让他难忘，花了两年时间在可可西里选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写剧本再拍。所有参与这部戏拍摄的剧组成员都存在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况，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国电影创作一部不一样的作品。

陆川的电影之路是从阅读小说开始的，尽管父亲、剧作家陆天明和姑姑、作家陆星儿对他直接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是，儿时的文学积累给他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陆川坦言，自己一直没有把电影当作一个职业来对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电影，去尝试不同的事儿。影评人和观众有时候会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我想通过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坏评判标准在那片土地上彻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从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陆川说，影片灵感来自有关藏羚羊、野牦牛被残酷猎杀的新闻报道，最终，那里的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深深打动了他。

直到今天，在陆川的记忆里，可可西里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名字虽然美丽，却是一个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是现实而残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无人区，危险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为贪婪去掠杀藏羚羊，有人可以因为5元钱残忍地做帮凶，好坏善恶、理想现实、震撼愤怒无奈，所有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纠缠博弈。

人类为什要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要残害这些藏羚羊呢?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自己的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里》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杂了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的尴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义行动的自愿巡山队成员，他对在冰上抓住的捕鱼的人罚款，现场开条子并从口袋里把公章拿出来盖章，他指示队员卖皮子，他不顾队员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个老板，似乎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

在这部电影里，刘栋作为巡山队员，被队长日泰呼来唤去左右驱使不但毫无怨言，同时他身上也显现着鲜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拿着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里，我们沿用多年简单明了的好坏评判标准彻底失效，好与坏可以在瞬间转换，一如生死。盗猎者为了生存而盗猎藏羚羊，而巡山队员为了给队友治病也卖羚羊皮。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恶人会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善。”陆川说，现实中，“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道德屈从于生存，那里的人们用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唯一一部参赛影片《可可西里》获得了评委特别奖。领奖台上，陆川落下了男儿泪。

生活中，陆川自认是个“泪点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欢流泪的场合是看电影，经常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来了，有时候在飞机上对着电脑泪流满面，弄得空姐一头雾水。

在可可西里，剧组所有人都身体不舒服。在《可可西里》的拍摄中，一次意外让陆川失去了一个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可在电影剪辑时他又狠心删掉了很多煽情的桥段，他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看过太多的生与死，感受过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陆川想要把人类生命的脆弱传递给观众。

为了拍《可可西里》，陆川多次跟随当地的巡山队员进入无人区巡逻，他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2003年8月，影片正式开拍，陆川率领剧组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

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

最近一段时间，《朗读者》火遍大江南北，堪称是文艺界的一股清流。每次节目都会选用一个主题词作为线索，嘉宾围绕主题词分享人生故事，朗读一段曾经打动自己，激励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文字。

无论是普通人的小确幸，还是名人们光鲜背后的辛酸，听到动情处，声声朗读总能让我们热泪盈眶……

朗读不仅可以打破孤独的高墙，还能帮助我们寻觅同频共振的心灵。如果感到孤独，就来听何老师朗读吧;如果想要热爱生活，就来听何老师朗读吧;如果想要怀念过往，也来听何老师朗读吧。也许到时你会发现，心中暗含千言万语，不如放声四海……

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每次她学习,我都是看书。很久不曾看过电视了。

现在，孩子放暑假了，我也跟着放松一下。前几日，叫上孩子一起看口碑还不错的《朗读者》。从电脑上找到了《朗读者》第6期。

说实话，董卿的外貌，我并不是多欣赏，尤其是现在又把脸整成那么一个尖下巴，每次看到这个明显是整过的小尖下巴，我都觉得把她的美又打了折扣。好在，董卿的才华弥补了这个人工缺陷。

这一期的主题词是“告别”。董卿的开场白，真的挺不错。

告别是主动的选择，有些时候告别是被动的承受，那我们如何面对告别呢?面对告别，最好的态度就是好好告别。

告别是一种心情，告别也是一种决定。南飞的大雁是对北方寒冷的告别;秋天的落叶是对炎热夏的告别；雨季是对干旱的告别;彩虹是对风雨的告别;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是对迷失的告别;“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豪迈的告别;每一次的告别，都有一个故事，或激情燃烧，或凄美动人，或惊心动魄。告别不是遗忘，而是转身，告别不是放弃，而是开始!

这么优美、深情、诗一般的语言一下子就抓住的我的心。

这一期邀请到的朗读者嘉宾，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有同感，而泪流满面的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我的女儿从小学升入初中，在小学时，曹文轩的作品她读了不少。每次只是给她买，或者图书馆借，但说实话，对曹文轩的作品，我读的不多，总觉得是写给小朋友的。象他写的《草房子》，我也读过，但印象并不深。

这次，董卿问他：你写的《草房子》里面的主人公桑桑，父亲桑乔背着他看病，这是真事么?

曹文轩:这其实就是写的少年经历。14岁时,我的脖子处有一肿块。父亲背着我,四处求医。父亲背进背出,我被多家医院判为不治之症。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后来我们去上海,一名老大夫非常有把握地说:这只是淋巴结核,会好的。父亲听到这个结论,再一次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虚拟的告别,却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死,理解了告别,理解了爱。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女儿也在一边说：“妈妈，他和你得过一样的病。”

是啊，2012年的那个端午节，我的脖子左侧发现了一肿块，当时，在洛阳多家医院，做过各种检查，被当地医生诊断为肿瘤。还按肿瘤进行了一次化疗，满头秀发掉成了光头，我也瘦到80来斤。

我当时痛苦，绝望，以为我年轻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以为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就要离开我不舍的亲人，就要离开我年仅8岁的女儿。那时候从医院回到家，我都要拉上先生，换上最漂亮的裙子，让先生给我拍照，录像，想为孩子多留些对于妈妈的记忆。

在洛阳化疗一次后，我们去北京，找同学，找朋友，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301医院，这两家国内顶级医院，在一周内得到确诊，我得的不是肿瘤，是淋巴结核，不用动手术，按时吃半年以上的药就会痊愈。天啊，不是肿瘤，那我还可以活着；并且不用手术，那我脖子处不会有疤痕，不影响夏天臭美，不影响脖子上戴项链！

是的，就是和曹文轩年少时得的病是一样的，是淋巴结核。所以，我理解他的心情，理解他父亲当年的心情，那时的泪流满面是重生后的狂喜。

我曾经说，即使演员演戏，也不会演得这么逼真。我当时的伤心绝望和后来的狂喜，真的无法表述。觉得到了地狱，又被拉回了平凡生活的地面。而原来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却原来是如此美好。

所以，这真象曹文轩所说，这是一场虚拟的告别，而不是真正的告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生了一场病，被误诊了，我并没有觉得不幸。相反，我觉得这是一场幸运，幸运的,生了一场病,渐渐意识到生命里曾经忽视的东西那么重要：

健康的身心

陪伴家人朋友的时光

穿透一切黑暗的太阳

雨后泛着青草味的空气

承载着万物的地球母亲。

愿我们的每一次告别，只是短暂的告别，我们还会再见，这就是幸福的生活！

《朗读者》定位为文化情感类节目，通过节目中嘉宾的朗读，让观众感受文学之美、声音之美和情感之美。

蒋雯丽分享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故事

从2002年开始，蒋雯丽已经做了十五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了，她说当初只是有这样一个愿望，想做一些好事、善事，结果一做就是这么多年。蒋雯丽与先生顾长卫合作的电影《最爱》就是以艾滋病感染者为背景，而片中就是找了这群感染者来拍摄。在《朗读者》访谈中，蒋雯丽谈起了电影拍摄时的幕后故事：她要求剧组工作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们同吃同住。值得一提的是，今晚在《朗读者》的现场将会出现神秘嘉宾，让蒋雯丽感动不已。

“同桌妈妈”16年陪读 儿子以朗读感恩母亲

除了蒋雯丽分享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故事外，另一位感动无数国人的“同桌妈妈”陶艳波也将和儿子杨乃斌一起走上《朗读者》的舞台。因为16年坚持陪伴患有听力障碍的儿子杨乃斌读书，“同桌妈妈”陶艳波曾获评“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从无法说出一个词汇，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杨乃斌16年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母亲陪伴，这中间历尽艰辛，旁人无法想象。不过，陶艳波从未有过怨言，她说，“教育乃斌是我一辈子的职责。这是一个母亲会做的，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只是坚持走的路比别人长一点。”

为了报答母亲的付出，在《朗读者》的舞台上，杨乃斌将朗读冰心的散文《不为什么》，“献给我的母亲，如果不是她16年的陪伴，可能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所有人都想要放弃的时候，只有她还一直坚持，一直鼓励我。”他还分享说，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想跟妈妈说一声谢谢，但是一直没有好的表达方式。杨乃斌还推荐听障孩子以朗读作为康复训练，“对于一些听障孩子来说，这样的朗读相当于一次康复训练，是有实质帮助的，我小时候也每天都朗读训练。朗读对于听障孩子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去年过完春节，我发现儿子迟迟不提启程的事。我对自己说：“这不是你所期盼的嘛。再说了，儿子平时多累呀，常常是几个月不能休息一天，还要经常熬夜，在家多歇歇也是应该的。”渐渐地，我又有了新的推测，是不是儿子在恋家呢。

当我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对儿子说：“歇够了，买票出发吧。”

天底下恐怕没有一个母亲不想让儿子在家多住些天，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呀！可是我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一定是不忍心说出要走的话，那就必须由我赶他出发。至今我都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敢面对儿子，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离开去做其它事情了。

今年过完春节，我帮儿子收拾行李的时候，他说：“妈，你先别收拾嘛，我可以再歇几天呀。”我还是背对着儿子说：“已经歇透了，该出发了。”

六年前的夏天，办完了母亲的丧事，还和往常一样，我和小妹坐着同一趟列车，将要回到自己的家。

这趟车在郑州总是要停很长时间，每次都是我要等到车开了才肯离开，小妹也就下来，我们俩站在站台上，离别前的几十分钟对我们来说是那么地宝贵。

这次，小妹紧跟着我也走了下来。我们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站台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仍旧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仍旧啜泣着，谁也不肯松开。我和小妹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但我们在各自的心里说着同样的话：“母亲没了，我们就没了家呀。”我们不敢盼望那些节假日了，因为从此我们的心空了，我们没有精神头了。脑海中不停地闪过那一幕又一幕，每每节假日还没到来，行囊已经打好，车票早已买好。手拉肩背一路小跑汇入那回家的人流中，旅途再怎么紧张，可这颗跳动的心是轻松愉快的呀！

以前我不相信迷信，经常劝她们不要去算卦。现在我相信了，很多事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才能解释。

我不是心理学者，我的说法也许不被朋友们认同。我觉得心里的一种感觉不像一件事那样具体，随着时间会模糊，会找不到踪影的，可是将近三十年了，那种感觉，那种滋味在我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淡化。那是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心莫名地揪得紧紧的，一种害怕和恐惧缠着我。那时候住着平房，家就在学校院里，夏天的夜里，星空是多么的美妙，可是从办公室走到家，我抬头看天上星星的时候，就想流泪，就有一种莫名的伤心。我常常想一个人躲到没人的地方，把想流的泪尽情地流个干净。直到几个月后，亲戚跑来送来父亲生病的消息，我悬着的那颗心才落回原位。事后我知道了，父亲在告诉我他要离开我们了。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去抓住这种感觉，为什么没有回到父亲身边亲眼看看他的身体有没有问题。

我们的母亲很了不起，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能让十来口人的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到了天国之后，还照样能保护我们。

出殡的头天晚上，狂风过后，暴雨就下了起来。盛夏的夜让我们冻得瑟瑟发抖，把母亲的衣服找出来穿在了身上。雨下个不停，时大时小，直到天亮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一家子帮忙的人一个个都打着雨伞过来了，三姐在灵棚前竖起一块儿转，并拱手作揖祈求老天爷将雨停下来，也没有管用。大概九点来钟，为母亲送行的亲戚也该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红彤彤的。两个小时后，母亲沿着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古老街道和乡亲们告别的时候，洋灰铺过的路面被雨水冲刷地干干净净。

下午，送走最后一个亲戚，我们坐在母亲生活过的屋里。就在这时，滂沱大雨又下了起来。那一定是母亲在挽留我们，就在这个曾经装满了我们欢声笑语的家里多停留一会儿吧，这里将成为我们的怀念！

接下来是为母亲烧七。二姐送走母亲后没有马上回北京，她和小女儿为母亲烧的三七。雨下得很大，地里非常泥泞。她们打着伞准备为母亲上香的时候，雨出奇地停了下来。她们没有马上离开，和母亲说说话，看着香即将燃完的时候，她们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当她们走出了母亲安息的那块儿地，走到了大路上的时候，雨又下了起来。

那年的八月十五，不知为什么，我和小妹还是回了老家。到家后也许我们才清醒过来，我们只能到那个地方去找母亲了，去和母亲说话了。我们打着雨伞上了哥的车，到了地边雨就停了。

要为母亲做三周年纪念了，她的弟媳带领着我们这些人，冒着酷暑为母亲扎房子和一切家具。我们都十分担心，到了那一天，这样暴晒的天气，怎么好意思让亲戚们往地里去呢？就在头天下午，记得是三点多钟，我们做好了准备，要去给母亲送汤的时候，天上飘来了云彩。云彩越飘越多，遮住了太阳，随后吹来了丝丝凉风。大门外面的人跑回去告诉家里正在忙碌的人们，天阴了，凉快了，出去看看吧。母亲的弟媳说：“看你娘照应得多好。”还是那样，直到第二天亲戚们都走了之后，太阳才出来。

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我们按照计划回家祭奠父母。远在北京的二姐总是比我们早回来几天，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次二姐到火车站接上我和小妹，我们先去看望病榻上躺了三年的嫂子。没想到正赶上嫂子病危，她的儿女说早饭午饭都吃的很好，半个小时前一切还正常呢。我们坐在嫂子的面前，虽然她呼吸困难，不能说话。但她用目光把自己想要说的话，想要交待的事都交待了。我们陪着嫂子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别人都说这太巧了，偏偏我们回去了，就赶上了。我觉得嫂子冥冥之中是在心疼我们，她不忍心我们再跑一次。嫂子也是在等我们，她知道孩子们太小，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需要我们为孩子们长胆撑腰，来陪伴他们，安抚他们。嫂子更知道，三年来哥为了给她看病护理，已经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只有我们才会陪着哥全力以赴为她办好后事。

当天下午远在长沙的大姐惦记着我和小妹的行程，2:42分她询问我们是否已经下车，已经到巩义了吧？我们下车后匆匆在赶路，没有看手机。到了侄女家，嫂子已经出现呼吸困难，亲人们都在场，难受，紧张，慌乱，一时忘了给大姐报平安。一个多小时的16:11分，我给大姐发了短信：“大姐，我们已经到家，嫂子现在很不好。”16:47分，二姐给大姐发了比较确切的短信：“姐，嫂子今晚准备回老家，就这两天。”

说来也巧，大姐的大儿媳妇春兰成天在外面跑，那天却刚好在家。接到信息，孝顺的儿媳妇不可能让72岁的大姐空着肚子去赶路，她一边给大姐做饭，一边通知胡滨赶快看票，只有高铁7:11分开车，大姐的大儿子胡滨赶到家是6:20分左右，从家到高铁站开车要40多分钟，这样算来，如果路上丝毫不耽误时间，可以跟上这趟高铁。事后大姐自豪地描述道：“当时下着雨，胡滨见空就往前跑，居然按预计的时间赶到车站了。滨去买票，我赶紧往前走。他买好票后追上我，拉着我一路小跑。我们到进站口已经开始检票了。”这一切让我想起了才女董卿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下着雨的长沙街道居然没有堵车，不按规则往前跑别人居然没有意见。大姐坐的那趟高铁准时在10:58分到达郑州，二儿子奇伟就等在那里。大姐说奇伟也顺利地接到了她，现在我想这点也值得记录，因为我曾经见过接站不顺利的情况。大姐到达巩义将近夜里1点钟。72岁的大姐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睡上一个晚上，因为接下来的几天将是怎样的累，她是知道的，再加上嫂子已经走了。大姐没有那样做，儿子即便是再心疼也不敢说一声。大姐仅仅是将红色棉袄换下来，就又出门了，到芝田老家是深夜1点半钟。

守夜是儿女们的事，嫂子只有一双儿女，即使加上孝顺的儿媳妇，人也还是太少了，再加上他们都太年轻。我们姐妹就排了班，和孩子们共同为嫂子守夜。我们不仅是在告慰嫂子，也是在安慰孩子，陪护孩子，支撑孩子。尤其是大姐，白天她要为管事人把关，告诉他们为嫂子看病已经花去很多，该节俭的地方一定要节俭。晚上她一定还要轮班为嫂子守夜，我们怎么劝都不行，她说再看还能看几天呀！

我们家的孩子们也都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他们要亲自送一送妗妗。小博很让我难忘，她的女儿将近三岁，平时晚上不是妈妈陪着睡，就是姥姥二姐陪着才能睡觉。小博让自己的老公给女儿撒个慌，连夜买票就赶回来了。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去世了，她平时为孙子做炸鸡自己从没舍得吃过，可孙子因为腿疼没有去火葬场送送奶奶，这个孙子已经是初中生了呀，更何况又不用徒步，我们都非常愤慨。小博从北京跑回来送的是她的妗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呀！可这是他们惦记的家呀，家里的一切事都和他们息息相关，一切都阻挡不了他们回家的脚步。

我怎么会写下这些东西呢？家所包含的东西那么多，难道只有这些刻骨铭心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家国天下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敬和学习!

——兹心

新一期的《朗读者》中董卿就邀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院士——潘际銮。

他是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学术权威，清华大学焊接专业的创始人。他参与解决了我国众多重大工程问题，我国第一条高铁、第一座自行建设的秦山核电站，都有他的功劳。他开创了高铁钢轨的焊接技术，为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他担任了秦山核电站的唯一焊接顾问，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高铁不仅遍布全国，更开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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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对于创新节目的要求，首先是从社会价值出发，但目前电视市场中沉得下心的文化节目却是稀缺资源。大型文化类节目《朗读者》的出现，正是在喧闹娱乐中的一股清流，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央视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任学安说：“《朗读者》的出现绝对不是孤立的，中国的电视节目太需要一档有文化价值的节目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朗读者》选用精美的文字，用最平实的情感来朗诵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朗读者》是董卿从主持人到制作人的转型之作，她坦言这档节目对她来说是一次难度极大的挑战，朗读的文章必然是温暖的，有态度的，具有的撞击灵魂的力量;嘉宾的标准更不是一般和娱乐节目的要求，“朗读者”要有丰富的阅历、动人的人生故事和真诚的情绪感染力。在已经结束的前几期《朗读者》录制中，很多参与嘉宾的动情朗读让全场震撼，斯琴高娃朗读贾平凹《写给母亲》，更是让董卿当场泪奔。“文字的背后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董卿希望《朗读者》能够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推动人心相互靠近。

2004年，导演陆川代表作《可可西里》上映，引起轰动，同年他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虽然可可西里的名字美丽，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现实而残忍。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

当陆川在《朗读者》回忆当时拍摄的情景时，对于本期的主题“眼泪”有着独到的见解，“我希望这个片子冷峻一些，看整个电影的时候觉得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泪。”究竟为什么对于眼泪的故事，陆川会如此的不同?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周末央视一套和央视三套黄金档联合播出的《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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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荧屏涌出一股清流，节目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参与者朗读或者背诵经典文本，以此唤醒受众心中对于往昔时光的美好记忆，以及回望曾经熟悉而今模糊的审美方式。这些节目是《见字如面》、《中华诗词大会》以及新近被关注的《朗读者》。

“朗读者”三个字，也是见字如面，是一个很清爽的词，似乎能看到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出现在面前，于喧嚣中放缓节奏，将那些字节从心灵深处放出，冲出唇齿，闯入听者的耳膜，最终走进对方心里，于是完成以心对心的沟通方式。

因为工作关系，看了这些节目，脑海里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电影，想起几部华语影片里的朗读片段。比如许鞍华十五年前拍摄的 《男人四十》，粤语版里，梅艳芳曾用广东话背诵了一段苏轼的 《前赤壁赋》，以此怀念男主角当年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情状。东坡先生的赤壁系列，本身就有大开大阖的豪迈气质，又透露些许壮士悲歌，导演用这段古文自然寓意张学友扮演的中年教师在不惑之年不得志的尴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而感情的出逃似乎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冒险。另一方面，这种朗诵也可见导演本人不让须眉的内心沟壑，她的电影出现豪放的古文就是她的趣味，被朗读出来更是她的情怀。所以，今年她的抗战题材电影 《明月几时有》 预告片，开头就是周迅特有的低回嗓音朗诵了茅盾先生的散文 《黄昏》，画面配音相得益彰。

娄烨有一部文艺片直接取名郁达夫的名篇，就叫 《春风沉醉的夜晚》，片中有人物在情爱间隙朗读这篇文章的段落，文中的“乱走”恰好也与角色的迷乱、边缘的状态吻合。这一段朗读用得虽然刻意，但确实很是娄烨的味道。

还有徐静蕾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茨威格的短篇小说，将故事放在了民国时期。看过原著的读者或许不会太满意，好在片中还保留了一部分“见字如面”的情节，就是姜文扮演的风流作家在深夜挑灯夜读这个打死也想不起来的女人的来信，有些台词来自原著，比如“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啊，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错过已是一重悲剧，错爱则再加一重，电影里最让人动情唏嘘的部分就是被念出来的部分。

这是我还能记得的“朗读者”情节。它们并非电影原创，全都是被作者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在被胶片影像化之前就已经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被传播，但很显然我们已经不在那个从前慢，车马慢、一个人只爱一生的时代。什么文字被朗读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被朗读，几乎成为一个不可预期的邂逅。撞见了说原来你还在这里，撞不见就进入黑屏模式了。这么想，也确实蛮伤感的。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让孩子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

不读书就像没有吃饱饭一样，精神上是饥饿的。读书让人学会思考，让人能够沉静下来，享受一种灵魂深处的愉悦。——董卿

在父母的影响下，董卿从小就培养了阅读习惯，工作后的她更加热爱读书，不仅接二连三去大学深造，而且坚持每天阅读一个小时，雷打不动。

董卿酷爱读书是出了名的，被人发现了多次，有路人坐飞机遇到她说她全程在读书，2014年她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又有留学生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

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董卿在谈到自己的阅读体验时，说自己一直保持着每天睡前读一个小时书的习惯，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就在于“卧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电子产品，安静静地看会儿就可以睡觉了。”

我非常认同董卿创办这个节目的初衷，我很微小的做过《言情录》这个节目，当时的目的，也是希望倡议“诗意的说人话”。至于董卿，相信她经过了央视这么多年的沉淀，以她一姐的地位，很难有让她心动的尝试。正如同崔永元，辞职，公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未必，会取到早年的节目成绩。但是于内心，他一定是满足的。正如同罗永浩说过：“做锤子科技的四年半，虽然是他遭遇最大的商业危机，却是他最快乐的四年半”。比起朱军的安逸和央视现在一些不知所云水准的青年主持人，董卿的这种尝试，是极为了不起的挑战。

青春的时候，你依靠的努力，得到了一些社会地位和认可，当你名气在身，你就应该思考，如何去为新的青年，和小到行业，大到时代和国家做些什么。

这才是一个有为青年的血性和灵魂，这才是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里的少年。

与此来说，董卿，也算得上是一个灵魂有趣的人。

只是我仍然想说，节目的创意是好的。但是在内容，还是需要很多的改良。比如董卿本身，在主持的腔调上，要更为放下她曾经主播的状态。我曾经说过大不敬的话，就是播音专业的学生，会在积累专业技巧的同时，剥夺自然的情感表达感觉。这是中国播音学最大的病灶。我并不反对播音练习的技巧，和口齿清晰。但是情感的真实，自然，始终是说话，最好的方式。比较而言，濮存昕作为老一辈的话剧名家，以他岁月的沉淀，和对人生的领悟，在朗读时，就多出更多长辈在身边读书的感觉。

至于那些素人，虽然有很多励志和社会辐射效应，但是朗读水准实在太低，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你选择了社会新闻性，就会失去专业性。如果不考究这个问题，节目的人文影响力，就会大过节目本身的质量。比起《见字如面》明星效应的朗读，《朗读者》目前的尝试，仍然属于稚嫩的。

《朗读者》带给观众的感受，无论是企业家、世界小姐、大明星、大学者、医生和普通人，他们虽各有身份之别、建树之差，但都有着同样浓度的性情之真。一对平凡的夫妇上台念情诗，丈夫为妻子的愿望种下满谷鲜花，更让人击节赞叹的是丈夫遇到妻子后的所有荒唐举动。妻子说，如果当年我有一万个结婚对象可以选择，他也只排在一万名之外，却被丈夫先通知了所有亲朋好友结婚的消息，收了礼金后再求婚的破釜沉舟之势反攻，妻子说更打动人的是那一往无前的勇气。从此一生，丈夫偕着妻子，以开阔的胸襟践行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谚。

濮存昕带来的散文与故事，属于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弱小的、不名一文的孩子。“我小时候有绰号濮瘸子，直到小学三年级还踮着脚走路。”鲜为人知的往事里，是一位名叫“荣国威”的大夫，医好了孩子的腿，也救赎了一颗幼小的、自卑的心。所以，当濮存昕从老舍散文里遇见那个改变作家的宗月大师，“便如同看见了改变我生命轨迹的荣医生，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濮存昕”。墙外是炮火隆隆，围墙内有人生的初啼，这是无国界医生蒋励的真实经历。太多战争中降临的“生”给“死”带去希望，她朗读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扬》，“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永远被禁止……”

96岁高龄的翻译大家许渊冲译作等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牡丹亭》……他荣获过国际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然而舞台上直指人心的是当念及生平翻译的第一首诗，林徽因怀念徐志摩的一抔深情，瞬间令这位老人泪盈而泣，在舞台上抽噎。由此可知，许渊冲先生能够在翻译上不止步于“美”，更追求“真”的心性源头。

最近，一档名为《朗读者》的节目成为了荧幕上的新星。它采取情感座谈、舞台式朗读等方式，通过名人效应、舞台音乐效果、朗读内容等的完美融合，并在线下设立“朗读亭”，形成二次传播，打造了极好的节目效果，并获得了广泛好评。

像《朗读者》这样以经典文化感染人的节目不在少数，而且每一档这样的节目往往都能获得社会极大的认可，例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听写大会》《见字如面》等等。诚然，这些节目的确是当下鱼龙混杂的荧屏节目中的一股清流，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也不失为一剂良药。但在这些荧光灯的渲染下，在朗读者情感流露的动作里、在音乐声的烘托中，真正属于文学的部分却被一再地压缩。换句话问，《朗读者》带来的真是文学吗?

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茨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出——电视不能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他认为，“一切试图用电视来提高文化素养的行为都是妄想”。他提出，电视带给我们的是不可避免的娱乐性。电视不断切换着画面、不断改变着声音、滚动播放着世界各地的新闻，试图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这种不间断却不连续的方式，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刺激着我们的感官，却让我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有一句话我十分赞同——媒介的表现形式越丰富，人的参与感便越低。这话一听好似悖论，但是认真思考却发现的确是那么回事。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在书中读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时，浮现在你脑海中的孙悟空形象肯定是各式各样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一旦你在电视上观看了《西游记》，那么在你脑海里的孙悟空形象便就此固定下来了。两者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就在于你作为受众的参与度降低了。简单来说，读一本书，你需要揣摩、体味、咀嚼;而看一个节目，你只需要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手上抱着一袋薯片。这两者哪种才能真正领略到文学，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朗读者》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在用经典文学之美打动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表演和娱乐的成分。虽然经典的文学加上恰如其分的故事、配之以动人的旋律，的确能带来感官上极大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但是每每想到，当翻开一篇文章，品味到的不是朴素的文字，感悟到的不是每个人不同的心得，而是电视中所传递千篇一律的感情，这何尝不是对文学的误解呢?文学从来不属于一个人，而是每个人;在对文学的理解中，应该有不同，却不应该有对错。

《朗读者》这类节目虽好，但是我们也应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它鼓励的不是让大家多去看这类节目，而是鼓励大家在感受到文化之美后，能自发地翻开书籍，全身心地投入阅读。

“朗读者”第八期“勇气”，汪明荃和罗家英恩爱朗诵冯骥才《老夫老妻》。

罗：他俩又吵架了。年近七十的老夫老妻，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四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架，谁也记不得吵了多少次。但他俩仿佛两杯水倒在一起，吵架就像在这水面上划道儿，无论划得多深，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

汪：“离婚!马上离婚!”

这是他俩还都年轻时，每次吵架吵到高潮，她必喊出来的一句话。今天又喊出来，可见她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罗：同样的怒火也在老头儿的心里翻腾着，只见他嘴里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从嘴里不断发出声音，一边急速而无目的地在屋子中间转着圈，猛拉开门跑出去，还使劲地带上门，好象从此一去再不回来了。

罗：她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大概快十点钟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老头儿仍不见。她的两脚在雪里冻得生疼，膝盖更疼，只有先回去，看看老头儿是否已经回家了。

汪：快到家时，她远远看见自己家的灯亮着，灯光射出，有两块橘黄色窗形的光投落在屋外的雪地上。

她的心怦地一跳：“是不是老头儿回来了?”

她走上台阶打开楼门。当将要推开屋门时，她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愿我的老头儿就在屋里!”

这心情只有在他们五十年前约会的时候才有过。

罗：屋门推开了，啊!老头儿正坐在桌前抽烟。

炉火显然给老头儿捅过，呼呼烧得正旺。她还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老头儿跟前，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自然是斟给她的……

老头儿见她进来，抬起眼看她一下，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

汪：在这眼皮一抬一垂之间，闪出一种羞涩的、发窘、歉意的目光。

这目光给她一种说不出的慰安。

她站着，好像忽然想到什么，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热菜热饭，还煎上两个鸡蛋……

本周末，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将以“眼泪”为主题词，邀请到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导演陆川、冻土科学家张鲁新、粉红丝带志愿服务队创始人张家敏、丁一舟夫妇等嘉宾，感受可贵的真心和美好的情感。

当陆川在《朗读者》回忆当时拍摄的情景时，对于本期的主题“眼泪”有着独到的见解，“我希望这个片子冷峻一些，看整个电影的时候觉得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泪。”究竟为什么对于眼泪的故事，陆川会如此的不同?

2004年，导演陆川代表作《可可西里》上映，引起轰动，同年他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虽然可可西里的名字美丽，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现实而残忍。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

斯琴高娃14岁登台，纵横影坛50多年。从雍容大气的西北老太太、底层小人物的党员二楞妈到康熙皇帝背后贤德的孝庄皇后，无数身份地位迥异的母亲角色被斯琴高娃演绎出“一人千面”的境界。

完美的荧屏形象与淋漓尽致的演技征服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无不让人看后拍手称赞。其实在她的心中，母亲对她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戏中我演了这么多母亲的眼泪，其实都来源于戏外我母亲的眼泪，所以我演绎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我妈妈的影子。”斯琴高娃说道。

周六晚上，准时与《朗读者》相约。

昨晚八时零五分，伴随着青年钢琴家吴牧野悦耳动听的钢琴声，央视一套主持人董卿身着一套干练的白色职业装向观众款款走来，拉开了《朗读者》第十一期的序幕。这一期的主题词是“那一天”。

董卿的开场白是“那一天，一定是让你难忘的一天，也许是金榜题名时，也许是洞房花烛夜，也许是19世纪的某一天，左拉、雨果、巴尔扎克，在左岸咖啡馆构思着传世之作，也许是阿姆斯特朗自身的一小步，代表着人类的一大步，被载入史册。如果说时光的藤蔓攀爬着光阴的故事，那一天，一定是千回百转的一枝，今天就让我们和一位又一位朗读者一起来回顾那一天。”

在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想象力，所以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第一位朗读者，他的想象力一定是超乎寻常的，他也把我们中国的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准，他的六部长篇科幻小说和三十多篇短篇科幻小说共计四百多万字，都创作于一个偏僻的小城。刘慈欣朗读的是史蒂夫·霍金的《时间简史》中的片段。谨以此篇，献给把他带上科幻之路的阿瑟·克拉克。

我们常说时间留不住，但是总有一些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被摄影师用他们的镜头定格下来。中国照相馆，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称得上是中华老字号。接下来的这位朗读者，就是中国照相馆的特技摄影师姚建中。1947年10月12日那天，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王起洪、吴文霞夫妇这对夫妇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他们俩结婚的日子。他们走进中国照相馆，而后每隔五年，夫妻俩都会去中国照相馆拍一张结婚纪念照，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1947年10月12日的那张结婚照，是姚建中的父亲拍的，2007年之后的照片，都由姚建中来拍摄，今年是王起洪（93岁）、吴文霞（88岁）夫妇这对夫妻结婚七十周年，已经牵手走过白金婚。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为了那一天，中国人等了一百五十年，所以当米字旗缓缓降下，当五星红旗在香港的上空冉冉升起，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齐发，那一天，所有中国人的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接下来这位朗读者，那天就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作为外交官，他见证了外交世界的风云变幻、暗潮涌动，他就是安文彬。他朗读的是革命先烈方志敏用血和泪写出的一篇文章《可爱的中国》，献给二十年前的那一天——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金士杰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演员，被人们称为老戏骨，台湾有媒体评论他说虽然入行晚，但是能够震动江湖，在他六十五年的人生岁月里，一定有许许多多难忘的时刻，但是他却用奇幻来形容那一天，是怎样的一天呢？就是2011年5月，他的龙凤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他六十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胎孩子，他朗读的是《相约星期二》，献给他两个可爱的孩子。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描绘的是梅花清雅香逸的形态，接下来的这位朗读者，不仅她的名字暗合着这首诗，而且在她身上，她的性格也颇有一些梅花不畏严寒的倔强劲儿，江疏影朗读的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唯一的作品，也是经典小说《飘》，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并不想索然无味过一生的自己和人们。

1984年11月20日的那一天，一个由科学家、军人、建筑工人、记者等五百九十一人组成的南极科考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南极，他们将要在南极建设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而那样的一支庞大的科考队的领队叫郭琨。到目前为止，我国建成的四座南极科考站中，有两座是他亲自率队指挥建设而成的。可以说他经历过暴虐的环境，经历过与死神的擦肩，接下来有请科学家，南极考察站长城站站长郭琨（82岁），他们几乎是斜穿了太平洋，而后到达了世界上最南端的一个国家阿根廷，稍作补给之后，再开往南极的乔治王岛，这一路，穿越五个风带，两个季节，十三个时区，大家伙编了一个顺口溜：“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的暖季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那时留给我们科考队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了，他们却仅用四十天的时间建成了长城站，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神话。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南极乔治王岛到现在，南极科考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一代又一代的南极科考人员把足迹留在了那样一个充满科学之谜、冰封雪埋的世界里，虽然那一天已成为过去，但是那几代人愿意为了科学，为了国家，为了人类，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精神，值得永远被铭记。

首期节目的主题是“遇见”，董卿是这样阐释这个选题的：“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

什么是生活中的遇见呢？

遇见某个人，你的命运会因他改变。

年少时期的濮存晰是一位残疾少年，从小在同学们不理解和排挤的眼光中长大。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医生，不仅获得了站立的权利，命运也从此发生了转变。

时过境迁，濮存昕仍然铭记着医生的恩情：“我的一生中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但是这位医生永远是第一个真正帮助我改变命运的人。”

谁是第一个改变你命运的人呢？是年少时循循善诱的老师，还是危险时仗义出手的陌生人？

遇见父母或子女，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

联想总裁柳传志在报考飞行员失败后非常难过，他的父亲曾这样鼓励他：“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我的好孩子。”

光阴荏苒，柳传志在儿子的婚礼上再次讲出了这句话，这是真正的血脉传承，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最大的期许。

那妈妈对女儿呢？首位华人世界小姐张梓琳在2017年遇见了自己的女儿，初为人母的她坦言抱着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内心软软的”。也许女人都是这样，一旦当了母亲，内心最柔软和最坚强的部分便都给了子女，从此有了牵挂，也有了盔甲。

她们对子女的爱，正如张梓琳朗诵的《愿你慢慢长大》一文中所写的，“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如今，你正在被父母怎样目送着？而未来，又会目送着谁呢？

遇见对的人，就是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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