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大渡河的长征历史典故【汇总19篇】

长征虽然结束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没有结束，在红军战士们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下，中国革命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回首长征，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使红军领导人带领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

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是的，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使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涌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矗木黄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近八十天的艰苦转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了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胜利会师。

此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万分喜悦，为了成功和同志相会而兴高采烈。随后，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

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1936年5月，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之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顺利通过了大凉山的彝民区以后，红军的先头部队，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了一百六十里路，来到了离大渡河只有十几里的安顺场地区，准备强渡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如果渡河失败，红军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军队——由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就没能及时渡河成功，被清军压进大渡河边的深山里，最后在峡谷里，被清朝军队包围和消灭了。

蒋介石发现红军也要走这条路时，十分高兴。同样的五月天，是山洪暴发十分频繁的时段;同样的行军路线和渡河方向;同样的渡口;同样有几倍的兵力在围追堵截……历史惊人地相似，让蒋介石认定红军将是第二个石达开部队，必定失败。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时机。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

他们飞速行军，与彝民区的群众打好关系，于是，先头部队由当地的彝族人带路通过狭(xiá)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指挥员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渡船正拴(shuān)在河边，还没有被敌人毁坏。

指挥员十分高兴，趁着夜色，叫醒了沉睡中的红军战士，率领部队急速奔向了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当时有两个连的敌兵在把守，除了那只渡船，其他的都已经被毁坏了。敌人为什么会给红军留下一条船呢?

原来，安顺场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驻守，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知道红军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

他毫不担心地告诉士兵：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

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既然来到了安顺场，他就要去探亲访友，于是就留下了一条船。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

当红军出现在安顺场时，那位团长正在同亲友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大渡河边，惊讶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大呼：“不可能!”

大渡河的下游有敌兵两个团，上游的沪定城有敌兵三个团。这里两岸都是高山，河宽三百米，水深二十米。加上当时是五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

河底礁(jiāo)石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被冲走或撞伤，根本无法架桥。所以要想过大渡河，只能靠渡船了。

指挥员反复思量过后，决定由一营完成强渡大渡河的任务。营长孙继先决定从营中的二连选派战士，但五个连的红军纷纷请战，争着请求乘唯一的一条船过河，去把对岸的船拖过来。

经过选拔，孙继先宣布了由十六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的名单。这16名勇士跨出队伍排成一排，脸上是十分坚毅的神情。

孙继先拍拍其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鼓励他们奋勇向前。正在这时，队伍中又跨出一名战士。营长一看，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

“万清，有什么事?”孙继先见陈万清哭丧着脸，就问他。

陈万清跑步来到营长面前：“营长，我也要参加突击队!”

“你别着急，慢慢说。”

“跟着部队这么久，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突击行动，不行!我也要参加!”陈万清把脸一抹，十分坚持的样子。

营长一时没有说话。

陈万清见营长犹豫着，赶紧又说：“营长，我身强力壮，水性又好，您就让我去吧!”

营长被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了，批准他的要求。陈万清高兴得直跳，飞快地站到突击队的队列中。

十七名勇士，怀揣着十七颗火热的心。营长给他们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大刀，叮嘱他们一定要小心。

1935年5月25日，由二连连长兼突击队长熊尚林，带领十七名勇士开始强渡大渡河。因为只有一只渡船，熊尚林对勇士们说：“红军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坚决消灭对岸的敌人!”

同时，为了掩护渡船过江，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阵地。团长杨得志下令大炮、机枪、步枪一起向对岸的敌人开火。

当时红军只有一门大炮，而且没有几发炮弹。被称为“神炮手”的红军战士赵章成大显身手，只用两发炮弹就把对岸敌人的碉(diāo)堡炸飞了。

渡船开始过江。滚滚的江水，把载着红军战士的小船一会儿推向浪尖，一会儿又抛到谷底。江水怒吼着，敌人的枪炮也怒吼着，战士们的耳中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在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渡过河去!

敌人的枪弹炮弹落在小船周围，形成一道又一道水上火网，掀起巨大的波浪。

船颠簸得很厉害，随时有翻船的危险。在南岸观战的将士个个屏(bǐnɡ)住呼吸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突然，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了，船身一阵倾斜，船上的战士们用力撑着，船才没翻。

又一阵子弹打上了小船，一个战士手臂负伤了，使不出力量，渡船一下子向下游滑下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岸上的战士们顾不上惊叫，一个劲儿地呐(nà)喊着。

只见船上的红军沉着应战：有的用竹蒿(ɡāo)使劲撑着;有的干脆下水用后背拼命顶着船;还有的用手撑着岩石……经过一番努力，小船才又继续前进。

在战士们的英勇抗争下，终于，离对岸只有五、六米了。敌人像疯了一样，火力都集中到了小船，还有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冲出来，到渡口拦截。

在这关键的时刻，南岸红军的大炮和机枪猛烈地开火了，在火力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跳下船，冲上对岸。只见十几米高的峭壁矗(chù)立在岸边，只有一道口子修着石阶，向上直通到敌人的碉堡。

突击队员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上峭壁。架起了自己的机关枪，一阵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敌人的碉堡被红军战士拿下了。逃跑的敌人退到下一道防线，渡口是红军的了!

控制了两岸之后，渡船飞快地返回南岸，还拖回另外两只船。营长孙继先立即带领第二批突击队员迅速过江，保护渡口安全。就这样，几天时间，红一团的人马全部过了河。

红军主力赶到了，这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风高浪大时，运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按这个速度，只凭这几条小船，要把全军人马和给(jǐ)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安顺场渡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攻占敌人驻守着的泸定桥。另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也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天宝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早期的藏族党员之一。在四川省，在藏民们心中，天宝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小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党坝乡，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党坝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里去当喇嘛，用藏语说叫“扎巴”。桑吉悦希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的东南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都在森林和草原的包围之下，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当地的乡民也很少走出去，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全院没有活佛，只有二十二个喇嘛，像桑吉这样的小喇嘛每天就跟着老喇嘛学习藏文，早晚念诵佛经。

如果不是红军来到了党坝乡，桑吉也许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当地乡民一样，在那个小寺院里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驻扎下来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这在当地藏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头圆脑

——灭族灭教

——共产共妻

……

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在乡民中散布的谣言，在藏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有很深的误会，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桑吉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怕他小小年纪会遭到迫害，还是让他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凶恶。这一比较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的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反而很和善，不进寺院，也不毁坏民房。尽管言语不通，但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谈，对藏民的态度十分友好，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无法过活的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就悄悄地摸下山，慢慢地试着和红军接触。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

渐渐地，红军队伍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先前藏起来的藏民都回到村庄，他们和红军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看到红军战士辛劳，他们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还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们都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神气的军装。十八岁的桑吉也动了心。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迫切地报了名。

在当地，喇嘛参军的先例并不多，多得是被强迫抓去当壮丁的人，桑吉的主动参军使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纷纷要求加入。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得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一年的冬天，红军在当地建立起丹居藏民独立师。

这个独立师原来是当地头人的武装。用来管束当地藏民，进行治安防卫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在考虑过后，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从红军队伍中派出了许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此后不久，由于桑吉任务完成出色，就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的同志多是藏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大多数人都能百步穿杨。他们的任务是替全军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来袭。警戒范围非常广阔，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政治部长，桑吉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做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刚到营地，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又要出发，跟着政委和师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了。他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的。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五斤粮食。但草地不产粮食，居民少，劳动力也少，加上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可急坏了桑吉。他带着队员们到处筹粮，挨家挨户地询问，不遗余力地宣传，见人就说：“红军是百姓的军队，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么好的队伍到哪儿去找啊!”

“兄弟，红军是咱们穷人的保护神，咱们可不能让红军空着肚子上战场啊!”

“不是红军打倒坏头人，咱们早都饿死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咱们藏民最知恩图报，乡亲们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劝导，一些寺院把寺里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拿去吧，是红军救了咱们大家埃”

“希望红军打个大胜仗!”

这些宝贵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长征，使许多战士支持着走出了草地，走向了长征最终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个民族同胞的帮助，这份恩情，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不能也不会忘怀。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桑吉悦希由于工作出众，又有文化，就被任命为班长。

那个时候，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共产党的领导们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骨干，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给学生们讲解各方面的知识。基本能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泽东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学员被他深入浅出、精彩异常的讲述吸引住了。课堂上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刚一下课，学生们就自动列队欢送。

看到少数民族学员们围拢过

来，毛泽东把烟一点，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同志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有几位还抢着说出自己的学习心得。毛泽东一边微笑着听一边往前走，不住地点头。

走到桑吉面前，毛泽东忽然停了下来，校领导赶快介绍：“这是一位藏族同志。现在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我都比不得喽!”

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党中央领导就站在自己面前，还亲切地同自己说话，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通红。见此情况，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我叫桑吉悦希!”桑吉大声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是很有讲究的。”

桑吉有点害羞，抚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泽东一听，笑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天，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埃”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的意思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就一起鼓掌，连声叫好。桑吉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的军民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像天宝这样的少数民族好战士有许多许多，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存在，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结束，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受到更加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开始阶段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甚至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看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战士们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次惨败让许多有识之士警醒，他们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会失败?以后的仗要怎样打?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让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紧张起来。当时，中央红军后有追兵，左右两边又有堵截，湘江横在眼前，及时抢渡是大部队转移唯一的选择。

11月21日，防守湘江沿线的国民党兵不敢与红军硬碰硬，以兵力不足为借口，撤走了原本驻扎在湘江防线的部队，使蒋介石计划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缺口。这是天赐良机，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此一举，但中央红军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就于二十七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的驻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这个渡口就无人把守。

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而此时，中央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远的地区，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过江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不用顶着枪林弹雨渡河。剩下的工作就是争取时间，在敌人的守军还没来之前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红军的行军速度一直都很快，怎么这一次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突围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整个兵工厂都拆卸下来，绑成担子。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马匹上，比如大炮、印钞机、文件档案，都带上了，就连工厂里的机器也不例外。

一门大炮拆卸以后就要八个人抬着走。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工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山道上了。

而当敌人摸清红军是要转移到湘西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采取硬碰硬、死拼的办法对付敌人，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术。这样一边打一边走，还带着大量的负担，使红军每天行军的速度跟蜗牛一样。

11月 26日，走了八公里;

11月 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六公里;11月28日，军委纵队不得不改变计划，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二十八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军委纵队命令，红军战士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三十二公里。

足足用了四天时间，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湘江岸边，准备开始渡江。遗憾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的湘军和桂军也赶到了。敌人的部队蜂拥而至，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湘江即使到了深秋，水势仍然很盛，风景如画的湘江沿岸，忙着渡江的红军战士坚守在两岸的渡口上，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渡江，他们丝毫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在此时，白云之间忽然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在滚滚奔流的江上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和能力。

有恃(shì)无恐的敌机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树梢飞行。刚到江心的战士们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我们的红军战士。

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成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卫中央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武器装备简单的红军，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和炮弹，那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是十分残酷的。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硬是用身体阻挡了敌人两天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好像永无止境，红军战士心中的信念却比轰轰来袭的爆炸声更加坚定，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2月月1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战况进行到了最艰巨的时刻。敌人不再用重炮和飞机等重武器，而是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红军队伍。这是面对面的厮(sī)杀，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是意志力与精神力的较量。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再重要，双方拼的是勇气，是信念!不管敌人带着多么先进的武器冲上来，红军战士硬是用刺刀，用自制的手榴弹挡回去。

敌人的一个连被打退了，又冲上来一个营。

一个反动派冲过了防线，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迎上去，给敌人迎头痛击。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向前进攻，就有红军战士以身体作掩护，让战友们得以打退敌人。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艰难，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湘江两岸洒下了千千万万红军的鲜血，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12月1日下午五点钟，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战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都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有三分之二的战士都在这一役中丧生;第三十四师在战斗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拼尽全力，直到弹尽粮绝，除个别战士受重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

出发时，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八万多人。但渡江之后，仅剩下三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

望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和江上漂浮着的烈士尸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位中央红军领导的心情都异常沉痛。许多成功渡过江来的战士都痛哭流涕(t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被狂轰滥(làn)炸之后的湘江，天空中浓烟滚滚，雾气笼罩，朵朵乌云浮在低空，使硝烟弥漫的江上更加压抑。原本碧清的湘江水已成了血色，秋风吹过，荡开红色的涟漪(lián yī)，满目都是尸体、行李、破碎的枪支和衣物，场面沉闷而悲壮。

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后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许多领导人都因此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中央领导们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

这场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以及要求更换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使红军革命的方向有了向正确路线扭转的条件。

湘江之战中没有个人英雄，因为全体参加了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都是英雄。他们凭借着极其简陋的武器和还没有修筑完成的工事，互相掩护，用生命的代价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用忘我的厮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用血的付出敲响了人们心中的警钟，是血色湘江之上最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集体英雄!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就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取得娄山关之战的胜利之后。那么娄山关战役是怎样得胜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红军主力第二次过了赤水河，奉中央领导的命令，要在桐梓县，娄山关，遵义城沿线打几场漂亮仗，给蒋介石点颜色瞧瞧。

当时，除了挡在前方，根本不被我们放在眼中的王家烈部队之外，还有自出发时就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猛追的周浑元。在战士们眼中，周浑元也是小菜一碟。他跟在红军身后，除了摸不清情况地乱追之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消灭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个口号每天都挂在战士们的嘴上。

二渡赤水河后，二郎滩战斗也取得了胜利，离遵义近了，战士们干劲十足，恨不能立刻就进了遵义县城。

沿途的百姓们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红军的到来。乡亲们实在被国民党折腾得不像样，全身上下都破破烂烂的。不知队伍中谁喊了一句：“来当红军吧!打白狗子!过好日子!”

人群中的小伙子们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每天都有几十个新兵入伍。红军的队伍一天天扩大。中央领导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惩治了当地的坏地主，好好休整了队伍，然后继续向前方进发。

这次去遵义路上必经的桐梓县和娄山关，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两个重要地区。从乌江沿岸逃走的王家烈，在这两处都留派了大批军队，但在英勇红军的进攻之下，桐梓县没能守多久，就被拿下了。接着就是攻下娄山关，那么再次夺取遵义就易如反掌了。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仰望山峰，峰上云雾弥漫，山径曲曲折折，像一条土黄色带子从云间飘落下来，人走在上面，就像一个个小白点，零零星星散布在带子上。

两边的山头也都又高又陡，关前的山路弯曲不平，就像李白的名作《蜀道难》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

这座关卡平时通过都要万分小心，更不用说此刻有大批军队驻守了。

1935年2月25日早上，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并命令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红一和红三军团，以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

彭德怀同志接到任务后，思索了一会儿，把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的团长找来。

“抢夺娄山关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主攻的任务交给你们十三团，有没有问题?”

十三团团长听了一下跳起来，十分高兴军团长将这块“硬骨头”交给自己，急忙说“谢谢团长!谢谢政委!”

连道别都忘了，一路跑回营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彭德怀看着他的背影，和杨尚昆相视一笑。不禁感慨万千：“党给我们培养了多好的同志啊!”

“是啊，这个十三团可是咱们红军的一把尖刀啊!”

红十三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经打败过国民党军，有着光辉的战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有一场有名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就是十三团打下来的。

那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敌人的六个主力师，在大炮轰鸣、敌机环绕的配合下，向着我军防守薄弱的高虎脑阵地轮番攻击。

七架飞机在空中连续投弹，几十门大炮不停地发射，阵地上浓烟滚滚，炮声震天。而我们十三团的第七连，仍然坚强地守着阵地。等敌人接近了，首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用手榴弹投击，最后怒吼着冲出去，把敌人拦阻在山下。

同样的冲锋，同样的轰炸，同样的喊杀;红军战士们也同样的坚强，同样的投手榴弹，同样的出击。这样连续了六次之多。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敌人的官兵死伤无数，我们的七连也只剩下七个人了。敌人吓怕了，躲起来好几天不敢出战，十三团在这一战斗中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而今天，对十三团来说，拿下这个娄山关根本不在话下。

彭德怀和杨尚昆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那段光荣岁月，对十三团充满了信心。接着又派遣了一军团的第一团向娄山关东侧的石炭关绕行，从两侧攻击敌人。而其余部队就随着前锋，迈开大步向娄山关挺进。

消息传回十三团，同志们立刻兴奋起来。宣传队的同志在队伍中来回穿行，把上级的部署(shǔ)通知到每一个战士。

“同志们!鸦片烟鬼王家烈，轻轻松松就拿下!”众人嘻嘻哈哈地仍在谈笑，回想着战场上见过的烟鬼国民党兵。原来贵州出产鸦片，王家烈的队伍中有许多都是烟鬼。

“湘江走过了!乌江闯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

“飞过去喽!”听到的战士都大声回答，大家兴致高昂，越走越轻快，好像已经都长了翅膀了。“多缴枪炮多捉俘虏!补充我们的弹药库!”

大马路上，人声鼎(dǐnɡ)沸，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直奔娄山关。

突然，从娄山关的方向来了一群老百姓，他们都提着破旧的包袱，逃难一般地走来。一个红军干部上前询问，原来，王家烈怕桐梓县不保，想从娄山关派兵增援，援兵正从娄山关往这边赶呢。

十三团团长思索了一下，发出命令：急速前进，先跟增援的部队打一仗!战士们一个传一个，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

远远地，已经能望见娄山关上的一个个山峰了，白云朵朵，环绕在半山腰。苍翠欲滴的参天古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多么优美的画卷，好像在呼唤着正义的红军战士：“快来吧!欢迎你们!”

走到红花园地区时，终于遇上了王家烈派来的援军。

这是预期中的战斗，由于红军早有准备，这一场遭遇战占尽了先机。

十三团想从中抓几个俘虏，了解一下关中的防守情况。于是，一向以敏捷迅速著称的第三营战士们，立刻爬上了左边的高山，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敌人企图占领的最高点。在三营的掩护下，红军战士英勇无畏，飞速向前推进。

虽然敌军是王家烈部队的主力之一，但在红军战士的攻击下，这些平日耀武扬威的国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一边战一边退，沿原路返回，又退回了娄山关。

十三团的战士们个个英勇，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审问刚刚抓到的俘虏。有些俘虏早就不满国军的管理方式，见红军们向上冲锋，也跟着冲锋。红军战士们很高兴地接纳(nà)了他们。

他们熟悉关中的情况，知道王家烈的主力昨天晚上已赶到板桥地区去了，另外两个团出了娄山关。其中的一个团去支援桐梓县，已被红军打了回来;另一个团散布在四周，巩固娄山关的阵地。

转眼已到了娄山关下，主攻开始了。十三团的主力不顾一切地沿着马路跑步前进。指挥阵地响起冲锋号声，那激昂的曲调推动着战士们努力抢关。

从形势上看，对红军较为不利。红军虽然是进攻的一方，但地势较低，而且娄山关控制在敌人的手中，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固守着。而被红军打回去的支援部队虽然有伤亡，但仍有不少人逃了回去，也依据有利地势牢牢把守着。想要抢关，就不得不“仰攻”了，这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的十三团来说有很大困难。

但猛虎一般的战士们抱定了一致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夺取娄山!

指挥员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右边的山都是悬崖绝壁，唯一的路被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得严严实实;而左边的山上虽然本没有路，却可以爬过去。

可以先派一支队伍从左边爬上山去，抄小路到守娄山关的敌人的背后。然后其他部队从关前猛攻，牵制敌人的注意力，来个前后夹击!

计划定下来之后，指挥员叫过一营的营长，命他带领一营从正面进攻，最好攻下娄山关最高的一座山——点金山来，这座山可以俯视整个娄山关地区，是必须争夺的地方。

一营营长部署好了兵力：第一小分队从正面冲锋，第二小分队在不远的死角——敌人在关上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准备集中火力向敌人冲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喊着“杀呀——”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手榴弹、冲锋枪，娄山关上的敌人见红军气势如虹地杀过来，都吓得目瞪口呆。有的干脆直接弃山而逃，有的勉强支持了一会儿，见红军来势太猛，好像根本不怕子弹和炸弹一样地冲上来，马上就要到达山顶了，也吓得转身就跑。很快，点金山就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登上了点金山顶，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身影，隔着两个不太高的山头，娄山关里的防御(yù)部署也清楚地摆在眼前。这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红军战士们正在向上冲锋。

天色渐晚，已近黄昏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此时战士们都是又累又饿，团长给同志们打气：“同志们!我们累了，敌人比我们还累!我们跟他们拼的就是体力!”

“大家冲啊!到娄山关里开晚饭!”

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下，同志们的斗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喊着各种口号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这里的敌人异常顽固，刚刚打下去就又冲了上来，一次又一次，反复了四次之多，令红军战士觉得十分奇怪。

团长站在点金山最高点看得清楚，原来有一个军官站在后面，他的士兵被打退了，他就严厉地赶回来，杀了几个逃在最前面的，士兵们没办法只得又攻回来。

团长眼睛一转，让几个宣传队的队员冲着对面的阵地大声喊：“白军兄弟们，你们的长官自己躲在后面，让你们上来送死!”

“弟兄们，打死压迫你们的长官啊!”

“看看我们的长官，冲在最前面!你们这么拼命，为的哪个呢?看看你们长官，再看看你们自己!”

指挥员大声命令“打死他!”

几个神枪手瞄(miáo)准了那个军官，一击毙命!军官倒下了，敌人如潮水一般四散奔逃，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占领了两个山头。

娄山关里驻守的敌人，一见前面的阵地都丢失了，吓得枪都不会打了，“砰砰”乱响就是打不着人。这时，从后面摸上山的同志们也喊声震天地冲了出来，敌人更是不敢再战，纷纷从小路逃走了。

就这样，娄山关被神勇的红军战士顺利地攻占了!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环境是那么恶劣，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就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才更显出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向前，坚韧不拔。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下，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迸(bèng)发出了最大的力量，向党和国家交上了满分的答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红军中的干部们，他们为红军革命的胜利，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永远值得我们铭(mínɡ)记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班连负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战士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红军爬雪山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死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件事情却使小战士胡冬生记忆了一辈子，并发誓，要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的路!

小战士胡冬生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看到红军队伍从家门口经过时，战士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一支支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子，心里十分羡(xiàn)慕。

他立刻找到红军的领导，要求参军，当时，指导员看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没嫌他小，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胡冬生这可美了，他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戴上那缀(zhuì)着一个红五星的军帽，再配上一支长枪，多神气啊!

可是，他刚一当上红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这下子转移得特别急，连粮食都没怎么带，谁给他发军服和军帽呢?更不用说枪了。

长征途中，跟在红军队伍里的胡冬生，在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着老战士们头上戴着的军帽，心里十分羡慕。

那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像小草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越看越痒痒，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想：长征走得急，来不及做军装。枪支紧张，也不能发枪，但我当了红军，起码应该先发一顶军帽啊!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算什么红军呢!没有老红军那么神气。

所以，一路行军，小胡总缠着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军装，没有长枪，先给发一顶军帽吧。”

“红军哪能不带枪呢?没有枪怎么打敌人?”

每一次，指导员都耐心地对他说：“小鬼，别着急!以后一定发给你!”

可是，长征以来，行军打仗，那么紧张，生活又是那么艰苦，指导员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办法给他发军帽、发枪呢?小胡心里暗暗着急，一边打仗，一边惦(diàn)记着神气的军装。

这一天，部队就要爬雪山了。先前准备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战士们全都饿着肚子前进。宣传队的同志们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呐喊着鼓舞士气。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同志们，翻过这座山，就能休息开饭啦!已经过山的同志们，已经准备了吃的迎接我们啦!”

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爬山，小胡也在战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仅饿得头昏眼花，连腿都软了。

加上脚上的鞋也完全破了，走一步掉一下，小胡的双脚被冰雪冻得麻木了。他咬着牙，想着指导员平时说过的话，听着宣传队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可是，冻僵的腿脚不听话，走着走着，小胡“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冰凉的双脚一点知觉也没有。心里想着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心里一急，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候，指导员也喘着粗气，从小胡身后走了过来。

连续几个月的急行军，指导员也疲惫不堪了。他没时间清理自己，乱糟(zāo)糟的胡子拖得老长，被冻得发青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肩膀都垂了下来。

他关切地问道：“小胡!觉得怎么样?”

小胡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说：“指导员，没什么，就是饿得走不动了。”

指导员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牛皮，递给了小胡。“给，拿着。快点吃了好赶路，”小胡连忙推辞：“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要。”他知道，指导员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身体受过伤，现在还没恢复，这个时候，这块牛皮就像指导员的生命一样珍贵。他怎么忍心吃下去呢!

指导员摇摇头，硬把牛皮塞到小胡手里。

“快吃了，我还有呢。”小胡热泪盈眶，颤抖着接了过来。

指导员一边看着小胡大口地嚼着牛皮，一边对小胡说：“这雪山上太冷，藏民的经验是：不能坐下来，坐下就会冻僵的。”又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吃苦是为了更多的人幸福。一定要努力跟上队伍，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些话，指导员平时也说过，但此时此刻，小胡听了指导员的话，心里觉得异常温暖。那些道理好像不再是响在耳边的话，而成了令人牢记在心的信念了。

指导员扶着小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总想穿军装，戴军帽。好，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你比我先走下雪山，我的军帽就给你戴!”

小胡一听，顿时来了劲儿。他又吃了一块牛皮，就使劲迈开了腿，一步一步，继续爬上了雪山。

第二天，山上气温骤(zhòu)降，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小胡拄着一根木棍，喘着粗气，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坚持向前走着。又冷又饿，他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可是，想到指导员的话，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正当胡冬生吃力地走在雪山上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躺在了雪地上。大雪已经铺满了他的全身。小胡赶快紧走几步，一看，不禁“啊!”的一声惊叫，是指导员倒在了那里!

小胡一下子跪在奄(yǎn)奄一息的指导员身边，几下就把他身上的雪拍打干净了。

“指导员，指导员!”小胡急得哭了出来。几滴热泪落在指导员苍白的脸上。叫了好久，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他发现是小胡，就吃力地说：“不要管我!……你快走……不要掉队……”

小胡一见指导员醒了，高兴起来，赶快拿出没吃完的那块熟牛皮，送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你吃你吃!”

指导员费力地摇摇头，别开了脸，断断续续地说：“冬生……你留着吃吧……枪……帽子……给你……还有我的……鞋……你穿上……走吧……我不行了……”边说，边吃力地从头顶取下了军帽。小胡强忍着眼泪，摇着头。

“指导员!我不走。我也不要你的军帽和鞋子。你吃了这块牛皮，就能好了，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你，咱们一起走!”

“你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吗?你要坚持啊!你吃啊!”说着又把牛皮递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看着小胡，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见小胡不接帽子，也不取鞋，就一个劲儿地说：“走……走……走……”好一会儿，胡冬生才反应过来——指导员牺牲了。他伏在指导员身上放声痛哭，雪花不停地飘落在他和指导员身上。

又过了好久，小胡才停止哭声，他默默地戴上了指导员的红军帽，穿上了指导员的鞋，从指导员的身上拿下枪别在自己的身上。

含着眼泪，他用树枝和雪掩埋好指导员的身体，迎着风雪，坚定地向前走去。心中回想着指导员的话：要坚持走下去，走到胜利!他要带着指导员的嘱托，接下指导员的担子，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以后的岁月里，小胡一直珍藏着那顶红军帽，一直怀念着长眠在雪山上的指导员。是指导员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将永远铭记着指导员的身影，把指导员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胜利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共约一万一千余人，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甘心失败，九月二十六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没能拦住红军，他又改了政策。

10月28日，得知红军主力已到达了陕北，蒋介石调整了国民党西北“剿总”的部署。改以五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红军部队于洛河以西的地区。

他的计划，以董英斌部四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而以王以哲部一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

当时，红一方面军刚刚经过长征，只有一万余人。而敌人的东西两路军队，加起来共有三万余人，而且装备十分精良。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敌人上有飞机护航，下有重型机枪和大炮，并且弹药粮草都十分充足。

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进攻，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开展工作，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

为了粉碎敌人新一轮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的领导人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人一个师，打破蒋介石东西并进的战略部署。而后再转移兵力，各个消灭。这样可进可退，比较灵活。

10月28日，敌人的西路军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在红军有意退让的情况下，十一月初他们就占领太白镇。但半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在太白镇徘徊(páihuái)不前。

红军领导见敌人不再前进，就想办法调动敌人。命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地区，引敌人前进。消息传到太白镇，敌人果然上当了，第五十七军迅速向东开进。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的先头部队第一零九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为了诱敌深入，以一支部队与敌人接触，并节节败退。逐渐将敌人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20日下午，敌人不知是计，大摇大摆地开进直罗镇。

红军却为这样的结果高兴异常，早就定下了要在21日消灭这股敌人的计划。

当晚，趁着夜色，红军战士将直罗镇围了个水泄不通。敌人毫不知情，还在做着打败红军的春秋大梦。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就等指挥员一声令下。

许多战士等不及，连连跑到指挥员面前询问什么时候开战。指挥员看战士们情绪这么高涨，十分高兴。开玩笑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围攻可向主席保证过，至少要消灭敌人两个师的兵力，一会儿打起来，可别给我丢脸。”

“放心吧!来两个师消灭两个师，来五个师消灭五个师!”

“就是啊，这种仗咱们又不是没打过，没问题。”

“好，你们有这个信心就行，可别光是嘴上功夫。”

“打上再说，您就瞧好吧!”

指挥员与战士们说说笑笑，战前的紧张气氛一点都没有了。很快，天微微发白了。快天亮了，指挥员看了一下时间，觉得是时候了，站起来高呼一句：“同志们!给我打!”说着先朝直罗镇里开了一枪。

寂静的早上，枪声格外清脆，直罗镇中的国民党官兵，睡地正香呢。听见枪声，都吓得一翻身坐起来，有些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是在梦中听到了枪声。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断敌人的后路;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防止敌人往东逃跑，一起对敌发起了进攻。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了山谷。

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就是冲不出去。敌人的军队更乱了，战斗都到中午十二点，敌人一零九师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五百多残兵逃到镇东南高地上的一个土寨内，固守不出，等待援救。

这个时候，敌人的东西两路援军都已到了直罗镇周围，已经离得很近了。而牛元峰所率领的残兵占据了有利地势，固守不出。红军进攻了许多次都不成功。几位首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对这一部分敌人采劝围而不攻”的策略，先集中主要兵力准备打援军。

红一方面军留了一小部分围住牛元峰残部，主力部队则向西进军，去打退来增援的敌人第一零六师和第一一一师。与这两个师的敌人相遇后，红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两个师被红军的气势吓住，打到二十三日就且战且退，沿葫芦河西岸退走了。

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

另一路来支援的敌军听闻西路敌军打了败仗，已经逃走了，也不敢恋战，沿原路退回了太白镇。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直罗镇东南的土寨中的一零九师残部，眼见援兵无望，就于23日半夜，兵分几路，想要突围出去。第二天清晨，红十五军团发现敌人逃跑后，跟踪追击，于24日上午，将残余敌人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师长牛元峰被当场击毙。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国民党军队灰头土脸，红军战士们却兴高采烈。

这次战役一共消灭敌人一个师和一个团，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

毛泽东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是的，从今以后，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不断地巩固在陕北的根据地。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中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有一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到营地附近散步，看到许多小战士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他就主动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鸟叫，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大树上站着一群乌鸦。他不由心中一动，立刻对周围的战士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让大家饱餐一顿吧!”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他们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脸;有的是不愿在总参谋长面前卖弄武艺。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调皮的警卫员，跟刘伯承开玩笑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了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神枪打乌鸦’吧!”

“好蔼—”

“欢迎——”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还不停地欢呼着：“参谋长，来一个!”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回答说：

“你们还给我来个‘将军’?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

说着，他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手枪，看也不看，也不用瞄准，手一举，“啪”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落下来，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抖动。树上的乌鸦“轰”的一声，全都吓得飞走了。

“好枪法!”

“好!真是神枪手!”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欢呼称赞。那位警卫员却依然半信半疑地说：“树上那么多乌鸦，不是撞到一只的吧?”其他战士听了，都默不做声地看着刘伯承，怕他生气。

但刘伯承听了毫不动怒，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吧，不妨再考考，看到底及格不?就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就跑到炊事班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叫他用力朝天上扔，能扔多高就扔多高，他立刻明白了，用最大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

鸡蛋飞向天空，越飞越高，看上去就像一粒黄豆。此时，刘伯承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

战士们都连声叫好，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

战士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虚地说：“什么神枪手，业精于勤嘛!不说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战士们讲习枪法，没过多久，红军队伍中让他训练出一大批神枪手。

红军这种官兵平等，其乐融融的军队气氛，不仅得到红军战士们的一致好评，使许多人都愿意来当红军，连敌人也十分羡慕这种关系呢。

长征后期，包座战役取得胜利时，曾经抓了几百个俘虏。红军对待俘虏从来都是很宽松的，讲过道理后，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放路费让回家。

当时，几百个俘虏兵中，有三成是想回家的，红军领导们就把他们编成了两个连，准备依照他们各自家乡的远近，发放路费。

趁着等候的时间，几位红军领导，到俘虏的队伍里去谈话，了解情况。俘虏们可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士兵说，他们原来的十九路军战败时，死伤很严重，许多营、连级的干部都战死了，只有一个被俘虏的。

团长和副团长见大势已去，都跳河自尽了。

红军领导接着问：“为什么跳河?”

士兵说蒋介石宣传的红军很可怕，动不动就要杀人，俘虏更是不要想着活下来，还要受折磨。

“那现在怎么样?受了什么折磨?”

“没有啊!给饭吃，还给钱回家。”士兵低下头：“我劝团长别跳的……”又一个士兵站出来：“蒋介石不相信我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那里，每天都有人监视着我们。”

“是啊，红军这里挺好的，长官没有架子。”

这时，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吃饱了饭，挤在一起聊天打闹。见红军领导来了，都围了上来。抢着说：

“我要当红军!我不回家了!”

“我给你当勤务兵，我以前就是勤务兵。”

“你待人真好啊，整天笑笑的。不像我们长官，那么凶。”

……

“好，都留下。”红军领导微笑着回答。

这时一个领导拉住一个孩子的手，问他：“红军好不好?”

“好。”

“为什么好?哪里好呢?”

“红军不打人。”

“还有什么好?”

“官兵平等。”

“还有?”

“官兵都是吃一样饭，穿一样衣服，我们长官要吃小灶的。”孩子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其他孩子都跟着点头。

“还有吗?”

“还有教我们读书。”

“还有?”

“好玩儿。”孩子歪着头，顽皮地笑了笑。

领导也笑了笑，这还是一群真正的孩子呀。

最终，要走的人中，又有一半留下来当红军了，毕竟这里官兵平等，亲如一家，也不用受“长官”的气了。

为人亲切，替战士们考虑，平易近人，这是红军将领们普遍具有的品质。朱德、毛泽东、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这种品质的突出代表。

长征中，正是这种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的官兵关系，才让红军战士互相帮助，最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像每一个男战士一样，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与红军中的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都毫不逊(xùn)色。

一九三四年，妇女独立团，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红军川陕根据地成立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人家。从小生活就十分贫困。都是早早就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养成了她们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习惯。

有许多女战士在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活不下去的父母卖掉了。在别人家饱受打骂，没过一天好日子。

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女孩子得到了解放，过上了自由、自主的劳动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向往革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拯(zhěnɡ)救更多的受难姐妹。

就这样，越是敌人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就越多。是红军的政策让她们生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她们一定要保护苏区。

成立的那天，正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边根据地，向西转移的途中，一千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参与打仗的战士了，女红军们欢欣鼓舞，蹦蹦跳跳。

成立的初期，她们是一个独立团，但随着妇女同志革命热情的高涨，独立团的战士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三千人，曾经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

发军装，发武器，还给每人发一个带着红五星的大斗笠，就是长发都要剪短，这是上级的命令。女孩子都爱美，有些女同志舍不得了。

“打仗就打仗，为啥要剪头发?”

“是啊，留着头发还不能杀敌人了?”

妇女独立团的干部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就给大家讲道理：“咱们是来参军打仗的，不是来比美的。头发谁没有?重要的是看战斗力强不强。咱们剪短了头发，路上行军方便，打起敌人来也利索!”

女同志们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按上级的命令剪了短发。

部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个子高的就扛长枪，矮一些的就扛短枪。为了让这些女兵上战场不至于慌张，上级命令她们按正规军队的标准训练。

一边训练，一边行进。红四方面军运粮、抬担架、上阵杀敌……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

为了把自己训练得和男战士一样勇猛，妇女独立团训练得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她们处处不落人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有的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有的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跋山涉水，从不停歇。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参加了红军，就一心一意战斗，她们就这样负重前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她们奔跑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每到一个营地，她们都要在冰冷的溪流里，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的双手由于冰冻和操劳，布满了像小孩嘴巴一样的口子，常常流血不止。

就这样，她们还是整天唱唱跳跳的，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表演节目，驱散他们的疲劳。许多战士都夸赞她们，能文能武。是啊，在真正的战场上，她们的表现更是出色。

当队伍来到川康交界的理县时，妇女独立团打了个大胜仗，让全体红军战士对她们刮目相看了。

理县是汉族人和藏族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状况很复杂。独立团到了那里就扎好营地，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到县城里去宣传。她们不停地喊话，贴标语，宣传红军的政策的同时，还不忘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百姓们看着这一群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女人，感到十分奇怪。好多老人见她们挺和善，不打骂百姓，就大着胆子问：“你们这些个女子，怎么也拿刀弄枪的?”

“大娘，红军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们女子，怎么就不能当兵啦?”一个妇女团的干部笑呵呵地说。

“是啊，我还杀过好几个白狗子呢!”一个正在贴标语的女战士跳过来说。

“行啊!姑娘!”大娘没说什么，一边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同志们都很勤劳，她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了解村镇中的情况。好多女战士给百姓家里帮忙，受到百姓们热情的欢迎。很快，她们就和当地人混熟了。许多百姓主动给她们提供消息，让女同志们非常高兴。

在离市镇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喇嘛寺院。国民党兵来到这里，把寺院霸占了，作为临时的“官府衙门”。藏族的百姓不能到寺庙去拜佛，而且不分汉藏，所有百姓都要给那里交粮交物，还时不时地去做苦力。老百姓们怨声载道，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寺院中的国民党兵把自己当成了活佛，让百姓们送粮时，在一公里以外就得跪下，用膝盖“走”进寺中。许多身体虚弱的百姓还没走到，就累死在半路了。

女战士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家商量一下，都想替百姓们出出这口气，让这些鱼肉乡民的敌人长点记性。

“团长，我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

“是啊，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饭，还得供奉着这个‘皇帝’!”

团长仔细思考了一下，下定决心教训教训这些敌人。

她派出了两个机灵能干的女战士，把敌人的情况摸清。

原来寺庙修在半山腰，院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这股敌人就躲在这里，从百姓们那里收取粮草、盐巴，真是过着土皇帝的生活。

侦察员回来后，大家更加气愤，都想立刻去消灭这股敌人。还是团长和副团长制止了大家，冷静地想好了对策。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四下里一片漆黑，通往寺院的路上，女战士们拿着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工具，一声不响地挖着土。山野里一片寂静，除了“沙沙”的挖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连平时怕黑的几个小战士，都忘记了黑暗，脑中只想着消灭敌人，为百姓除害。第二天清晨，战壕挖到了寺庙周围，女战士们早就伏在战壕中，静静地观察着寺庙中的动静了。

平日早早打开的庙门依然紧闭，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听不见了。团长断定，敌人已发现了妇女团，他们仗着粮草充足，想在这里耗着，等红军退去，或者援兵到来。有几位同志当时就要往上冲，团长拦住了她们。

不能让敌人得逞，妇女团的同志门开会商议。

“敌人对红军闻风丧胆，所以才不敢出来，想等援兵。所以我们不能等了。”一个急脾气的女战士首先发言。

“不行，现在是白天，进攻对我们不利。”

“而且白天敌人容易发现我们是女人。就不怕了。”

团长见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说：

“我们等到晚上再进攻，进攻时大家不要喊，这样敌人就看不出我们的身份。再派一队从山顶上过去，在敌人的后面进攻，让他们着急，就会自己乱了。”

“这个计策好!给他来一个两面夹击。”

主意已定，团长安排了具体工作，大家就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到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女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黑暗的天幕，半个月亮斜挂着，稀疏的星星在闪烁着。夜雾袭来，夜晚更添凉意，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得见不远处的围墙。

团长一声令下，全面进攻开始了。大家都不出声，用身上背的手榴弹猛打，一声声爆炸声在寺院里传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从寺院里冲了出来。红军的火力更猛了，敌人的尸体一炸一大片。这时，迂回到山上的那支女红军也赶到了，敌人一看腹背受敌，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寺庙。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了!”

冲锋号吹响了，团长拼尽全力地喊出来，妇女团把寺庙牢牢地包围起来，继续猛攻。敌人十分狡猾，就是不出来。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妇女团长战士们不停的投手榴弹，不一会儿，寺院里冒起了黑烟：敌人的仓库被一颗手榴弹引着了。

这下子红军战士们可来了劲儿，她们抱起大木桩，“一、二、三!”一用力，紧闭的大门被撞开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彻底消灭了敌人。

紧接着，女战士们又忙着救火，把剩下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当地的乡民，自己也缴获了好多枪支弹药。

这一次旗开得胜，让妇女独立团名声大振，也增加了战士们的对敌经验。同志们的气势更加高昂，面对敌人时更加英勇向前了。

当需要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女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不畏生死。打过几场硬仗之后，原来看不起她们的敌人，害怕到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女战士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

爱美的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打扮自己，队伍集合的时候，妇女团的同志们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的星星，脚下的草鞋上系着红绒球，那时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穷苦百姓，都为她们喝彩!

妇女独立团是军队中的花朵，但她们不是养在温室中的花，而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钢铁之花。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会师后，经过中央军委的反复研究，制定了夏洮计划。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地区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主义政策，决定向东发展，取得陕甘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随后，右路军就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排除万难的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nìnɡ)和饥饿，在八月底以前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这是十分不易的。与此同时，左路军也于八月二十日开始，经过草地到达了预定的阿坝地区。

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有一个叫包座的地区，分上、下包座，多为高坡、森林地带。此地位于松潘北部，在群山环绕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在这里，有胡宗南的独立旅第二团，分别在上包座的大戒寺驻扎一个营、在求吉寺驻扎两个营。敌人凭借山坡陡峭，树林茂密，筑起了许多碉堡，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要想东进陕甘，必须从这里打过去。胡宗南发现红军要过草地北上，又紧急调来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地区快马加鞭，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安下重兵堵截红军。

此时，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的道路，成了摆在右路军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把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中央军委考虑了他的意见，同意了他的部署。

徐向前不仅要消灭包座的敌人，还要把前来支援的敌人也一网打荆具体部署是这样的：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负责攻击在大戒寺的敌人;同时三十军的主力第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山林中，准备消灭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而四军第十师攻击求吉寺的守敌，四军主力则负责控制各处要道，随时准备战斗;这样，徐向前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派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为预备队，在巴西和班佑地区等待时机。

二十九日黄昏，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按照部署，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枪炮声响了一夜，战士们呐喊着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到黎明时分，红军已经扫清了敌人外围的据点，炸毁了好几座碉堡，并攻占了大戒寺。

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敌人却肝胆俱裂。剩下的敌人都退到大戒寺后山的碉堡中，妄想等着他们的援兵来救他们。为了把援军引到大戒寺来，一举消灭。红军战士们围住碉堡，就是不进攻。

三十日夜里，天黑漆漆的，树林中更是一片漆黑。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赶到了大戒寺南部。守在林中的红三十军一看敌人到了，立刻打起精神。

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派二六四团出击。指挥员对二六四团团长三令五申：“记住，许败不许胜，做得漂亮点儿，别让敌人起疑心。”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别打上瘾了，忘了任务。”

团长呵呵一笑，说“您就瞧好吧!”

二六四团领着任务，出去跟敌人周旋。他们打一会儿，就退几里地，不一会儿就撤到大戒寺东北方的山区中，奉命隐蔽起来。

许多战士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纷纷来找团长，团长哈哈大笑，说：“一会儿有你们打的，急什么!”

战士们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团长拍了拍身边一位战士的肩膀，说：“指挥员又在动心眼儿了，等着包围援军吧!”

同志们这才懂了，都竖起了耳朵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敌人见红军阻击无力，一会儿工夫就逃得没了影子，包座的敌人又不停告急，就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赶向大戒寺。

红军隐蔽在林中不动，一直等到当天下午，敌人的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开进了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开进了包座河东岸，而第四十九师的师部开进了大戒寺以南，全都被诱入红军的伏击圈内。

下午三点，红军向敌人的四十九师发起了总攻。隐蔽在山上林间的红军将士一齐冲出来，向敌出击。红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八团，从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之间，迅速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此时，敌人的四十九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谁也顾不上谁。

自从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红军战士好久没有和敌人进行过正面的战斗了。总是被敌人追在身后，总是在紧张地赶路。这一次，走出了草地，奔着更光明的未来前进的红军战士，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反观敌人，在红军身后疲于奔命了许久之后，也没对红军造成什么影响。从将领到士兵，他们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所以，虽然他们从身体条件上看，比红军战士强壮，但从精神上讲，就比红军战士疲惫很多。本来就不高的战斗力，自然更加下降了。

一小时后，敌人的二九一团被完全消灭;又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终于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全部消灭。他们的师长伍诚仁在受重伤后跳河。而固守在大戒寺后山的二百多名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说服下全部自动投降了，与此同时，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求吉寺中的敌人也被消灭了。

战士们见打了个大胜仗，高兴得唱起《凯旋歌》来：

高举起来我们胜利的红旗，

看日本强盗和汉奸正在死亡和崩溃。

我们铁的红旗胜利了，

打坍(tān)了卖国贼。

……

勇敢前进，

勇敢前进，

红军胜利万岁!

大家一边忙着打扫战场，一边比着谁杀的敌人多，谁比谁更英勇。上包座的山林间，到处是红军战士们的欢声笑语。爬雪山，过草地以来，他们还从没这么高兴过呢。

这场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两方面军密切配合，行军部署井然有序。这一仗，消灭和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重型机枪和长短枪近两千支。

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役上获得过这么多的战利品。

除了武器，还有红军队伍急需的骡马、粮食和弹药。红军下一步就要北上，这些物资正好补充军中所需，也为红军北上提供了一部分物质条件。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通道，使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也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成功实现。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决定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派出重兵，从四面八方堵截红军，扬言要把红军消灭在长江边上。

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根据情况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渡赤水，把敌人甩开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云南行进，使国民党滇军的主力不敢离开昆明，更没有兵力半路阻截。而后面的追军被远远甩在身后，无法及时赶到。

因此，金沙江沿线防守空虚，敌人暂时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中央军委抓住这次时机，当机立断地决定让红军大部队向金沙江前进，准备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派出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装作要进攻昆明，给敌人以错觉，好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队同时急速向金沙江边推进。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道天险，它穿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深山和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tuān)急，难以架桥，更难以涉(shè)水而过。如果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围堵在江边的深山峡谷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渡江任务十分紧急。

随着大军向金沙江边靠近，国民党反动派心中的疑云也终于散去。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终于恍(huǎnɡ)然大悟，明白红军主力的动向是要北渡金沙江，于是立刻下达命令，占领了长江上所有主要的渡口，搜光了所有船只，并严令封锁江面。

在红军抵达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所有的船只都已运到江北，国民党派飞机每天侦查轰炸，企图吓阻红军。

经过侦察，红军决定在一个叫皎(jiǎo)平渡的地方过江。这个渡口位于四川会理县与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

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周恩来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进行部署，而且由善于指挥战斗的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由第三营担任先遣营。

1935年5月3日，接到任务后的先遣营同志们二话没说，按照刘伯承司令的指挥，都化装成敌人的样子，翻山越岭，不眠不休，足足走了一百八十多里，当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

在离皎平渡口五六十里的地方，红军抓到了一个敌军的奸细。这家伙肥头大耳，胖墩(dūn)墩的，一看到红军战士还以为是自己人，立刻上前搭话。

红军战士用枪指着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大胖子有点害怕，哆哆嗦嗦的回答：“自己兄弟，别动刀动枪的。我、我们团总让我到江边传达命令。”

红军战士瞪了瞪眼，把大胖子吓得直往后退。

“说!让你传达什么命令?”

“团、团座让把江边的渡船都烧掉，一条也别留给共匪。”

战士们听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必须尽快向上级反应。于是大胖子被送到了营部，由刘伯承司令亲自进行审问。刘伯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问道：“你说你是来传达命令的?都传达给谁了?”

大胖子摸不清头脑，只知道这是个长官，马上敬了个军礼。

“报、报告长官，我刚刚坐船从对岸过来，还没来得及通知下去。团总说不能给共匪留下一条船。”

得知命令还在大胖子手里，船还没有都烧掉。刘伯承稍稍放下了心，然后严厉地说：“我们就是红军!渡船如果少了一只，拿你是问!”

大胖子一听是红军，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刘伯承让一个战士把他带下去看管起来。

按照奸细的交代，又经过详细地侦察，红军进一步了解到：金沙江对岸驻守的敌军只有一个厘金局(税务局)和一个保安队。一共有几十条枪，并没有正规部队。而且在对岸的河边还停着两条木船，可以抢过来渡江。

刘伯承前思后想，决定好好利用这些情报。先派一个连的战士强行渡江，将对岸的敌人收拾了之后，其余的两个连和工兵连再迅速过江。这样就可以控制皎平渡两岸的渡口，有利于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渡江。

半夜十二点，先遣连在渡口找到了送大胖子过来的船，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派出的探子回来了，没有盘问一句就放行了。

先遣连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放倒了几个哨兵，缴获了停在岸边的木船。随后用缴获的两只木船将两个排的红军运过了江，留下一个排警戒。

先过来的两个排立刻采取行动，分别去收拾厘金局和保安队的敌人。敌人都没有想到红军那么快就过了江，还没来得及盘问就当了俘虏，被红军战士们缴了枪，垂头丧气地缩成一团。

第一排的红军迅速攻到保安队，敌人的哨兵喝道：“谁?”

刚抓来的一个俘虏回答：“是自己人，保安队的!”

话音还没有落地，哨兵就被红军战士勒(lēi)住了脖子。十几个红军战士冲到屋里大喊：“缴枪不杀!”

哪里用得着红军缴他们的械?屋里的敌军没有一点战斗的意思，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满屋里气味难闻，烟气腾腾，敌兵拿着大烟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了降。有几个敌兵还把大烟枪递给红军战士，以为让上交呢!

第二排的红军战士打到了厘金局，屋里的敌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吆喝声、叫喊声、笑骂声、麻将的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十分混乱。红军战士装扮成交税人混了进去，趁敌人玩得忘我，将他们一网打荆不费一枪一弹发了一笔财——没收了牌桌上的5000元大洋。

就这样，红军战士们干净利索地占领了皎平渡口，无一伤亡。然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来四只小船，连缴获敌人的三只，一共七只船，拉到渡口。从五月三日到五月九日，日夜不停把红军大部队从容地运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些船工因为帮助了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红军走后，国民党兵重新占领了皎平渡地区。很多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都受到迫害，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一点都不后悔曾帮助红军渡江。

与此同时，担负牵制敌人注意力任务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直在贵州西部绕圈子，与敌人捉迷藏。他们牢记中央军委的嘱托，时而东时而西，忽然向南又忽然向北，有时候在深山老林中停留几日，让敌人伤透了脑筋，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为大部队过江赢得了时间。

五月六日，他们也来到金沙江边，并于五月九日在树节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渡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江边，但这时候渡江战役早已结束，红军早已毁船离去，无影无踪了。

渡金沙江的过程主要是两个字：“巧”和“神”。

先遣连碰巧抓住了敌人的探子，这才能凭借巧计顺利夺船强渡;而对被轻易俘虏的守江敌军来说，突然出现的红军战士就像天降神兵。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红军是怎样迅速过江的。但对红军战士而言，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任何难题都可以成功解决。

中央红军顺利地北渡金沙江，除了在江边与敌人缠斗的战士略有伤亡外，其他战士伤亡很少。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中说“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场胜利的确可以说是革命形势解冻的先兆。

长征一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就四处围追堵截红军队伍，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关卡，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一路，但长征路上的第一场硬仗——湘江之战，却是不得不说起的一战。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开始阶段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甚至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看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战士们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次惨败让许多有识之士警醒，他们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会失败?以后的仗要怎样打?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让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紧张起来。当时，中央红军后有追兵，左右两边又有堵截，湘江横在眼前，及时抢渡是大部队转移唯一的选择。

11月21日，防守湘江沿线的国民党兵不敢与红军硬碰硬，以兵力不足为借口，撤走了原本驻扎在湘江防线的部队，使蒋介石计划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缺口。这是天赐良机，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此一举，但中央红军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就于二十七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的驻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这个渡口就无人把守。

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而此时，中央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远的地区，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过江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不用顶着枪林弹雨渡河。剩下的工作就是争取时间，在敌人的守军还没来之前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红军的行军速度一直都很快，怎么这一次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突围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整个兵工厂都拆卸下来，绑成担子。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马匹上，比如大炮、印钞机、文件档案，都带上了，就连工厂里的机器也不例外。

一门大炮拆卸以后就要八个人抬着走。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工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山道上了。

而当敌人摸清红军是要转移到湘西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采取硬碰硬、死拼的办法对付敌人，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术。这样一边打一边走，还带着大量的负担，使红军每天行军的速度跟蜗牛一样。

11月 26日，走了八公里;

11月 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六公里;11月28日，军委纵队不得不改变计划，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二十八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军委纵队命令，红军战士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三十二公里。

足足用了四天时间，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湘江岸边，准备开始渡江。遗憾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的湘军和桂军也赶到了。敌人的部队蜂拥而至，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湘江即使到了深秋，水势仍然很盛，风景如画的湘江沿岸，忙着渡江的红军战士坚守在两岸的渡口上，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渡江，他们丝毫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在此时，白云之间忽然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在滚滚奔流的江上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和能力。

有恃(shì)无恐的敌机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树梢飞行。刚到江心的战士们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我们的红军战士。

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成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卫中央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武器装备简单的红军，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和炮弹，那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是十分残酷的。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硬是用身体阻挡了敌人两天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好像永无止境，红军战士心中的信念却比轰轰来袭的爆炸声更加坚定，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2月月1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战况进行到了最艰巨的时刻。敌人不再用重炮和飞机等重武器，而是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红军队伍。这是面对面的厮(sī)杀，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是意志力与精神力的较量。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再重要，双方拼的是勇气，是信念!不管敌人带着多么先进的武器冲上来，红军战士硬是用刺刀，用自制的手榴弹挡回去。

敌人的一个连被打退了，又冲上来一个营。

一个反动派冲过了防线，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迎上去，给敌人迎头痛击。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向前进攻，就有红军战士以身体作掩护，让战友们得以打退敌人。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艰难，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湘江两岸洒下了千千万万红军的鲜血，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12月1日下午五点钟，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战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都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有三分之二的战士都在这一役中丧生;第三十四师在战斗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拼尽全力，直到弹尽粮绝，除个别战士受重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

出发时，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八万多人。但渡江之后，仅剩下三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

望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和江上漂浮着的烈士尸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位中央红军领导的心情都异常沉痛。许多成功渡过江来的战士都痛哭流涕(t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被狂轰滥(làn)炸之后的湘江，天空中浓烟滚滚，雾气笼罩，朵朵乌云浮在低空，使硝烟弥漫的江上更加压抑。原本碧清的湘江水已成了血色，秋风吹过，荡开红色的涟漪(lián yī)，满目都是尸体、行李、破碎的枪支和衣物，场面沉闷而悲壮。

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后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许多领导人都因此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中央领导们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

这场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以及要求更换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使红军革命的方向有了向正确路线扭转的条件。

湘江之战中没有个人英雄，因为全体参加了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都是英雄。他们凭借着极其简陋的武器和还没有修筑完成的工事，互相掩护，用生命的代价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用忘我的厮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用血的付出敲响了人们心中的警钟，是血色湘江之上最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集体英雄!

1.小毛驴帮助红军走出长征路的历史典故

2.长征中战友被冻成“石头”的历史典故

3.长征路上战胜疾病的历史典故

4.红军长征吃得苦中苦的历史典故

5.长征途中让人感动的历史典故

6.红军长征途中吃马肉的历史典故

7.马背上的小红军长征历史典故

8.百余红军在长征路上跳崖牺牲的历史典故

9.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10月中旬，驻扎在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中的红一师师部即将转移，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内心极不平静。夜里，他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河边沉思。

哗哗的流水声衬托得寂静的夜晚更加安静，空中高挂的一轮明月给大地蒙上一层轻纱。在这样美丽的月夜，谭政的心却无法平和下来，呆呆地看着波涛翻涌、银光闪闪的绵水河，滔滔的河水在月色的映照下滚滚流过，他不禁思绪万千。

多年来，在苏区根据地的生活早让他们与当地的人民情深似海、血肉相连，这一走，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如何向一直支持着红军的乡亲们开口道别?

这片土地上染着多少革命战士的汗水与血水，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又如何能割舍得下?军队一离开，这些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很可能又要回到受地主恶霸欺压、受反动派压迫的苦难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这些，谭政的心中就像着了火，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但他深切地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做通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不能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低落。

一走进会场，谭政心中一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常谭政还从未见过战士们这种样子，他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决心要从思想状态上为红一师鼓舞士气。

“抬起头来，同志们!”谭政提高了嗓门，大声说着。可是同志们依然低着头，哭丧着脸，没有一点精神。

“怎么啦?这是怎么搞的?”谭政不由得有点恼火。

会场内一片沉寂，突然一位营长站起来，大声说：“谭主任，我想先给您提一个问题。”

“你问吧!”谭政也大声说，声音有力而干脆。

“我想知道，在敌人这么凶狠地进攻我们苏区的时候，为什么上级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狠狠地反击，却是什么‘准备转移’，我想不明白!”随着这位营长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其他战士也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疑惑。

谭政一看会场的气氛渐渐热烈，大家都不再垂头丧气，就顺着大家议论的话题说：“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保存下革命的火种重要呢，还是在敌人进攻最凶狠的现在把我们最后的力量拼个精光，让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死在这里重要呢?”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谭政的问题正是干部们质疑的关键，这些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很快领会了主任的意思，他们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投入对转移的具体任务分工的讨论中。

散会后，同志们分头去做各级战士的思想工作。谭政看着这些高水平的好干部，心中的愁云也一点点地散开。

第二天黎明，红军的部队整齐列队、整装待发。当地的村民早就聚集在村口送即将转移的红军战士。

本来，这是一次十分仓促的紧急转移，主要是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在指挥，包括政治局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开会研究，都不了解转移的计划，只是听命令行动。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红军要走了。

许多战士甚至来不及通知家属，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还是在路旁排成了队伍为他们送行。许多老百姓、红军家属和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都来了，有的还提着鸡蛋、鞋子和衣物，喊着：“早点打回来啊!”

乡亲们一边恋恋不舍地跟着红军队伍走，一边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饭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这些鸡蛋可是他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们倾其所有，表达着对红军的无限感激与深深情意。许多村民一边流着泪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

许多曾经受过村民照顾的红军战士也泪流满面，拉着乡亲们的手感动地说：“大娘，别送了。”

“大叔，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孝敬您。”

……

一时间，红军的队伍成了军民混合的人流。

和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红军战士也在担忧着红军走后中央苏区人民的安危。谭政和几名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后，不停地提醒乡亲们注意安全，劝乡亲们不要再送。这样的场面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极为常见，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割不断的。

乡亲们不仅仅在背后支持红军长征，从长征开始的第一步，红军队伍就没离开过人民的帮助。红军战士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百姓也各尽所能帮助红军，这才是军民互敬互爱的似海深情。

迢(tiáo)迢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渔民李声仁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最佳证明。

李声仁出生在于都，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漂泊在河上。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多人的队伍集结在于都河南岸，准备渡河进行长征。十月十六日，恰逢重阳节。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过门的妻子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几个红军战士将他叫到岸边，请求他们：“老乡，我们要过河去打白狗子(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

李声仁夫妇听说是要过河打他们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立刻回家动员其他老乡帮忙。

下午五点钟，李声仁夫妇如约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许多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一个小时后，渡河开始了。大船每次可以坐十个人，小船每次只能坐五人，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来回一次大约要用二十分钟。

李声仁夫妇同撑一条船，丈夫在船头撑船，妻子在船尾掌握方向。六百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晚上，四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此时天公也不作美，河面上刮起大风，河上波涛汹涌，小船在波涛上飘摇不定，稍微不小心就会翻船。

由于需要运送的战士非常多，船只又特别少，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忙忙碌碌，不停地工作，直到天色渐渐泛白。当这对善良的夫妻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时，他们手上已磨出了许多血泡，但他们没有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0月18日晚上，另一批红军到达了于都河边，也要赶着渡过于都河。只休息了一天的李声仁又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运送这批红军。

这一次渡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河上早就一片漆黑了。一片片乌云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倾泻下皎洁的光芒。借着这一点亮光，李声仁夫妇整整送了一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中充满着骄傲与自豪，为自己能帮上红军的忙而感到万分喜悦。

分别的时候，过意不去的红军给李声仁夫妇留下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亲切的承诺：“感谢你们，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你们!”

两个晚上，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用打渔的小船运送了几百个红军，这是多么深厚的鱼水情谊啊!

红军渡河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送红军渡河的渔民，李声仁等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等地，直到很久之后才回到故乡，连他的大儿子都是在异乡的船上出生的。

解放后，人民的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些渔民乡亲，成立渔业合作社，让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过上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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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一九三五年元宵节过后的一天，井塘村的老俵们还在梦乡里，嘀嘀达的达的军号声却响了起来，老俵以为这是红军又要开始的例行早操训练，怎么也没想到是红军要离开井塘村奔赴新的战场。

当时，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这天，驻扎在井塘村有些时日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将房东钟伦扬叫了起来：“老钟，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在这里打扰乡亲们好多时日了，这口行军锅送给你”说着，笑盈盈地叫人将一口大行军锅端在老钟的面前。老钟说：“谢谢项主席，我家才几口人，用不上这样大的锅，红军还是把它带走吧。”项英说：“红军这次出发要轻装行军，锅就不带了，你家人口少用不了这样大的锅，可是你家养了猪啊，可以用这锅来煮猪食嘛。”老钟心想，项主席真替老俵想得周到啊，就高兴地将锅收下了。

红军离开井塘村后，老钟还真的用这口锅来煮猪食。没想到过了不久，国民党军来到井塘村，把全村的老俵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集中训话：“你们听着，谁家收留了红军的伤病员马上交出来，还有谁家保留了红军的物品也必须交出来，一旦查出来，那就格杀勿论。”

老俵们一个也不吭声，更不用说主动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来。国民党兵只得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

钟伦扬想起那口红军留下的铜锅正在家里煮猪食，要是被白狗子查出来就不好办了。他趁白狗子不注意，偷偷地溜出来跑回家，把猪食倒进桶内，也顾不上锅热烫人，背上锅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站住，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国民党兵发现有人往山上跑，举枪就朝钟伦扬“啪”地打了一枪。幸好这枪打在铜锅上，只听“当”的一声，子弹穿过铜锅没有击中老钟的要害，只使他受了点轻伤，老钟背着锅跑进了大山，藏进了山洞里，才幸免于难。

他在洞内躲藏了好几天，始终也没将锅的秘密告诉任何人。解放后，老钟把铜锅从山洞里背回家，可惜好端端的行军锅被白狗子打了个洞，没法再用了。不久，县博物馆派人来征集革命文物，当时老钟己经去世，他的儿子钟正予就把这行军锅捐献了出来，如今还摆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供人们参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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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敌人的一次激烈战斗后，周天浩突然得了伤寒，发起高烧。因为部队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周天浩被送到15公里外的临时后方治疗。由于缺少药品和足够的休息，他的病情很快就加重了。那几天周天浩一直高烧不退，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等周天浩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周天浩一脸茫然，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忙问大娘怎么回事。原来，当天夜里后方部队紧急转移，把他就地安置在大娘家里，他已经在这里昏睡5天了。大娘对周天浩说：昨晚给你喂了辣椒汤，后半夜出了一身大汗，看来是挺过来了。周天浩心里明白，大娘照顾自己担着很大的风险，敌军随时会来，如果被发现，她会受到连累。看着大娘熬红的眼睛，周天浩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心想这条命是大娘给他拣回来的。

周天浩当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但心里牵挂着队伍，就决定到外面看看情况。大娘不肯让他出去，说怕他暴露，而且他的病刚刚好，怕再着凉。周天浩再三恳求，大娘才同意陪他一起出去探探风。临近中午时，有老乡跑过来，说有队伍过来了。由于不知是什么队伍，他们都很紧张，大娘劝周天浩躲一躲，他们就藏在老乡家向外张望。远远有3个人过来，看样子不像敌人，待走近一看，正是周天浩他们连的战士，其中一个还是他们班的。战友相见，说不出的激动。原来他们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正在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马上就要过来。不到一个钟头，连队果然上来了，连长和指导员也到了。虽然当时情况比较危急，但看到部队回来，周天浩和大娘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次要长途转移，战友们坚决要带周天浩一起走。周天浩也早想归队了，可身体太弱了，一动就浑身冒虚汗，根本跟不上队伍。他怕拖累大家，就表示先留下，待好了以后再追队伍。连长和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落下他，他们商量后，决定派人去找毛驴驮着周天浩走。

当地老乡养毛驴的很多，他们想雇用，老乡听说是红军，坚决不要报酬，路上还给他们引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老乡牵着毛驴来驮周天浩。这样，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有老乡用毛驴驮着他送一程。那些天，部队边行军、边作战，地面上有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围堵，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但战友们从没有嫌周天浩是累赘，是包袱，老乡们也没有丢下他不管。周天浩连续骑了五天的毛驴，才能下地与战友们一起行军。

大病初愈的周天浩拍了拍要分别的毛驴，说：“多亏你啦，小毛驴，要不是你，我恐怕走不出长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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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抬周总理担架过河的历史典故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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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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